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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西方对于中国的很多观察被证明是错误的


来源:澎湃新闻网

中国政府要在接下来的几年消除贫困,我认为那是一个很郑重的承诺。西方对于中国的很多观察,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在过去十年的发展是非凡的,不管从任何角度看,那都是一个惊人的转变。这个国家很可能会驶向另一个方向,但我很难作出清晰评判。

5月14日至24日,当代西方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了一个国际暑期课程,主要内容是阅读马克思《资本论》。本次暑期课程一共8节,这也是这位著作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在世的人文社科学者第一次在中国系统开课。

在美国课堂上,哈维讲了五十多年《资本论》,而这次暑期课程除了完整地呈现哈维思想肖像之外,也以系统凝练的方式将他毕生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盘托出。

由于课程内容过于丰富驳杂,以下仅为澎湃新闻记者对本次暑期国际课程部分课堂问答的编译。想要了解哈维本次暑期课程的读者可以关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公号“实践与文本”,获取关于每节课的课程总结,并可观看完整授课视频。读者也可阅读大卫·哈维新书中译本《马克思与〈资本论〉》,该书是哈维50余年阅读、研究、讲授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晶。

《马克思与〈资本论〉》简体中文版书影

对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来说,交易是即时的

问:能不能谈谈空间与价值间的关系?

哈维:交易总是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之中,马克思说资本总是要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空间是价值实现的一个障碍。对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来说,交易是即时的。不管你在纽约、东京还是上海,几秒钟就可以搞定,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已经被消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一大动力就是要创造一个空间作为交易,但就商品交易而言,空间是不能被消灭的,比如你不可能把眼前这瓶水即时运送到伦敦,所以商品交易总是会面临空间—时间性的问题。

作为障碍的空间不仅是实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举一个例子,196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在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工人阶级竞争的时候是被保护的,因为那个时候交通成本高昂,而且生产也很难在不同疆域间移动。那个时候的英国工人阶级可以动员起来反对资本,劳资斗争是在一个特定的疆域里的。这意味着工人阶级被赋权,可以组织起来,有工人党保护他们,工人们可以有高工资。资本家想打破工人的权力,他们是怎么做的?1970年代,他们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其它国家的移民引进来。比如现在德国有非常多土耳其人,哪里来的?就是德国政府引进的,因为他们需要更多劳工,政府还会给他们资助。

1965年美国移民法案改革,在这之前,如果你是英国人,你移民美国就会被优先考虑,但你如果是非洲人、印度或其它地方的人,就很难移民到美国。1965年,非洲、印度等地方的移民成了优先移民的人口。资本家想用过剩的劳动力来压低工资,所以对移民打开方便大门,当然工人阶级会起来反对移民。到了1970年代,资本家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移民的方式把这些外国劳动力引进来,那我们就去有更多劳动力的地方,然后就有了全球化的移动、资本的输出,资本会移动,但你得找到方法运输商品,让空间不再变成一个那么严重的障碍。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用集装箱,把货物装进集装箱运到你想去的地方。集装箱化(containerization)是一个很大的发明,有效地消除空间障碍。有集装箱之后,全球化就更容易了。但这不意味着空间关系消失了,实际上更重要了,因为资本越容易在空间中移动的话,生产力的微小差别就变得更为重要,比如,如果伦敦和孟加拉在生产之间,只存在很微小的差别的话,那我就搬去孟加拉。实际上,特定空间的特质在全球化中变得更重要了。

大卫·哈维

唯一能改变这个状况的就是由国家机器的运作来保护劳工

问:从你的劳动价值论来看,你对今天的无产阶级化这一问题有什么样的回应?

哈维:显然,全球的雇佣劳动力出现了巨大增长。一方面是全球的产业后备军出现了巨大增长,1980年代全球雇佣劳动力的数量差不多是20亿,现在有30亿。部分是因为1980年代,中国和苏联的劳工还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全市场,但现在他们也变成了全球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后果是全球的劳动力薪资极低,工人阶级组织很难动员起来改善工作条件,在劳资关系中,资本远处于更优越的位置。

唯一能改变这个状况的就是由国家机器来保护劳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第十章讲到对于工作时长的斗争,也就是对于一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6天的斗争,他说如果国家不介入,这些斗争是不会奏效的。那么为什么国家要介入?这里有很多原因。比如国家想要健康的士兵,但这些人在营养不良、过度劳动的过程中被剥削得太厉害,你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士兵。社会上也有人说我们得管管得约束一下这种过度剥削的状况了,太无法无天了,工作条件太差了,人们觉得在监狱里都好过在外面做苦力。

当然现在的劳资关系是资本在主导劳动力,相比于1960年代1970年代初,当下这种主导关系要容易得多。这种主导关系的一大原因是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化也跟地缘政治有关,比如中国进入全球化体系、苏联解体等。

问:美国把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之后,美国的工人阶级发生了什么变化?

