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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推火车的人变成拦火车的,中国历史到处如此


来源:凤凰网文化

7月24日晚,白岩松以《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白说》三本书全新扩容出版为契机,在北京77剧场进行了一场主题为“光阴的故事:岁月既慢且长,白说你听”的演讲。演讲中,他以图书

7月24日晚,白岩松以《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白说》三本书全新扩容出版为契机,在北京77剧场进行了一场主题为“光阴的故事:岁月既慢且长,白说你听”的演讲。演讲中,他以图书为轴、以年龄为标,回顾了二十年一路走来的成败得失。国民素质、疫苗、道德,白岩松还直面当下社会问题,说出了自己的思考。以下是演讲实录。

 

演讲现场

今天的题目是“光阴的故事”,外面的海报没有跟我征求意见,给我戴了一个红领巾,其实是一个标志。每年9月1号中学同学都会在北京有一个聚会,叫“开学了”,我们在吃晚饭之前,每个人都系一张红领巾的大合影。我今年已经50岁了,过去没有想过——那就是老头啊,现在才发现还真是老头。

光阴的故事,咱们从几张照片说起。看第一张,这是30岁的样子。当时真不觉得自己好看,50岁回头一看,还不错。

30岁停了自己的节目,做了非常重要的减法

30岁最大的人生感受是减法,从某种角度来说《痛并快乐着》也是一种减法,把很多东西写出去,留在那儿去新的白纸上去跑步。但是对于我来说,30岁无论从自己还是对各位的提醒来说,做减法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学生,我经常提醒,在30岁之前要玩命地做加法,要去尝试,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种可能,你也不知道命运将会给你怎样的机缘,所以不试你怎么知道。

演讲现场

但是有的人就在20多岁的时候拼命地试,各种加法,但是忘了收,忘了到一定的时候要做减法。我觉得30岁左右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在做了一系列加法和四处乱跑之后要做一次减法的重要时机,否则就晚了。为什么要做减法?你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也不是适合你的所有的事你都该去做。八条线拴着你你能跑多远,它可能会互相牵制。

在30岁时候我已经被破格提升——学术的话叫“教授”,记者的话叫“高级记者”,我29岁就被破格了,到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又开始感到一种巨大的困惑。到2000年的时候,做悉尼奥运会,掌声也很多,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太对劲了。我自己问自己,你究竟要做什么?哪些东西要抛掉?

那一年我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减法,我停了自己的节目,停了一年,没有任何出镜。当时有人劝我,主持人这一行,你一个月不出镜还凑合,半年不出镜,就没人记住你了。我说那我这张脸太廉价了。

那一年去研发新节目,就是在出完了《痛并快乐着》之后,2001年,我整整停了一年,今天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感慨于那个时候的做减法。那个时候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可以做体育,我可以做娱乐,我可以做其他好玩的东西,做制片人等等,但是我说不,我发现我只能做新闻,我也最该做新闻。

再然后,我当时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我在一夜之间都辞了,也才成了今天的我,我单纯了。我前几天跟同事聊天还说,我说30来岁的时候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很多的职位有很多机会,提拔你做主任副主任,我拒绝了,回到普通百姓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就是中央电视台连股级干部都不是,没有一张办公桌、绝对本科的普通员工。我要想拿更高的学历,也很容易,你了解我们的体制,但是我拒绝了。我就想看看一个本科生能够走多远,一个本科生的学历为什么不可以不断地去学习,让自己去带研究生?对,我现在要带研究生,每年要带十一个,这都是做减法的结果。

这当然是回过头来的一个感慨。另外,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在奔波之中,最后产生一种感受,一切我都应该得到,只要有哪件事有点欠缺,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在座的各位千万别,也要学会做减法。就是在那个时候,快到30岁的时候,28岁,1996年,看奥运会我编出了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

在曾国藩的长篇小说里头,写到很重要的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什么?曾国藩想给自己的书房起名“求阙厅”——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是最好的,月亮还没有全圆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常人来说这是缺陷,还不够完美,不够达到极致。毁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求完美和达到极致。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才是最棒的,花一全开,离落花很近了,月亮一旦开始全圆,离慢慢变成残月很近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30岁给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助推和启示,接下来咱们看40岁。

