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书让我们变得无知：阅读的三种危害

编者按：将真理埋藏于字里行间，曾是西方哲学家们广泛采用的写作手艺。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会隐微地向特定人群传递真理，但在面向大众时又借助通俗学说来伪装。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隐微地书写、阅读逐渐被世人遗忘，乃至变得神秘莫测。《字里行间的哲学》一书致力于从故纸堆中打捞出隐微写作技艺，向读者呈现隐微写作是如何被哲学家长期实践，进行隐微写作的动机是什么，它又为何被启蒙运动的后裔们遗忘，以及，我们怎样重拾字里行间阅读哲学经典的技巧。本文摘自该书第七章《“晦涩”在教育方面的益处：教学性隐微主义》，由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写作的发明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其中大多数是好的。但是，书籍也使得智识上的各种邪恶和歪曲成为可能——尚无文字的口头社会(oral society)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关于哲学，则有一种真正的危害，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大量的书让我们变得无知”。在很多方面，“书本知识”是哲学的死亡，甚至一本“哲学书”几乎就是一种术语上的矛盾。

在第三章中，我们简短地讨论了写作的单一性(univocity)与生活的二元性之间的矛盾。其中的问题在于哲学书的潜在危害，即它落入非哲学的读者之手时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个问题导致需要自卫性和保护性隐微主义。这里，我们考察这样的书可以对哲学的读者——这是教学性隐微主义的根——造成怎样的危害。

书是一种奇怪、不合时宜的东西。它把从一个人的思想中提取出来的精华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手上。它给予一个人不是他自己挣得的东西。这正是核心的困难所在，所有更加特殊的问题都由此而来，我们后面将会看到。这也是为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那个方案，会涉及到某种形式的隐微主义：试着赠送的更少，让读者自己为他或她将要获得的东西付出更多。

阅读书的第一个危害在于，它允许你跳过很多阶段，在智识发展之路上走捷径。特别有害的地方在于，它妨碍你谦逊地面对你自己的无知。阅读使你过早地智慧。在你有机会面对这些问题，并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之前，你就已经看到了答案。书给人一种错误的感觉，基于借来的智慧，基于“我读过什么，我就知道什么”这个信仰，它让人错以为自己学富五车、精明老练。因此，它们剥夺了你接受真正的教育所需要的合适心灵状态。

正如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所言——他把这些话放入埃及神泰姆斯(Thamus)的口中，这位神正在指责写作的发明者，通过写作，“你给你的学生智慧的表象，没有给他们真正的智慧，因为他们会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阅读很多东西，因而他们似乎知道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一无所知”(275a-b)。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柏拉图自己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在《书简七》中断言，他不曾、也不会承诺公开地陈述他最深刻的思想。他解释道，阅读这样的阐释不仅不会有助于读者，反而会给他们灌输一种“高尚、空洞的希望，好似他们学到了极好的东西”(341e)。这种由书产生的错误设想(false presumption of wisdom)，即自认为有智慧，是获得真材实料之路上的最大障碍。这是来自弥尔顿的描述的内在逻辑。他说过：“精通书本，自身浅薄。”

在卢梭论教育的著作《爱弥儿》(Emile)中，这个问题得到了有力的阐释：“我讨厌书。它们只教会人谈论他不知道的东西。”另外：“过多的阅读只会产生自以为是的无知之徒。”关键在于书呆子气的自以为是使人成为无知之徒。“书的滥用扼杀了科学。相信我们知道自己读过的东西，我们相信可以不再学习它。”智识上的谦逊和敏锐的无知感是真正的哲学进程必要的出发点；因此，书在传递才华横溢的哲学洞见的同时，削弱了哲学的根基。

作者抵抗这种危害最明显的方式，在于小心谨慎地避免给予读者任何清晰、预制的答案。甚至还可以走的更远：特意在书中包含足够的困难和晦涩，以此来使读者变得谦逊，逼迫他面对自己的无知。19世纪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和古典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正确地把这种修辞策略归于柏拉图。在其对话中，柏拉图试图“使依然无知的读者更接近知识状态”；但是，柏拉图也清楚地认识到，极有必要“莫让读者在头脑中形成对自身知识的空洞、自负想法”。

因此，哲人的主要目标必定是从一开始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展开每一项研究，以至于他可能指望读者要么被迫内在地、自发地得出其中所隐含的思想，要么乖乖地、最果断地屈服于这种感觉，即他自己什么也没发现，什么也没理解。为此，就有必要不直接阐述、不直白地写明这项研究的最终目标，因为这会轻而易举地让很多乐于知足的人陷入其中，只要他们掌握了最终的结果，他们就会如此；要使心灵(mind)陷入不得不寻找这个最终目标的地步，并把它放到可能找到这个最终目标的路上。第一种情况的完成在于，心灵被带入这样一种状态，即它如此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状态，以至于不可能心甘情愿地继续无知下去。另一种情况要么通过谜起作用，即各种矛盾编织成一个谜，解决这个谜的唯一可能方案可以在其中所隐含的思想中找到，并且往往还有一些暗示，它们以一种显然完全陌生和偶然的方式被抛出来，只有那些真正主动进行研究的人才能够发现和理解。要么真正的研究被另一种东西透支，这东西不像面纱，但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粘性的皮肤，它向不细心的读者，也只向这样的读者隐藏那些将被恰当考虑或发现的内容，但它只会磨练、澄清一位细心的读者的心灵，让这样的读者感知到内在的联系。

