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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区分正常人与“恐怖分子”,是最严重的恐怖事件


来源:凤凰文化综合

我们轻松地说服了自己我们是在与来自一个陌生文化的“伊斯兰法西斯分子”、“极端分子”打仗,这些人住在遥远的“伊斯兰的土地”上,他们因我们的身份而恨我们,并试图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

托尼·朱特

欧洲和美国、以色列和中东、记忆与遗忘……托尼·朱特在1995—2010年着重讨论的几个话题,也是当下被持续关注的焦点。我们这个时代在走下坡路:历史从1989年的革命带来的希望和可能跌入“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中东危机加深所带来的混乱、破坏和失败之中,我们正在目睹“经济时代”在崩溃之后进入到“恐惧时代”和“新的不安全的时代”。 

“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去说过去不是什么样的,而是去说过去是什么样的——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以正确、公正的视角去讲述一个有说服力的、表达清晰的历史。”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即以《事实改变之后》为题,据称来自凯恩斯,当新的证据出现,历史真相被揭露,历史学家应无惧面对自己的错误,勇敢求真,这本书便是朱特践行这一过程的结果。

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本文选自《事实改变之后》的第20章,原标题为《我们学到了什么?》,感谢三辉图书授权发布。

 

《事实改变以后》/[美] 托尼·朱特著/[美] 珍妮弗·霍曼斯编/陶小路译

20世纪才刚过去没多久,但有关过去的100年里我们的争吵、成就、理想和恐惧的记忆都慢慢变得含混,其中也出现了许多错漏。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我们急忙把20世纪在经济、思想和体制上的包袱尽可能地都抛掉,我们还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1989年之后,我们的信心无限却反思不足,我们将20世纪丢在身后,大胆地向21世纪阔步迈进,我们用一些半真半假的说法为我们服务: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美国的“单极”时代,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进展以及自由市场。

这种认为“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的想法不仅仅针对那些已经失去作用的“冷战”时代的教条和体制。执拗地坚持不去理解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面临困境的背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坚持不去仔细听几十年前一些智者的话;坚持积极地去忘记而不是记住历史,拒绝承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宣布现在的都是新的……这些都让我觉得大为惊奇。20世纪90年代我有过一次这样的感觉,2001年9月11日之后我又再次有了这样的感觉。我们极为固执地认为,过去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能教我们。我们很肯定地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无论是风险还是机会都是没有先例的。

也许这并不奇怪。最近的历史是最难认识和了解的。此外,世界自1989年以来的确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总是令那些记得以前事情的人感到不安。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年长的论者对业已消失的“旧制度”下的“甜蜜生活”感到非常惋惜。一个世纪之后,一些有关“一战”前欧洲的回忆录和记述文章经常是在描述一个失落的文明,一个有关这个世界的幻想被毁灭的世界:“曾经的纯真不再。”

但是现在的情况有些不一样。法国大革命那代人可能会对大革命前的世界感到惋惜,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它。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欧洲人一直对1789年开始的动乱背后的原因及其含义念念不忘。对启蒙运动在政治和哲学上的辩论并没有遭到革命之火的吞噬。相反,人们普遍认为是启蒙运动导致了大革命及其后果,因而启蒙运动也就成了19世纪的政治信条和社会方案公认的源头—启蒙运动的赞扬者和批评者都作如是观。

与之类似,1918年后大家虽然都认为世界永远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但在19世纪的经验和思想长长的影子下面,人们对于战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各自的构想,争论无处不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它的后继者共产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工业主义”,这些构成20世纪世界政治的要素都是19世纪的产物。即使是那些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内的认为“大约在1910年12月前后,人类的性格发生了改变”(认为欧洲19世纪末的文化剧变彻底改变了思想交流的条件)的人们也依然花费了大量精力与他们的前一代知识分子进行“论战”。历史在当下久久停留。

与此相反,今天的我们没有把20世纪的历史看得很重。当然,我们对历史的纪念无处不在:神社、铭文、各种“遗址”,甚至以历史为主题的公园无不在公开地提醒人们“过往”的存在。但很奇怪的是,我们所选择纪念的20世纪并没有焦点。绝大多数纪念20世纪历史的官方场所,要么是公开地表达“胜利者的怀旧情绪”:赞美著名的人物,庆祝著名的胜利;要么成了选择一些痛苦进行回忆的机会,目前后者越发多了起来。

