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与彭燕郊老师有关的一点闲话

编者按：今年3月31日，是诗人彭燕郊（1921-2008）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作为牛汉先生称之为“默默者存”的重要的现代诗人，彭燕郊少年成名，曾经被称为“七月派”，而诗人的创作，特别是诗人晚年的创作，尤其显示了更加值得加以总结和诠释的思想高度与审美高度，诗人近70 年的写作历程，也足够作为一个新诗史与新文学史的珍贵“文本”，加以清理和回顾。近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正在文学研究者的手中展开。这里特刊发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孟泽教授的纪念文章，纪念这个大半生处于幽暗与孤独中的诗人。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著名的七月派诗人， 1920年9月2日出生于福建莆田，2008年3月31日在湖南长沙因病去世。彭先生前期的诗歌既鲜明、深刻地表现了抗日、反蒋的时代精神，又因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现代感而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与彭燕郊老师有关的一点闲话

撰文：孟泽（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孟泽教授）

2007年5月26日，在湘潭大学绿意淋漓的校园，我们为八十七岁的彭燕郊老师，为刚刚出版的三卷四册《彭燕郊诗文集》，举行了一天的座谈和研讨。一群因为各自的因缘对彭燕郊其人其诗有所了解的人在一起，很真诚，很激动，也很自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为他七十年来对于诗歌的不悔痴迷，为他所抵达的精神高度与审美高度。

对很多参加者来说，那是一个如同节日一样的聚会。

《默默者存——彭燕郊创作研讨会实录暨论文集》就是那次聚会的言论结集，包括十一位嘉宾的致辞，近三十人的发言实录，十八篇论文。

文不称言，言不称意。面对一种创造性的劳作，面对由这种创造性的劳作所成就的诗歌现象，面对创造者本人，这显然不会是发言者、作文者想要说的话的全部，想要表达的意思的全部。而诗人自己，甚至觉得他的写作才刚刚开始，他还在学习，他还要学习，他不能答应我们希望他尽快写出七十年文坛生存史以便作为“新文学史料”的请求，他说，有好几首构思了上十年的长诗等待他完成，回忆录之类，暂时不能排上日程。于是，就在那一天，我们相约了三年后、十年后的聚会，主题彭燕郊，地点仍然在美丽而依然保留着青涩气质的湘潭大学校园。我们毫不怀疑，以如此罕见的健朗、矍铄和雄心，他至少还可以清明地生活写作十年以上。

然而，世事或可期，天意本难问。就在2008年3月31日，彭燕郊老师猝然驾鹤，离开了他为之俯仰终生的诗歌，离开了依然在等待着他的华彩篇章的读者，他也无法见到这个早应该编成出版的论文集了。

两个多月来，遗憾和隐痛时时袭上我的心头。似乎不知道说什么好，似乎说什么都会落入娇情或者轻薄。我明白，生命是一团微弱的火，熄灭是它逃不过的宿命，我更明白，一个除了汉语之外身无长物的诗人的离去，这个无论荒寒还是温煦，从来不缺少如醉如痴、欲仙欲死表情的世界，也许更加平安。然而，我终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彭老师的离去带给自己的惊悚，我终究若有所失。我不敢说，我懂得彭老师，懂得他的幸福、期盼、恐惧和忧伤，但是，我多少懂得一点他曾经爱重的那个世界。

我和彭燕郊老师往来较密，是近十年的事。

此前我曾经随先师羊春秋公学古典文学，羊公不见崖渚的才学，已足够让我呛水不已，哪里还有旁骛的心思？而彭老师，作为湘潭大学讲授诗歌和民间文学的教授，我虽然也忝列门墙，听他传道授业，但就在我上学的80年代初，诗歌正热闹，因为卓越的成就和资望，彭老师的身边，拥戴者正多，天生羞怯如我，在热闹的地方和人事中，总是不期然而然地沦为旁观者。加上原不怎么懂得新诗，所以不敢，也没有机缘和彭老师亲密接触。