根据施莱尔马赫，这种形式的隐微手段，对于避免我这里所说的“阅读的第一种危害”是必要的。

但是，书本学习阻挠哲学教育，不仅在于培养一种自认为有智慧的错误设想，还在于培养一种使人变弱的被动性(an enfeebling passivity)。“较多的阅读是对心灵的压迫，”佩恩(William Penn)评论道，“它熄灭天然的蜡烛，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蠢学者。”正如蒙田所言：“我们如此依靠他人的臂膀，以至于我们消灭了自己的力量。”叔本华也提出了相同的一点：

阅读的时候，另一个人替我们思考：我们只是重复他的思维过程……所以，如果有人把近整整一天的时间都用于阅读……那他就逐渐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就像经常骑马的人最后忘了如何走路。这就是许多老学究的情形：他们把自己读蠢了。

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依然在于运用一种有益的晦涩，它并不允许读者被动地依赖于作者的思考，而是强迫他们亲自思考。因此，在考虑这个问题，即圣经为何往往运用有所隐藏的比喻性语言时，阿奎那评论道：“真理藏于各种形象之中有助于训练深思熟虑的思想。”奥古斯丁说了同样的一点：门徒们“用一种有用、健康的晦涩说话，为的是训练并改善他们读者的心灵。”类似地，在讨论希腊人为何将他们的宗教教诲隐藏在神话中时，4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ius)评论道：

这是来自神话的第一个好处，我们不得不寻找，我们不会让自己的脑子闲下来……希望把关于诸神的全部真理教给所有人，这引起对愚蠢之人的蔑视，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也缺少对善的狂热；但通过神话来隐藏真理，则阻止了对愚蠢之人的蔑视，还迫使好人实践哲学。

在《致达朗贝尔的信》的序言中，卢梭对他的写作风格的描述与此类似。在这本书中——他把这本书定为一本通俗作品，不同于他其他那些只为少数人所写的哲学著作，他说道：“我这里并不是对少数人说，而是对公众说，我也并不试图让其他人思考，而是清楚地解释我自己的思想。因此，我得改变我的风格。”卢梭惊人地颠覆了我们看待写作的态度，他在这里对“使其他人思考”和“清楚地解释我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前者是他的哲学著作的目标，后者仅是他的通俗著作的工作。为了让他人思考，必须小心避免为他们做每一件事。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可能一直都支持卢梭的精神——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作者必须不能总是如此详尽地阐述某个主题，以至于读者无事可做。问题不在于让他阅读，而在于让他思考。”

阅读的另一个危害(与思维被动性紧密相关)，是产生对作者的过度信任和依赖。书——由于它们在较长时间内坚定的耐力，它们对同种言辞和思想坚定的重复，以及它们这种东西超乎常人的规律性(从古登堡[Guttenberg]开始)——激发了一种尊敬。作品具有一种成为“圣典”的倾向。我们经历了一种奇妙的心灵扭曲；我们到书本中，而不是到世界中去寻找真理。我们用阅读代替了思考。在研究伟大的哲人时，这尤其正确。用蒙田的话说：

我们知道如何说：“西塞罗这样说；这是柏拉图的道德教训；这些是亚里士多德的话。”但是，我们自己说什么？我们评判什么？我们做什么？一只鹦鹉同样可以说得这么好。

西塞罗清楚地描述了这个问题——以及他独特的解决方案：那些试图学习我在每一个问题上的个人意见的人，表现出了过分的好奇。在讨论中，应该要求的，与其说是权威的重量，还不如说是论证的重量。事实上，那些一来就教训人的权威往往是初学者的绊脚石；他们不再运用自己的判断，而是把他们所选择的老师所提出的意见奉为定论。正如他后面所解释，西塞罗的方案是通过确保他自己最终的立场依然不清不楚，来挫败读者“过分的好奇”。他这样做的方式，是将哲学著作写成对话或论文，它们只能传达正反两方的观点，赞成和反对各学派的观点都有。

总之，哲学与书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哲学作者在试图帮助读者的时候，也通过培养一种不健康的假想、被动性和依赖性，而危害着读者。

《字里行间的哲学：被遗忘的隐微写作史》， [美] 亚瑟·梅尔泽著，赵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