因此,20世纪正逐渐成为一个道德记忆的宫殿,它好像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恐怖事件展馆”,里面贴上了“慕尼黑”或“珍珠港”、“奥斯维辛”或“古拉格”、“亚美尼亚”、“波斯尼亚”或“卢旺达”这样的标签;“9·11”事件成为某种多出来的结尾,对于那些忘记20世纪带来的教训或没有学到这些教训的人来说,“9·11”事件是一个血腥的后记。我们用像刻在碑文上的语言把20世纪描述为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而现在我们有幸从这个时代中走出来了。这种描述本身并没有问题——20世纪在许多方面的确是个可怕的时代,历史上可能从未有过这样一个野蛮的、人类集体遭受苦难的时代。这种描述的问题在于它所要传递的信息,那就是: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它的含义很清楚,我们现在可以不受过去的错误拖累,去一个与之前不同的、更好的时代。

但是,这种官方的纪念活动并没有能提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和认识,它只是一个替代品。我们带领孩子们在博物馆和纪念馆游走而不是去教他们历史。更糟糕的是,我们鼓励他们通过先人的苦难去看待历史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今,我们对最近的过往的“共同”解释是由许多独立的历史碎片构成,每一个碎片(犹太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德国人、亚裔美国人、巴勒斯坦人、爱尔兰人、同性恋者)都是一段受害者独特的经历。

由这一个个碎片拼接出来的图景不能构成一个能将我们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的历史,这种拼接出来的图景让我们无法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无论曾经学校教授的国族叙事有什么不足,也无论这种叙事中着重强调的内容有多么强的选择性,它所要传递的信息有多么强的目的性,它至少为一个民族当下的经历提供了过去的参照系统。好几代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接受的就是这种传统的历史教学,这种历史教学通过参照过去赋予当下以意义:今天的人名、地名、铭文、思想和典故都可以装入我们记忆里对昨日的叙事中。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过去只有通过人们当下关切的众多事情(经常是极不相同的事情)才能获得意义。

我们对过去的陌生令人感到不安,其部分原因无疑是由当代变化的巨大速度所导致的。 “全球化”真的已经让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改变,其变化之大是上两代人很难想象的。很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让人们感到熟悉乃至觉得是永恒的东西现在正迅速被遗忘。这样看来,过去还真像是另外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做事的方式与我们不同。

通信的扩展是个很好的例子。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只能获取有限的信息。但是,由于国民教育、国家控制的电台和电视台以及一个共同的印刷文化,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群体中的人们可能都会知道许多相同的事情。今天的情况刚好相反。除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人们之外,多数人都可以获得近乎无穷的信息,但在少数精英之外没有了共同的文化(精英群体中也不一定有共同的文化),众多不同的品味、喜好和利益决定了人们会选择或遇到什么样的信息碎片和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世界变成了许多个世界且每个世界都在迅速发展着,我们每个人与同时代人之间的共同点会越来越少,与先辈的世界之间的共同点就更不要说了。

所有这一切肯定是真实的,它对未来的民主治理的影响令人担忧。不过,颠覆性的改变,甚至全球性的变革本身并非没有先例。19世纪后期的经济“全球化”也同样动荡,但最初只有很少的人理解且感觉到其影响。对于当代的变革而言,我们放弃的不只是过去的习惯做法,也放弃了过去的记忆。这个刚刚逝去的世界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一半。

那么,我们匆忙把20世纪抛诸脑后丢失了什么?至少在美国,我们已经忘记了战争的含义。这是有其原因的。欧洲大陆、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在20世纪,战争意味着入侵、占领、流离失所、贫困、破坏和大屠杀。在战争失利的国家往往会失去人口、领土、资源、安全和独立的地位。但是,即使是那些取得形式上胜利的国家也有与战败国相似的经历,它们对战争的记忆与战败国差不多。举几个国家作为例子:“一战”后的意大利,“二战”后的中国,这两场战争之后的法国,这几个国家都是“赢家”,它们也都遭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再有就是那些赢得战争但“失去和平”的国家,这些国家将胜利赋予它们的机会挥霍殆尽:在凡尔赛宫的西方盟国和1967年6月获胜之后几十年中的以色列都是此类最有代表性的国家。

