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宁愿回到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是奥尔罕· 帕慕克笔下的“呼愁”之城，拿破仑口中的“世界首都”。在作为奥斯曼帝国都城近五百年的历史里，伊斯坦布尔经历苏莱曼大帝时期的鼎盛辉煌，走过郁金香时代的百花齐放，在十九世纪陷入帝国主义列强贪婪的魔爪。沦为“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帝国晚期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土耳其版“洋务运动”后改革阻力重重，和当时外忧内患的清政府可谓“同病相怜”。

一座城市经历兴旺衰败，那么城中生活的人呢？

《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上海文艺出版社

《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英文原版书名A Social History of Ottoman Istanbul）用通俗易懂、诙谐幽默的语言再现奥斯曼帝国首都的社会历史，为中文读者揭开七丘之城“如同托勒密的七重天”般的神秘面纱。

这不是一本晦涩难懂的奥斯曼历史教科书。两位作者埃布鲁·  宝雅（Ebru Boyar ）和凯特·  弗利特（KateFleet ）是土耳其史的资深学者。她们治学严谨，大量使用第一手文献，通过档案资料、诗歌文学、人物传记、书信游记等，从细腻的女性视角，再现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上至苏丹下至黎明百姓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全书围绕八个主题展开：“征服”、“宫廷和普罗大众”、“恐惧和死亡”、“福利”、“消费型城市”、“户外活动与游园”、“哈马姆－公共浴池”、“十九世纪”。故事从1453 年开始，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从软弱无能的拜占庭末代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手中夺取了君士坦丁堡。自此，奥斯曼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亦称伊斯坦布尔。直到1923年国父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迁都安卡拉。

本书挑战了很多西方著作里关于奥斯曼帝国血腥野蛮“战争机器”的刻板印象。奥斯曼苏丹不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里所谓的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自从1453年定都伊斯坦布尔之后，一直驻扎在城中的耶尼色里近卫军，权利不容小觑，甚至在1622年发动政变，废黜谋杀了奥斯曼二世。苏丹们在制定政策时，也要小心谨慎地考虑城中百姓的反应。如果施政不得民心，可能会引发像“埃迪尔内事件”那样的公开反叛。苏丹经常抛头露面，接受民众“上访”，有时还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以树立平易近人的形象。在太平盛世，城中百姓游园赏花、参加节日庆典、在哈马姆（hamam公共浴池）清洁美容、顺便挑选儿媳妇。除了去哈马姆，奥斯曼女性也不是只能待在哈莱姆（harem闺房）紧闭的门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们也可以走亲访友、野餐、游园、出门购物、参加苏丹的盛典游行。但是穆斯林女性和男性世界是隔离的，异性交往受到严格限制，适婚单身男女要怎么交流呢？书中的轶闻趣事太多，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下文只能简单谈一些有趣的问题、剧透一些小细节，大家可以细节处见精妙。

穆罕默德二世为什么要征服君士坦丁堡？瞅一眼地图、读一点历史，这个问题似乎很明了。君士坦丁堡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咽喉要道，也是欧洲到亚洲的通道，战略意义重大。东罗马帝国都城所在地，自然象征意义非凡。还有呢？穆罕默德二世是不折不扣的“金钱爱好者”，他喜欢挣钱，乐此不疲。君士坦丁堡处于地中海东部和黑海之间贸易网络的枢纽位置，商业前景巨大，可以给奥斯曼国库带来更多收益。奥斯曼苏丹和大臣中贪财的不少，例如苏莱曼大帝的女婿兼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就“无论是多么小的金额，一点收入来源都不放过。他将苏丹花园里的蔬菜、玫瑰花和紫罗兰都卖掉以网罗钱财”。

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伊斯坦布尔后做了什么？他投入了大量精力鼓励商业发展、迁徙人口进城以及大兴土木。除了建清真寺和大巴扎市场以外，他还下令修建豪华漂亮的公共浴池，这是“为居民提供福利、满足需要和舒适生活”一揽子计划的重要部分。土耳其浴充满“东方色彩”和“异国情调”，欧洲人将其理解为土耳其人有洁癖。其实公共浴池起着非常重要的宗教作用。洁净是奥斯曼社会非常核心的一个元素，沐浴是祈祷仪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一则广为流传的土耳其谚语所说，“清洁来自信仰”。

公共浴池（hamam哈马姆）是伊斯坦布尔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坐标轴之一。这里不仅仅是洗浴那么简单，所提供的服务与现代美容沙龙、健康减肥、温泉疗养相似。洗浴行业催生对相关产品的需求，毛巾、浴盆、木屐自是不必说，公共浴池还出售美容泥，男女都适用，用于软化皮肤，移除死皮和头皮屑、清洁皮肤油脂和打开毛孔。锅炉里取出的炉灰可以用于生产墨水，需求量很大。争夺炉灰所有权的纠纷甚至会闹上法庭。

