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歌》拍摄札记：在多产的时代“觉醒”的歌少了

从旧旧又宽阔的台北车站穿过，搭乘捷运六个站，到六张犁，走过遮阴的路边骑楼，穿过一片民居，就到了黑胶咖啡店。店子小小，挤满了在布景的十三四个工作人员，准备拍摄胡德夫。

这是我们公司独立制作的一档人文音乐节目，胡德夫是我们的主角，这档节目以他的九首歌展开。

距离第一次听他唱歌，已经过去了十年，我很期待。

一位白发白眉的老先生，姿态矫健地进门。不，他不老，声音低沉而中气十足，因为迟到十五分钟而跟大家道歉。

提前抵达并在此恭候的导演陈怀恩，迎上来。他们两人在2006年的电影《练习曲》有过合作。

胡德夫进门便问，“陈先生来了吗？”

众人答，“来了来了。”

胡德夫上来握手，“你好啊。”

“你好啊。”

“见到你真好。”

“还拍‘看得见台湾’吗？”

陈怀恩笑答，“现在就看见啊。”

鲍勃迪伦吸引我的，不是歌

披着明亮阳光进来的胡德夫，进门先告诉大家，“昨晚耳朵发炎，去医院看。因为感冒，耳朵压力大，饭店的人敲门，‘咚咚咚’，听不到。你们跟我说话要大声一点。”众人大声喊，“好的！”

胡德夫换上麻布衣服，准备梳化。跟随他多年的化妆师细细烫过他长长的白眉，“这是老师的特色。”

今天要录的是《blowing in the wind》，鲍勃迪伦对胡德夫影响颇大。在《春天读诗》节目中，胡德夫就朗诵中文歌词，以示致敬。当被人问起，如何看待有人称他为台湾的鲍勃迪伦？胡德夫淡淡回复，“恭维”。这样光鲜的标签上身，他并不认可。

他身上不独这一个标签。台湾民谣教父、原住民权益运动发起人、唯一能让蓝绿阵营的人都坐下来听他唱歌的人、横扫金曲奖……这也是我见到他之前的模糊印象。

这是个多产的时代，全世界的音乐都可以听到，“一直在觉醒的歌”却是很少了。

他和陈怀恩有对歌声的共识。2006年拍电影《练习曲》时，他们有过愉快的合作。也是这个电影，歌曲《太平洋的风》在大陆有了更广泛的传播。

陈怀恩说，先从声音认识胡德夫，他的声音比画面更快，更有穿透力，是从土地里出来的。录制推荐语时，陈怀恩不时拿出照相机与摄影师对拍，远处的胡德夫飘来一句，“导演拍导演。”

三面墙的书架上密密麻麻立着黑胶唱片，两人在木桌前对谈。胡德夫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寒暑假没有办法回到台东乡下的家，就住在淡水学校的老师家里，练习唱歌，听很多黑人蓝调、奴隶时期的歌。那是西洋音乐的启蒙。

他在1962年夏天开始听。那是初中一年级，音乐老师放来听，到《blowing in the wind》时，音乐老师一句一句向他讲解歌词。少年胡德夫把这首拿去当学校橄榄球队的队歌，不许同学打输。

那时候懵懂，但是胡德夫后来慢慢知道这首歌的寓意。歌里虽然都是问号，而且他最后的答案是告诉大家在风里，但其实他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明天，或者更好的时代，是一个比较和平，没有战争，能体恤别人，能注意环境，能听到人家哀嚎的一个时代。

人类把东西弄到太空去了，战争转到更大的领域去了，所以歌名就是答案了，“在风中飘”。

胡德夫说，跟鲍勃迪伦的歌结缘，提醒自己，写自己看到的东西，写实的东西， “一直这么提醒自己，朝这个方向走”。这影响是一生的。

陈怀恩问，所以他吸引你并不是因为音乐性的东西，而是写歌的态度跟他关注的事情？

“是的，要不我早拿把口琴和吉他了，我喜欢钢琴，还是用钢琴继续唱他的歌。”

李双泽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事情可以依循，就靠自己去开创，不只写了《少年中国》，也写“小朋友你知道吗，吃的米从哪里来？”颂赞工人、渔夫。“我后来一直唱他的歌”。

而那个年代，西洋音乐才是流行的，民歌是不入流的，没有自己的歌。李双泽对胡德夫的敦促，启发他唱出了“美丽的稻穗”，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故事。

