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女性饱受诟病，谁在重构社会理想男性气质？

放眼当下，“消费主义女性”已经成为一个筐，什么社会问题都能往里装。从年轻英俊的男性受追捧、姐弟恋现象，到大银幕小荧屏上满满全是胶原蛋白充足的男性面孔、明星应援的疯狂举动，再到过度消费产生的“隐形贫困人口”问题，批评过表面现象上升到问题本质时，“消费主义女性”在劫难逃，需要为上述所有问题负责。无论是否认同消费主义，身处消费主义社会的女性难免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因而被全体默认为“消费主义女性”。

在不绝于耳的批判声中，以消费主义女性为表现对象的网络剧仍然接二连三地和观众见面。从东京到北京再到上海，以《东京女子图鉴》及两部改编自该剧的国产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上海女子图鉴》为代表的都市女性题材影视作品，无一例外地将独立的当代都市女性成长起点和一双皮鞋、一只皮包挂钩。消费成了女性迈向独立、“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第一步，但在其成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是各式各样的男性。

“女子图鉴”系列海报。

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语也大多针对女性展开攻势。很多以女性为目标消费群体的产品都邀请男性作为品牌代言人，而多数品牌也抛弃了过去树立性别偶像的策略，转而采用了更加赤裸的圈钱策略，将有消费能力的女性形象逐渐异化成牛郎店里爱他就为他开香槟的疯狂消费者。在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女性靠自己的能力为自我选择买单的同时，也不得不背负社会舆论的公债。

已因不当言论被永久关闭的自媒体“二更食堂”今年四月中旬曾发布一篇题为《“小奶狗”正在毁掉中国女性》的公众号文章，称“小奶狗”式的审美是女权主义者将男性变相宠物化的结果。而四月底《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的《“小奶狗”流行：是女性意识崛起还是消费社会入侵》一文，则指出“小奶狗”流行的现象中，女性意识只是表象，推崇新形态的男性气质不过是消费主义的新型营销手段。

《“小奶狗”正在毁掉中国女性》

在混乱的网络舆论表达中，围绕着消费主义女性的讨论无可避免地关涉到女权主义问题和新形态的男性气质构建。本文希望通过探讨消费主义、女权主义与男性气质构建三者之间的关系，找到消费主义女性一直被诟病、且从未通过买单行为获得自由与独立的原因。

“第二波女权运动”与消费主义的合流

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孕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全球解放的“新左派”运动之中，并很快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崛起时，发展国家仍享受着战后的经济利益，坚持以凯恩斯主义对抗经济危机。在收编劳工运动的同时，这些国家逐渐发展出了“福利国家”的政策以重建跨阶级的社会联动秩序。这种以阶级间政治妥协为前提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同时也为日后消费主义的兴起埋下伏笔。

当时的女性主义者将矛头对准了社会民主政治中的性别不平等，并试图将性别平等的议程引向社资源分配的领域，要求在家务劳动、性生活、生育决定权方面的平等。在转向过程中，女性主义运动在策略上选择接受自由主义，以提升经济上的平等。但彼时并不将其作为唯一路径，女性主义运动仍未放弃籍由参与式民主实现性别平等的可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共产主义凋零，保守势力占据欧美政治版图，福利国家制度逐渐瓦解，凯恩斯主义被全球化的、依赖金融的新资本主义形态取代，自由主义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从此，女性主义运动逐渐放弃了参与式民主方案，将重点从挑战市场经济中的性别结构转向挑战意识形态中的刻板印象，从通过改善经济状况提升女性地位转向透过承认女性价值来提升经济能力——这恰好符合了消费主义社会的逻辑，即通过消费实现个人认同。至此，消费主义和女权运动完成了合流。

八十年代的社会风潮似乎是为了回应人们对于乔治·奥威尔式“老大哥”的恐惧，自由主义热衷于揭露福利国家的家长式管控、低效高压官僚系统，而“同床异梦”的女权主义运动选择成为他们的同盟。社会保障制度隐含的性别阶序，比如家务劳动不被视为“劳动”，令女权主义者们对其失去信任，她们于是选择直接放弃社会保障，开始为个人自由、自由意志、精英政治等自由主义观念大声疾呼，同时接受了男性中心本位的观念。第三波女权运动兴起，绕开了第二波女性主义中自由主义遗留问题，转而着眼于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性别压迫，坚持将“有工有酬”同有尊严、有平等挂钩，让“性别的归性别、阶级归阶级”。

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的那样，纯粹的经济利益不足以改变历史走向，因为个人主义的诱因无法说服众人一同放弃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想要产生普遍的影响并促成社会变迁，需要精神和魅力，以便让人相信无尽的累积无意义的资本是为了追求更崇高的道德价值。

