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国家崛起不能只靠GDP，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硬实力上，中国被叫做“基建狂魔”，公路、铁路、大桥建设四通八达，中国高铁更是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各种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走向世界。但是软实上，怎样掌握文化话语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怎样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可以说在精神上的很多层面，我们还留有被西方殖民的浓重痕迹。

西方话语为何如此强大和具备全球号召力？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但是，如果纯粹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就会产生误解，甚至是曲解。郑永年说，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我们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并不是变成西方那样，而是使得我们自己的制度更好。如果像现在的台湾，一直刻意地变成西方模样，只会越变越糟糕。

在新书《中国的文明复兴》和《中国的知识重建》中，郑永年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内核并不是GDP有多少，而在于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用中国自己文明的观念来看中国未来的话，远远要比西方理论预测中国的未来好得多。以下内容整理自5月21日郑永年在新书发布会上发言的部分实录，凤凰网文化独家发布，以飨读者。

郑永年，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不走出去人家同情你，一走出去人家恨你

中美贸易战当然是美国发起、西方发起的，但我认为中国自己也有责任，这些年我们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次西方对中国那么大的反应，某些程度上是和讲中国故事有关联，是我们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的，而不是讲着讲着，让人家更喜欢你。

为什么西方的媒体这么强大，中国媒体强大不起来？并不是说西方CNN、BBC有什么高超的技术手段，中国今天的技术手段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西方，西方媒体的强大因为它背后有个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这非常重要。因为媒体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有背后强大的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媒体做起来会非常吃力。

我们中国不走出去还好，人家同情你，一走出去人家恨你。这是个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很麻烦。这可能有方式的问题，可能背后也有知识体系的问题。我一直对中国知识界很苛刻和批评，我一直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是西方的思想的被殖民者，没有自己的思考。

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自信，不说近代，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个辉煌的成就，是大家公开承认的世界经济的奇迹；脱贫，短短40年7亿人口脱贫，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呢？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自己觉得，是没有这个思想体系。

西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这是曲解

西方理论解释西方非常好，因为社会科学，就是社会first，科学second，所以，他们的科学理论解释他们的社会很好。但西方的东西用到中国很难。

近代以来，所谓的无论什么主义都是从西方进来，我们想学西方，来解释中国，但这到底是对中国的解释，还是对中国的曲解，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曲解。举例，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分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西方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当然，按照他的这个逻辑，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展望。

近代以来，很多人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来，有的人就很疯狂，要在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加上奴隶社会阶段，但中国从来找不到西方这么大规模的奴隶社会，没有经历过。有人说汉朝有些家奴，但家奴不是奴隶，就像今天的佣人一样，即使对佣人，中国和西方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佣人做着变成家里的一部分，西方没有佣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这在以前是找不到的。再说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以后，中国其实就没有封建制了。

还有资本主义，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中国50年代经历了很长时间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最近人民出版社出了很多这样的书。我一直就想不清楚，如果说中国要搞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业经济，唐宋比明清更好，唐宋更发达，为什么不说唐宋而说明清呢？这也是西方的视角，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大陆发现就是从明朝开始，所以，我们就想西方有这个东西我们也找过来，但这是解释不通的，到现在都解释不通。这样的例子很多，太多了。

所以，我就一直怀疑，顾颉刚有个“疑史”，怀疑中国历史，我一直怀疑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现在没有很多时间做，如果做的话会是一个大的工程。这对中国自己很重要，怎么理解中国？我花了很多年去看西方，其中有一本《亚洲价值观》的小书，我花了很多年，首先从西方怎么看中国，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现在，我有个重大的发现，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这很有意思。

《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6年01月

中国没有的贵族，包括没有私有产权，自由派、左右派学者都是一样，受西方的影响。西方用这个来解释中国，这行不通的，很简单的道理，你要解释我的话，只能以我有的东西来解释我，不能以我没有的东西来解释我。