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的专业，即使是人文类的专业，越发显得重要的也是所谓学科、学位点，是课题、基地和奖项了，文学，特别是诗歌，除了它同样可以纳入学科体制，或者经过努力可以勉强跻身学科体制的部分外，几乎成为大学“专业化”（也就是职业化吧）教育的敌人，以至即使号称“文学”专业，也很难说与文学有关。不再看重文学的文学专业，远离人文的人文学科，在异代的想象中将无法复原其中的波谲云诡，正像我们今天不能想象科举时代“时文”的壮观。此时，时代也早已从主要以“文学”表达和表征全部意识形态的荒芜中走出来，走向了多元化和貌似多元化、专业化和貌似专业化的状态。

就在这样的时候，彭老师偶然又必然地回到了“边缘”，退居长沙，在湖南省博物馆宿舍，如“老农老圃”似的，与一些不能识时务的文学“瘾君子”安静地往还，悄悄交换自己手写的或者油印的诗歌小册子。

也许是某种同样属于“瘾君子”的本能驱使，也许是出于越来越稀薄的常识常情，或者，干脆是因为彭燕郊老师有意无意的“勾引”，在90年代的某一天，也就是彭老师差不多八十岁以后，我成了他湖南省博物馆宿舍的座上客，获得随时“登堂入室”的资格。我可以一个电话过去就来到他的面前，很可能，他也正期待着我的到来，因为，如果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找他，他会以某本书、某篇文章、某个问题为由，希望我前往，他还会说，你太忙，就有空再来。我太忙吗？我只是对于自己太深入以至可能介入一个人的生活，太深入以至可能介入一个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怀着审慎和节制，我害怕自己不能负担他的殷殷期待，我更害怕在早已阅尽人世间殊殊万相的诗人面前，败露了自己极力掩饰的小心小性、小才微善。所有的扭捏和矜持，皆出于此。

现在想来，能够自由到可以无所忌惮地出入他的门下，对于一个自称也有精神饥渴的人来说，是何等的可遇不可求的福慧，但已非少年的我，对此却懵然不知，觉悟全无。何况，交往和交谈，总是温馨和惬意的。他的思考和表达，也完全没有他这个年龄的老人常常有的滞涩和反复，而是敏锐到可以修正你的思维或概念的混乱，弥缝你不妥当的表述，拉回你不小心走失的话题。

他甚至是“精明”的和“时髦”的。

他有最新鲜的有关政治与文化的资讯，包括小道消息，和他可以聊任何一个你想聊的话题。数十年风风雨雨，在他似乎更多收获了一种沧桑历尽后的纯粹和澄明，一种对于任何匪夷所思的人事和世象的洞察与通达，而不太看得到那种因为曾经有过没有任何保留的投身然后抹不去的因袭与因循。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他思想的通脱，又有多少是因为他的投身几乎没有换来任何足以左右他精神与人格的“名缰利锁”呢？

他之能够在八十高龄以后，依然可以明敏地感应时代的脉息，依然心有灵犀、见微知著，并且常常以艺术的方式，把体验性的思考纳入感性充足的形式，以至拥有属于他自己的“诗的语法”（徐炼），也许在于他曾经大信大疑过，在大信大疑之后，又极其难得地并未归于冷淡、颓唐、怨怼与枯寂，而是以青春般的纯朴与热情，以不失饱满精气的沉练的理智与从容，返回了对于生命最基本的元素的守望与守护，返回了对于基本的美的元素的摩挲与召唤。而那种对于艺术、对于美的成癖的爱，在他如同发于天性一样不可斫丧。也许正是这一点，更加成全了我们心目中的彭燕郊。

他其实并没有放下任何与时代、与家国有关的是非，也没有远离尘嚣，他依然是在有关具体时代、具体人事的应对中，建构他超越了具体应对与具体指称的思想之度与审美之维的。我曾经试图以《“是你在我身边走着吗，我知道是的，我的光”——汉语诗歌的日常性与超越性》为题，以他的创作《无色透明的下午》《门里门外》等为例，阐述汉语诗歌如何在世俗的日常性（包括题材的日常性与情感的日常性）、社会性（包括对于情感世界具有支配性的政治、历史、人事、伦理）“酬答”“应和”“咏叹”中，抵达、完成其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审美境界的；其形而上的诗学旨趣，如何在不离人间性与“主体间性”的生活往还与情感接洽中得以实现。即使出尘的想象，也一定不失人间的况味。这可能是所谓“新诗”不能也并不见得需要解除的遗传优势。

