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现代中国的“世纪”意识是如何诞生的

7月17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在清华大学社科图书馆进行了一场题为《世纪的诞生》的演讲。在此次讲座中，汪晖回溯了20世纪作为一个范畴是如何诞生的。他论证了现代中国的“世纪”意识与190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中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的世纪意识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仅仅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先后区别，而是对此独特时势的把握，因为正是在20世纪这个独特的节点，人们不得不思考18、19世纪甚至更早的欧洲和全球问题，以界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

汪晖以20世纪初思想论争为线索，研究这一独特时代意识在政治论争、历史研究和哲学-宗教论述中的呈现，分别论述时间上的社会形态之辨、内在性上的交往与自我表达（语言的性质）之辨等。

汪晖认为，在帝国主义与文明论双重阴影下，中国思想对独特性的探寻，抗拒和解构了伴随帝国主义时代而来的普遍历史，但其基本方向则是重构普遍性，而非确认特殊性。

以下是汪晖教授演讲部分内容。

霍布斯鲍姆“年代”系列作品

一、“20世纪”为什么重要以及如何界定

“世纪”概念的流行是一个偶然事件。对于一个时代的分析很少能够准确地与世纪的刻度完全吻合。

在所有关于世纪的描述中，19世纪具有某种轴心地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19世纪三部曲中的年代叙事与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的时期划分大致相近。

这些著作描述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19世纪在他们的叙述中占据独特的位置：19世纪意味着现代世界的诞生。例如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所奠定的政治模式，英国革命所引导的经济模式，技术和文化上的成就所引发的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变化，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的地缘政治关系，由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治理模式的演变，以及由文学艺术的形式革命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发展而产生的独特的精神-心理面貌等。

19世纪还是由这一时期众多人物的研究和描述而奠基的。这些人包括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以及20世纪的人物如马克斯·韦伯、卡尔·波兰尼等。

历史学家们发现：19世纪并不仅仅是一个分期概念，而是像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等范畴一样，是一个“独立而难以命名的时代”。如今人们时而在年代学意义上谈论“早期现代”，时而在超年代学的意义上界定“后现代”，但这些叙述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19世纪的某些特征相互联系。

而如果寻找对应欧洲“19世纪”的中国的“19世纪”，则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00年八国联军干涉，中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最后是在甲午战争的耻辱、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和最后一代变革士大夫的流亡。

那么，如果要寻找类似于欧洲19世纪那个“独立而难以命名的时代”，只能将目光投向20世纪。在短促的20世纪，国家形式、政治组织、军事制度、教育体制、科学技术、文化机构、工业和城市、新的阶级和阶层，以及国际关系等——这些现代中国的蜕变完成了，其变化的密度和广度前所未见。

20世纪是一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重估必然触动来自不同价值立场的争议，围绕这个时代的制度、事件、人物，甚至许多细微末节，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无论是在中国号召“告别革命”，还是在欧洲宣称“这个世纪已经发生”，这些看似平淡或平易的语句蕴含着强烈的，常常是对立的价值判断。

在中国的语境中，“告别革命”是比“历史终结”命题较为显白，也更为直接的表达；在欧洲语境中，“这个世纪已经发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能量和挑衅意味。如果将这两个口号互换位置，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人们都难以捕捉和理解其强烈的政治暗示。在后革命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世纪已经发生”这一命题？

我们置身的是将革命彻底对象化之后的知识和思想的氛围，有关这一时代的研究，即便带着同情，也越来越不可能沿用革命世界观的叙述了。在1989—1992年的世界性巨变之后，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解释恰恰以连续性为主要议程，而非革命时代所宣称的决裂或断裂。

