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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与“参与”: 梭罗与《公民的不服从》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

编者按一直以来,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被大多数批评家和读者认为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章,强调了公民基于道德原则对于不义政府的非暴力抵抗。而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梭罗的政治抗争缺乏公共性和程序性,因此难以具有真

编者按

一直以来,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被大多数批评家和读者认为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章,强调了公民基于道德原则对于不义政府的非暴力抵抗。而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梭罗的政治抗争缺乏公共性和程序性,因此难以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本文试图梳理梭罗文章中始终存在的两个对立和矛盾的维度:其一是对于不义政府的对抗;其二是对于政治本身的怀疑、疏离和厌恶。联系到梭罗其他政治文章,本文试图说明梭罗的政治观念服从于他的浪漫主义原则,即对“个体生活的圆满”以及“个体生命力”的重视,而参与或退出政治的选择都基于“非政治”的浪漫主义原则。换言之,《公民的不服从》讨论了政治问题却非政治性的文章,因此,对该文作单纯政治性的解读,往往容易忽视梭罗对于浪漫主义自我实现理念的坚持。

作者简介

毛亮,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中心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亨利·戴维·梭罗像

发表于1849年的《论对政府的抵制》(“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是梭罗的一篇经典之作,而文中提出的“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或“非暴力抗争”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中为人所熟知的重要观念。尤其经过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推崇,梭罗在现代政治思想中获得了他自己恐怕也难以想象的地位。不过,这样的推崇也有负面效果。比如,《论对政府的抵制》(后由编辑改题为《公民的不服从》)成了一篇人所共知但却很少被认真细读的经典;“公民的不服从”常常成为谈论梭罗时方便的“标签”。这样的情形使我们难以不带成见地解读这篇文章,甚至可能遮蔽它内在的矛盾和复杂性。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研读此文,就会发现不少疑点。首先,“公民的不服从”并非该文原来的标题,这个“响亮”的题目是梭罗去世之后四年(1866年)整理梭罗文集的编辑所改加的。梭罗文章的原题是《论对政府的抵制》,源自他1848年的演说《个人与国家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State”)。从这两个标题来看,梭罗的态度似乎显得比较冷静和客观。梭罗入狱的过程也没什么轰轰烈烈,更像是他对老熟人兼业余税管塞缪尔·斯特普斯(Samuel Staples)的主动挑衅。[1] 梭罗文章中对狱中一夜的描述并没有激烈的情节,反倒充满了浪漫的遐思。事实上,对不义政府的抗争只是梭罗文章的一个维度,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维度是梭罗表现出的对于政治的疏离甚至厌恶。可以说,《公民的不服从》始终纠结于疏离政治与参与政治的两难选择之间;它并没有“宣言”式的断见,却不乏思考中的模棱与矛盾。

关于这篇文章以及梭罗的政治观,英美学界的研究者也有较大的分歧。如果对有关的批评文献做一个概括,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几个较有代表性的解读路径。首先,认同美国民主制度的学者习惯于将梭罗的政治思考与美国民主的个人主义传统联系起来,注重解释“公民的不服从”观念如何表现和完善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他们试图说明,梭罗的政治思想是内在于美国民主传统之中的宝贵财富并能够为其所包容和鼓励。[2] 左翼的批评家如《人民的美国史》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的作者霍华德·泽恩也同样重视梭罗的政治思想,但并不特别留意梭罗的观点与美国本土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为梭罗政治文集《高于法律的原则》(The Higher Law)所做的序言中,泽恩将“公民的不服从”定义为“公民为某种社会性的目标而有意地违反法律”。[3] 泽恩所看重的是梭罗为“公平和正义”而抗争的理想和行为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普世价值。如果没有公民为正义的抗争,那么任何政府都必然丧失道德。这两类评论者都对梭罗的观点做了政治性的定义和正面的评价。

与此相反,一些受“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影响的批评家却较为强烈地质疑梭罗的政治观。汉娜·阿伦特曾指出梭罗的政治观基于他的“道德良心”,但是良心并不等同于政治,因为政治必然是具有集体性、公共性和程序性参与的社会实践。与阿伦特持类似立场的批评家也都是从共和主义理论的视角批评梭罗政治思想的内在缺陷。这类批评都强调梭罗的政治思想来源于私人层面的道德良心,因此他的抗争缺乏真正的政治意义。此外,梭罗“良心至上”的观念会导致极端的“反体制主义”(anti-institutionalism),而其所针对的似乎不仅是不义的政府,而是一切形式的政府和政治权力。因此,梭罗对于美国民主政治只能提出一种“否定性的批评”,并不具有建构性的意义,也无法为民主制度的具体运作提出有益的改进方案。[4]