胡德夫讲起七十年代，讲起越战，炮弹落下，激动地站起来。他年轻时不仅唱歌，面对家乡故土，也激越，好勇斗狠。

这种性格，也延续到他在原住民权益运动时的种种表现。

对谈中，他念起余光中的《江湖上》。

一双鞋，能踢几条街？一双脚，能换几次鞋？一口气，咽得下几座城？一辈子，闯几次红灯？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一双眼，能燃烧到几岁？一张嘴，吻多少次酒杯？一头发，能抵抗几把梳子？一颗心，能年轻几回？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为什么，信总在云上飞？为什么，车票在手里？为什么，恶梦在枕头下？为什么，抱你的是大衣？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陈怀恩觉得，这诗句比迪伦含蓄太多，是因为台湾当时的环境吧。胡德夫表示认同，那时候不可能唱“为什么”，也不可能唱《少年中国》，甚至不可能唱《美丽岛》，无法激越和彻底。

直至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用智能手机的太太告诉用“老人机”的胡德夫，“哦，你的朋友拿到奖了。”“我说，“有这样诗人，是用嘴巴做文章的，也是从心里面、口里面出来的，他只是多了文字在歌词上，说跨界也不一定是跨界，本来就是一个视野里面的东西，音乐、文字、声音。”

“原住民假如有文学奖的话，也可能是从歌来的，我们没有文字。”

接着他播放迪伦的黑胶唱片。黑胶实在是略久远了，像是上一个时代的遗物。没多少人还熟悉唱片机的使用，胡德夫把唱片拿出来，前后看一下，放进唱机，试了几次，声音才流淌出来。

离开咖啡店时，胡德夫依依不舍，如同孩子发现新玩具。“这个店每天都开吗？”“当然，不然卖给谁。”“好，以后常来，以后来这里找我。”

胡德夫会停雨

一进入大安森林公园，胡德夫就严肃地对我们说，他在这里经历过一个奇迹，要认真讲给我们听。

那是一次原住民演唱会。晚上七点开始，下午四点表演者到场，大雨瓢泼，主办方是阿美族，急坏了。胡德夫说，阿美族会求雨，不会停雨，所以对下雨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胡德夫说，我有办法。他伸出右手，向上举起，过肩头，转一圈，锁住。然后告诉主办方，四十分钟，雨会停。主办方不相信，结果真的停了，大风吹过，到晚上七点，地面已经干了。

讲完这个神迹，他得意地眨眨眼睛。想来这是一个他逢人便讲的故事。

大安森林公园对他来说不只是停雨神迹而已。这里是台北市区最大的森林公园，对外开放不过从1994年开始，此前曾是眷村和国际学舍。1973年，胡德夫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场演唱会，比世人熟知的1976年淡水文理学院民歌演唱会，更早。1976年那场，李双泽摔了可乐瓶。

当年的国际学舍室内场，变成了高高的看台，和大片座椅，树木葱茏。

看台上架起了电子琴，多云天气，闷热的温度中传来宏阔的歌声，天气好像也凉快了一些。

同样物是人非的还有西门町。曾经家喻户晓的胡德夫说过，“我到西门町逛街，总会遇到有人找我签名。”

做街头快闪，胡德夫边弹琴边唱歌，围起的观众越来越多，不是所有人都认得他是谁。但各个都被歌声打动。还有人试图给零钱，找了一下并没有收钱的盒子，忧伤离开。

西门町的名字体现了日据时代的痕迹，是台北街头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之一。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梁咏琪寻找金城武的镜头，就是在这里取景。嗯，真是暴露年龄啊。

2005年，胡德夫发布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在西门町的红楼剧场举办个人演唱会，大批名流赶至现场，均是他当年的朋友，或者听着他的民歌长大的年轻人，如今分数蓝绿阵营，执掌政坛，势同水火，却仍能坐下来一起听他唱歌。连龙应台都感慨。

西门町的真善美戏院也曾首映过《奇迹的夏天》，是杨力洲指导、郭台铭之子郭守正投资的纪录片，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讲述的是花莲原住民中学足球队的故事。

闹市口的胡德夫一遍遍弹唱起《blowing in the wind》，还有《大武山蓝调》，回想当年带领原住民同胞抗争，带着队伍走过街头，包围行政院。

行政院、立法院位于中山南路两边，中间不远是一座天桥。这条路和这座天桥，也是台北市民庆祝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圆满闭幕，游行的必经之路。

1984年，台东原住民同胞渔船出海，在远洋被扣，关押数年，台湾政府置之不理。胡德夫愤怒，带领同胞围起行政院，要求政府出面救人，解决家属的生活问题。出海渔民是家中主力，被扣之后，渔船老板停发生活费，渔民家人生计无着，处境极惨。