在这一连续性视野下，不但与历史决裂或反传统的姿态可以被解释为儒家传统的现代呈现，为革命的辩护也被置于连续性的视野之下。如果20世纪或革命的进程是在与历史决裂的姿态下展开的，那么，探讨这个断裂和决裂的含义就是重建20世纪历史理解的前提。在后革命的氛围中，简单地重申20世纪的各种自我宣称是无效的，对于革命和断裂的解释必须处理连续与断裂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性和独特性的讨论受到两个方向的挑战。首先，在历史研究领域，重新挖掘这一时代与漫长的中国历史传统之间的“连续性”渐成趋势。没有人否认现代中国的诞生与这一时期激进革命与变革的关系，也没有人否认现代国家的形成与“外部力量”冲击的关系，但在后革命语境中，甚至革命本身也可以被界定为传统的复活。 用孔飞力（Philip Kuhn）的话说：“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承袭了18世纪（或者甚至更早时期）诸种条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政治活动家们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控制之类的问题了。”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即便革命以与历史决裂的方式展现自身，对革命的探寻却不可能离开革命与历史之间的纠缠。如果革命在不同的层次和方面呈现出“历史的重复”，那么，如何估价这些重复？

其次，革命时代的自我宣称与革命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性预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继承性。就时间观而言，从生物进化论衍生而来的各种历史叙述，尤其是通过黑格尔-马克思传统而来的目的论进步观，在20世纪逐渐支配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将自己的时代与既往一切时代区分开来这一宣称本身与欧洲现代性的表述存在着重叠。如何解释革命的理念与革命对象的理念之间的深刻连续性或者重复性？

如果在纵向和横向将对20世纪的解释与这一时代的“自我理解”区分开来，其结果是曾经如此鲜明的现代中国的独特性和创造性逐渐模糊。“革命”这一曾经吸引了几代人的命题，以及与之伴随的与过去决裂的意志，最终失去了其政治的和文化的魅力。

但是，即便在否定20世纪的文化氛围中，那些对现代中国革命持极端批判态度的人也不得不在这一时代所提供的全新语汇的引导下解释历史。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列文森将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区分为两个类型，即所谓“词汇的变化”与“语言的变化”。他断言：在1840年之前，中国历史中的文化变迁，如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均属“词汇的变化”，而近代中西遭遇与冲突造成的是一种结构性变化，即“语言的变化”。

列文森的两种变化论与费正清的“挑战-回应”论遥相呼应，都将变化视为伴随西方冲击而至的新格局。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语言的变化”是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一种全球性现象，并不限于中国、日本等非西方地区；东亚历史中以欧洲概念命名的事件和现象与其说是一个从欧洲中心扩展至边缘地区的单线过程，不如说是植根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全球性现象的独特显现。

由于在全球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中心地区与边缘区域各自承受变化的激烈程度完全不同，主动与被动的态势也存在极大差异。但即便如此，语言的变化则是革命性的，后者是在一个新主体的诞生及其对新语言的运用中完成的，从而不可能仅仅在外部压力的框架下来加以解释。

主体的诞生是对于由外部强势所导致的变化的确认，但这一确认同时也是对于这一强势及其逻辑的抵抗和偏移，对于新的时势的推动和创造。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裂变、冲突、整合、再分化、再冲突、再调和、再整合、再裂变的持久进程，所谓主体（民族、阶级、政党、集体、个人等）也正是在对于这一持续的裂变、冲突、调和、整合和再裂变的经验过程中形成、转化和再形成的。对变化的意识就是这个持续形成和渐变中的矛盾主体对独特的历史时刻的指认。如果主体的形成和渐变正是促成时势和自身同时发生变化的过程，那么，对它的认知也必然包含这个矛盾斗争中的主体的自我阐释。

