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中国文人是怎么吸烟的？

其实每件寻常的事物，都有一段有故事的历史。其中有一些事物的历史情节格外斑斓，就成了史家们的最爱。美国史学家班凯乐的《中国烟草史》就是一本关于烟草的专史。

没想到明清的文人里有这么多老烟枪，烟草曾经被视为堪比人参的补药，女人吸烟曾被当做民族罪人……快看看这本拿到费正清奖的书怎么讲述烟草在中国的故事吧。

班凯乐著《中国烟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代时期：争在雅俗

明清时期，烟与酒、茶并驾齐驱，赚足了文艺界的人气，连文坛盟主都为其刷粉。

《中国烟草史》把很多文人的烟瘾写得非常真切：

绣阁书堂寂寂时，销愁何物最相思。

携来三尺湘筠管，呼吸通宵伴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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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世纪末娄县的学者许安泰的半首诗，献给他挚爱的竹子做的烟枪。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吸烟和烟具都如此风雅，在许多作家的书房里，笔筒、砚台、奇石、善本书和精美的卷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而长烟管和烟袋就放在它们旁边。尽管身处这样优雅的环境，诗人也会缺乏灵感，每当此时，吸一口上好的烟草可以使人神清气爽。烟草还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排遣书房清冷中的寂寞。

而清代烟民中，厉鹗是大名鼎鼎的，他是浙西词派的领袖，在词的研究方面与朱彝尊一时伯仲。厉鹗自称嗜烟如命，从年轻时就开始吸烟。他还是一位热忱而富有诗情的吸烟倡导者。他为烟草写过一首叫《天香》的词，小序中说烟草“风味在麴生之外”，也就是说烟比酒还美味，赞其为上天赐予的“瑶草”，他还哀叹“恨题咏者少，令异卉之湮郁也”。因此，厉鹗说他感到必须拿起毛笔歌颂之。当然，结果是悲剧性的，1752年厉鹗在他挚爱的城市杭州去世，他的医生认为，由于多年来烟草的辛辣和火气造成的不良损耗，他的肺脏受到了致命的损害，以致维持生命所需的元气已经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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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大家全祖望写了一篇《淡巴菰赋》，总结了烟草的诸多优点：“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最佳……若夫蠲烦涤闷，则灵谖之流；通神导气，则仙茅其俦。”也是强调烟草在精神和生理上都能具有疏导发散的功效。

实际上在他们之前，吸烟在清代上层官僚里就已经有很深的群众基础了。一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绘图师在顺治时期来清朝，就已经看见大多数士大夫携带“两个小荷包，里面放着烟草。”17世纪末的文坛盟主，同时也是一位高权重的官员王士禛，在他为中心的扬州文化圈中倡导吸烟，尽管他自己似乎不吸。尤侗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一位著名烟民。康熙皇帝的几位大臣烟瘾很大，陈元龙说，在文士的聚会上烟比酒有显著的优势，因为烟草“醉人无籍酒，款客未输茶”；生于苏州的翰林学士韩菼，酒杯烟筒不离于手，有一次王士禛问他，烟酒非要放弃一样的话，选什么，韩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一种纠结的痛苦，透过纸扑面而来。

乾隆皇帝信赖的顾问沈德潜写诗歌颂“炎气”似白云从他胸中喷涌而出，以致“九宇遍氤氲”。社交广泛的江南学者精英主导着晚期帝国的文化景观，而烟草巧妙地融入了17和18世纪艺术家、诗人和文人所享有的休闲文化和男性社交活动。

而班凯乐还特别指出了，作为男性精英们的社交聚会重要场所，青楼妓院也是烟民蓬勃发展的地方。17世纪初，吸烟成为高级青楼提供的商业化招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打茶围”仪式的一部分，向男性客人呈上烟管成为惯例，名妓不仅向其顾客提供烟草，而且由于和他们聊到深夜，名妓自己也与之一道吸烟。尤侗引用过他的朋友描写妓女吸烟的艳诗：