虽然这些研究者的立场各不相同,结论也有较大的差异,但都抱有一个共同的设定,即《公民的不服从》是一篇以政治为中心的文章,而其中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然而,如果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来解读文本,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惑:我们如何去解释文章中反复表现出来的对于政治本身的疏离、反感甚至厌恶的态度。比如,在《公民的不服从》中有这样一段颇为重要的话:“人并没有责任去致力于消除即使是最严重的不公,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关注和对待;但他有责任至少不参与其中,而且假设我们对社会不公本来就毫不在意,那么至少可以不助长它们”(Higher:71)。在另一处,梭罗写道:“政府本不是我所关心的,而且对它我也将尽量不加以思考。即使在这个世界里,我感到生活在某个政府之下的时刻也寥寥无几。如果一个人拥有自由的头脑、自由的遐思和自由的想象,那么那些原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也不会让他萦怀,因此无论昏君还是改革家都不会干扰他生活的根基”(Higher:86)。

对《公民的不服从》作政治性解读的评论者对这些言辞也难以自圆其说。他们或者淡化其重要性,将其归结为梭罗个人主义思想;或者多少有些偷换概念,将梭罗对政治本身的反感解释成他对当时美国政治腐败的批判。但是,对于政治本身的疏离和厌恶并非梭罗一时的情绪。在梭罗所有涉及政治问题的重要文章和言论中,类似的表述并不少见。巴里·克里兹贝格研究了梭罗生平中几次重要的政治参与,发现梭罗对于政治始终采取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每次参与政治之后,梭罗都会立刻回到个人的生活之中。克里兹贝格认为,“梭罗所秉持的、本质性的超验原则也没有因为令人不安的历史事件受到任何的修正。他有时会对时代的恶行痛下批驳和警示,但其后他立刻退出一切政治的行动并坚称他有其他的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5]

如克里兹贝格所说,在日常生活中,梭罗对政治的疏离态度丝毫不弱于他对暴政的抗争。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态度的循环往复构成了《公民的不服从》一文的基本结构和内在张力。读者甚至会觉得难以适应文章论述中屡次出现的态度和语气上的“急转弯”。比如,《公民的不服从》开头部分对美国政府做了严厉的政治批评,指责美国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昔日曾奋力摆脱英国奴役,今天却蓄养着数百万的奴隶;曾经艰难抵抗英国侵略,今天却毫无羞耻地侵略别国。在这个国家中,利益使人放弃了良知;选举不过是一场游戏,参与者无人真正在意结果。可是,就当我们期待梭罗进一步说明公民应如何按照正义的原则进行抗争时,却发现他的言辞和态度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他随即告诫读者,我们不仅没有责任去对抗和消除社会的不公正,而且政治参与本身也值得怀疑:“我来到这个世界,生命中的主要之事不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好,而是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不管它是好是坏。人不能做所有的事,只能勉力做一些事;不过当然不能因为如此,他就必须要做错误的事。尽管如此,去向州长和议会陈情和请愿不是我的分内之事,就如同他们向我请愿也不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一样”(Higher:74)。文章之前激烈的政治讨论一下子转到对于个体精神生活的观照,对于政治的关心和参与突然变成对政治的怀疑和疏离,两个极点之间的转换几乎没有文字上的过渡,显得十分突兀。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梭罗对自己因拒绝纳税而入狱的经历的描述中。首先,梭罗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这一部分的讨论是充满政治性的。梭罗表示自己拒绝缴纳人头税(poll tax),因为它用于一个不义政府的日常开支;同时,他并不拖欠用以支付康科德的教育、桥梁和道路维修费用的税收,因为那是他对于“邻居们”的责任。其次,对自己因此被囚入狱,梭罗也安之若素,因为“生活在一个用不正义手段束缚所有人的政府之下,对一个坚持正义的人,其真正的安居之所便是监狱。今天我们应该居住的地方,或者说麻省为她那些自由而不沉沦的灵魂们所能提供的唯一居所就是她的监狱。……只有在这里,逃亡奴隶、墨西哥的犯人、还有那些为他们种族的苦难而陈情的印第安人才能够找到正义的原则。……在一个奴隶州中,唯一可以让自由人居住而不受其辱之地就是监狱”(Higher:76)。梭罗此处的政治评论极其雄辩,反讽的言辞锋利,也极富道德和政治的感召力。可是,当梭罗随后描述自己在狱中的经历时,语气又出现了突然的转变。梭罗对狱中经历的描述丝毫没有政治抗争的色彩,反而充满了“新奇和趣味”(novel and interesting)。梭罗饶有兴味地记述了他与监友亲热风趣的谈话,甚至还很仔细地读了囚犯留在墙上的打油诗。当深夜来临时,梭罗透过囚室的铁窗眺望康科德小城的夜景:

