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圣雄｜“无声胜有声”：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幕僚

张瑞德著，《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新北：台湾商务，2017年12月，488页，400.00新台币

诸葛亮的故事经《三国演义》的渲染而脍炙人口。他为刘备屡出奇计，辅佐刘禅尽心尽力，从这样一个智勇兼备的辅政大臣身上，我们能看到幕僚或智囊对领导者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历代随侍君主之侧，协助庶务、出谋划策的知名人物，着实不少，如萧何之于刘邦、郭嘉之于曹操、刘伯温之于朱元璋等。

民国建立，领导人周边的幕僚人才，仍是不可或缺。如皖系领袖段祺瑞，短暂掌控北洋政府，风云一时，便十分仰赖徐树铮为其起草通电、策划谋略、奔走运作。那么，承继北洋政府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是谁？其幕僚组织是什么？如何组成？这些在过去，关注似乎不够。

张瑞德教授的著作《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解答了上述问题。张教授是知名历史学家，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并曾于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京大学任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现今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代表著作有《抗战时期国军人事》、《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等。

本书的副标题“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点出了书中探讨重点，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侍从室，而侍从室这一组织，即为蒋介石的核心幕僚组织。有别于一般学者撰写之历史著作，论证扎实但框架冰冷，本书尝试将侍从室这一机构或制度的历史，写得通俗又不失学术性。

蒋介石的“耳目”、“特使”、“智囊”

书中分十章，首章“前身”交代侍从室之前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述其成立经过与组织架构，以及实际运作、重要设计成果与绩效评估。次章“凤凰池”，章名意指古代禁苑中的池沼，为行政中枢中书省的所在地，侍从室以掌管机要，被时人视为凤凰池。这些文字述论侍从室人员的来源、任用过程、专业能力与纪律、几种幕僚的典型，并尝试分析这些幕僚人员的心态。

前两章主要交代侍从室整体组织演变及人员组成，接下来几章，分别从情报、党政、军事、外交、宣传等方面，专题式观察侍从室在战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情报”述论负责情报业务的侍从室第六组的组成，情报的取得、分析与运用，情报机构的管理与考核，对各情报机构的联系，以及对党政官员的监察工作。“党政”述主管全国人事业务的侍从室第三处，为党国考察及选拔人才之活动，并且述及侍从室在一些党政重要事件中的角色，如五五宪草的审议、西安事变时的危机处理、1944年度政府总预算编制疏失案之调查、六全大会政纲的研拟、战后受降与接收的规划等。

谈到战时中国，不得不提及“军事”，本书接着展开此一层面，依序述论侍从室与军令系统、军政系统之关系，并且举五个侍从室参与的秘密军事行动，突显侍从室的角色，如联系余汉谋化解两广事变、拏问韩复榘、策划空军出征日本的“人道飞行”行动、1938年花园口决堤、1943年突袭延安的军事行动。抗战末期，中美合作愈益紧密，本章之末，并述论中美联合参谋会报与中美军事交流。

即如“军事”章之末谈到中美军事合作，“外交”始终是抗战中的重要课题。中国是个弱国，以己之力抗拒日本现代化部队，十分艰难，蒋介石因此投注相当心力于外交。本书遂专章处理这个问题，叙述侍从室的国际问题研究，和侍从室在蒋介石外交决策扮演的角色，并举实例说明，如侍从室参与研究中日秘密外交、参与韩国独立运动、出席重要国际会议等。

党、政、军诸层面谈完之后，本书带到“宣传”的层面，讨论侍从室最基本的重要工作――文稿撰拟，并由此接续探讨由侍从秘书协助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之出版与宣传。指导官方媒体、创办艺文研究会与联络扶持《大公报》，亦为侍从室的重要工作，本章赓续探讨。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左）。右为陈诚。

接着，本书特别探讨蒋介石时常运用的“手令”制度，述论该制度的运作重点、对该制度的各种批评，并究明蒋介石好发手令的原因，次则述及手令制度的影响。复以1943年国民政府派遣侍从室秘书沈宗濂担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说明侍从室人员到地方去，可以扮演“特使”或类似清代的“钦差”，于地方政务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作者于本书之末，阐述侍从室的“成败”，指出侍从室的功能，为以极为精简的人力，处理各方送呈的大量情报数据，使其成为有价值的情报，有利蒋介石及相关机构参考利用。其次，侍从室协助蒋介石做出决策，并执行一些具有机密性质的任务。再者，侍从室强化对党政军机构及外界的联系，有助于党国机器的顺利运转。此外，侍从室尚有为国考察、选拔及考核人才之作用。

不过，作者指出，侍从室虽做出一定贡献，在运作过程中，也产生一些负面的功能，如破坏正常体制运作、造成下属的疏离感。与中共相较，蒋介石以侍从室为中心的决策模式同样有决策权高度集中、缺乏纠错机制的问题。另外，两者皆为协商式决策，不过蒋介石弱化各重要决策机构的职权，使得职权有限的侍从室，在蒋介石信任之下，拥有极大的权威与影响力。中共则采取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重视集体协商和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拥有制度上的决策权。至于执行力的两党比较，中共党政军高度一元化，干部具有强烈政治信仰，因此决策执行力强；国民政府则党政军未能一体化，干部每多缺乏中心思想，加上地方军系势力仍大，因此政令经常无法贯彻执行，不少甚至形同具文。侍从室由于缺乏指挥各部会的实质权力，欲推动党国机器实非易事。

