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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 x 李若 | 访谈:给打工生活一个伤痛流淌的出口


来源:花城杂志

  何平 x 李若 访谈:“给打工生活一个伤痛流淌的出口”    何平 (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若好,《花城》的

 

何平 x 李若 访谈:“给打工生活一个伤痛流淌的出口”

 

 

何平 (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若好,《花城》的栏目准备用你的《大勇》,这个栏目要配作者的对谈,我对你不是很了解,能不能提供一些经历和写作的材料给我,我先看了再给你对谈提纲。

(附记:5月6日,在结束《花城》安排的和韩少功的两个对谈后,我从岳阳回南京。在高铁上,我给李若发了以上的信息,没想到我们很自然地在微信上聊起来。于是计划中的书面对谈也就成了微信聊天。李若应该有接受采访的经验,她能根据我的提问把一些现成的材料复制过来。)

李若:我整理一下,稍后发给您。我出生在河南农村,高一辍学,去南方打工,在鞋厂、服装厂和电子厂都干过,2012年到北京,在公益机构干了六年,接触了文学小组,有很多高校老师、学者来给我们讲过课,我认识了很多热爱文学的人。

没出去打工之前,别人家像我这么大的女孩子家务活干得溜熟:洗衣、做饭、喂猪、挑粪、浇地、割稻样样行。我却只喜欢看书,和面擀面条的时候,我一边和面一边看下面垫着的报纸,绕着桌子转圈直到把一张报纸看完。去别人家串门的时候,人家墙上糊墙的报纸书籍,只要是带字的,我都要看完才走。

我爸爸妈妈都愁死了,干活没力气,做家务活又不行,你以后怎么办呢?

那年夏天我天天都在家里写小说,我要成为作家!又有人讥笑我:老鹰抓牛——不是那样的爪子。

我偏不信那个邪。外面蝉鸣声声,我在家写得汗流浃背,终于写完一个中篇。我记得很清楚,写的是我叔叔的故事。当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投稿能投到哪儿。写完之后我放在了一个小木箱里,和几根漂亮的羽毛放在一起,塞在床下。

几年之后,我辗转在广州的鞋厂和苏州的电子厂打工。记得刚出门打工的时候我依然很瘦,表妹带我出去的时候,都担心我受不受得了,特意让我带够返程的路费。

在鞋厂打工期间,晚上加班到十一点是常态,下班回去接水洗澡排队洗衣服,做完这些十二点多了,赶上水流小的时候,拖到一两点才睡也是常事。每天宿舍、车间、饭堂三点一线地重复,人快成了机器,大家麻木地活着,看不到书和报纸,工友们没有时间看,也没有时间思考,我几乎和文字绝缘,也早已放弃了作家梦。理想,遥远得像天边的星星。

当青春在流水线上快流完的时候,我想趁年轻多去几个城市看看。最想去的就是北京,据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于是,2012年春天我到了北京。

何平这次我这个“多主语的文学重叠”选谁,也是和《花城》主编朱燕玲反复沟通商量的结果,你是袁凌推荐给我的,我相信他的判断。

李若:2015年下半年,网易“人间”栏目的编辑来约稿,我的文章发表了。从前总觉得拿稿费是离我很遥远的事,写得高大上的才能发表,我总认为我写的上不了台面,没想到我写的东西也可以发表!我从此爱上写字,我写的都是打工的和农村的故事。

2016年,我写了《八个农村老家的真实故事》。因为这篇文章,上海《解放日报》的记者专程跑来采访了我三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大老远地跑来采访我。后来报道出来了,网易“人间”的编辑老师戏称我为“流量女王”。

2017年,《人物》记者还给我做了一期专访,《读者》杂志转载了我的《穷孩子的学费》。有出版社的编辑联系我要给我出书,也有编剧跟我说要把《穷孩子的学费》改编成公益电影。

 

 

▲李若新作《大勇》

刊载于《花城》2018年第4期


何平:本来想你再多给一些自己满意的作品的,但你一直没给我新的。

李若:我最近没怎么写,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不自信。

何平:你现在觉得写作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李若:还和以前一样,我还是在大城市打工,为生计发愁。我觉得写作就是一个表达方式,给打工生活一个伤痛流淌的出口。

何平:你了解你周围类似你的人他们的写作吗?