对于时势的把握与一定的世界观相互联系，那么，如何阐释革命与历史的关系，断裂与传统的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也势必成为理解一个时代及其性质不可或缺的视角。20世纪的革命和变革不仅摧毁了旧制度，同时也必须以旧制度及其依托的文明框架为出发的前提。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在关于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即“无论是早期革命还是晚近革命都出现在轴心文明框架内的社会，这一框架包含了此岸和彼岸世界的世界观价值取向，或者是如中国的例子主要是此岸世界观取向”。按照他的多元现代性观念，现代性的内部差异起初是通过19世纪的早期革命而发生在欧洲与北美之间，只是在20世纪，伴随中国革命、印度独立和其他的变革，一种多元现代性的面貌才得以全面呈现。早期革命与晚期革命之间的区别“表明了政治生态与经济条件，以及在这些社会所发生的特定革命的形成过程中的文化与文明导向、统治者实施的控制模式等之间相互交织的重要性。

事实上，正是这些基本要素、特定的文化前提和它们的制度意涵与统治者所实施的特殊控制机制的结合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产生了许多潜在的革命趋势，但是，革命只有在来自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扩张的世界秩序框架内的外部力量之强大影响下才会发生。

一般地诉诸文明框架去叙述革命的脉络很容易落入一种文化宿命的轨道，但20世纪的革命不但有其制度的条件，而且也有其世界观的因素，从而历史传统和文明问题应该是我们思考革命的基本前提之一。革命同时发生在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内部，它既改变了社会的制度基础，也改变了人们思考世界的尺度。恰由于此，在同样的全球语境中爆发的革命明显地蕴含着不同的变迁轨迹。

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二、帝国主义与20世纪概念的诞生

“世纪”这一源自欧洲基督纪年的概念就是在列文森描绘的词汇与语言紧锣密鼓的变化中登场的。对于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而言，世纪概念如同天外飞来的异物，在其运用之初，并未立即取代旧的纪年和日历系统。世纪的概念与皇帝纪年、民国纪年、干支纪年以及回回历、藏历、彝历、傣历等系统并行不悖，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共时系统。

在中国，公历的绝对支配地位是伴随着20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两次建国运动即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逐渐确立的，后者在确立公历为唯一官方历法的同时，未再模拟王朝和民国的纪年模式创设仅仅属于自身的纪年系统。

1900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辨识来认知20世纪，而在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对于公历的确认显然包含了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新主体的认知。如果将这一认识方式与1907—1908年前后鲁迅在章太炎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思想影响下，展开的针对19世纪欧洲现代性的“20世纪批判”加以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世纪概念的内在张力、多样性和历史变迁。这一事实恰好说明：“世纪”的意识无法仅仅在时间的框架内给予说明。

在今天，世纪概念成为了重塑中国人时间观的通俗语汇。这是一种新的时势观确立其支配性的结果。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先有了“20世纪”的意识，才创造出自己的前史。在1900年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世纪”作为时代的自我意识。

因此，“世纪”的意识是与20世纪紧密相连的，它和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这个时势把他者的历史、把整个外部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历史置于全部历史的内部予以解释和指认。

这是全球范围的共时性关系的诞生，这也是空间与时间得以相互置换的条件：空间关系经常被纳入时间关系中叙述（最经典的表述即传统／现代），时间关系也不断地被重新空间化（最经典的表述即东方／西方），但两者实际上都是刚刚诞生的、包含着内部非均衡性的共时性关系的产物。中国历史由此被置于近代地理学框架下的总体史的视野内，从属于一种全球性的，从而也包含了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历史叙述。

在这一局势中，传统知识和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有效性，而且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代从异域（主要是西方）获得的那些知识和策略也逐渐地失去了直接效仿的意义。中国问题与世界及其各局部的关系是相互制动的。

在1900年前后，世纪意识上承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取法西洋的思想，但同时又与其拉开了距离。它所对应的是一种新的局势，后者是由一种刚刚被理解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帝国主义的全球体制的确立为其前提与主要标志的。

正是由于“世纪”这一范畴的诞生，晚清时期逐渐成型的中西古今关系都被重新界定了。例如，1899年11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经檀香山前往美国访问，后因康有为命令，他在檀香山停留下来处理保皇会事务。1900年1月30日，梁启超写作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首长诗将康有为倡导的“公羊三世”说与欧洲文明史观相结合，将人类文明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有趣的是，梁启超用乱世、小康描述前两个文明阶段，却并没有用“大同”或“太平世”描述他所称颂的“四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的时代。 

