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节和妇女节都是你们的，和这群姑娘无关

编者按：这两天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了人们庆祝节日的骚动了呢？因为女生（神）节和妇女节，我们会看到，校园的少年们忙前忙后为女生拉横幅，企业、单位变着花样“犒劳”自家的女性工作者。在这样一个女性享受关爱的日子里，有类群体值得我们注意——女工。

虽然打工妹、女工等词汇正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中国东南部的无数条生产线上，这群在性别、传统、资本三重夹缝中求生的女工正在用一次次重复性动作撑起中国制造的半边天空。可她们勤劳努力的工作，并没有换来与此相匹配的尊重。

《失语者的呼声》封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当打工妹满怀憧憬地来到城市以后，她们常常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超时加班、职业病和工伤的威胁、拖欠工资和人身侮辱，还要面对城市的冷漠与歧视。”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底层劳动者的血汗劳动和低廉工资。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这些群体就好像是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

不忍心说他们愚昧不开化，尽管他们对政治、对流行歌曲、对世界杯，对很多不敏感，但不是他们不愿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的基础让他们还得不到发展或享受。

梁文道在一档读书节目里诚恳地谈了“打工妹”问题：

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时常会收到一些陌生人的来信。像这个小女孩，她告诉我：“我们村子现在已经看不到你们的节目了，这是一块落后闭塞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我常和父母吵架，我觉得他们一点也不理解我……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只知道我要离开这里，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我想活得更有意思一点。”

每次看到这种从农村寄来的信，心情都会特别复杂。我一方面能够在它们急切的语调里读出作者的苦闷，青春期的躁动，与对不同生存方式的想象；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这些年轻人的去向，他们后来会不会真的出城？会不会变成所谓的“打工妹”呢？一种庞大而晦暗的群体。

他们总是使用“出”这个字眼去描述由农村到城市的历程，彷佛到城市打工就是一种“出路”。然而当他们一批批来到城市之后，很可能会发现那些高大的楼群与鲜艳的广告牌其实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出来了，可他们依然是主流媒体里无法显像的一团暗影。

然后我会自责，觉得自己的工作参与了他们那种“出城”欲望的养成，以光鲜的画面向他们保证了一个丰富而多彩的“外面”。我是不是误导了他们，甚至欺骗了他们呢？“女工关怀”是一个专门协助中国外出女工的民间团体，看他们编集的《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说自己有份欺骗了她们。有那么多的女孩以为自己来到城市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过更体面的生活，结果却是因工断了手指，甚至丧失生命。

更不用提那些老板种种克扣工资、拖瞒赔款的惯技。至于给人当作机器畜牲般地驱使，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罢了（其中有个女孩忍不住去找经理诉苦，那经理却说“他是皇帝，我们没资格与他谈条件。”）。这种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大家知道贵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实是用血和汗去推动的一组机械；而“中国价格”的竞争力正正来自于这些在高温机房里熬夜加班，在伤人于无形的空气与化学品中茫然赶工的打工仔、打工妹。正如“女工关怀”的成员，潘毅教授在导言里所说，这二十多年来从“工人”到“打工妹”的转变是惊人的。工人阶级在过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地位崇高；打工妹的“打工”则意味着身份变成了为“资本主义老板”工作的工人。这里的“妹”字更是复杂，因为这是个性别身份。

于是一个打工妹既被困在一个随时可以被解雇，经常受到压榨的打工处境；同时又是个试图改变自己女性地位的主体，为了抗拒迫婚与传统农村的家务劳动而外出。我明白打工妹固然失语，但是仍有呼声。她们在城乡的差距之间，在经济的变化之中，在我们媒体提供的世界里产生了欲望。这种欲望会叫她们碰到残酷的现实，但它也是一种抗争的动力，从前是抗争农村生活里的性别分工，将来就是抗争劳动关系里的压迫与不公。

女性常是购物的主力军，无论节日大小，商家都“投其所好”推出折扣大战，而在打工妹们努力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即使仅仅只是外表变得时髦都会唤起她们的梦想和渴望。

以下内容来自《失语者的呼声》作者潘毅的另一作品——《中国女工》，让我们透过田野调查的视角，一步一步了解这庞大而晦暗的群体。

改头换面的欲望将她们聚在了一起

如果「开玩笑」是女工生活中的一种休闲方式，那么外出购物和游玩儿则是在时间允许情况下的另一种选择。在流星厂，每个月发薪日之后的那个星期天是休息日，女工们在这一天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到深圳市区逛街购物。我和工友们最常去的地方是东方市场，在那里服装、鞋、帽子、手提包、首饰，以及化妆品等一应俱全。

