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小说与《天可汗》

在小说《天可汗》中，作者熊存瑞以精深的技法刻画了唐太宗的形象；通过如下两段描写可见一斑。在第一段中，太宗向史臣询问，作为皇帝他是否能阅读有关他自己的记述。史臣拒绝了此要求，并称，史臣的责任是为将来的君主提供超然的记载和对事件的评估。如果让皇帝亲见所录，史臣则会违背其职责而成为历史的参与者。

《天可汗》

第二段叙述太宗龙潜时跻身皇位的过程。最关键的一步涉及暗杀其兄。为了选择吉日，太宗找到专业卜者进行龟卜，却遭到僚属的反对。僚属问道，如卜而不吉，是否要放弃计划？太宗迟疑片刻，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占卜遂未能对太宗的行动产生影响。在忠实僚属的协助下，太宗终于成功地扫除了对手，获得皇位。

在此两段记述中，作者对事件不作概括性的评述，而是让读者自己作出结论。

当时在朝廷供职者中有这样一批严格遵守职业操守的幕僚，他们深知自己基于学识所作出的判断是为权势者服务的。他们中的史臣更明了，其记述尚若忤逆帝王，会带来丢掉官职甚至头颅的后果。与此相反，帝王如若喜见史家的评论，在以后的决断中就有可能会草率行事。卜者则知晓，揭示占卜的结果往往凶多吉少。帝王会因凶占而踌躇不前; 而以后出现的的逆向发展亦会影响到占卜的成功与否。如果帝王无视上天凶相，而采取行动，并一举获胜,卜者的专长便会受到质疑。帝王当然会察觉到，幕僚们在私下里会进行政治上的考量。 但帝王也知道，缺少知识独立性的幕僚会是毫无用处的。

熊存瑞笔下的唐太宗可与当今欧洲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mbs) ——笔下的国王相比较。在其新近巨著《英格兰人及其历史》(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中，图姆斯指出，英格兰人自视为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借助于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剧中对中世纪国王及其臣僚的刻画。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故事，因其复杂性而流传至今。图姆斯写道：“莎士比亚不仅让王权的威严得见天日……亦使之威风扫地，让君主受辱、被黜、被弑。其历史剧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出于野心、色欲、骄傲、恐惧、复仇、嫉妒——偶尔也出于忠诚、信念或荣誉(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法斯塔夫所嘲弄的那样，‘荣誉’仅仅是一句空话)，人们参与冲突、做出决断。他们的努力往往徒劳无功、荒谬且毫无意义。即便是最具正义感或最辉煌的战争亦会带来废墟、腐败、残忍和死亡。他笔下的国王、女王如同农民一样十分具有人性——他们自私、残暴、多疑、无能、淫荡、背信弃义；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表现出骑士精神，而仅由于其臣民的原因而变得神圣。” [①]

莎士比亚笔下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人物是亨利五世。他在法斯塔夫的陪伴下，不过是一位放荡不羁的青年。 作为军事领袖，他却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发出振奋人心的动员令(“让我们再一次冲上前去……”)。这使人想到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针对德国人的宣传，如温斯顿·丘吉尔在敦刻尔克撤退后的讲话中说道：“我们将继续战斗，无论是在海岸上、还是在……”对亲自率兵征战的唐太宗，熊存瑞赋予了一种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所具有的特质。

历史小说，即在实录历史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具有想象力的心理描述，自莎士比亚时代以来，人们的创造力愈加得到展现。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著的《艾凡赫》(Ivanhoe) 和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著的《巴黎圣母院》( Notre-Dame de Paris) 以浪漫主义手法对中世纪欧洲大书特书。大仲马(Dumas père)著的《三个火枪手》(Lestrois mousquetaires)、托尔斯泰( Tolstoy)著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狄更斯(Dickens)著的《双城记》 (Tale of Two Cities) 将欧洲所发生的动乱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广大读者眼前。

历史小说体裁，经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我，克劳迪亚斯》（I, Claudius) 、 翁贝尔托· 埃可(Umberto Eco)的《玫瑰之名》 (Il nome della rosa)、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 有关16世纪伦敦的著作之后，已日趋成熟。