如果20世纪标志着太平洋时代的到来，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梁启超断言：这是“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是不同于此前帝国时代列强并争的新时代。所谓“民族帝国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产物，它以民族作为扩张的单位，不同于传统的帝制国家。20世纪是“大洋文明时代”的延伸，其特征是伴随电讯、海洋军事和交通（铁路和运河）的发展，权力的中心从大西洋、印度洋向太平洋过渡，美国逐渐占据新的历史位置。

1901年，刚刚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干涉，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新世纪的晨钟中辨识这一时代的特征。他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时代的判断。梁启超放眼世界，断言中国正处于为19世纪狂飙飞沙所驱突的时刻，正处于向彼岸前进的“过渡时代”。而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则试图将欧洲时间观的挑战纳入儒学世界观的内部，但在新的危机中，这一努力显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从时间观的角度说，梁启超将中国的历史区分为“停顿时代”与“过渡时代”已经不同于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叙述框架，更像是一种从欧洲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中直接衍生而来的历史判断。

中国思想领域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探索也在同时展开。1901年，早前一年创刊于横滨的《开智录》发表了署名自强的文章《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从另外一个角度呼应了梁启超对“二十世纪”这一历史时刻的判断：“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

日本知识分子幸德秋水的论述与梁启超、自强（冯斯栾）的文章相互呼应，但视角和侧重点并不相同。这是东亚地区最敏感的心灵对于世界进程的新的认知，也是全球范围内产生的第一拨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解释。

幸德秋水是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像后来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将社会主义视为克服帝国主义的必由之路；幸德提供了一种非西方中心论的帝国主义论述。19世纪晚期的日本尚未像欧洲工业国家那样抵达“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基于此，幸德尤其强调政治因素，他是从一个日本国民的角度进行写作的，而在日本这些因素对政府决定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自强（冯斯栾）将世界大势置于帝国竞争的格局中，忧心帝国主义时代导致19世纪帝国均势瓦解，置中国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对他而言，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新型帝国主义造成的危险，但他对帝国主义的描述与更加重视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幸德秋水相互呼应。

这些分析与霍布森（J. A. Hobson）的著名研究几乎同时，早于其名著《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一年发表。我们理应将他们的讨论置于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项研究》、拉法格的《美国的托拉斯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意义》（1903年）、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年）、考茨基的《帝国主义》（1914年）和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以及奥托·鲍威尔、布哈林等在1913年前后围绕卢森堡著作发表的重要论文等帝国主义研究序列之中。

梁启超区分了帝国的帝国主义与民族的帝国主义，提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后产生的新型政体和国家形态与帝国主义这一现象的新关系。在访问美国之后，梁启超基于对美国的实地考察，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对于帝国主义与经济组织的变化有了更为深入的观察，其结论是经济组织的复杂化导致了生产过剩及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从而产生了帝国主义现象。梁启超的论述将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从政治和军事形态转向了经济组织。他对于托拉斯起源的论述存在不少误解和不清晰之处，但他将帝国主义视为托拉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的结果却包含了洞见。

当梁启超在美国的新殖民地夏威夷眺望大洋另一侧的国度时，其心情可想而知；而在终于抵达北美大陆之后，他发现：生产组织的精密化和生产过剩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原动力，生产过剩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扩张，而托拉斯则形成了较之专制政体更为严密的对于人（劳动者）的控制体系。美国独立运动本是针对英国殖民主义而来，但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之下，这一共和国却于1898年为吞并古巴、夏威夷、菲律宾而发起美西战争，1900年又加盟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公然抛弃其独立时的“共和不侵略主义”之承诺，从而开启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