哈维:发生了这么一些变化。首先,随着里根上台,他向工会发起了攻击。其中的一个目标是一个比较有力量的中产阶级工会,也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然后引发了空中交管员的全国罢工,他下令开除了罢工者,这之后这个工会实际上就被摧毁了。很多空中交管员6个月没有工作,还得祈求他让他们回来,保证说不再加入工会,不再斗争。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让很多人认识到,任何工会如果要这么干,我就这么对付他们。同一时间,撒切尔在英国也是这么做的。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就是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比如自动化。对此工会基本上不反对,也承认这些技术的优势,但里根这么一来,工会就觉得技术进步是消灭劳工的主要因素。比如1970年代的时候,巴尔的摩的钢铁制造业有工人37000人,到了1980年代,只剩下了15000人,完全是由于技术变迁。

还有一个因素是全球化,美国很多制造业都转移到了海外,这也对劳工力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根据我看到的研究,相比于产业的海外转移,大部分人认为技术变迁的因素更重要,可能有六七成的失业是因为技术变革,只有三四成是因为产业外移。但是产业外移被提到更多,因为在政治上,你反对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要比反对新技术来得容易得多。特朗普就怪罪别的国家抢走了每个人的饭碗,他不会怪罪新技术。问题是,他扬言要从中国等国家那里拿回这些工作,但实际上拿不回来的,因为这些工作岗位流失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变迁。

所以,工人阶级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要把劳工组织动员起来也更难了。据我估计,在1970年代末,15%到16%的美国工人在工会,但现在可能只有7%。

有一种经济分析说健康的经济依赖廉价的投入、廉价的劳工,结果是工人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唯一的好处是许多消费品的价格也在降低,所以沃尔玛可以给工人幻觉,让他们觉得虽然工资下降了,但那点钱能买的东西比过去更多了。

所以,实际上,几乎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工人阶级的力量都被削弱了,加拿大可能还在保持,英国则遭到重创,不稳定劳动、临时工越来越多,现在就是这样的状况。

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或理念是资本积累不能吸纳的

问:说到城市化,我们注意到有的地方,艺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艺术介入的地方房产价格非常高。比如去年您来南京也去过了四方当代艺术湖区。对于艺术和都市化、资本间的关系你怎么看?

哈维: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或理念是资本积累不能吸纳的,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本来处于资本积累之外的一些激进文化活动最终都被资本吸纳了,不管是以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还是以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形式或是以创造一个新商业中心的方式。

我举个例子,1970、80年代的时候,德国汉堡有一个叫圣保利的区,当时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要保护这片区域不被再度开发,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搞了很多无政府主义之类的文化项目,开发商没法接收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跑到别的地方,就像大部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做的那样,通过建造一些标准化的建筑把所到之处都毁掉,让这些地方变得很无聊,没什么文化气息。然后他们就会说,看,别的地方都很无聊,但圣保利这里很有文化气息,很热闹,我们要做的就是接收这个地方,再开发,我们可以把整个区转化掉,这样就会有双倍的价值,因为文化氛围浓厚。实际上,这些运动派人士会说,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把这个地方变得那么热闹,那么有文化气息,然后现在商人要把它商品化,变成商品,可以在我们改造后的基础上让这个地方的价值保持稳定,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对于这个事情的回应是,没错,至少有那么二十来年的时间你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另类的空间,让你想到亨利·列斐伏尔关于异托邦(heterotopia)的理论。但异托邦的意思不仅仅是说有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些不同的事情在发生,而是说这个地方在一段时间内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直到它被纳入一套主导的实践。所以对于另类的追求也要意识到,一旦你变得很有意思,你很可能就会被主导的那一套吸纳。现在中国也有一些类似的艺术团体和项目,长期来看,我也不乐观,尽管短期来看是可行的。

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是非凡的

问:您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里谈论了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政府正大力开展扶贫等措施,你是否认为有必要要修正之前的看法?

哈维: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在那本书的序言里,我确实建议用“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这一说法来理解中国,我现在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准确。(中国社会)尽管有很多新自由主义元素,但也有许多方面完全不符合我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我定义的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一项旨在加强顶层财富集中的政治计划,由资产阶级领导。显然,你们没有像美国那样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当然,这里也有统治精英。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定义这个复杂的问题。

中国政府要在接下来的几年消除贫困,我认为那是一个很郑重的承诺。西方对于中国的很多观察,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在过去十年的发展是非凡的,不管从任何角度看,那都是一个惊人的转变。这个国家很可能会驶向另一个方向,但我很难作出清晰评判。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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