伊斯坦布尔到处是为数众多的公共浴池，给男性、特别是给更受限制的穆斯林女性提供了一个社会空间。在那里，女性与家族之外的其他女性见面交流，顺便为自己的儿子或兄弟挑选新娘。女人们可以在浴池待上一整天，一轮一轮没完没了地洗浴、进餐和聊天。美食是让人在浴池感到享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常见的食物有葡萄叶包饭、肉丸子、奶酪饼、坚果、各种点心和甜品。保媒牵线的人会在面纱的遮盖下坐在浴池管理者的长沙发上，仔细观察进出浴池的女孩子们。如果她们看上哪家姑娘，会去浴池管理者那里问清楚她是否单身，然后会直接跟那位姑娘要她家的地址，以便日后登门拜访。

丈夫不能反对妻子去公共浴池。倒不是男性通情达理，而是担心过多的限制可能会促使妻子“找茬”离婚。穆斯林女性不能主动离婚，除非丈夫没能提供生活所需：面包、米饭、咖啡和每周两次去浴池的钱。如果丈夫没能满足其中一项，妻子就可以到卡迪（负责审判与伊斯兰法律相关事务的官员）那里要求批准离婚。

公共浴池有时会很拥挤。一些年长的女性会在公共浴池一开门的时候就到那里，给家里其他人占位子。她们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稳稳地坐在那儿，将他们的浴盆放在旁边。有时争抢位置太激烈，还会打斗起来，甚至把浴巾裹在浴盆外面用以攻击对方。例如在土耳其的经典喜剧电影Tosun Pasa里，两大家族的女性们为了争夺未来儿媳妇，在公共浴室里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美食比拼、赛歌斗舞，最后大打出手、扭打做一团。

除了去公共浴池，女性也可以走亲访友、野餐、游园、出门购物、参加苏丹的盛典游行，但是在异性交往方面，女性还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那么适婚单身男女要怎么交流呢？

一柄扇子、一块手帕、一把伞也可以眉目传情。举一个书中的例子：如果小船上有一把阳伞，就能传递伞的主人想说的话。

例如，如果这把伞向一侧倾斜一点点，意思是说“我很烦你”。

如果继续倾斜，“我真的生气了”。

如果是完全把脸盖住，意思是“你不会再见到我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还不明白吗？”

如果阳伞从右到左急摆，所传递的信号是“不要停留，走吧”，“折返，离开”。

如果阳伞稍微向前倾斜，这是打招呼示好的意思“先生，欢迎你”。

如果继续向下，“我又心跳了”。

如果向后，意思是“哦！”

如果一直继续向后，“看我都什么样子了，看看我吧，可怜我吧！”

如果阳伞一直在一侧的位置，“哦，真好！这是多么幸福啊！”

如果阳伞打开又合上了，意思是“今晚不行，明天”。

如果合上了不再打开，“我们可以约定明天见面”。

还有更登峰造极的“戏精”表演：

眨一只眼，用手帕装作擦脸、闻一闻刚刚擦过脸的手帕，长叹一口气，将手放在胸口处；还有的会将手放在太阳穴，然后先是半闭再是全闭上眼睛，这意思是“我愿为你而死”；将马甲口子解开一个或者两个，意思是“我心跳加快，我受不了了”。

到了十九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女性获得更大的自由，来自上层社会的女性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在富裕家庭里，让女儿学法语、上钢琴课以及给她们雇外国女家庭教师成为时尚。而在这之前，拥有一点读写知识的女性会受到同伴的白眼。到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给女性的教育越来越重要，政府开办了女子学校。

到1867年，年轻的女性完全摒弃了旧式的保守裙装和里面的宽松裤。拿破仑三世之妻尤金尼亚皇后到访伊斯坦布尔之后，奥斯曼宫廷里的女性开始竞相模仿皇后的穿着打扮，紧随法国杂志上的最新时尚。女人们将传统用于法莱纱的较厚的料子改为更薄的布料，开始戴更薄的面纱让自己更迷人。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诗句就是，“我年轻，所以我当然想要红色法莱纱，薄面纱，还有手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常常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穆斯林妇女戴着白色蕾丝面纱在海滩上散步、谈笑、吸烟。她们享受当时在基督徒女性中都不常见的自由。

