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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之殇+民族困境:汉学家眼里的宋徽宗


来源:北青艺评

像大多数人一样,宋徽宗也是复杂的,他由多个面相拼合而成。也许他能做得更好,但他注定无法逃脱时代对他的塑造——在不需要斯文的世界中,拥有斯文即是罪过。太多后人不愿承认、不愿看到这一点,于是将宋徽宗污名化,让他来承担全部责任。

“即使当他受到命运的沉重打击时,依然以一定程度的优雅和尊严应对苦难,对那些境遇比他悲惨的人表示同情,并尽量避免将罪责归咎于他人。即使他有时表现出痛苦和消沉,那也是人之常情。”在《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结语》部分,著名汉学家伊沛霞写下了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中国学者会这样评价宋徽宗。

《宋徽宗》

评价宋徽宗不是件容易事。在艺术上,他才华逼人,无愧为“天下一人”;在治国上,他又如此无能,给自己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很难将如此极端的两个特征,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叙事策略:将宋徽宗简单化。

关于宋徽宗的记载很多,却真假难辨。人们为他创造出各种标签:李后主的转世灵童、用一万名少女采阴补阳的好色之徒、被蔡京等奸臣骗得团团转的傻瓜、横征暴敛以供个人享乐的昏君……

简单化的优点是可以回避深层追问,以免引起内心不安;而缺点是,在反复涂抹下,宋徽宗越来越像脸谱,而不像具体的人。

如果不能从人的角度来了解宋徽宗,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明白靖康之耻的真实原因,只能用“君王不可多才”“亲贤臣,远小人”“适度野蛮,警惕文弱”等口号自我麻醉,当下一次悲剧到来时,依然束手无策。

不能不钦佩于伊沛霞的努力,在《宋徽宗》这本近600页的巨著中,她始终聚焦于人,她带着读者超越了愤怒、遗憾、惋惜、嘲讽等简单情绪,让我们看到:宋徽宗所面对的,是一个他无法挣脱的困境,这困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一千年的中国历史。

他的一生并非命中注定

南宋赵溍在《养疴漫笔》中,记下这样一个传说:

一次,宋神宗(宋徽宗的父亲)至秘书省,看到李后主画像,为其相貌雅致再三兴叹。当晚,后宫陈妃子生下一男孩,即后来的宋徽宗。宋徽宗出生时,宋神宗恰好梦到李后主来见他。

赵溍写道:“(宋徽宗)文采风流,过李(后)主百倍。”

在宋人笔记中,类似记录常见,它暗示着:宋徽宗并非凡人,他的悲剧早已注定,人力无法挽回。这解决了人们心中的困惑:北宋文明如此辉煌,当时又是国力的巅峰期,为何会惨败于野蛮的金国?

宋神宗

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照抄了这段传说,并加上更多悬念:宋徽宗是第二天上午才出生的,正赶上五月初五,属“恶日”,命中克父。宋神宗因此对他极为厌恶,不久便将其遣送出宫。经此处理,“一切都是命运”的意味陡升。

在正史中,宋徽宗的生日是十月初十,许多人认为此处有篡改。但伊沛霞发现,宋徽宗的哥哥赵泌生于同年七月,宋徽宗不可能早于此。况且,避开不吉利的生日数字,完全可改成五月初八等,没必要挪到5个月后。

事实上,宋徽宗早年并无任何神奇之处。作为宋神宗第十一子,在持“立长不立贤”的宋代,宋徽宗绝无继位可能,何况他还是庶出。

和其他皇子一样,宋徽宗潜心艺术,以示绝无野心。在北宋皇族中,宋徽宗并非唯一的高手。宋徽宗写诗的成就一般,他自己更喜欢蔡京的书法。

如果不是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早逝,刚17岁、从未受过治国训练的宋徽宗发表过有利于“守旧派”的言论,且该派正在朝中得势,宋徽宗很难成为皇帝。

宋徽宗登基后,常将自己的书画赏给臣子,其才华方能被后世看到,而皇室其他高手的书画因外界难见,终遭尘埋。

左右宋徽宗沉浮的是概率,而非命运。

为何突然倒向“变法派”

宋徽宗登基后,遭遇巨大挑战: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宋代党争激化,绵延30年,“变法派”与“守旧派”势同水火。

宋徽宗

宋代重文治,君相共治天下,不擅杀大臣;君臣对答,臣子无需下跪。可皇权自我约束后,绅权却趁机扩大,以致无法被有效监督。士大夫们彼此勾结,党争遂生。

党争的特点是只对人、不对事。即使彼此观点相同,一方上位,另一方必除之而后快,且不择手段:宋代臣子抨击对手时,满口仁义道德,却经常偷换概念、炮制假数据、颠倒事实,且肆意侮辱对方人格。

宋代皇帝们努力营造了一个斯文的大环境,却未能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与文化,使斯文变成一种纵容。

宋徽宗上位后,重用“守旧派”,可很快又倒向了“变法派”。

不难理解宋徽宗的选择:看当时“守旧派”大臣们的上书,过于咄咄逼人、不容异己,他们在治国上无具体办法,只会空喊道德口号。相比之下,“变法派”强调事功,挤压了绅权,有利于皇权扩张。

作为书法家,宋徽宗遍收名帖,偏偏不收苏轼的。

虽倒向“变法派”,宋徽宗却未打压“保守派”,还曾两度将蔡京贬官。显然,宋徽宗未被蔡京“迷惑”,他努力保持两派平衡,以防止皇权被架空。

最辉煌时最危险

如果不是金兵南下,宋徽宗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

在宋徽宗治理下,商业迅速发展,政府税收大大提升。面对严重冒犯他的奏章,宋徽宗很少意气用事。他在四方面取得政绩:

其一,推动文化艺术发展,在他的支持下,涌现出大量艺术精品,至今让人惊叹。

其二,在全国设立官学。

其三,增进社会福利,为病人、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但只在都城汴梁得到落实。

其四,重视技术,宋徽宗与苏颂、李诫、梁师成等技术人才往来密切。这与宋徽宗本人喜欢钻研技术有关,他的画便建立在准确、细致的观察上,从不回避所谓“匠气”,与后来的“文人画”完全不同。

宋徽宗所创“瘦金体”

虽远不如欧洲君主骄奢,但宋徽宗在后期确有贪图享乐的问题。

一方面,传统儒家政治想象力不足,认为君主能让民众生活富足、社会治安较好、私德较好、文教兴盛,即为满分,无需承担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推动社会进步等责任。故宋徽宗找不到更高的执政目标。

另一方面,宋徽宗缺乏独立的信息渠道,欧洲君主定期与王室游猎,以沟通信息。儒家则反对君主游猎,希望他们在深宫中忍受枯燥的生活。宋徽宗擅艺术,恰好可打发时间,使他长期被大臣们包围,听不到民众的声音,最终被大臣们把持。

宋徽宗始终没意识到北宋政治存在结构性风险,他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人性总会向往斯文

金兵攻陷汴梁并非偶发事件,此前契丹也曾攻陷汴梁,灭亡了后晋。

汴梁是当时南北航运的命脉,经济价值、军事价值突出,但无险可守。宋代绅权扩张后,导致责任体系松懈,整体效率下降。北宋一度用政府支出的七八成养兵,却未能有效提升战斗力。

王安石变法后,局面虽有好转,但涉及制度的内容不多,反而扩大了结构性风险。从结果看,变法渐成增加税收、压榨百姓之举,未能沉淀为国家实力。且宋廷在对西夏作战、与金结盟、与金作战中,决策失误频频。

城破之日,宋钦宗被迫去金营投降。开封城中,人们集中在皇城南门外,等待他们的皇帝(此时宋徽宗已退位)归来,至晚方散。第二天,他们又聚集在南门外,在雪中等待,看到宋钦宗归来时,人们欢呼喧腾,奔走相告。

很少有人记录下这一场面,也很少有人深入思考过其中的原因。他们是被统治者,他们对宋廷的积弱也不满意,亡国之时,为什么他们不去皇宫抢点东西,宁愿忍受风雪,苦等皇帝归来呢?

在皇权专制下,民众常常被忽略,可他们本能地知道,哪个皇帝对自己更好,他们期待雄主,却又眷恋文弱的皇帝。毕竟人性总是向往斯文的,虽然斯文不能遮风挡雨,但它能给人以自尊,能让人得到生而为人不可让渡的那些东西。

《千里江山图》局部

他始终是一位斯文的人

失败后的宋徽宗保持了自己的风度,他主动到金营,愿以自己为人质,换取宋钦宗的自由。

宋徽宗32名子女中,30名被俘,连同后妃和宫女、皇族成员、大臣,共约1.5万人被掳往北方,近半数人死在路上。宋徽宗的弟弟燕王饿死后,被匆匆火化,在余下的旅程中,宋徽宗始终抱着他的骨灰盒。被掳3年后,5600多名宗室只剩500多人。

宋徽宗努力帮助一同被俘的臣子,至少在口头上,他多次承认,应对亡国负全责。

宋徽宗忍受了巨大的屈辱,史料只记录了他12个女儿的下落,有的嫁给金国皇帝,有的嫁给金国贵族,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成为妾氏。

在生命的最后9年,宋徽宗保持了斯文,对身边的人“无论大小,未尝名呼”(古人名字只能父母呼用,其他人不能呼用)。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是中国历史中的斯文顶峰,体现在宋代君主们基本坚守了文明的底线,即:懂得自我约束,对臣民保持温和态度,在文艺上有突出才华,特别重视教育,即使在最苦难时,也能显现出人性的光辉。

遗憾的是,宋徽宗式的斯文却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这在我们民族的心中留下了巨大伤痕:斯文是无效的,不如选择粗鲁。

宋徽宗花鸟画

等待超越的“宋徽宗困境”

近700年后,当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时,他震惊地看到:“一群聚集在运河岸的人中,有的登上一艘旧船的高船尾,不幸,船尾不堪负重破裂,这些人随沉船落入水里,此时正值使臣的船驶过。尽管当地有许多舟船行驶,却没有人去救在水里挣扎的人。人们甚至像不知道发生了意外,漂浮在沉船木块上孩童的呼救声也未引起注意。”

斯文渐行渐远,这凄惨的一幕让人更深理解陈寅恪先生“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的含义。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

宋徽宗晚年写了上千首诗,因遭诬告,他将它们全部焚毁,这首诗侥幸地留了下来,从中不难读出一个不同的、充满人味的宋徽宗。

像大多数人一样,宋徽宗也是复杂的,他由多个面相拼合而成。也许他能做得更好,但他注定无法逃脱时代对他的塑造——在不需要斯文的世界中,拥有斯文即是罪过。太多后人不愿承认、不愿看到这一点,于是将宋徽宗污名化,让他来承担全部责任。

然而,不论怎样遮蔽,却无法阻挡历史学家的慧眼。《宋徽宗》揭出了真问题:如何才能让斯文变成一种力量,而非灾难的诱因?如何才能让斯文落地,让悲剧不再重演?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更深入的思考、更漫长的探索。

文| 唐山

本文刊载于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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