在监狱待了一夜,我仿佛游历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度,做梦也不曾想见。我仿佛从未听到过这个小镇上的钟声,或夜晚从那里传来的声响。……好像我的家乡变成了一个中世纪的小城,康科德河也仿佛流淌着的莱茵河,骑士和城堡的影像从我的眼前一一掠过。街上传来的是那些古时年迈的老人说话的声音,我似乎亲眼看到,亲耳聆听到近旁乡村旅店里的动静和言谈——这一切,对我来说,全然是一个有趣而稀罕的经验。(Higher:81)

莱茵河

这段描写被有些批评家解读为梭罗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批评(美国仿佛仍然处在“中世纪”般的黑暗和野蛮之中),但是文本的细节似乎难以支持这样的结论。莱茵河、骑士、城堡和乡村旅店等等显然是十九世纪文学对中世纪古风的浪漫想象中经常出现的典型意象。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梭罗用如此诗化的话语来描述狱中的经历,与他之前严肃雄辩的政治讨论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如果对不义政府的抗争是公民的政治参与,那么梭罗此处带有浪漫色彩的遐思则无疑是要产生一种“陌生化”(estrangement)的效果,或者说是对自己之前的政治参与进行一种有意识的疏离。当然,梭罗未必打算淡化政治抗争的意义,但他对小城夜景的浪漫描写则明确提出“个体的精神体验”这一与政治参与相互对立的维度。出狱之后,梭罗立刻加入一群朋友去野外采撷黒木果的远足,作为对于政治的逃避和疏离:“半小时之后,在长满黒木果的田野中,寄身于两英里之外康科德附近最高的山上,在那里国家是看不见的。”(Higher:84)

康科德河

事实上,梭罗选择以拒绝纳税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抗争也源于一种复杂和矛盾的心态。当时许多波士顿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不仅组织大规模的政治示威,甚至冲击监狱营救监禁中的逃亡奴隶,还有许多人通过报刊舆论对麻省政府施加压力。相比而言,梭罗的抗税实在难以称得上刚烈,爱默生甚至批评他的行为“小里小气,偷偷摸摸,甚至有点低级趣味”。可是,在《公民的不服从》一文中,梭罗表示,拒绝纳税并非纯粹为了政治抗争,因为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兼顾政治参与和个体自由两个方面的要求。对梭罗而言,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公并不是个人生活的首要目标,他的底线只是不助纣为虐而已;其次,梭罗不认为有组织的政治抗争可以使麻省政府改邪归正;再者,即使可以成功,这样的政治活动也过于耗时耗力,以至于消磨了人生宝贵的光阴。因此,与其梦想麻省有一天能够“退出”(withdraw)这个不义的美国政府,还不如自己“退出”麻省来得方便干脆。拒绝纳税之所以是最佳的选择,并非如甘地所云是因为其“非暴力抗争”的特质。事实上,从后来梭罗对于约翰·布朗(John Brown)武装起义的高度赞扬来看,他对于“暴力抗争”也颇能认可。选择拒绝纳税是因为这是“成本最低”的抗争行为,能够在保护个体精神生活的前提下达到政治的目的(即不帮助为恶者)。换言之,拒绝纳税是用“疏离”和“退出”政治的方式来兼顾政治的“参与”。梭罗随后推想,假如人人都效仿他的行为,那么一个无法获得收入的政府也自然就会“无疾而终”,从而造就一次“和平的革命”(a peaceable revolution)。可以想象,假如甘地是一个更好的读者,他恐怕未必会认为梭罗真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甘地

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人大多会对这样的“革命理论”付之一笑。可是,当我们批评梭罗政治观幼稚乃至荒唐之时,往往没有意识到现代历史在我们头脑中植入的偏见。因为二十世纪的政治运动主要是以“国家”为中心的高度组织化和公共性的集体行为,我们也就不自觉地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梭罗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并评判梭罗这篇文章的价值;但是,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公民的不服从》,我们无法认真地对待梭罗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受到共和主义理论影响的批评家难以准确把握《公民的不服从》的复杂性,其解读的盲点就在于此,国家主义者亦复如是。然而,“国家”从来就没有在梭罗的思想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政治”亦复如是。这一点在《公民的不服从》开头处就说得很清楚了:“最好的政府是一无所为的政府。”(Higher:63)国家对于梭罗而言,至多是一种“方便”(expedient)。当然,我们应该注意“expedient”一词(来源于动词“expedite”)在英文中也有着“促进、排除障碍和释放可能性”的意思(OED)。对于梭罗来说,国家的存在若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只在于它能够“促进”个体生活的圆满,能够为个体精神和个体经验的自由“排除障碍”。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少去干扰那些本来就无意关心国家和政治的人。在《公民的不服从》的结尾,梭罗期盼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它不会因为“有一些人希望离它远远的,另一些人不乐意理会它,还有一些人完全不在意它的怀抱”而感到不安(Higher:90)。这样的国家是梭罗理想中的国家,一个能够不断变得更好的国家。