对于女工们来说，东方市场是购物天堂，是一个她们可以找到既适合自己又物美价廉的商品的地方。时装店、百货商场、超市、快餐店，以及咖啡厅等大多是当地人开的，交错聚集在道路两侧。这些西式风格的消费空间，既能让打工妹们体验一下时尚的生活方式，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满足她们作为现代女性进行自我肯定的需要。

打工妹们在追求「现代性」，以及力求自身生活改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消费欲望，她们的消费欲望是在另外两种迫切渴望的驱使之下产生的：一种是缩小与城巿人之间差距的渴望，另一种是追求现代女性美的渴望，即对大众媒体与通俗报刊不断想象并呈现出来的现代女性美模式的向往。

在打工妹们努力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即使仅仅只是外表变得时髦都会唤起她们的梦想和渴望。女性作为消费主体的最普遍策略是利用一些时尚点缀来突出其外表。在城市中，「消费的诱惑」引发出不可抗拒的消费欲望，甚至对于不具有消费能力的人来说也不例外。

没有消费能力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欲望的力量会驱使她们去梦想、并制造出承诺，以及更多欲望。当我匆匆忙忙记下以下这段田野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这个承诺对于年轻的打工妹们的意义。

1996年4月28日，晚上

今天晚上我们还是必须上班。收音机开着。没心情工作，我们等待着，幻想着。明天是发工资的日子。线上的女工们正在谈论发了工资之后去哪里逛街，并各自盘算着需要买些什么。肥仔想买条新牛仔裤，而坐在我前面的富惠则打算买支口红。她让我帮她推荐几种物美价廉的牌子。我感到很迷茫……

在工厂，即使是在工作的时候，女工们也会幻想着消费，这种幻想好像无论情绪如何都会出现。消费是一个「个体化工程」是由资本倡导并为资本而存在的假设，而打工妹的消费实践却恰恰与这一假设相反。女工们对于购物也抱有与对工作同样强烈的满足感和挫折感。

消费不仅没有令女工们分化，相反，渴望成为崭新的性别主体（gendered subject）的共同梦想和欲望反而将她们联结成为一个「集体」。「打扮」也许是这种实践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结束了一天的购物活动回到宿舍后，女工们往往会迫不及待地穿上新买的T恤和牛仔裤来展示崭新的自我。城市中众多的购物休闲选择对于已经进城打工1至2年的女工们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晚上女工们经常聚在宿舍里兴致盎然地讨论时装、化妆，以及最佳购物地点等话题。渴望自我转型，以及改头换面的欲望将她们聚集在一起。

外表的改变对于女工们来说非常重要。正如上面文中所提到的那样，管理人员经常讥笑打工妹是「粗手粗脚」——卑贱主体身体上的一个象征落后农村的耻辱性标志物。女工们会花上很多时间将每个指甲都涂上亮晶晶的颜色，使它们看上去更加漂亮。

还有一件让女工们着迷的东西就是美白皮肤的产品。较黑的肤色被认为是农村人在田地里长时间劳作的标志，很多美容品都承诺可以将她们的皮肤变得白晰。要想成为一个城巿人，首先要使自己看上去白晰一些，于是美白面霜成为女工们最喜欢购买的商品之一。

新的自我形象与新的身分认同不仅可以梦想，而且还可以通过积极的行动来自我实现。消费实践具有自我形塑技术的功能，通过消费实践，一个人可以获得重生，可以使土气的外表获得「大跃进」。

打工者除了身体外，一无所有

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在这个城市的街头游荡的时候，我知道这里不是我的地方，它不属于我。但我却不得不留在这里。我看见有人在路边摆摊儿卖东西……我不禁问自己，是否我的最后的下场也会和他们一样……

离开东莞之后，阿英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之下，在深圳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然而这份工作她却做得并不开心：作为公司里的一名普通文员，阿英不再拥有任何像在东莞时候那样的地位和特权，在她的上头是一个庞大的层级架构。她很清楚，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即裙带关系或亲属关系，晋升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

像流星厂的其他工人一样，她每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还要加班。而在东莞的时候，她通常每天只工作10个小时，晚上还会有些闲暇时间。而且，在深圳，没有了姐姐家的支持，她不得不和其他女工一样吃在厂里，住在宿舍。一切都得靠自己。有一天，听到几个工人发牢骚抱怨工资低的时候，阿英对我说：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工厂里剥削这么严重。我知道老板们总是能赚很多钱，工人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在东莞工作的时候，所有人的工资我都晓得。……工人工资很低，总经理在饭店里吃一顿饭的花销要超过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工人之间也不平等，有些人的工资是其他人的两、三倍。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我接受现实，觉得这是人各有命。」