我相信，这也是彭燕郊及其创作，能够留给现代汉语诗学的最重要的启示。与历史和时代的纠缠，这种纠缠带给内心的困扰和安宁，以及伴随这种纠缠的精神历程，自始至终支配着也滋养着他的诗性感受，他并没有超越现实与历史的美学津梁，譬如宗教，譬如所谓唯美主义。

不止一次，彭老师在我面前有点难为情地说到自己的“世故”。

你无法去计较这种“世故”，不仅因为你可以看出其中让人痛心的隐曲和隐衷，更重要的是，你分明知道，对于“世故”，老人其实有比你能想象的更加自觉也更加艰难的掂量和拷问，而他的内心，同时有比你所要求的更加深情的对于清洁的向往和珍重。

去年年末，彭老师参加了一次老朋友的聚会之后身体不适，我应约去看看他正在拟定的《诗选》和《散文诗选》的篇目。他一直说，四册《彭燕郊诗文集》定价太昂，他自觉有点愧对喜欢他的诗友，他说，诗人或读书人，一般不会是钱多阔绰的人，在书店里会把一本想买的书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踌躇再四。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够再找机会，再想办法，赶紧出两种廉价的选集，方便爱好者购买。那天，他只能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他说到，有人建议他把早年的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选入，他不想选，他现在所拟定的篇目也没有给几个人看，甚至不想给人看，他怕那种自以为懂得实际上却并不懂得的人的过分“亲昵”，他越来越感到作品的某种不可或缺的私密性，这种私密性联系着作品的神圣性和作品自身的尊严，就如同一个女人的身体，女人的身体是不可以轻易示人的，越是重要的部分，越是如此。身体是有灵性的，是需要感应的，只有懂得他并且气息相通的人，才能有权力观看、审视、判断和品评，这远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有关手段和姿态的问题，而是一件与心灵有关的事。

彭老师的说法，让我无法不震惊，这种貌似即兴的说法，显然沉淀着他长久以来对于创作——自然不是那种没心没肺因此也没有羞耻感的创作——的虔诚体会。

接下来，彭老师说到一个香港朋友的清高。那是一个翻译家（据彭师母张兰馨老师后来告诉我，他说的是九十高龄的诗人兼翻译家陈实），有很好的成就，彭老师曾经希望她联系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以便获得出版成果的机会，她不联系；黄礼孩编的《诗歌与人》想出她的作品选辑，她也不联系。她真是清高，她有条件，她可以这样，她可以这样自由选择。但是，彭老师说，我不是这样，我不能这样，我不能不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这一辈子是在泥巴里打滚过来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这里，文艺没法不与一些文艺之外的东西打交道，它们会找上门来的。因此，我得尽量不犯错，尽量得到表达的机会，即使打点折扣，即使扭曲一点，只有艺术的底线不能放弃，别的很难说。

说这些话的时候，彭老师原本因为身体不适显出的萎顿，完全替换成了另一种神情，兴奋，郑重，还有一点慷慨。从这里，我知道，对于他来说，“世故”意味着一种如何清醒、如何自律的隐忍和妥协，而劫波度尽后的从容淡定，其实又暗含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倔强、固执和波涛汹涌。

我一直觉得，与彭老师的交流，可以这样随时进行下去，他八十岁以后几乎不打折扣的睿智敏捷，让我误认为他的生命可以无限延伸。

可是，人天的暌隔，造化在瞬息之间就完成了。

如今，彭老师居然已经看不到这本论文集。好朋友老天曾经要来长沙，说长沙有两个人值得看望，这两个人都住在湖南省博物馆——一个是活着的彭燕郊，一个是马王堆出土的两千年前的辛椎夫人。想不到，如今彭老师也成了古人。这如何是好呢？烟熏火燎，我们日益丧失了觉悟能力的偏至而晦暗的内心，如何可能洞彻彭老师抵达“全光”的世界？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秘密，何况深厚广大如彭老师。他再也不会给我们面授机宜了。我们忍不住悲伤。

这本关于彭老师的书，就权当是受业和受恩者的一恸吧。

（本文为《默默者存——彭燕郊创作研讨会实录暨论文集》后记）

孟泽写于长沙“天心阁下”

附“纪念彭燕郊”相关文章

<1>孟泽：“工夫即本体”——彭燕郊的诗与诗学

<2>陈太胜忆彭燕郊：不合时宜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