朝云暮雨寻常事，又化巫山一段烟。

乌丝一缕塞香荃，细口樱桃红欲然。

不仅是烟花女子，就连良家妇女私下里也吸烟，比如明清之际的女诗人朱中楣的《美人啖烟图》就描写了一个孤独却充满欲望的女性吸烟者：

惜惜佳人粉黛匀，轻罗窄袖晓妆新。

随风暗度悲茄曲，馥馥轻烟漫点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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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已经有方以智、方苞等著名文人倡导“禁烟”，主要观点是，吸烟是下等人的行为，有伤风雅，还有可能伤身。

但由于对于烟草与疾病的关系没有形成共识，所以关于烟草的争论主要停留在雅俗层面。在文人和一些中医的护佑下，舶来的烟草还是在江南氤氲开来。班凯乐分析了这种风尚的兴起，“许多清代旗人和官员在1644年控制华北时就已经对烟草习以为常，他们在烟草高端化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使吸烟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变成了一件体面的事情。清军入关后，北京和长江下游城市一些有势力的汉人士大夫开始青睐烟草，因为他们认为烟草有益健康，或者发现烟草可以用于娱乐。”

现代时期：文明与落后之争

在20世纪前期，吸烟仍然被中国文人、艺术家们广泛接受，直到20世纪后期吸烟才被撕下文艺范的标签，而代之以不文明、不健康。

班凯乐描写了20世纪上半叶，两个城市，两种吸烟方式，两种文化，呈现的前现代与现代的两种景观。

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卷烟业的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文著作中，进口英国卷烟被认为是高档奢侈品的代表。茅盾、朱湘最爱“茄力克”，林语堂喜欢白锡包。鲁迅最喜欢“Craven A”（卡雷拉斯公司的品牌）。

鲁迅抽烟照

新月社的徐志摩一篇题为《吸烟与文化》的文章，这篇文章颂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烟雾缭绕的沙龙，培养了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才能。徐志摩表示，中国的大学也可以利用一点儿他所谓的“抽烟主义”。

无论是著名的文学人物，还是无名的“亭子间文人”，都追求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而吸食卷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是来自各省的受过教育的单身青年，包括大学和高中学生、自由作家、商业艺术家、剧作家、音乐家等。许多革命家，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和陈毅，终身都是烟不离口的人，早在去延安之前，他们年轻时在上海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这些胸怀大志的年轻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可能吸在中国生产的中档卷烟，如美丽、金龙或红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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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在许多20世纪作家的作品里占据显著地位，其中大多数作者都以某种方式论及乡土中国群体融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主题。一些立足于上海的作家，特别是那些“海派”风格的实践者，将卷烟奉为在中国新兴的现代性的象征。

在现代派和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正如李欧梵所言：“体现了一个真正都市化作家的性情和精神。”穆时英把对吸进口烟的嗜好写入了他的小说。在《Craven “A”》里，女主人公的身份与一种外国烟合而为一，这种写法使她成为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其存在仅在诱发袁野邨被压抑的性渴望时才有意义。卷烟与性欲之间的关联贯穿了整个故事。穆时英也用不同的卷烟品牌名称来表示角色的阶级和社会地位，凸显了上海都市吸烟文化的局限性。在穆时英想象的世界中，最优秀的品牌，诸如黑猫、吉士、骆驼和白锡包等，都是舶来品，或者是用顶级进口弗吉尼亚烟草制成的。用国产烤烟在上海制造的哈德门牌卷烟是低档和廉价的，配不上成功的现代企业家或老道的都市上流人士。在他看来，只有城市远郊工厂里粗鄙的工人才会抽金鼠或其他国货品牌。在他的故事中，上海的文化和知识先锋都强烈地希望拥有国际现代性的象征。

封面女郎徐玲

“京派”风格的作家，如金受申、吴组湘、沈从文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老舍，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就能找到这种对卷烟和烟袋的区别使用。

在《骆驼祥子》里，老舍将卷烟作为象征，表现祥子从乡村移居到北京带来的道德沦丧，从使用烟袋到吸卷烟，对于祥子而言，或许对老舍也是如此。老舍的许多短篇小说都用卷烟来表达作者对此的矛盾心理。老舍将卷烟作为“堕落、现代、外国”的标志，而将烟袋作为“道德、传统、中国”的标志，这种对比的用法令人想起许多文化历史学家在京派文学中发现的乡土中国情感。

本文章转载自公众号“博雅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