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美国人赖肖尔在《日本人》中认为:“日本人一方面向全球展示其巨大的经济力量，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胸襟狭窄的国民性格，这不但是一种讽刺，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剧吧！”另外两位日本学者古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中呼吁――日本人应当成为世界主义者。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淡化千百年来在日本性格中形成的这种“小集团意识”，冲出自我划定的小圈子。

两位日本人的呼声引人深思。大和民族的狭隘性――自私与封闭，可能来自所谓的“岛国”心态，可能与本土的神道信仰和后来的武士道精神有关，也可能源于儒教精神的浸淫，但这已经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了。有人把日本文化比作“缩小的意识”，而在缩小的另一端必然是放大了。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野，把自己的心灵世界仅仅禁锢在局促的空间内（譬如日本的茶室），便很可能会在危机到来时，在民族主义狂热的鼓动下，从封闭走向扩张。为什么二战期间日本侵略战争得到民众的广泛响应，为什么当代日本右翼势力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生存空间？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人似乎应该多参照一下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理性，”多一些反思，少一些口号；多一些正面剖析，少一些躲避掩饰，这并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日本避免再度走向灾难的起点。在广岛有一座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纪念碑，上面写道:“请不要再悲哀，因为悲剧将不会继续。”从现状来看，日本人要真正兑现向死难者的承诺，还有不小的差距。

每个民族都有自身局限的地方，所以不但有高桥敷的《丑陋的日本人》，还有柏杨先生的大作〈丑陋的中国人〉，就连以自信著称的美国人也意识到“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写下了〈丑陋的美国人〉。在许多西方人眼中，日本人是相当优秀的，比如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傅高义就认为，就经济能力而言，日本人世界第一。19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一直在中国之上，这说明在他们身上确实有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在对日本民族性的评价上，我们应该痛骂历史上“禽兽”一般的侵略暴行，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认识上面驻足不前，毕竟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命题。

上面讲述的是一些比较宏大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侵略战争问题”这个历史大疙瘩没有解开，许多人才从日本人的生活中发掘出种种“兽行”――比如，日本人喜欢酗酒，三更半夜时分，大街上尽是摇摇晃晃的醉汉，有的居然当众大小便；日本人非常好色，所到之处如果没有色情服务业，第二天肯定都跑光了等等；日本的新新人类颓废荒淫，道德伦理水平日渐下降等等。这些现象在当代日本的确存在，甚至还比较多见，不过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日本主流社会积极的一面，日本人的创造力、勤奋和繁荣的现代文明，连欧美发达国家也是予以肯定的。

时下还有一种看法，在不太了解日本文化历史的人群当中比较流行，认为就审美情趣而言日本人是“变态”的民族。比如对于日本歌舞伎中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的错位，许多人无法理解，更有人受此启发，煞费苦心地找出一大堆资料，证明日本人在历史上有同性恋的癖好。举个例子，日本平安王朝时代诗人橘在列和贵族诗人源英明常常互相赠诗，表达仰慕之情。橘在列这样写道:

松桂晚阴一遇君，谁言鹄燕不同群。感吟池上白苹句，泣染箱中绿竹文。

豹变暂藏南岭雾，鹏搏空失北溟云。为君更咏柏叶什，莫使风流俗客闻。

源英明回赠道:

恨我多年未遇君，山头一旦适成群。知音如旧初倾盖，会友无期只以文。

胶漆交情斟淡水，琼瑶丽句遏青云。相携欲结林泉计，尘网喧哗不足闻。

再如以《方丈记》留名日本文学史的鸭长明（1155-1215年），在书中这样写道:“即使隐居山中，也会不时地挑逗门前的美少年”，据说其本人就有这样的偏好，人们传说他的侍童万作“美貌足以使月亮暗淡无光”。

还有一个例子经常被人引证，那就是20世纪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原名平冈公威，1925年1月14日生于东京四谷区(现新宿区)一个官僚家庭，1970年11月25日试图发动叛乱未果，最终剖腹自杀。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作品同生命历程一样触目惊心，所表现的主题是浓艳而歇斯底里的。在作品《牡丹》中他用欣赏的语气讲述了一位曾经参与对华侵略的法西斯分子，在日本战败后独自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用种植牡丹的方式纪念死于侵略战争的士兵。据说在三岛由纪夫的胳膊上还刺有牡丹的画像。2001年《新快报》还从三岛的一封致精神病医生的信件考证出，他的成名作《假面的告白》中主人公的同性恋倾向，其实就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

同性恋现象在日本历史上的确存在，《源氏物语》中就有比较暧昧的记述。但是文人之间表达惺惺相惜的诗词歌赋，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李白就给王伦写过类似的诗歌，不能笼统地看成是性取向有问题。在儒家文化里面，“士”为知己而死的情结很时髦的，所谓“千金易得，知音难求”就是这个意思。至于歌舞伎中男女性别的倒置，的确曾经在贵族和市民阶层引起“美少年”热，后来幕府将军担心社会风气受到误导，还颁布法令予以禁止，但如果就此史实否定歌舞伎艺术，似乎也说不过去。歌舞伎其实追求的是错置的美感，伊恩·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就说过:“在歌舞伎舞台上，与‘女色’的性感相对应的并不是美男子的形象魅力，而是体现在人体倒错的中性美。”

于是男子要有“女形”，本居宣长在《石上私淑言》中就认为:“唯柔弱的女子气，欲哭欲泣，乃是真情，”惟有女人气才是人的本质。而女性也应该“穿男人的衣服，剪去她们的头发，扎上头结，左右佩剑，还携带钱包。”1604年在歌舞伎中出现女扮男装，就是这样的思路，不过1629年幕府认为有伤风化从而禁止了。在性别错位中展示美，这种独特的眼光是日本文化比较别致的一个地方。

而三岛由纪夫的精神世界毫无疑问是极端的，用他在1949年7月19日写给精神病医生式场隆三的话来说，就是除了式场没有人能够理解他那“性倾向无法朝一般常态的方向走”而感受到的苦恼。在这个颇受世人争议的作家身上，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精神以一种极其极端的形式展示出来，是对人生的思考陷入死胡同后的绝望挣扎，就象那个刺在身体上的“牡丹”一样烈艳却又短命。这是一种另类的价值观，但如果仅从这个窗口去窥视总结日本民族的文化特征，结论就难免偏颇了。

至于三岛以切腹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烦躁不安的生命，就连当时的日本人也是震惊不已的。这种残忍的自残方式据说始于永祚元年（公元989年），大盗藤原义被官军层层围困，眼看逃生无望于是把腹部一字形剖开，用刀尖把内脏挑出来扔向官兵。有文字记载的切腹自杀最早发生在12世纪末，贵族源义经才华横溢，遭到执政的同父异母兄长源赖朝的妒嫉，前后追捕达8年之久，最终切腹死去。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以后，武士阶层开始流行剖腹自杀的风气，凡是执行任务失败或受到侮辱的武士都会选择这种方式。有时幕府将军也会下令让某某人剖腹自尽，如丰臣秀吉的外甥秀次，就因为态度傲慢，最后被赐切腹死。德川幕府（公元1716――1845年）统治后期政府曾下令禁止切腹以“殉死”，但屡禁不绝，并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