假如我们暂且将现代历史所预设的政治观念放在一边,也许就能认真看待《公民的不服从》一文所揭示的另一层意涵。换言之,《公民的不服从》虽然讨论了政治的问题,但其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却未必是政治性的,甚至在一定层面上是反政治的。当我们察觉到文章中“疏离”政治与“参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就需要进一步去思考梭罗为什么强调我们有必要“疏离”或“退出”政治?同时,为什么在有些时刻,我们又不得不“参与”政治?在做出这些选择时,梭罗所依循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

哲思的生活与政治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冲突,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颇为悠久的命题。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而亚里士多德关于“哲思的生活”是最高的善的判断也同样试图回应这个问题。梭罗在《公民的不服从》中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也可以说是这个古老命题在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与思想语境中一种新的演绎。罗森布鲁姆在她的文章中,敏锐地揭示了梭罗人格中具有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梭罗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执著于个体生活的圆满和经验世界的富足(personal wholeness and experience);另一方面,梭罗在立场上接近认同民主的个人主义,也表现出对于“自由”与“正义”等政治问题的关心。[6] 不过,对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偏好使罗森布鲁姆没有认真地对待“个体生活与个体经验的圆满”这个浪漫主义原则。事实上,梭罗对是参与还是退出政治的所有思考都基于“个体生活的圆满”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对于《公民的不服从》甚为关键,也是梭罗全部作品中贯彻始终的基本信念。梭罗的《瓦尔登湖》中有一段广为人传诵的话——“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7] 这段话对于“生活”(life)一词不厌其烦地重复,所要强调的不就是“个体生活与个体经验的圆满”这一原则的中心意义吗?

《瓦尔登湖》

“生活”(life)是梭罗作品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一个内涵比较复杂的概念。梭罗的作品中与此有关的表述还有比如“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存在”(feeling alive)、“处于清醒的状态”(being awake)以及“生命力”(vitality)等。综合这些表述以及梭罗的作品,我们看到梭罗对于“生活”或“生命力”的思考中包含一系列不同的要素,比如对于大自然的亲近与感受力、智性思考的自由与独立、人的心灵对于陌生经验的无限开放性。同时,它也意味着对于“邻居们”生存状态的伦理批评、日常生活中的自律与节制、摆脱文明与习俗的桎梏以及明确而坚定的道德判断力。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梭罗有关“生活”和“生命力”的思考受到了柯勒律治尤其是其“生命理论”(the Theory of Life)的影响。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像

根据柯勒律治的理论,一切生物(包括人)的“生命力”都来自于一种“两极对立”的过程(the doctrine of polarity)。[8] 梭罗在其创作的高峰期便很熟悉柯勒律治的理论,而“两极对立”激发生命力的基本构想在梭罗主要的作品中,成为他讨论“生活”和“生命力”问题,尤其是对于文明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有关论述的主要框架。对于梭罗而言,文明意味着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商业和政治两个代表性的领域;而处于文明之外的并与文明形成“两极对立”关系的自然,其最具代表性的存在就是梭罗反复描写的“荒野”(wilderness)。按照梭罗的说法,完全陷溺于文明状态中的人被虚荣和习俗所束缚,因此无法真正实现自我的“生命力”。同时,纯粹的“荒野”对于人来说,也是一个不能为人所进入和安居之所,因为我们的主体意识无法真正理解和容纳它。然而,文明与自然(或荒野)两个极点所构成的对立与紧张,却是人能够展开他的“生活”以及实现其“生命力”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的“生活”或“生命力”的展开和抒发,无论是自由的精神还是对文明社会的审视与批评,都需要在这个对立冲突之中得到实现。在文明与自然的两极对立之中,人不仅可以跳出习俗和常识的窠臼,做出独立的判断,也能以开放的心灵面对全新的经验与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十九世纪的康科德镇

