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人博的语境中，感受“业余者说”的快乐

在知识分子意义上，“业余者”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业余者”宗旨——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

一部电影里，一辆小汽车多次出现，车牌号也不断被特写。

观众以及影评家们纷纷解读，它象征什么，隐喻什么。无奈下，电影导演出来解释，因时间仓促，只好把自己的车拿出来拍摄。

图/图虫创意

这个场景，多少让我们联想到“望文生义”或“牵强附会”这些词语，因为事实只有一个——镜头中多次出现的只是导演本人一部车子而已。

在著作《业余者说》里，王人博老师说：

在我们日常的阅读经验里，对文本意图的追寻仍是我们阅读时的徒劳努力，也是我们评价一种理解是否恰当的一种难以丢弃的标准。无论如何理解和把握“理解”的概念，“理解”都只能在语境里被理解。而文本意图之所以不能成为理解的对象，是因为文本作者的主体语境之于读者而言，往往是不可全知的。

语境，这里成了一个关键词。就像导演的那部车子，不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在王人博的新书里，扮演着着角色，承担着被“理解”的任务。

▲王人博著：《业余者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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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法学教授，王人博除了在中国政法大学授课外，一直喜欢阅读和思考。在他的理解语境中，一个教书人如果自己不读书，心里也会多少有些不踏实。由于阅读思考的范围总是大于讲授的课程，所以也就把阅读和思考的东西不自觉地塞进了课堂。他自我解嘲，这种授课方式从负面讲，是超出课程的离题；从正面说，也可叫拓宽视野。

可学科的厚墙有时分明安放不下思维的自由，专业规范与闲散阅读也在某种交集中存在冲突。因此，爱德华·萨义德的格言“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让王人博多了某种偏爱，他以此作为信条：在知识分子意义上，“业余者”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

“业余者”宗旨——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

于是乎，任何超出自己专业之外的书写都是业余。专家与业余者的区别，除了高下，还在于进入问题的方式：前者重视技术规范和理性，后者投放的是身心和感情。业余者缺少的是学科规训，而拥有的是真诚。

▲爱德华·萨义德（图/网络）

因了“业余者”的姿态及语境，与之前王人博在“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品牌）所出版的专业性著作《法的中国性》《中国的近代性》《法治论》《权利论》不同，《业余者说》里每一篇文章，都呈现及表达出来一种朴素的真诚，令人感动。

“新民说”名称或许取自于梁启超的《新民说》。《新民说》是梁启超的重要文字，他想通过颂扬与批判，借用东方主义的药来治愈东方主义，去“东方主义”诉求。但本身也有梁公的局限，他把中国的过错更多地归结于中国历史上对自己正确东西的背离，而不是根上的坏死。即便如此，“新民说”还是凸显了其自身的意义，这些年，出版了大量好书，王人博便是其中一位资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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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语境上。我们知道，有时语境是一种避免深入细致论证的托词。比如对某个事物的认知无法趋同，我们会说，要回到当时的语境来理解。可这个当时语境又是哪个语境呢？当时又是何时呢？

王人博说，语境尤如文本的一种光，它存在于文本的周围，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便是对光的捕捉，并根据光的照射去把握文本的意义。

举个例子来说，近代以来“自由”一词能在汉语世界成为一个流传广远的关键语词，与严复分不开，得于他对约翰·密尔《论自由》一书的阅读和翻译。当时他将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并没有出现自由这个词汇。

在王人博看来，严复的翻译，不仅对文本作者的情景语境进行了翻译者的再语境化，而且对文本的真理性内容也实现了语境的重置。也就是说，译者严复感兴趣的，未必就是作者约翰·密尔的文本意图。而作为一个中国翻译家，严复的工作是将隐匿在文本中的原理进行改编，以满足自己及自己国家的需求。严复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正如密尔知道他的国家需要什么。

▲严复（图/图虫创意）

可语境又面临着多层面的考量，这里边有中国对西方习得的概念、语汇经过不断的语境化最终变成汉语文化新主人的“语境对撞”，按王人博的话说，是中国的“被撞击”，因为近世以来，中国与西方在法政领域主要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呈现一种单向度的特征。所以，“自由”透过本源语和译体语之间的时空距离穿行，接受汉语的甄别、筛选、增减甚至重新改编，被赋予了新的面孔，成了“群己权界论”，文本语境变了，意义也就被改写了。

从这个层面上讲，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未必就是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我们读到的是严复理解中的自己的语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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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语境”意识使人注意到相关问题的背景、缘由和意义脉络，从而产生一种内在立场。我们读《业余者说》，也是进入到王人博的语境中，跟随着他去理解他眼中的人或是事。