演讲现场

古人平均寿命低,这个时代四十不惑很难

40岁没那个时候好看了,但是我觉得放松了,自由一些了,为什么呢?不再是西装革履了,不再是黑白模样了,而是开始谈论幸福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四十不惑,30岁是减法,40岁是困惑,不是不惑,我觉得现今这个时代40岁恐怕困惑是最多的。

我的中年危机很早,到三十六七岁就开始困惑,我干这一切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我到底要干什么?《幸福了吗?》这本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出来的。

《幸福了吗?》,白岩松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30岁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幸福目标都是跟物质挂钩的,三十而立,你得有车有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媳妇许配给你,很物质。

但是四十不惑很难,我觉得古人平均寿命低,没有现在长,所以要浓缩,四十就不惑。我觉得我四十就是困惑,物质没有给我带来我以为会带给我的幸福。当然,不仅仅是个体,还包括这个时代,巧了,我今年50整,我好像适合干新闻,我天然跟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紧密捆绑在一起。我30岁生日那天站在松花江边做报道,40岁我是在奥运直播进去的,又奥运直播出去的,所以的确有一个对应。如果这个大时代40岁,中国的改革40岁,到底是不惑还是困惑?我觉得走过40年道路的中国,在物质方面已经寄予了大家足够多的东西,但是焦虑和困惑增加了,并没有减少。我们以为强大了,富裕了,就一切OK了,结果发现物质不过是打了一个底,原来在物质上脱贫是最容易的,但是在精神上富裕起来并且成为大国真的很难。美国都开始打你高科技,咱们打农产品,这个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一种“老二不容易当”的论调。我们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不是把这个“二”变成“一”,是变成超越自己。

这个话题太大了,说到个体,同样在40岁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幸福吗?”我的书名是《幸福了吗?》,是问号,代表我内心的困惑,中年危机的诞生。40岁要回答自己整个的问号,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偏年轻,但也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40岁左右的多跟自己聊天,要去读很多的东西给自己一些答案,我很庆幸在三十六七岁走进了《道德经》的世界,我在《白说》里面已经谈到。

在40岁的时候还要思考,如果周边的环境不发生改变,尤其是软环境。您心情舒畅地走出家门,到处是乱闯红绿灯的,你买一个东西都是假的,打个疫苗都……这两天全中国都在跟两个“台风”做斗争,一个台风是无形的,一个台风是有形的;一个台风就是疫苗,它冲击着我们内心安全的堤坝,另一个台风是中国很少从上海登陆的台风——这是题外话。

接下来你要去思考的是你独善其身,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拥有了很多的答案,周围的环境不变化,你会幸福吗?我有八个字说的比较重,我觉得我们现在是“道德赤字,人性亏损”,这才是现在最大的赤字和亏损。

前些天就在离这儿不远,我亲眼见到了两个车相撞,其实撞得没有那么严重,该负责任的车主对另一辆被剐蹭的车说,咱停到路边处理。人家慢慢停在路边了,那辆肇事车倒跑了,一车人也没有拦着他。

这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吗?这会是一个负责任的儿子吗?更不要说他怎么会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而他可能是你的同事,这就是道德赤字和人性亏损,也必然会影响到你。你不管自己是多么大写的一个人,除非你足不出户。但是足不出户也不妨碍你的孩子要打疫苗,你叫外卖,外卖也有可能有问题。   

所以中国人如何学会由一个小老百姓变成一个公民,这是我在40岁既问给我自己这个人,也问给这个社会重要的命题。

演讲现场

五十而“好奇”,善待每一个今天

接下来看看50岁,不用看照片了,就是此刻站在这儿的我。如果30岁是“减法”,40岁是“困惑”,我觉得50岁我送给自己的词是“好奇”。

50岁很尴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可攻——努努力也还行;退,要混得可以也可守,躺在自己取得的某种东西上,躺十年混个退休也似乎可以。