在梭罗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描写文明如何可以与自然密切地相邻相伴。在《河上一周》中,梭罗写道:“荒野就在每个人的身边,无比珍贵。即使最古老的村庄也得益于环绕其周围茂盛的原始森林,这些森林的好处要远大于人所培育的花园。森林环绕着人居的村镇,甚至它的一部分有时会延伸进村镇的范围之内。这样的情景会产生出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和灵感。”[9]在《缅因的森林》中,梭罗希望美国的土地永远是“部分地被耕拓”(partially cultivated),以便让荒野能在文明的周围与之相互依存;而对于那些“诗人”(即更具想象力的人),为了“力量”和“美”,则应该“沿着印第安人或伐木工的小路,走向荒野的更深处,去畅饮新的更能激发精神活力的缪斯之泉”。[10] 梭罗的言辞极易被当代的环境主义批评家所简化和误读,因为他们往往没有注意到梭罗笔下的“自然”始终具有很大的隐喻性。梭罗所要阐述的绝非“环境保护”那么简单,或是要追求某种“化外之地”;他关心的是如何能维系住文明与自然这两个对立和冲突的极点,因为只有这种“两极的对立”才能够造就自由、独立和活泼的灵魂。与这样的自然描写类似,梭罗眼中最为“生机勃勃”的人往往是那些存在于文明与自然的交界处并能够自由地往来于这两个不同世界的“双栖者”,如缅因原始森林中的伐木工人或历史上活动在苏格兰沼泽地区的侠盗(the moss-troopers)。[11]

苏格兰沼泽地区的侠盗

如果我们从这个浪漫主义理论的角度去理解梭罗对于政治活动的看法,就能够明了梭罗对于政治活动的疏离根本上来自于重视“圆满的个体生活”或者“个体生命力”的浪漫主义理念。梭罗对政治参与始终抱有戒心,本质上是因为他担忧人会陷溺或束缚于文明社会的习俗成规。只关注现实社会的人无法想象别样的生活,依赖习俗成规的人最终将失去自由与开放的心灵。当时,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是新英格兰最有声望的政治领袖。可是,他的政治生涯之所以会留下1850年妥协案和《逃亡奴隶法》这样的“败笔”,对于梭罗而言,恰恰是因为从政多年韦伯斯特已经难以摆脱政治习俗和仪规的窠臼,他的头脑失去了活力和开放性(hospitality)去接纳新的原则和新的经验(Higher:87-88)。事实上,大多数在社会中“安分守己”生活的美国人,在梭罗眼中也处于相似的境地,他们“没有任何自由的判断力和道德意识,把自己置于木石泥土的境地,也许这样木头似的人可以被制造出来以敷其用,他们不值得尊重,就如一些草人,一堆泥土。他们的价值等同于马和狗,而这些人通常被认为是好的公民”(Higher:66)。我们注意到这里的一系列比喻(土石、木头、泥土等)描写的正是这些“好公民”事实上“生活”的贫乏与“生命力”的缺失。在梭罗的文章中,《为约翰·布朗一辩》(“A Plea for John Brown”)是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篇。然而,他对布朗的赞扬显然也是基于“生命力”的浪漫主义理念。布朗的“死”,按照梭罗的理解,其意义在于教育美国人如何去“活”,因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活着与死去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梭罗写道:“我不相信他们那些棺椁、裹尸布和葬礼等等的,对于他们,没有‘死’这一回事,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活’过;他们只是腐朽或蜕化而已,就像他们一直在腐朽和蜕化之中。……就让死者去埋葬死者吧”(Higher:134)。于是,恰恰是这位“仿佛半个野蛮人”的约翰·布朗却以其行动馈赠给美国人新的“生命力”,因为布朗的武装起义“让北方各州细弱的脉搏变得有了生气,他给这些人的心脏和血脉中注入了新鲜有活力的血液,而这是无论多少年商业的繁荣和政治的热闹都无法给予的”(Higher:135)。

《为他人的罪而死的约翰·布朗壁画》,John stuart curry, 1940

可见,当梭罗评判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时,所秉持的原则并非“政治性”的。这是为什么他没有考虑韦伯斯特参议员在1850年妥协案中对某些宪政原则的审慎坚持,也没有思考约翰·布朗一系列武装行动中暴力滥用的问题。对这些涉及“政治正义”问题的忽视,并非因为梭罗的政治观念比较幼稚,而是因为梭罗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本质上是“非政治”的。梭罗更希望唤醒的,是那些陷于文明的桎梏,失去想象力和生命力的“单向度”的人。正是这样的关怀使梭罗有时会高调地采取“反政治”的姿态,甚至反对正义的政治抗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1851年4月《逃亡奴隶法》所引起的骚动中。当时,处于“震中”的波士顿人目睹了黑奴西姆斯(Sims)被警察和士兵押解回南方的情景。在全城鼎沸的抗争气氛中,梭罗按原计划在康科德的公共讲堂(Lyceum)发表演讲。然而,梭罗却根本没打算讨论这个话题。他说道:“我觉得有必要向听众们道歉,今天晚上我不会谈《逃亡奴隶法》的问题,虽然现在似乎每个人都应该对此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我却打算为‘自然’说上几句,为那种绝对的自由和不羁(wildness),而不是与其相反的、文明社会的自由和文化。我想把人看成自然的一分子,而非社会的一分子……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多文明的卫道士了,那些牧师们,那些学区委员会,还有你们来承担此任就绰绰有余了”[12]。在这样的时刻,梭罗的“超然态度”显得相当戏剧化,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做作,当然也不会讨听众的喜欢。但是,梭罗的态度与他一直所坚持的原则是一致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固然“热闹”,但是否也是一种无意中禁锢自我心灵的过程?完全执着于政治议题,是否也会让我们的想象力变得封闭、贫乏与狭隘?梭罗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中,以一种刻意疏离政治的态度,鲜明地提出属于“自然”的“自由”并与“文明社会的自由”截然对立,其中的深意也许值得今天的读者多加留心。