胡德夫对政府的失望犹不能息，“如果是大陆政府，肯定早就管了”。

原住民权益运动耗尽了胡德夫的积蓄，90年代是他人生低谷，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台东老家，身无长物，长了骨刺，走路拄拐，“我听说，他痛到在溪谷中顺着大石头打滚，拿了一把枪要他的小兄弟杀了他。”熊儒贤说。

老家的温泉有名，胡德夫挖坑泡温泉，沙地做伸展运动，“记得那年发大水，我把拐杖扔到水里，自己跳到水里，好多人都吓坏了，在岸上喊‘Kimbo投河自杀了！’他们不知道我那是高兴，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Kimbo是他的卑南族名字，他给人留电话，还会认真在纸上写下这个名字。

“我消沉不到哪里去，顶多就是消沉到一个人，消沉到最后就会有歌。”

歌与诗就这样涌进涌出，荡涤他的生活。

胡德夫的声音里，有风

夏天是台风季，也是雨季。台北的雨，绵密黏稠，在我们行程最后一天变得瓢泼。拍摄总是大太阳，录音的两天赶上下雨，也算是“幸运”。

年轻的录音师做电子乐比较多，对他并不熟识。开录之后，录音师惊叹67岁的老人还有这样的嗓音和体力，这才是用生命在唱。胡德夫打算向科恩看齐，82岁还在唱。

“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唱过无数遍的歌从嗓间冲出，琴声流淌出手指。

两遍过去，经纪人比了“OK”的手势，感觉这版不一样，“有风”。

午饭后，一时兴起，胡德夫拿起外卖餐盒上的橡皮筋，对着一米五远的饮料盒吸管，要打弹弓，瞄准，砰一声，真的中了。“我小时候最擅长这个”，神色间满是得意。

人人皆知，他还喜欢喝酒，试音时一直盯着钢琴上的酒瓶子，神情颇“觊觎”。年轻的录音师问，“老师可以喝酒吗，我这里有威士忌”。被经纪人阻止，“他喝酒的话，一开始状态好，但只能撑三十分钟。”

录音棚里要连续待两天，录九首。录音间隙，胡德夫念叨，“我喜欢每天像现在这样工作，很充实。”经纪人赶紧说，“我要把这个录下来，以后放给你听， ‘呈堂证供’。”众人大笑。

但这还不是效率最高的录音。2005年，录《匆匆》那张专辑，胡德夫一天录了27首歌。胡德夫回到淡江中学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借了学校礼堂，第一天，因为有树上知了的声音，录出来全都不能用。第二天，等知了下班，太阳下山，开工。

录完《橄榄树》，胡德夫忍不住讲起过往轶事，李泰祥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两个人都没见过橄榄树，不知道那是什么。胡德夫问，你记不记得家乡部落的槟榔树的香味。“当然记得啊。”“那就想想槟榔树的味道。”这首歌被传唱得太多太多，胡德夫有时候唱这首，还会故意最后一句唱成“槟榔树”。

歌单里一首《南山南》显得很特别，它是大陆民谣圈的爆款。因为难以解释的奇妙缘分，胡德夫对马頔一见如故，将其收为义子，仿佛自己的民歌在大陆找到了新传人。他音乐节的表演非常尽兴， “棚里还要细细打磨哦，今天找找感觉吧。”

十月份，万晓利在北京开演唱会，胡德夫到场。之后去赤水参加演唱会，继续和马頔同台演出。

北京还是有着难以名状的吸引力，老朋友陈映真选择病逝于此。胡德夫用遗憾的语气说起，陈映真病重后，一律谢客，老朋友统统不见，王津平去看他，硬是没进去病房。

陈映真是未能送别的老友，但还来得及去送一下吴清友。9月2号，胡德夫去追思会上唱《匆匆》，部落里，高高的树上落下来的叶子，进入泥土。“吴清友太伟大了。”

身处北京，泛起迷雾的灰色天空总是让人忍不住回想台北，湿热绵密温柔。

想起在录音棚外，聊他新拍的电影《阿莉芙》，25岁的排湾族男孩阿莉芙，在台北做发型师，困顿于性少数身份，挣扎于变性梦想与继承头目之间。胡德夫饰演他的父亲，部落首领。拍戏的过程真是辛苦啊，戏中的儿子穿着高跟鞋在街上走来走去，他也跟着。最后父亲选择了原谅和理解，依然把首领的位子传给儿子。影片结尾，所有人都走入了新的时代。

还是新的时代好，“人跟人都是平等的。”（凤凰网/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