最近看一本书写得非常有意思,在硅谷里真正成功的创业者五六十岁的偏多,这跟我们的概念是不同的。中国什么时候能够不把创业全部当成年轻的事业,就跟中国不该把志愿者都当成青年志愿者一样。上周我做了一期节目,是中国网上要招募退休的中小学教师,每年有两三万块钱的补助,去乡村当老师,而且必须是优秀的。我说这是正式开启了退休后再就业的先河,当然不光是慈善。

回到50岁,离那一块还有点距离,你怎么向前走?更重要的是对于50岁的人来说,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你自己,你是不是还对很多事情好奇,你的人生观是如何的。我觉得我的50岁最大的收获,或者我此时按照什么方式在活着,就是我善待每一个今天。20岁的时候容易活在明天里,一不注意,50岁容易活在昨天里。但是我努力地克制自己,既不活在明天也不活在昨天,我善待每一个今天。50岁的人就不该总是“明天再说”或者“昨天真好”,我觉得今天最好。

那天看蔡琴的演唱会的碟,蔡琴说一句话蛮好。“每一次看照片,都觉得两年前的那一天真好看,但是两年前的那一天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好看过。”这句话挺有味道的。我30岁的时候没有觉得那个时候挺帅的,觉得自己毛病很多。可是今天当我隔了二十年回头看的时候,原来我也年轻过,原来我头发那么多。所以善待你的每一个今天,两年后再看你的今天最好不过。

就像史铁生说的那句话,当我的腿刚不能走路的时候,我坐在轮椅上天天怀念奔跑打篮球的时候,每天都非常痛苦。又隔几年,我在轮椅上生了褥疮,天天难受,那个时候天天怀念什么都不痒什么都不疼,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隔了一些年,我得了尿毒症,我总要去透析,那个时候我就怀念刚刚有褥疮的轮椅时光。

50岁如果再活不到“善待每一个今天”的地步,前面50年白过了。其实我觉得,别等到50岁才明白这个道理,30、40就应该明白。所有的东西都容易轻易错过,旅行中的一顿饭你只要没吃,再吃没准儿30年后了,还不一定是那个味道。所以善待每一个今天,是我50岁的时候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就是好奇。我其实可以不再对很多事情好奇了,因为见过了很多体验了很多,但是我督促自己好奇,所以做很多事我都带着好奇的心。包括这套书重新整,也是因为好奇。

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图书出版能有什么玩法,如果没有这个好奇,不会有这套书。这套书的前端就是,出版社的人找我说,“白老师纸价太贵了,得涨价了。”别,除了涨价能不能涨点儿其他东西?

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可以让这本书变成立体的书,以前没有这样的书,出了18年,能不能每一个章节后面都录一段视频,自己跟那个章节的对话。有哪些变化,哪些新的所思所想,哪些东西推翻了你原来的看法。于是就开始玩了,就玩起了这三本书。

包括去做“白看世界杯”,你也可以去试,手机可不可以竖着拍?做评论也可以。你去做现场报道,去做看似很大的很庄严的峰会,上合峰会,连线可不可以更轻松,更好玩,更让大家印象深刻?你可不可以用新媒体进行传播?都可以。我觉得好奇是督促人类进步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为什么不能成为督促一个个体进步的最重要的动力?一个民族只要不好奇了,这个民族吹了。几年前,号称BBC最牛的新闻主播来中国,有好事者在国际饭店组织了一个中国新闻主播和他的对话,就是我和他的对话。

这个哥们儿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BBC应该跟CCTV学什么?我开了一个玩笑,“当然首先学中文了。”接下来我开玩笑说,BBC最应该跟CCTV学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们这几年快速到世界去布各种记者站,现在已经超过了70个记者站。我们觉得自己是学生,带着巨大的好奇之心在观察这个事。而BBC已经把英国本身当成世界了,你们不再好奇。这个哥们把桌子一拍,“你说得太好了,我们缺乏的就是这个东西。”

2007年我在日本,采访了一个作家。这个作家说:“日本这个国家什么都有,除了希望。”后来明白了,这句话说得真深,换个角度来说,中国好像什么都缺,但是就不缺希望,每个人都觉得前面有问号。但是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变成一个除了希望什么都有的富裕国度?坦白地说,我非常担心中国走到某一天,富得什么都有,可还觉得自己真穷。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高学历但没文化的人很多,存折上有很大数目的穷人很多,这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真穷是不可怕的,因为前面有问号,有希望,这就是我说“道德赤字”和“人性亏损”的原因所在。科学家之所以发明了很多东西,不是一开始就承载着什么伟大的使命,不是,就是好奇。所以我在50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督促自己,要更好奇。

