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阶层，3种人生，她用6年跟拍记录，令人揪心！

从2009到2015年，导演郑琼花6年时间，拍摄纪录片《出·路》，片子参加了这一届上海电影节的展映，并且将在6月30日进行全国点映。

《出·路》跟拍了不同家庭出身的3个孩子：一个甘肃山沟沟里的小女孩，马百娟，在16岁时，她嫁给了表哥作为自己的出路；一个湖北的高三复读生，徐佳，高考、工作、结婚，这是他选择的人生轨迹；一个家境优渥的北京女孩，袁晗寒，高中退学后，去国外留学，毕业后开了一个艺术投资公司。

在郑琼看来，尽管他们的生活天差地别，但他们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寻找着自己的出路。片中的主题，关于人的出路到底是什么，也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

郑琼（右一）在马百娟学校

一条：为什么想到要拍这部纪录片？

郑琼：2008年，一个北京朋友来我办公室跟我讲她女儿的故事。她的女儿叫袁晗寒，17岁，高一留级后就退学不念了。而她所在的央美附中，是很多人挤破头想要进去的。她拥有着最丰富的教育资源，小学、初中、高中念的都是最好的。而且他们学校不止她一个人选择退学。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因为我是从小地方湖北咸宁出来的，高考了3次都落榜。那个时候，我们高中有80%的人都需要复读，复读的羞耻感我也背了很久。直到我到北京打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北京的高考分数线要比湖北低那么多。

而袁晗寒是北京人，在我看来她拥有的机会像黄金一样珍贵，她为什么像吹羽毛一样轻易就放弃了？我对她的选择很好奇，想拍她的纪录片，但如果只拍她一个人比较单薄，所以我另外再找2个不同背景的孩子，来探讨出路的问题。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

一条：除了家境优渥的北京女孩，另外两个孩子是什么样的背景？你是怎么找到的？

郑琼：第二个是一个小镇青年，徐佳。他是我回到我当时复读的那个高中找到的，19岁了，是农民工的一代。爸爸因意外去世后，徐佳就一直背负着父亲的遗愿，发誓一定要考一个大学，这时他正在准备第三次高考。

第三个孩子，一个山沟沟里的孩子，马百娟。找她的时候比较波折，我是拜托公益组织的朋友帮我找的。当时是2009年，用的还是诺基亚的手机，屏幕特别小。我就是靠看照片，找到了马百娟。她的那个学校一下子击中了我，是个矮矮破破的平房，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这就是我想要的。

一条：纪录片从2009拍到2015，一共拍摄了6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

郑琼：那个场景可能是整个纪录片里最震撼的一个了。马百娟每天放学回去，她要喂猪，要做饭，干农活。那天我跟着她去做农活，要下这么陡一个坡，然后再上来，费那么大的劲。

我当时看到他们在对面的沟壑上，山那么大，路那么弯，人那么小，就跟蚂蚁一样在爬坡。

他们的生活状态也真的是像蚂蚁一样在讨生活，我当时眼泪都掉下来了。

一条：山里孩子马百娟、小镇青年徐佳、北京女孩袁晗寒，分别给你怎样的印象？

郑琼：马百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那种喜乐的状态也是深深吸引我的。虽然她自始至终只有一件衣服可以穿，虽然她要走上十几里山地才能买到学习用具，但是她那个笑容都没法抑制住。我特别喜欢她像唱歌一样的诵读方式，她坐在山坡上念作文，说她的梦想是考北京的大学，打工每月要赚1000元，给家里买粮食、打井。她的梦想很朴素也很明确。

徐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教室里上自习课的场景。所有人都坐着埋头念书，被一摞摞书埋得只剩下头顶。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太熟悉了，20年前，我复读的时候，也是这样高的书墙。20年，整个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个书墙没有变。徐佳心理压力很大，孤注一掷要考上大学。

袁晗寒，我在拍她的时候我也挺困惑的，表面上你会看到她在遛兔子，卷烟草，吃蛋糕，一会儿钱包掉了四处找，一去画室就头疼……好像真的无所事事。但我后来发现了，她其实一直也背负着一个目标，她在对付“无聊”。