如果帝国主义是一种超越政体形式的全球现象，那么，在新型的危机中，仅仅依靠政治变迁来拯救中国和世界就变得十分渺茫，由此，新世纪的思考必须是一种综合政治改革与经济-社会改革的运动：或者重建帝国以形成抗衡性均势（梁启超所谓“大民族主义”，即一种类似于维也纳体系的帝国式民族主义），或者探索超越资本主义垄断和扩张形态的社会道路，后者正是晚清思想探索欧洲社会革命、分析包括托拉斯在内的生产组织形态和市场扩张的政治／社会后果的动力。

在幸德秋水、梁启超做出有关帝国主义时代的判断之后，如今称之为东亚或东北亚的地区卷入了帝国主义与革命的同一进程：1902年日英同盟条约签订；1904—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并在战后签订《朴茨茅斯和约》；1904—1905年俄国革命震撼亚洲，同一时期中国革命浪潮汹涌；1906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再度兴起……马关条约-“三国还辽”-八国联军-日俄战争等序列事件，与美西战争、布尔战争等事件相互连动，标志着以1815年维也纳条约为标志的19世纪欧洲秩序在扩张中的式微，一个将中国、日本和其他世界悉数卷入其中的世界性的新型帝国主义时代正在降临。

中国共和革命颠覆皇权，明确地向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致敬，但在新型帝国主义诞生（共和国或立宪政体与帝国结合）的背景下，其当下的含义却是超越19世纪维也纳帝国体系及其世袭君主模式的正统主义（legitimism），开创一种朝向未来的、从而也注定是不确定的社会／政治形态。

对20世纪的意识和判断凝聚了一代人对于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经验和理论总结。我们在梁启超等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写作中不难看到其时代判断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和知识视野。

但在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情境中，谈论20世纪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别，并不只是在纵向的时间轴线上展开的叙述，更是在横向的、整个世界关系的总体变化中产生的判断。因此，对于新世纪的判断提供着一种新的时空框架、一种不同于（又纠缠着）公羊三世说和社会进化论的新的时势观。这一新的时势观为不同以往的政治判断提供新的认识前提：革命与改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论正是在这一新的认识前提和框架下孕育和爆发的。

“世纪”意识传达的是一种“同时代性”的感觉，一种将不同空间及其历史脉络纳入同时代性的普遍视野的认知方式。在这种普遍性的视野中，中西古今的关系既不能用中体西用等二元范畴加以描述，也无法以欧洲版的普遍主义给予规范。世纪的概念标志着一种普遍历史观的诞生，以及对这一普遍历史内部的不均衡性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的思考。

伴随帝国主义时代的降临，20世纪势必是以亚非地区的民族革命为主要形态的、区别于欧洲革命模式的革命世纪。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后，至少有两本杂志以“二十世纪”命名。一本是1904年10月，陈去病、汪笑浓等人在上海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这份刊物刊行两期后即为清政府封禁，另一本是1905年6月3日创刊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中，笔名卫种的作者（也是编者）声言刊物的宗旨就是要阐明中国在帝国主义时代所处的独特位置，进而探讨适合于中国处境的“主义”。在同年《国民报》上一篇题为《二十世纪之中国》的社论中，作者论英美自由之沦丧，强调中国取法于19世纪法国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的意义在于：“为地球万国之表率矣，亦我同胞之国民，二十世纪中分内所有事也。呜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

因此，即便是对19世纪命题的借鉴与回归，也已经包含了全新的意义。当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变化的独特性，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旧方式讨论自身面临的挑战了。

霍布森名著《帝国主义：一项研究》

（本文节整理和节选自7月17日清华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在清华大学社科图书馆的题为《世纪的诞生》的演讲，并参考汪晖《世纪的诞生》（《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一文。内容有删减。）

主讲人：汪晖教授，江苏扬州人，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政治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汪晖教授是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学者，2013年，他与哈贝马斯共同获得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201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安娜利泽·迈尔奖，同年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主要中文著作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纪》、《反抗绝望》等，同时出版有英、日、意、韩、葡萄牙等多种语言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