不仅女性服装开始追求时尚，男性服装也在十九世纪发生变化。1829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进行服装改革，要求政府官员不再穿长袍戴缠头巾，改穿礼服和长裤，必须戴土耳其毡帽。此后的一百年里，毡帽成为奥斯曼人穿衣规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象征意义重大。在政府办公场所，即使是炎炎夏日，汗水一滴滴从额头流到脸上，也不能摘下毡帽。如果所戴的是劣质毡帽，汗水还会混杂着染料的颜色。1925年，当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进行改革，禁止佩戴毡帽时，曾遭到一些守旧人士“头可断、血可流、毡帽不能丢”的强烈反对。

奥斯曼帝国不仅对穆斯林的服装有规定，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服装也不可以随便乱穿。穆斯塔法二世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穿黄色的鞋子，还禁止他们戴红色羊皮帽，因为那是穆斯林专用。十八世纪末，塞利姆三世发布勒令，要求穆斯林用黄色的头巾和鞋子，亚美尼亚人戴红帽、穿红鞋，希腊人用黑色的，而犹太人要用蓝色。伊斯坦布尔的居民是分类聚居，苏丹让非穆斯林的异教徒各自自建“米勒特”（millet），东正教在宗主管理下、亚美尼亚米勒特在教长主管下、犹太人在首席拉比的领导下按时集中向政府交税。帝国管控着装，主要原因之一是保证社会秩序，使各个族群拥有自己明显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特点，好让他们保持在各自合适的位置。塞利姆三世认为，如果无视这些着装规定，那么就会导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了。

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不易，当洪水、火灾、地震、瘟疫、暴动、反叛等天灾人祸频繁肆掠都城时，平民百姓如何生存？奥斯曼的宗教组织－威齐夫（vakif）也是一个福利体系，给百姓提供食物、教育、住房以及医疗救治，并在自然灾害的时候给予救援。比如向穷人分发水和食物；为孤儿提供衣物、学费、食品，甚至郊游费用；为学校提供水罐和木料；为路灯提供灯油；给街上的流浪狗买面包；为小型清真寺提供屋顶铅板；帮助背诵可兰经；为亡灵举办祷告会。

对伊斯坦布尔的很多居民来说，威齐夫时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机构。一个人可以出生在威齐夫之家，睡在威齐夫摇篮里，靠威齐夫的供应获得吃喝，在威齐夫图书馆阅读，在威齐夫学校教书，从威齐夫管理机构领取工资，到威齐夫商店购物，在威齐夫清真寺祈祷，死后用威齐夫提供的棺椁埋在威齐夫的墓地里。

有些威齐夫捐赠规模非常大，比如像苏丹和维齐尔出资兴建的大型清真寺院。这些寺院以清真寺为中心，都附有学校、医院、施粥厨房、哈马姆（公共浴池）及客店。最有名的一个皇家威齐夫建筑群就是穆罕默德二世所建的法提赫清真寺院，其宏伟壮观的造型与索非亚清真寺相似，有大约一百间房子，用于接待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的外来者和旅行者。有一百五十个床位供穷人住宿，还有按需免费施粥和医疗的地方。1490年法提赫清真寺每天从早到晚分发食物，供一千多人食用；到1530年，每两天供养一千人。根据1545年的统计，施粥厨房每天供给大约两千五百到三千人的伙食。寺院的医院对所有人开放，免费治病，还供应一日三餐，对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如此。

做慈善是伊斯兰教的中心教义，捐赠救济金（Zekât）是伊斯兰教的五大功修之一。正如一则土耳其谚语所说，“行善，并像将之扔到大海里一样忘掉它，即使海里的鱼不懂那是什么，但真主知道。”在一个人去世的时候，财富不能离开他的家门，朋友也不能陪他走得比葬礼更远，而所做的善事在死后能继续给人们带来益处，比如建清真寺、水泉、学校或者医院。像水泉一类的设施上，常常会刻有题字，时刻提醒“吃水不忘挖井人”。

一座城，五百年的一段历史，生活在城内的男女老少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为什么去读《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因为有趣呀！读完此书，读者会理解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一位诗人写道，

“如果有第二次生命

如果可以从另外的世界返回一天

如果每个灵魂都自由放飞在宇宙中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找到一块安息之地

如果运气转向我，慷慨地赐我一颗星星去居住

这个好意不会让我激动

（因为）我宁愿回到伊斯坦布尔”

作者简介：王丽娜,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博士候选人。她的研究方向是土耳其外交政策和中土关系。她本科毕业于外交学院英语系，硕士毕业于澳门大学欧洲研究学会。2013-2015年王丽娜获得土耳其国家奖学金资助，在伊斯坦布尔大学语言中心学习土耳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