约翰·布朗起义

然而,《公民的不服从》相当部分的内容又明确涉及了政治问题,也赞同对不义政府的政治抗争。这里不免出现一个问题:假如“个体的生活”是最高的价值,而且政治生活又具有损害个体“生命力”的危险,那么为什么政治参与有时候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理解《公民的不服从》的一个关键难点。是否如一些批评家所云,梭罗在这篇文章里同时肯定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抑或如另一些批评家所说,参与与退出都是政治性的行为,都是梭罗政治意识的表现?事实上,对于梭罗而言,退出政治当然是根据“个体生活的圆满”这一浪漫主义原则;但选择参与政治也未必是对此原则的背离。梭罗希望我们思考的是,当一个人生活在腐败的国家里,想要完全避开政治的纠缠,享受个体生活的充盈,是否始终是可能的?如果本来无意投身政治的人,突然发现个体自由自在的生活也同时意味着不自觉地支持暴政和压迫(比如付税),那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公民的不服从》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或者说梭罗浪漫主义的复杂之处,就在于梭罗在阐述和践行自己的浪漫主义观念时,也能够非常诚实地面对其中蕴含的“道德风险”。梭罗的政治参与并非对其浪漫主义原则的改变,而是对它的一种必要的修正和完善。

换言之,选择对不义政府的抗争是基于浪漫主义观念的、个体性的道德行为,而不是对于政治本身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梭罗的浪漫主义虽然是“非政治”的,但却不是“非道德”的。事实上,梭罗在不同的作品中都非常强调人必须具有独立和明确的道德意识,因为道德意识是个体精神和个体经验的重要方面。对梭罗而言,浑浑噩噩、缺乏道德判断力必然导致智性的钝化和心灵的沉沦。在《公民的不服从》中,梭罗就指出了政府的恶行如何会伤害个体的道德意识,甚至认为“今天仍与这个政府有所联系是一种道德的羞辱(disgrace)”(Higher:67)。又如,梭罗乐于嘲讽美国的军人,因为只会服从命令的士兵在他眼中是没有独立道德判断力的典型。在《公民的不服从》中,梭罗讽刺这些士兵如何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机器”,只是“一些移动着的小型要塞和武器库”(Higher:65)。当他看到纽约海军码头上的陆战队员时,感叹“美国政府用了何种巫术才把人变成这样,把他变成了一个活人的影子和残余;一个看上去还活着的人,却已经被活埋了”(Higher:66)。如果只知服从习俗的人等同于“土木”和“泥土”;那么只知服从命令的士兵就成为这个政府机器的一个“部件”。显然,“机器”和“部件”如同“土石”与“泥土”,都是缺失自由意识和生命活力的比喻。

当个体的道德意识被恶的政治所伤害,便难以真正实现“个体精神生活的圆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必须运用道德判断力来选择某种抗争的行为,因为浑噩漠然地服从必然导致个体“生命力”的丧失。这可以说是梭罗对于政治参与、道德意识与个体精神生活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这一点不仅在《公民的不服从》中可以看到,在梭罗其他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中也不少见。在梭罗的另一篇代表作《麻省的奴隶制》中,他记述了某天在湖滨散步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无法体验自然之美;这种情形对于梭罗而言,无异于对自我意识的一个巨大“震撼”。梭罗随后的思考指出了原因,他写道:“当人如此低贱之时,自然之美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走向湖边,是为了看到自己宁静的精神映照在湖面之上;可是当我们的精神不能得到安宁时,到湖畔去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有谁在这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没有道德原则的国家中能够得到安宁呢?想到自己的国家使我漫步时兴味索然。于是,让这个国家彻底完结的想法充满我的头脑,我开始不自觉地去寻找颠覆它的办法。”(Higher:108)这段文字常被用来引证梭罗政治思想的激进性。不过,易被忽视的是梭罗此刻极端的政治情绪并非直接源于某种政治的原则;与此相反,由于梭罗个体的精神意识(体验自然之美)受到了腐败政治的威胁和伤害,才引发了他的极端情绪。在梭罗这里,个体生活无法得到圆满是直接的前因,而激进的政治思考才是后果。