杰出的科学家也写过有关其著名先辈的故事，诸如物理学家利奥波德·英费尔德(Leopold Infeld )笔下的埃瓦里斯特·伽罗瓦(Évariste Galois) （见《上帝之所爱》[Whom the Gods Love] ）和神经外科专家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笔下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见《火炬》[The Torch])。西密歇根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对历史小说创作也不陌生。其所著小说或以罗马帝国和二战中的爪哇岛为背景，或勾画出素食主义的将来。熊存瑞所写的有关唐太宗的故事，建立在对史料充分掌握的基础之上，在作家的圣殿中占有杰出的位置。

英国作家A. S.拜厄特(Byatt)在一篇基于1999年耶鲁大学芬西-孔提尼(Finzi-Contini)讲座演讲的文章中指出，讲故事能引人入胜，是因为其关系到生与死。她将讲故事分为三种体裁: 神话、童话、小说。在此我将进一步阐述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的看法。神话讲述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并对其进行完全缺乏说服力的解释；而神话中的人物往往会长生不死，如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Sisyphus)、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美狄亚(Medea)等。神话亦描述世界特征的起源，如在爪哇岛中部的覆舟火山(Mount Tangkuban Perahu)。然而神话并不能缓解生活所带来的沮丧，于是就产生了童话。童话是关于善恶的、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它认可满足的谎言(“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与神话、童话不同，小说讲的故事具有一定真实性，尽管它们亦会有关于梦幻的描述或矛盾的、对世界的认识。除了能够让读者对自己产生新的认知之外，小说家放弃了担当顾问或预言家的角色。[②] 成功的小说仅仅以含蓄的方式向读者解释通向高洁人生的道路。

一部小说，如果不能向我们揭示如何生活，还会有什么价值呢? 那些为获得成功而奋斗的、动手实干的人们为何要在这种艺术形式上耗费时间呢？其答案之一是，人们需不断地诉诸艺术以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以陶冶心智。故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精深而不是肤浅的作品，应该重视的是艺术评论家所谓“艺术”(Kunst)而非“媚俗”(Kitsch)。其答案之二是，小说需要读者全神贯注的鉴赏。小说作为读物，若获得读者的讨论，就会变得有意义。这里的所谓讨论即是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和幻觉》(Art and Illusion)一书中所言的“观者的眼光”；正是鉴赏者对艺术品赋予重要涵义。这就是为什么某些艺术品创作以后方会具有特殊意义，而有些20世纪末评论家确信，一件艺术品的存在的意义在于不断地为人们所评判。[③]

作为一件艺术品，熊存瑞的小说让读者获益良多。行文采用直陈的风格，而字里行间常常能唤起读者对图像的联想；这是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享受。读者就像20世纪初在水下探索希腊安迪基西拉岛(Antikythera)沉船的潜水员那样，不时地浮出水面观赏从海底涝出的珍宝。[④]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既熟悉又陌生的、遥远的过去。

在揭示饮食、服饰、建筑细节的同时，熊存瑞为我们提供了朝廷事件的细腻描述。在玄武门事变之后，当太宗李世民与父亲高祖李渊相见时，情不自禁地扑入父亲怀中，恸哭失声，一边吸吮其乳头。这类质朴动人的场面，据我所知，未见于有关欧洲王室的史料之中。总之，《天可汗》为伟大文明时代中的生命赋予者勾画出了一幅绝妙的图画。

[①] Robert Tombs, The English andTheir History, London: Penguin/Random House, 2015, p152.

[②] A. S. Byatt, “Old Tales, New Forms”, in 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Chatto &Windus, 2000), 123-150, p147-148.

[③] E. H. Gombrich, Art and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1960;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art Three: “The Beholder’s Share”,p179-287.  Paul de Man is known forhaving advocated that all writing is devoid of fixed meaning. Alvin Kernan, In Plato’s Cave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 2000, p196-201.

[④] Alexander Jones, A PortableCosmos: Revealing the Antikythera Mechanism, Scientific Wonder of the Ancient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