所以我现在很烦的一件事就是“坚持”。刚才聊天的时候就在说,你还在坚持吗?我说没有,一旦坚持离死不远了。过去我们说“坚持就是胜利”,中国足球只要坚持就是黑色三分钟,坚持就是咬牙,没乐趣了,没方法了,就靠坚持了。坚持有的时候很重要,但是相当多的时候这句话有AB面,我很怕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坚持。比如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不会“坚持着把话说完”,而是我觉得好奇:跟大家的交流,我会说成什么样?

另外一个大的层面,50岁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四五十岁的时候,在中国,你要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我非常担心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因为希望而去实现很多的梦想,一旦自己实现了梦想,成为既得利益者,便成为阻拦别人实现梦想的人。我说得没错吧?转眼就用他曾经最不喜欢的方式来对待年轻人和事。

因此在几年前,我自己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做“东西联大”,每年招十一个研究生,带两年,现在已经毕业了五期,有55个研究生毕业了。我觉得做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是很幸福的事情,你拥有了某些感触,你也有能力去带他们。每上完一天课,晚上请他们吃饭,花不了多少,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既得利益者应该做到的。

既得利益者有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重新成为铺路石,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不想对太多帮助我的人说谢谢,因为我要以加倍的方式去对待年轻人。”这就是我说谢谢的方式。我希望中国不管是物质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各个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当你成了的时候,要考虑你该怎么做。

昨天推火车的人,今天成了拦火车的人,回头看中国的历史,到处如此。所以呼吁所有的既得利益者,能成为像年轻时帮助过你的人那样的人。我也许做得不够好,但起码我在想,我在做,在说。

演讲现场

50岁写给60岁:那可爱的老头就是我

接下来看看60岁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漫画特善良。我相信60岁的时候我的头发没有画里那么多了,眉毛也许还那么多。但是60岁的体型应该还不错。坦白地说,大家看我,50岁的中国男人有这样的体型相当不错了。但在这个体型的背后是我信奉的一句话:越自律越自由。

我每周跑五天步,踢球,50岁依然可以打大场,不是开玩笑,而且经常跟专业的一起踢。跑步,有人会觉得是非常枯燥的事情,越自律越自由,我因为自律所以我可以自由的奔跑。

今年年初,我的一个研究生在《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一个专题叫“致十年后”,让我写。本来不想写,可是慢慢地,有些字句开始从脑子里往外蹦。这也是某种“报应”吧。我的研究生每年毕业的时候,最后一篇作业都是让他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我给留下来,十年后再给他们陆续展开。那么我也写下来吧。50岁写给60岁。60岁是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远方,远得在地图之外,但是转眼就是我的下一站。

20岁写给30岁,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但50岁写给60岁,就是夏末写给秋天的喃喃自语。20年后再写,是一个人躺在床上写给全世界;而现在所写的,是从全世界回到自己的一张床、一顿饭、自己的家人。

60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新书的序言里。这篇文章很长,我说,“十年后,那可爱的老头是我”。我要努力地去做一个可爱的老头。中国想要可爱,不仅取决于将来有更多的人一定要做成公民,不仅是小老百姓。未来的好中国一定是要有好老头好老太太的中国。目前,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3亿,十年后肯定过3个亿。也就是说,仅仅从60岁以上的人口来说,如果单独是一个国家,可以排进世界前五,甚至有可能世界第三,想想看,可怕吗?我倒不觉得。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网上的一个表,中国各个省市直辖市的平均寿命,上海和北京都超过了80岁,平均寿命男女全算上。这个平均寿命肯定是男的占了女的很大便宜,那也就意味着,我即便十年后,60岁了,也是“世界第三大国度”里头最年轻的那一个。未来,女性如果55岁退休,到平均年龄80岁退休后还25年,男性60岁退休到平均年龄80退休后还20年,您干点什么?光跳广场舞?