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误解中国最深的都是德国人

西方认识中国从古希腊就开始了，那时候东西方之间有没有沟通？可能有一点，但不深。希腊东边就是波斯，离他们最近的亚洲是近东，稍微远一点的叫中东，我们就叫远东。所以，古希腊也产生一个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有一个词叫Orientalism（东方主义）。慢慢到了17世纪、18世纪，西方有启蒙运动了，又讲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专制主义一直发展到50年代的《水利社会》。

现在西方各种各样、不下十几种版本的Authoritarianism（中国的权威主义），西方理解中国只有这一个模式，就叫Oriental despotism，没有第二个或其他的变种，并且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我认为，这也难怪西方，因为他们只能以他们的文化，以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不能怪西方。

其实对中国误解最深的是德国人，第一个是黑格尔，黑格尔就说中国没有历史，从来没有变化，他认为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变化。西方有变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主产生以后确实有变化。他从这个角度来说，说中国没有历史，历史是凝固的。马克斯·韦伯从宗教的角度，西方的新教伦理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儒教伦理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直到50年代中国的宗教伦理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卡尔·魏特夫的《水利社会》。所以，西方看中国最深的就是德国人，误解最深的也是德国人，我们都非常崇拜这几位德国人。但我认为很难怪他们。

中国经济体制从汉朝到现在一以贯之，是非常好的体制

西方把中国看成State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书有说到，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中国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一脉相承，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体制，至少有三个市场或三层资本。顶层的是State capital（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Free market capitalism（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中间层面叫Middle ground state国家和民间互动的部分。

几千年都是这样，从汉朝就开始，以前国家一定要基于垄断主导地位，就是某些经济领域国家一定要控制，但大量的东西要放在民间，这是儒家的思想。中间的层次，比如盐、铁即使对国家很重要，也要私人去做。为什么近代官督商办？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概念，并不是近代的创造。第三层底层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大量的创新创业都在这一层，像深圳、浙江，大量都是第三层的资本，但是这一层如果做大了，到一定程度它需要国家，做大了国家也需要它，因为不放心它。

中国怎么来重建这个中间层，以前说盐商、盐铁，我看到有材料，江苏30万人规模的盐商业，国家任命的干部3000人，很少了。官督商办，就是你完全是非市场运行，新加坡也是这样。我理解现在只是从以前的共同经济体转向正常经济体的一个过程，以前也有过，王莽改革以后一段时间有调整，王安石改革以后有一段时间有调整，现在毛泽东改革以后的调整时期，这些产权要明确，明确该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所以，第一层和第二层一定要处理好，第一层和第三层我并不认为有很深的矛盾。

中国那么长的历史，有4个时期走了极端化，国家主义化，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没有。第一是王莽改革，第二是王安石，第三是朱元璋，第四是毛泽东，几千年这4个时期，国家在市场之间，政府和市场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义。除了这4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基本都是相对平衡的，当然，国家还是要控制市场。所以西方叫《State in market》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规则，中国是“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市场要服从政府规则。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文明复兴》，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8年03月

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在春秋，让年轻人把《管子》思想数学化

现在林毅夫先生做的新结构主义，说是中国的经济学。我认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里面有怎么治理经济。要解释中国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只有管子能解释，西方解释不了，西方讲Supply and demand（供需），供需里主要是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政府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但管子中国不叫Supply and demand ，而是轻重，轻重的角色是政府。

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读《管子》，解释能力非常强，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都要强。《管子》一段一段的，不是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更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管子的思想数学化、公式化，我想这是对中国和世界社会科学、经济学巨大贡献，因为有几千年历史经验，不中断的经验，要收集一些小故事也是很多的。

所以，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怎么变也变不成像西方这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是这三层资本，三层市场一直往前发展。这个制度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和西方state in market 相比，效率差一点，也会失衡，完全到国家占主导地位时也会失衡，市场地位就没有了。比起西方的话，好处是可以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会爆发出来，30年代，1997年、1998年，2007年、2008年，中国过去40年基本没有危机，和共产党的调控能力有关系，和这个机制有关系，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调控能力。