比如，对鲁迅，王人博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他走进鲁迅本人，带着自身所有的主观因素去感知、触摸，进入具体语境的历史现场。除了研究鲁迅的专业性文本外，还阅读传记、书信、日记、年谱等诸如此类的相关文本，对其情感世界、性格特点进行了廓清，使之有了某种复活的生机。

所以，在王人博理解语境中，鲁迅是一个不平常的常人，常人有的喜怒哀乐他都有。他自身是一个不透明性的矛盾体，他的难以理解在于他内心世界的复杂程度。鲁迅一生说过很多话，写过很多字，你不知道哪句话哪些字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现身。即便把他的所有文字和言说叠加一起，无法为一个真实可靠的鲁迅面相和心像构图。

▲鲁迅故里绍兴市的鲁迅雕塑像（图/图虫创意）

因了鲁迅，他阅读的好奇甚至延伸到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认为竹内好和鲁迅一样，都是坚信思想不可言说的思想者，都没有构造的体系，都有意无意地拒绝思想的体系化。“竹内好的方法是把鲁迅，连带中国都纳入他自己的一种主观性的框架内展开对日本的思考。沟口雄三也提及鲁迅，但他并未把鲁迅作为一种思想的参照来理解中国。”

在《业余者说》五部分的构成中，王人博用五分之一篇幅十一小节的份量对鲁迅进行了阐述。原因无他，“个体的生命越是自觉就会越孤单，就越预期一个思想的同道与自己抱团取暖。”所以，“他（鲁迅）对我来说，既是药又像是毒，好了许多的心情总伴着毒瘾，扔不掉也放不下，只有不停地吸食。”

在这一点上，我不禁联想到另一位学者型作家林贤治老师。他对鲁迅的解读是另一种方式，在评注《鲁迅全集》中，他曾评论：“在鲁迅全集的文字背后，自有为他所掩藏的‘无词的言语’在，谁可以读懂这伟大的沉默？”对鲁迅的爱，林贤治与王人博同样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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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人博看来，历史现场对于文本而言就是情景语境。而所谓的同情理解，就是回到具体语境。

在文章《摄影机的罪恶》中，王人博曾经讨论了《意志的胜利》这部德国纳粹电影，并对导演里芬斯塔尔颇有微词。而今在《业余者说》中，他深切地自我反省，认为当时刚读完本雅明的传记文字，文章带着某种情绪，传染到对电影导演里芬斯塔尔的评论上。“对一个身在历史之外的观看者来说，其表达缺少了基本的书写礼节，和应有的平和态度，这是不应该的。”这当然关涉文艺及政治的关系。他一直在举各种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回到历史现场对于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是多么重要。

语境是一种实在，而不是实体。它不是预先存在那里的，而是由文本的主体随时间、空间、场景的转换不断地建构出来的，也就是我们遭遇文本时通过思维认识到的东西。

王人博提及影片《烈日灼心》，这部片子是根据作家须一瓜《太阳黑子》改编的。须一瓜前段时间刚在深圳书博会上推出她的另一部作品《双眼台风》。《烈日灼心》里边有一段法律台词让王人博大加赞赏，内容如下：

“我认为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人吗？在我眼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就是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也有你想象不到的恶。法律特别可爱：它不管你好到哪儿，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边儿。法律更像人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

这个台词被置放于动态性的语境中，与整个文本建立了联系，产生了“言外语境”的作用。一向严谨著称的王人博说，这几句话胜过一篇专业法学论文。

我们对其意义的获取就是语境动态地连续生成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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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电影，音乐，话语权力，中国的“东方主义”，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学术的想象力，全球化的现代国家法律，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甚至到法学研究的江湖视角，中国性与本土资源……《业余者说》全书中，处处充溢着王人博的个人语境：

如今中国知识分子非但没有‘自我边缘化’，反倒往中心挤。

当下的中国，最好是把知识分子和读书人这两个词分开。

目前中国正面临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

……

▲王人博（图/图虫创意）

我们通过阅读，在与他的“语境对撞”中，通过对同一文化概念或同一文化理念的确认、自我界定、区分他者，构建起某种文化想象的同一性，从而产生了与他相同的文化认同。

从这个层面上讲，作为一名不务正业的“闲逛者”，王人博的涉猎和思考，体现的正是难能可贵的“业余”的价值。也正因此，同为业余者的我们，业余读之，更能感受到“业余”的纯粹的快乐。

很多人眼里，王人博是中国法学家中少有的深具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的学者。我想，这个评价在《业余者说》里有很适当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