瓦尔登湖

《公民的不服从》是一篇充满矛盾、对立甚至模棱的文章。然而,这些模棱矛盾之处并非关乎梭罗的政治观念,而是来自于梭罗浪漫主义思想的内在紧张和冲突。我们不能说梭罗无视政治,因为政治是文明状态的基本形式之一。不过,不同于共和主义者,梭罗并不认为政治具有终极和至高无上的价值。梭罗认为我们应该具有道德的判断力,应该审视、批评甚至抵抗不义的压迫和暴政。但是,梭罗行动的目标却不是政治的变革,而是自我生命力的抒发。换言之,梭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自由主义本质上却是“非政治的”。虽然,梭罗不认为我们能够摆脱文明社会的基本生活形式(比如政治或商业),但他却时时提醒读者,全然投身于文明社会的生活意味着一种自我的禁锢和沉沦。因此,他始终着意描绘一个在文明之外并与文明相互对立的“自然”、“荒野”(wilderness)或精神的“野性”(wildness)。梭罗也反感一切“固化”的身份(好公民、好商人或好士兵等等),因为社会角色的“固化”意味着心灵的封闭。他希望人能够永远寻求变化,能够不停息地往来于文明与自然的疆界,因为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转换之中,才能产生自由的想象力,全新的经验和勃勃的生机。

可是,正如《公民的不服从》所揭示的,在他践行自己的浪漫主义理想时,梭罗也意识到自己的浪漫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实政治发生关联,自我的道德意识无法不顾及社会的不公和政治的不义,因为恶的政治损害的不仅是人的权利,也包括人的心灵和自我意识。然而,选择了政治抗争的梭罗却又十分警惕对于政治本身的过度投入。这是《公民的不服从》充满复杂、模棱和矛盾的根本原因。出于同样的思考,即使在参与政治时,梭罗也始终不忘强调自己只是政治生活的“暂居者”(sojourner)[13],因为在政治之上还有“自我生活的圆满”这一更高的善和更高的法则需要坚持。后来的评论者出于不同的关怀,或是批评梭罗的政治观幼稚,或是热衷于将梭罗纳入美国民主政治传统之中,但是这样的解读恰恰忽视了梭罗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梭罗的自由主义要表达的是一种伦理学的态度和方法,其目的在于拓展日常生活的维度与视域,维护心灵的活力与自我的开放性,使我们能够具有面对和接纳新的经验和未知的可能性。为此,他时时提醒着现代人,政治并不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价值。没有自由的想象力和开放的心灵,无论是政治的正义还是高雅的文明都只会抑制个体和社会的生机与成长。

《为约翰·布朗一辩》 手稿

在《为约翰·布朗一辩》中,梭罗曾写下这样的一段话:“我们真正的敌人就在我们中间,环绕并包围着我们。我们的住所没有一座不是分裂之屋,这是因为敌人正是我们自己头脑和心灵中普遍的僵滞和死寂(woodenness),我们已经丧失了生命力(vitality),这正是道德和自我被败坏的结果,因此我们的生活中才会充满恐惧、迷信、偏执、迫害以及各式各样的奴役”(Higher:120)。也许,这就是梭罗最希望传递给读者的信息。蓄奴制也罢,废奴运动也罢,美墨战争也罢,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对自身精神生活的审视与呵护。无论我们身处荒野还是文明,无论我们选择退出还是参与政治,作为人,我们始终应该祈盼并且努力践行一种真实的生活,一种能够远离“木石”与“泥土”般状态的生活。

梭罗签字手迹

[1]关于梭罗入狱的经历,可见Walter Harding写的传记,而且梭罗并非第一个因为不付人头税而被捕的人,梭罗入狱三年前,另一个新英格兰著名的知识分子Bronson Alcott(《小妇人》作者Mary Louisa Alcott的父亲)也因为相同原因入狱(See Walter Harding, The Days of Henry Thoreau:A Biography,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2, pp.199-208)。

[2]这方面的批评家颇多,可以说是解读《公民的不服从》的一个主要传统,不过由于他们对于美国民主传统有强烈的认同,故而无法跳出这个框架看到梭罗文章实际上远为极端的思想。这个方面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当代批评家当属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科塔布(George Kateb)。关于卡维尔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见他讨论《瓦尔登湖》的著作The Senses of Walde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科塔布的观点可见他的一篇代表性很强的论文“Democratic Individuality and the Claim of Politics”, in Political Theory, vol.12, No.3 (Aug., 1984), pp.331-360。