从侍从室看蒋介石的领导风格

读完本书，可以对蒋介石的幕僚组织，获一完整轮廓。不同于刘备之倚重诸葛亮，侍从室作为一个整体，其人员于各个层面为蒋介石担任幕僚工作。初时区分的两个处，第一处偏重军事，第二处偏重党政，主任各有不同，于不同面向协助蒋介石。陈布雷长期担任侍从室第二处处长，是蒋介石文胆，参与党政机要，在侍从室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可见蒋时常派陈布雷出面协调党政事宜，但他很少置喙军事层面，这方面主要由第一处主任协助，该处主任先后为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组、商震。

侍从室以主任为首，其内诸多人才，分别就其专长，为蒋介石提供不同层面的建议，与诸葛亮特别突显的角色不同。这样的差别，可能呈现了现代国家专业化程度提高，分工更细，以致蒋介石难以仰赖一通才掌握国政。当然，这也与侍从室人员的心态有关。依本书分析，侍从室人员固然忠于领袖党国，愿死心塌地为蒋服务，但普遍存在拘谨守成、开展不足的保守心态。侍从室的重要人物陈布雷，便曾叹息：“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本书页55）这种保守心态，在基层幕僚更为普遍。此外，侍从幕僚缺乏团队精神，蒋介石尝召集侍从室各组长，责备侍从室缺乏组织的训练，仅能办公事，而不能辅弼领袖，佐理政务。（页56）

蒋介石虽然指责侍从室辅佐不利，但侍从室作为蒋的贴身组织，会形成这样的文化，其实与蒋个人息息相关。1948年5月，蒋当选行宪后首任总统，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见国势日非，写了一篇《对当前国事之检讨与建议》，供蒋参考。文中对蒋的领导缺点，有深入的观察。

张治中指出，蒋之思想，自底定全国以后，似渐有保守倾向，以致若干亟应改革之要政，受蒋惮于改革之态度影响，往往因循不决；蒋之态度，为儒家态度，而非法家态度，身为国家元首、革命党魁，仅持儒家态度以谋治理，似不足以适应今日之时代。其次，蒋心思过于细致、过于深刻，顾虑愈多、求治之心过切，未免流于急躁，动以盛气斥责干部，此不但不能使工作推动有效，徒使干部养成掩饰蒙蔽之风气，对蒋之领导作用，只有极坏影响。一般干部，均不敢以逆耳之言相进，唯恐激怒于蒋，甚至国际间有流言称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之中，脾气最坏的一人。（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114-00012-008）

从曾任侍从室主任、长期近身观察蒋的张治中之语，可以看到蒋个人的领导风格，的确可能造成侍从室谨慎而不敢开创的风气。蒋中正责备侍从室的不足，问题根源其实就在他自己。或也因此，他的侍从室内难有类似诸葛亮这样掌控全局、出谋划策的人物，因为蒋个人便是这样的人物，他是参谋出身，顾虑多且细密（页424）。有另一个强而有力的幕僚在身边，难免互斥。

打破“无声”的“首席智囊”

当然，蒋身边不是没有影响很大的幕僚。这个人必须有相当官场经验，了解政治操作手法，娴熟幕僚业务。这个人便是侍从室前身行营设计委员会的催生者：杨永泰。他的重要性之大，使他甚至被视作蒋中正的诸葛亮。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比蒋中正大七岁，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之后离开孙加入民国初年的重要政治团体“政学会”，该会后来形成民国重要派系“政学系”。杨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广东省省长。1928年初，透过政学系要角黄郛与熊式辉的引荐，杨结识了蒋介石。

杨永泰

当时地方军系坐大，据说杨向蒋提出了“削藩”之策：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蒋听闻杨的计策，肃然起敬，依杨的计策，于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获得胜利，杨也渐渐成为蒋的“首席智囊”。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将注意力置于剿共，前三次围剿都遭到失败。杨永泰向蒋分析失败原因，认为中共与北洋军阀不同，纯以军事对抗无法获得成效，遂献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1933年，蒋介石在南昌建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以杨永泰为秘书长，最终逼使中共军队退出赣南。之后，杨永泰又献策让中央军入川、建立峨嵋军官训练团，使中央势力得以掌控四川。

杨深获蒋的信任，权势日涨，令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不满，蒋为平息不平之声，将杨调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暂时避开风头。1936年10月25日，杨在汉口准备乘渡轮返回武昌时，突遭枪击刺杀。这位屡出奇计、为蒋出谋划策的当代卧龙，就此离开人世。（以上参阅左玉河，〈杨永泰：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页46-50）

杨永泰被刺次日，蒋介石闻杨永泰之此讯，于日记记下：“得杨畅卿被刺殒命惊耗，不胜惊骇悲痛，呜呼哀哉！”（《蒋介石日记》，1936年10月26日）月底，又记：“畅卿被狙殒命，实为左右之损失，此实本月最不幸之事也。”（《蒋介石日记》，1936年10月31日“本月反省录”）

杨去世之后，蒋的左右，的确少了如此深谋远虑的人物。侍从室的陈布雷等人兢兢业业，就是少了点开创性或政治谋略，与声名大噪的杨永泰相比，近乎无声。惟或也因此，这批无声的要角不致像杨永泰遭到非议，甚至遭到暗杀之结局。杨去世之后，蒋介石的侍从室，也不再有类似杨的人物，蒋当政愈久，自信心与使命感愈强，似也不是那么需要“有声”的幕僚。如是说起来，对蒋来说，实在是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