在莫斯科以北约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著名的原子城杜布纳。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出差在这里小住过一段时间。偶然间发现了一副类乎中国民间的“牛牌”。牌的式样大小，刻点色彩，同我儿时在河南农村玩过的那种牌一模一样:是坚硬的木制品，以黑为底色，每张大约3公分多长，1公分多宽，厚度约3毫米左右。上面刻度的圆点，排列次序和样式与中国的“牛牌”几乎完全相同。在相隔万里之遥，天涯海角，一是在中国偏远农村的一隅，一是远在俄罗斯北方的小城，民间竟藏有如此相似之物，我不禁为之感到惊讶。当时我曾闪出一个念头:这中间是否潜藏着中俄文化交往和文明播迁的线索呢？

这一不意的发现，把我的思考引向了中俄古代文化的交往之中，也不禁引起了我对俄罗斯文明的追寻和思考。

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和部落接受东方习俗和文明的影响，成为东亚和欧俄的中介，把东亚—中国的古老文明带到欧亚交接地带和更西方去，这在远古的时空中是不能排除的。

但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断。远古的历史只能靠发掘出的遗存作为科学凭证，这样的研究还有待未来。我们目前只能就有文字可考的记载来作考察和研究。

一

早期的民族史中，在族群人的脑海中，一些领域是空白一片，另一些领域尚朦胧不清，而有许多方面还没有定型，这样，外来民族文化的东西就会对它产生显而易见的深刻影响。正是这个缘故，俄罗斯民族所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受鞑靼蒙古在其统治时期带来的东方文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9—12世纪和13—15世纪正属俄罗斯民族成长的早期，其可塑性和易受影响性是异常显著的。在9—12世纪俄罗斯民族的这个发轫时期，溶汇东西方文明的拜占庭文化，曾给俄罗斯历史文化打上过极深的烙印，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当这个时期之后，鞑靼蒙古入侵俄罗斯，以统治者的身份带来东方的一些风俗和制度，这对成长中的俄罗斯民族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许多俄罗斯学者和思想家都深刻地指出过这一点。如维尔纳茨基将蒙古入侵前和入侵后的俄罗斯，即基辅罗斯同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认为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和教权是平等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也有较多的发言权；而蒙古人二百多年的统治则改变了这种情况，使王权明显上升，百姓必须服从沙皇，连以前较为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奴仆。

中国学者认为，蒙古帝国的统治制度，是由汉人、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社会习惯所组成的一个复杂混和体。成吉思汗曾拥有一批由汉人和契丹官员组成的顾问人员，他的麾下，也有一些先后投奔来的汉人和契丹将领充任各种官职。因而蒙古统治者受中国传统制度和风习影响非常深刻，后又通过金帐汗国干预俄罗斯事务。金帐汗国的鞑靼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将古老的中国文物制度和器物带给俄罗斯，这便是俄罗斯接受东方影响的重要路线和途径。当然，蒙古统治者作为连年征战厮杀的落后民族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以空前粗暴扭曲的方式理解、消化中国的典章制度后而搬来运用于俄罗斯的。

鞑靼蒙古从13—15世纪对俄罗斯长达近两个半世纪的统治，对俄罗斯民族及其文明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使俄罗斯阻隔于此时正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且给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打上了蒙古专制和家长制统治的烙印。这是使俄罗斯文明一直难于摆脱掉东方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

有人会问:后来彼得大帝的改革，他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种种努力，以及此后18—19世纪俄罗斯走向欧洲，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的种种措施，难道不能抹去、冲淡俄罗斯早年被打上的烙印和痕迹吗？

事实上，俄罗斯受东西方熏染和影响的情况是应该加以分析的:第一，在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历史上，东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历史时期不同；第二，东西方影响俄罗斯的历史时期长短不同；第三，东西方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方式不同。

让我们稍加展开，对上述三点分别加以说明。

俄罗斯从古至今生息繁衍的土地，就处在东西文明交通的要冲上。鞑靼蒙古入侵并统治罗斯，是在罗斯接受基督教洗礼仅两个半世纪之后、在其立国仅三个半世纪之后发生的。

正是当着这个时期，鞑靼蒙古对罗斯的统治，一下子就长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在这么长久的历史时期内，又是采取占领、奴役的方式，俄罗斯民族甚至一度失去国家，被完全置于蒙古社会统治形式的奴役之下。鞑靼蒙古对俄罗斯文明的这种影响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是在民族心态和性格的层面上，是深入于最广大民众之中的，这种情况曾为别林斯基和维尔纳茨基所阐述，他们的论断无疑是深刻的、有说服力的。

相比之下，彼得改革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则是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这主要是在18—19世纪200年当中，是在俄罗斯立国800多年之后，是在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基本定型以后的事情。俄罗斯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出现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天才罗蒙诺索夫，经过100年的发展，到19世纪就出现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群星灿烂的文化艺术。但全面地说，在这200年间,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军事、教育、科学和文学艺术，而且从事这一活动的人物，范围主要限于社会的上层，即贵族上流社会及其知识文化界，其西化的过程并没能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更主要的是，彼得一世在制度上实行的仍是东方的集权专制制度。因此，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为俄罗斯规定的文化教育纲领仍然是“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性”的三位一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彼得一世之后，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东西主要限于科学文化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制度的层面；而后一层面主要仍是从以前历史时期继承下来的。并且在广大民众之中，基本上同彼得改革之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充斥着往昔罗斯社会的风习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