[3]See Howard Zinn, “Introduction”,in Wendell Glick, ed.,The Higher Law: Thoreau on Civil Disobedience and Reform,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x-xxx.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从共和主义和程序性民主的角度来批评梭罗的政治观念是另一条非常重要的解读线索。阿伦特对梭罗的批评比较早,与她观点类似的近期文章中重要的有蕾伊·简珂(Leigh Kathryn Jenco)和南希·罗森布鲁姆(Nancy Rosenblum)的论文。如我后文所说,Rosenblum的文章注意到梭罗对于浪漫主义观念的坚持,不过由于她的解读偏好,未能够真正认真地发掘这一点,其结论基本与阿伦特与简珂类似(see Leigh Kathryn Jenco, “Thoreaus’ Critique of Democracy”, i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65, No.3[Summer, 2003], pp.355-381; Nancy Rosenblum, “Thoreau’s Militant Conscience”,in Political Theory, vol.9, No.1[Feb,1981], pp.81-110)。

[5]See Barry Kritzberg, “Thoreau, Slavery, and 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in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ol.30.No.4(Winter, 1989), p.537.

[6]See Nancy Rosenblum, “Thoreau’s Militant Conscience”, p.83.

[7]See William Rossi, ed., Walden, Civil Disobedience and Other Writing by Henry D. Thoreau,New York and London: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8, p.65. 中文译文取自徐迟先生的翻译。

[8]柯勒律治曾写过一个关于“生命力理论”的册子(Hints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Life),出版于1848年;梭罗对它颇为关注并且做了摘抄。柯勒律治论文的主题是论证“生命力”从根本上来自于两个对立极之间的相互作用。柯勒律治的理论源于他对于电磁现象的观察,特别是正负电极之间相互对立和作用产生了电流的过程。柯勒律治将此科学现象运用于他对于“生命力”如何产生的基本理论解释中,并希望由此推导出一个总体性的理论(即the doctrine of polarity)。浪漫主义批评家对于柯勒律治的“生命理论”有相当的论述,例如Thomas McFarland在他的书中曾单辟一章讨论此问题,详见Thomas McFarland, Romanticism and the Forms of Rui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尤其是第5章“A Complex Dialogue: Coleridge’s Doctrine of Polarity and Its European Contexts”。梭罗接触柯勒律治的理论正当其创作的主要时期,柯勒律治理论对于梭罗的写作有重要的影响。关于此点,若干位美国批评家已有一定的论述,比如William Rossi, “‘The Limits of an Afternoon Walk:’Coleridgean Polarity in Thoreau's ‘Walking’”, in ESQ: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33(1987):94-109。Robert Sattelmeyer和Richard Hocks发表于1981年的文章中对柯勒律治学说如何影响梭罗也有具体的考证,详见Robert Sattelmeyer and Richard Hocks, “Thoreau and Coleridge’s ‘Theory of Life’”,in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1985), pp.269-284。这一理论对于梭罗思考“自然”与“文明”之间关系有深远的影响,也影响了梭罗关于政治的思考。

[9]See Henry David Thoreau, Henry David Thoreau:A Week, Walden, The Maine Woods, Cape Cod, New York:The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1985, p.138.

10]See Henry David Thoreau, Henry,David Thoreau: A Week, Walden, The Maine Woods, Cape Cod, p.712.

[11]“Moss-Trooper”这个词见于梭罗的名篇《自由漫步》(“Walking”),指的是那些历史上生活于苏格兰沼泽地中的侠盗,而梭罗看重的是他们自由往来于荒野与城镇之间的生活方式。对于梭罗,这种生活象征着人可以不完全地陷溺于文明,可以在自然与文明两极之间过着一种“边界生活”(border life),因而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他在《自由漫步》的另一处写道:“生命力存在于不羁的野性之中。最有生命力的恰是最具野性的。它们尚未为人所降服,因而可以帮助人重获活力”。当然梭罗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完全生活在荒野中(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所说的是自然和文明之间的“交界地带”最能够赋予人生命力;另外,要注意“野性”(wildness)并非指人或动物的本能冲动,而是说人能够具有完全不羁的自由来实践其生活、想象与精神体验(see Henry David Thoreau, “Walking”,in Robert Sattlemeyer, ed., The Natural History Essays, Salt Lake City, USA:Peregrine Smith Books, 1980, p.114, p.130)。

[12]See Barry Kritzberg, “Thoreau, Slavery, and 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 p.545.

[13]关于梭罗“暂居者”角色的讨论,详见Jane Bennett, Thoreau’s Nature: Ethics, Politics and the Wil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reface”, p. xxi.

本奈特倾向将梭罗的自我理论解读为一种类似“后现代”情绪的表达,是一种对于现代启蒙理想的批判。我的解读不认同这样的思路,一是因为这样的批评有历史语境错位的问题;二是我认为梭罗对于自我与文明的看法更多地来自于浪漫主义,而非某种对“宏观叙事”的怀疑。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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