西方现在有两个调整手段，一是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当货币政策利率趋于零的时候就很难发生作用，现在QE量化宽松，我想提一下，量化宽松最早使用的是管子，怎么样利用货币供应量调节经济，这是管子的思想，那时候已经在使用了，不仅仅是在按揭，只是规模可能小一点。

中国，当政府的债务赤字太大了以后也不顶用，但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的调节，所以，我认为以后的经济会越来越波动，中国怎么弄都不会放弃这个国有部门，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它几千年就是这样。

当然，这三层资本之间，它的边界在哪里？这些东西每个时代都在变化，有的时候大一点，有的时候小一点，就像改革开放40年一直在变化，但这三个成分要回到完全没有民营经济也是不可能，因为几千年历史都已经证明了，完全要国家主导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怎么样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就是中国吻合经济和谐的问题。

中国特色三权分工，生命力强大；台湾刻意模仿西方，越变越糟

说到中国的政治体系，这次修宪了以后，大家不说话，我觉得很奇怪，西方的反应那么激烈，我们就采取鸵鸟政策，其实也是可以从历史上看的。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确实已经形成了。

现在一说西方就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因为西方基本是多元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多党制，所以衍生了分权制和三权。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几千年也有三权分工合作，中国的三权：决策、执行、监察，这个三权是从汉朝建立起来的，一直到晚清没有变化。你不能说这个制度没有生命力，当我们的文明几千年不中断，我们要思考哪些东西没中断，王朝是中断的，皇帝来来去去，包括不同的朝代，人种也都发生了变化，汉族不再是个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哪些没有变化呢？政治、经济没有变化，只是每个阶段有要的变动。

孙中山时期除了西方的三权分立，认为中国的两权也非常好，考试权和监察权找出来，变成五权宪法，这蛮有意思的。但我认为孙中山基本是理论家，没有什么实践。从台湾的视角来看，这五权宪法，要么这两个体系是完全不同的逻辑，要么是西方的三权，要么中国的三权，把两个都加起来是很难的，所以台湾现在基本是三权的体制，考试权基本已经没有了，监察院他们还在，但基本不起什么作用，边缘化了。

《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作者:郑永年,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时间:2018年03月

80年代的中国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当时还是有点想往西方的方向发展，党政分开。为什么十九大要维护“三合一”制度？就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是一个人担任，党政分开实际已经否定了。去年王岐山两会期间有个论述，说我们是广义政府，党也是这个政府的一部分，我觉得王岐山这个观点非常重要，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媒体报道得很少，好像没什么研究，但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表述。

更早的时候，他和基辛格的人员也说了类似的话，这是要做党政一体的，不是完全两套分立的。传统几千年都是皇权，皇权怎样做到有效率的政府？内部三权把这个政治过程分成三段，一是决策，二是执行，三是监察。这是汉制，汉制确认完了以后一直到晚清。西方我们称之为外部多元主义，因为他有不同的社会力量，因为西方是城市国家产生的，市民社会，先有社会后有国家，所以，西方是一个国家可以由几个政治国家，所以有三权分立，但中国不是这样。   

未来我们要做到文化自信，现在还真是不够自信，中国几千年的经验太多，我的看法，我们要向西方学，我们向西方学的目的并不是变成西方那样，是使得我们这个制度更好，就算变成西方你也很难变。台湾现在一直刻意地变成西方，越变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80年代曾经试过，但80年代末期放弃了，现在哪怕行政体制改革也有它的政治性，现在新时期改革把党政一体化，党政联动起来。所以，这次的两会，十九大把党政放在一起改革了，因为以前是党政分开的思路，所以党不改一直在改政府这一块，现在真正要改的话，要把党政两块联动一起考虑，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见得民主化就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