而且我可以说,今天跳广场舞的大姐和大哥们是时代带给他们的文化习惯和娱乐方式,再隔二十年,下一代人可能还会有很多跳广场舞的,但是会大量减少,因为下一代人不再是集体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就像岁数大的愿意旅游跟团走,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自由行。将来还会有广场舞,但是那个范围也缩小。没有“好”和“不好”,只有时代在洗牌,在不断的剧变。

我60岁的时候,是作为最年轻的那个团队当中的一员,我该去做一个怎样的人?中国话说六十耳顺。我相信我那个时候绝对不会听什么都高兴,依然听到不该高兴的还会不高兴,更重要的是要为年轻人去做什么,要为好的事情去做什么。不懒惰,不轻易妥协,该反对的反对。我希望未来,中国的老头老太太都这样,体型保持得好一点,多穿点好看的,别很多东西不舍得扔,别在孩子眼中是讨厌的父母,像你曾经讨厌过的一样。

我现在经常要前后去照这面镜子。我的一个好朋友已经离世了,陶伟,那个时候经常聚会给我讲过一次真事。我们集体痛陈老一代人,什么东西都在家里头攒着,你说破盒子弄三十几个搁在床底下干嘛?你要给他买件衣服五百多,完了,供起来了,每天烧香。因此我们这代人都习惯跟自己的父母斗智斗勇,700多元买回来的衣服,一问多少钱?220。但是容易出事。

陶伟有一次,400块钱给他爸买一件体恤,回来老头儿问多少钱,回答99。那行,穿上。第二天惨了,晚上遛弯儿回来,给了陶伟400块钱。“替我再买四件。你张叔、李大爷都觉得好。”这种撒谎的风险很大的,四件T恤净亏损1200。所以将来你别做这样的老人。

这仅仅是物质层面。老了依然要有精神生活,依然要有好奇心,依然愿意为年轻人挡风遮雨,活一天开心一天。我很开心和兴奋60岁到来的时刻,我觉得那是一个美好时光的开始。

《白说》,白岩松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回望18:你遭遇了什么就可能携带什么上路

看最后一张照片,大家以为是70岁呢。NO,这是我18岁时候的样子。讲完那么多光阴的故事,还是回到这一刻。

一转眼就过去了32年,每一个到北京来上大学的人,都会有这样一张留影。天安门广场,皱巴巴的西装,校徽别在胸前——那个时候大学生少,别校徽觉得骄傲,那个时候头发很长,但是还是很喜欢18岁时候的样子。

每个人18岁的目光,都是期待和追问的目光,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你今天活成了18岁时你自己想要的样子吗?我觉得还好。在今天,物质、名气,已经比我18岁时想要的多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我永远在路上。18岁时我在读新闻系,我希望成为最好的记者,今天依然在路上。很多人问,白老师你怎么还在CCTV?因为我想成为好记者,新闻还在这儿。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偶尔要拿自己的18岁来问问自己,你是当初自己要活的那个样子吗?这是真骗不了自己。

第二个感受很深的是,很多年过去,我庆幸18岁所面对的那些东西,它们悄无声息地塑造了我。18岁那年我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买了一本《朦胧诗选》,在工体听了崔健的“一无所有”演唱会。今天突然发现,我的文字风格和性格,受到最大的影响就来自朦胧诗、摇滚乐。18岁时你遭遇了什么,你就可能携带什么上路。

我非常喜欢1986年,因为1986年才是解决1966年的最好方式。1966年“文化大革命”靠1976年打倒“四人帮”结束,但只有靠1986年的启蒙、人性的苏醒和每一个人的成长,才可能真正把那个让人担心的基础消解。我们还要经历新一轮启蒙,经历对人性的充分了解。中国不管经济发生多大的变化,如果没有顺应人性,管制人性中“恶”的那一面,未来仍然会有很多让我们担心的东西。

所以我的18岁也是这个时代的18岁。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现在已经被浓缩成“不忘初心”四个字。18岁留一张照片是很好的,不管走多远,经常拿出来问问自己。别人说什么没有用,骗别人太容易,骗自己太难了。

谢谢各位!

[责任编辑:魏冰心 PN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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