她其实在做各种尝试，她开酒吧、看电影，然后做装置，申请学校，其实到后面的时候她也学习，她也做作业，包括假期里来上海实习。

袁晗寒和其他两个人相比，其实拥有更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且能最清晰地自我表达，也是唯一一个需要处理更多非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东西的人。

一条：片中3个人物互相了解吗？他们互相怎么看待对方？

郑琼：我在最开始，给徐佳讲过袁晗寒的生活和选择，包括她的个人作品。徐佳说，他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他接受这种不公平，在他的努力下，他的下一代会达到袁晗寒的状态。但相比马百娟，他说他要好很多。

我也问了袁晗寒，我问她怎么看，她拥有这么多机会，可以走遍欧洲，而其他人不行。她说她在出生的时候，也不能站在天上看，哪个好她就选哪个。

而对于马百娟，她对另外两个人的生活完全没有兴趣。

一条：片中三个人物的生活差异很大，你是想表现人的差异吗？

郑琼：他们的差异很大，但我想要表达的不是隔阂，而是融合。

在中国，不同人群彼此之间是不了解的，也没有交流和交集。但是，当你了解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背景，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就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我有一个朋友看完这个片子后说，她回家后对她的保姆好像更宽容了些，因为她明白了，保姆到达今天是因为走过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路。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

一条：这三个孩子最后选择了什么样的出路，你怎么看待他们的选择？

郑琼：2015年拍摄末期，我其实已经联系不上马百娟了，给她打电话也不接，后来是从别人那儿知道，她16岁时嫁给了自己的表哥。她这么早结婚，我其实是挺心痛的。

但我们不能只看她的结果，应该去理解她为何走到了这一步。她因为学习跟不上，很早就退学了，又因为年龄不到，找不到工作。而身边的人一直在给她灌输“女人长大了就是要靠男人的”的思想。当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时候，可能婚姻对她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了。

徐佳的人生轨迹很中规中矩。他高考、找工作、结婚，走了一条最常规、最多人走的路。

我朋友看了片子跟我说：“我觉得你对徐佳的批判是最多的。”其实不是，我批判的是徐佳所处的环境。在徐佳的世界里，是没有“我”的。他有太多的责任，很多时候是为了别人活着。他为父亲的遗愿考大学，为让母亲过上好生活找工作，为了给女友一个交代而结婚。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很多代人。所以这个片子，我没有一点赞美，但我也没有一点愤怒在里头。

袁晗寒自由一些，她可以选择退学，去国外念自己喜欢的艺术；她很有魄力，想开酒吧就开酒吧；她也很洒脱，愿意做一个月只赚400块钱的售货员。2015年的时候，她自己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郑琼

一条：很多人都可以在这三个主人公身上找到自己，那你呢？

郑琼：这3个人的经历，我都经历过。

我从小在湖北的农村长大，我特别能够体会像马百娟那样，在艰苦中喜乐的样子。后来，我3次高考落榜，最终也没有考上大学，就好像被甩出整个社会体系。然后我到北京来打拼，一门心思要活下去，这样的日子过了10年。到现在，我可以有很多自由。

我的自由，不是因为我有钱了，或者打破了阶层。我没钱，也没有打破阶层，我只是打破了成功学强加在我身上的框架而已。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一条：很多人看完你的片子都会说你在批判高考，这条片子和高考有关吗？

郑琼：说心里话，我的初衷其实跟高考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我曾经和袁晗寒的妈妈聊天，她说：“小孩如果生在二三级城市的话，就是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边。”所以不论有钱的、没钱的，有身份的、没身份的，其实我们的文化环境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打破。

就像马百娟的出路绝不是中一个彩票。当马百娟变成徐佳，徐佳变成袁晗寒，问题还是不会解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在成功学的框架里找出路，是死路一条。

社会和教育体系一直在给我们洗脑，给我们脑子里塞了很多屎，我觉得只有当你把这一坨坨屎挖出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脱去一切身份、金钱这些世俗的外套，找到自己的使命和价值，就像袁枚的那首小诗一样：“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