阿英在流星厂的月薪只有550元，比在东莞的时候少50元。她认为自己应该赚得更多，因为她在厂里所做的工作超出一个文员的职责范围。作为一名既会做图表又能做会议记录的打字员，她实际上承担了生产部办公室的大部分工作。

在流星厂，工人们普遍都强烈感觉到自己是一件商品，阿英尤其如此。在市场力量取代国家指令对社会生活进行管制的改革时代，急剧的转型孕育出一种疏离感。农民们离开土地进城打工，城市的生活与农村完全不同，在城市中，她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取金钱。

「卖身」所指的不仅是女人将身体出卖给男人，而且也可以是工人将身体出卖给资本家。打工者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无产者，因为离开农村和土地的时候，她们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

尽管如此，阶级意识的表现却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阿英在东莞的时候比较愿意去面对工厂生活，觉得「卖身」给公司很合理。而到了深圳，她开始抱怨工资低，并对不平等和剥削愈来愈敏感。她对老板的看法也随着环境而有所改变。

她现在将自己放在一个完全对立的阶级立场上。在东莞的时候，阿英的阶级地位并不明确，而现在她已经完全清楚自己的地位：「以前我管人，现在被人管……在那些经理眼里，工人就是可以随意扔掉的东西。」

由于工厂的工作时间长，以及劳动环境恶劣，工人们普遍感觉自己「猪狗不如」。她们经常打趣说：「你一定后悔自己生来不是条洋狗吧？」或者说：「下辈子，即使投胎做狗也千万记得投到别的地方去。」有些工人会用「时来运转，总有一天会转运」之类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有些工人幻想有朝一日能成为小资本家，有些人则比较现实，知道自己在工厂辛苦劳碌几年之后，将不得不返回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农村。

对于女性来说，这就意味着要赶在年纪太大之前把自己嫁出去。除非嫁给本地人或者以其他方式将户口迁入城市，否则她们几乎都是无望留在这个城市的。正如我在前面所讨论的，在城市中，外来工们从真正意义上形成无产阶级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因为无论是户籍制度，还是城乡生活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都给外来工们留在城市设置了障碍。

说到结婚，阿英也是进返维谷。24岁的她已经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在农村，24岁几乎是女性享受单身生活的上限，而保持独身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婚姻仍然被视为女人的「终身大事」，女人的最后归宿应该是在夫家，而不是在娘家。

总之，一般到了阿英这个年纪，女工们就会返回农村老家，有的是自己决定回去，有的则是听从父母的要求回去。拒绝结婚并非不可能，但是一旦这样的话，女性从此便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还会遭到家人反对，也会令家门蒙羞。女工经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间，在婚姻的压力和城市生活的诱惑之间，左右为难。

很明显，资本主义机器恰好利用了这些个体的冲突与文化的期望。一般来说，大多数女性到了23、24岁的时候就会主动离开工厂。她们将自己生命中从16岁至24岁的这段黄金时期「贡献」给了工厂，工厂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她们年轻的劳动力。

工厂中数年如一日、每天12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女工们的身体被累垮。接下来正好是结婚的「好」时候，她们将生儿育女，为父权制家庭贡献出她们的一生。像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没有颠覆父权制。实际上恰恰相反，它们彼此携手共进，合作得天衣无缝，非常愉快。

阿英对自己将来的婚姻没有半点头绪，她本来的最后打算就是在农村老家找个丈夫，但是她原来在老家的户口却已经被注销。每当她想到自己的婚姻大事，便感到很迷茫。

有一天，我问阿英：「你为什么不在深圳或者东莞找个男人嫁？」

「哪里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有深圳户口的男人不会找农村女孩子。这里有很多漂亮女孩子供他们选择，北方的、大城市的……在东莞的时候，我姐给我介绍过几个对象，但不是我不喜欢人家，就是人家不喜欢我。总之不容易啊。」

阿英说她有时候也考虑过干脆不结婚算了，但是她也不愿意让时光虚度。「我该怎么办呢？但问题是我要找份工作养活自己。真不知道我这样的身体还能撑多久，即使身体撑得住，我想工厂也不会愿意要一个老太婆吧。」说完后，阿英便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

阿英对生活的焦虑不难理解，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提到的，她生命的耗损与撕裂既源于身心失调，同时也具有生物-文化性。倘若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户籍制度束缚了她的流动，那么便是资本主义机器榨取了她的青春与活力，而父权制文化又助纣为虐地将她推入这种绝境之中。三重压迫，我们已经愈来愈接近阿英的梦魇与尖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