韦伯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仍然是男性气质的，有种阳刚的浪漫，憧憬自由奔放、冒险犯难、无惧拘束、无牵无挂、自我满足。但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之后，女性也进入了这个由男性气质宰制的全球化劳动市场，卷入不分性别的混战，像古罗马角斗士一样竞争有限的工作机会、薪资待遇、消费能力和物质条件。

网络剧《上海女子图鉴》中的消费主义女性言论。

女性在男性气质构建中的失语

同女性卷入全球化劳动市场一样，全球化对于亚洲带来的另一个改变在于对男性气质的重构。比起中国，韩国已经早一步完成对传统儒家父权特征明显的男性气质的再造。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韩国的男性气质流变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对于男性气质的构建并不取决于女权主张，也不取决于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变，而是取决于男性群体对于性别气质展示的不同需求。

韩国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深刻，经济不景气导致大量女性事业，并不存在消费主义女性用购买力投票之说。2002年裴勇俊主演的《冬日恋歌》中男主人公公温文尔雅但仍然延续着传统儒家男性的父权特质，2004年郑智薰主演的《浪漫满屋》中，男主角更偏向孩子气。随着韩国电视剧逐渐漫画式发展，韩剧的男主角“花美男”化，整体气质更加柔和，到2016年左右开始出现回转，转而推崇更加符合中产阶级诣趣的男性气质，外表不具备攻击性同时接近或处于社会宰制阶层。一度引发国内网络关于“小奶狗”热议的韩国电视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中，男主角仍然延续着这一男性气质风格，掌控者主导权，除了谑称之外并无被物化之虞。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剧照。

根据康奈尔的性别气质理论，男性气质作为社会意志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会随着历史、地域、文化、社会的变迁而改变，男性群体内部则会因权力关系、生产关系、情感关系等维度被分割成不同的小群体，并形成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处在秩序顶端的是“霸权型男性气质”，具有攻击性并不是霸权男性气质的必要条件，但这种气质却通过意识形态工具、结构性权力甚至暴力等方式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这种主导型的男性气质必须符合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的需求，必须经过集体的结构性权力认可和授权，它的模板有时是国家元首，有时是超级英雄，形象和特质并不固定。

与霸权型男性气质相对应的是从属性男性气质，居中者是共谋型男性气质，持有这种男性气质者占群体中的大多数，他们既参与分享霸权男性气质带来的父权红利，又无需父权制的排头兵，承担父权制压迫扩张过程中带来的风险和焦虑。和女权运动一样，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面对性别、性取向、种族、阶级问题时也会产生不同的面向，男性气质的类型就是男性群体内部的“性别政治”。

消费主义主导的当下，整个社会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气质的转变主导者只会是那些霸权型男性气质的持有者。由于全球化运动的开展，处于社会上层建筑中的霸权型男性气质不得不迎战这一趋势并顺应做出改变，更趋近于全球化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中“绅士”的形象。霸权型男性气质的改变诱发了整个社会男性气质的变化，对于被动接受变化的共谋型男性气质持有者和从属型男性气质持有者而言，变化带来的恐慌需要一个出口。而这个出口就是在社会整体结构中处于更弱势地位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与自由主义合谋之后失语了的消费主义女性。

消费主义女性被困在自由主义的圈套中，经过三十年的演化已经逐渐适应了男性社会的主流话语，对资本主义中的男性中心话语丧失了敏感性，也缺乏构建以女性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之欲，因而在遭到批判时往往无力回击。这种女性的失语在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看来是一种“认识性不正义(epistemic injustice)”。

造成这种不正义的原因在于掌权者在构建社会共识时具有优势，影响着社会的集体诠释资源。掌权者在诠释自身经历时拥有更多可利用资源，而弱势群体在理解自身经验时无法享有同样的资源去解释这种经历，于是在构建社会共识的过程中失声了。

也就是说，由于男性仍然是优势的一方，他们在参与社会共识构建时拥有比女性更多的诠释资源，因而可以利用这种资源形成偏见。例如，男性认为女性不应有丰富的性经验，否则就是“婊子”、“荡妇”，女性只能是性的客体而非平等主体，而女性在诠释性经验丰富的男性时，则是失语的。

在无数将社会问题和并非完全正面的社会现象归咎于消费主义女性的网络言论背后，发出者的性别很难获知，但无论是男是女，都是认识性不正义的受害者。尤其是女性，女性在尝试自身经验诠释的过程中常常由于缺乏诠释资源而陷入自我谴责之中。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参与社会共识构建的过程，因而继续陷入认识性不正义的恶性循环。

消费主义社会的大环境下，女性几乎无法避免被扣上消费主义的帽子，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这种批评或许很抽象，但同时也都在一步步改变社会共识，加剧认识性不正义。面对当下女性的处境，很难讲第二波女权运动无辜，但女性走向性别平等的路途中从来就不乏转向的选择。消费主义对社会的全面征服或许在所难免，但女性仍有机会反抗认识性不公平，反抗社会共识构建中对“消费主义女性”的一味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