李若:现在的社会太浮躁,很多人都在为钱奔忙,我周围写作的人不多,能坐下来安安静静看书的人都很少,只有热爱文学的人才会读和写。

何平:你平时读些什么?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李若:我喜欢看黄灯老师的《大地上的亲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还有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何平:关于打工和写作生活你可以说得具体一点。

李若关于打工生活,我曾经写过一篇《安装螺丝钉的螺丝钉》,里面是这样写的:我们这一批进厂的有十多个人,培训结束后,厂里新开了一条生产线,我们进了车间。按照规定,一条生产线一天要做八千个产品,分给我的工作是给插头放螺丝钉——前段的人已组装好插头,流水线把半成品流到我面前,我要飞快地拿起一个盖子扣上去,要扣得刚刚好,上下左右都对齐;再在四个角的小孔里安放上四颗螺丝钉,每次放螺丝钉我都要像武林高手一样稳、准、狠,一次搞定,一刻都不能停,因为后面产品很快又跟来了……

 

 

一天下来,我要放三万多颗螺丝钉,加上“为虎作伥”的组长要求多加五百个产品,我一天要放三万四千颗螺丝钉!这是什么概念呢?——我想别说放螺丝钉,就是光摸三万四千颗螺丝钉,一颗一颗地摸完也会累个半死吧!
 

随后,流水线后面的工人再用电批把螺丝钉拧紧。这个工作看似非常简单,但因为产量定得高,组长为了不让我们加班到晚上十二点,把流水线开得比火车跑得还快,我想从没进过工厂的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肯定会头晕。

谁手慢一点,面前的产品就会堆成小山,组长看到了就大喊:“大家动作快一点啊,早点干完早点下班!”大家就拼命地干。有的工友一边干还一边说“快!快!快!”——好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一天下来腰酸背疼,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动弹。

在我后面、用电批打螺丝钉的工人,是一个刚从学校出来打工的十七岁小男孩,电批把他的胳膊震得肿胀,吃饭的时候他连筷子都拿不住。我的手上也起了血泡,因为螺丝钉有棱有尖,也没时间考虑伤不伤手,如此抓的次数多了,连手套都一起戳破了。

这是我的真实经历,为了少开一个人的工资,本来两个人的活,让一个人干。

何平: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更主动和自觉的阅读选择和写作期待?

李若:我看书很杂,什么书都看,包括养生的和菜谱,文学书看得更多了,有的顾不上看就借回去放在办公桌上或者床头,及至最后都堆了好高一摞,闲下来的时候就随便抽一本出来读几页,碎片化阅读。

我没有什么期待,就写我想写的,没有成名成家的愿望。其实我写作的初衷是想把农村的留守、养老、医疗等问题反映出来,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最好得到解决。

何平:你目前做什么工作?

李若:本来打算进工厂,怀孕了就没有干。

何平:家里人怎么看你的写作?

李若:我妈不支持我写,她说伤脑子。

何平:你丈夫支持你写吗?

李若:他支持我写。

 

 

何平:打工者写作是不是一定要一直强调和束缚在“打工者”这个身份上,我觉得可以讨论。当然,我不反对你通过写作“发出自己声音”的诉求,事实上也是这样,你的写作得到关注,首先也是因为你作为“打工者”可以“开口说话”。

李若:是的,用打工者这个身份写是内部观察,身在其中,有切身体会。但是我也希望自己在写作上能有进步,作为打工者视野不够宽阔,写东西容易原地踏步。

何平:对啊,这可能也是“花城关注”推你的初衷,毕竟《花城》不是一般的大众传媒。我们想除了“开口说话”,像你,像范雨素这样的作者能不能突破环境和自身所困,在文学上走得更远一点。

李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我写东西是野路子,不是专业出身,底气不足。

 

 

李若

北京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成员,打工十多年,从南到北。热爱文学,偶尔舞文弄墨。网易“人间”非虚构栏目签约作者,作品散见于杂志《北京文学》《北漂诗篇》《单读》《读者》《神剑》及公众号“乡村建设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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