此外,20世纪的战争往往意味着内战,内战经常在占领或“解放”的幌子下进行。20世纪在许多地方发生过“种族清洗”和在强迫之下进行的人口转移(从印度到土耳其,再从西班牙到南斯拉夫),内战是导致这些事情发生的重要原因。内战和外国占领是过去100年里许多人共同拥有的可怕记忆之一。在很多国家,“把过去的事情抛诸脑后”,即同意去“解决”或忘记(或拒绝承认)最近发生的自相残杀和集体内部发生的暴力事件的记忆,成为战后政府的主要目标,有时这个目标实现了,有时会超额完成。

战争不光本身是灾难,其他恐怖也会随战争而来。“一战”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化社会的出现,对暴力和死亡的崇拜比战争本身持续的时间更长,它们为随后的政治灾难铺平了道路。在“二战”中被希特勒或者斯大林攻占(或先后被希特勒和斯大林攻占)的国家和社会所经历的不只是占领和剥削,更是民间社会的法律和规范的退化和腐蚀。法律、法规、教师、警察、法官这些文明生活的构成要素要么消失了,要么变得邪恶:国家不但没有保证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的主要来源。无论是在邻居、同事之间还是在群体或领导人之间的互惠和信任倾塌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的反常行为,如盗窃、欺骗、伪装、漠视他人的不幸、投机地利用他人的痛苦等行为此时不仅变得正常,有时还是拯救你的家人和你自己的唯一方法。异议或反抗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恐惧所压制。

总之,战争所引发的行为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行为在和平时期会导致混乱。导致暴行的是战争,而不是种族主义或民族对立或宗教狂热。战争,全面战争在现代一直是发生大规模犯罪行为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英国在1899年到1902年的布尔战争期间设立了第一个原始的集中营。如果没有“一战”就没有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另外现代国家也不太可能会被法西斯主义控制住。如果没有“二战”就不会有纳粹大屠杀。柬埔寨如果没有武力干涉越南战争,我们就不会知道波尔布特这个人。至于战争把普通士兵变得残忍这一点当然也已经有大量文献对此做了记录。

美国几乎避开了所有这一切。美国人也许是唯一一个在20世纪有非常正面经历的民族。美国没有遭到外敌入侵,美国没有因为被占领或领土被瓜分而导致大量美国人死亡或者大片领土沦丧。美国虽然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新殖民主义战争受辱(曾经的越南和现在的伊拉克),美国却从来未曾承受战败的全部后果。尽管美国人对美国最近做的事情感到矛盾,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打的战争大多是“正义的”。美国因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而得到长足发展,两次战争的结果也让它大受裨益。在这方面英国与美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作为仅有的另外一个在“二战”中取得明确胜利的大国,英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在战后面临国家破产的境地,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也不复存在。另外美国和20世纪其他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主要国家相比,它在战斗中死亡的士兵相对较少,另外美国几乎没有多少平民在战争中伤亡。

应当给出统计数据来强调这种反差。“一战”中,美国在战斗中死亡的士兵人数不到12万;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一战”中的死亡的士兵人数分别是88.5万,140万和200多万。“二战”中美国有42万人战死,日本有210万人,中国380万人,德国550万人,苏联估计有1070万人。在华盛顿特区的越战纪念碑上记录了在这场持续了15年的战争中死亡的58195名美国人,而法国军队在1940年5月到6月进行的持续6周的战斗中死亡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进行的阿登战役(“突出部战役”)中,19300名美国士兵被打死,这是美国军队在20世纪死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在索姆河战役(1916年7月1日)的第一个24小时里,英国军队便战死了2万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红军战死75万人,德国国防军的死亡人数几乎和苏联红军一样多。

除了参加“二战”的那一代美国人,美国在现代战争中的记忆与损失远远不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所经历的相提并论。然而在民族记忆中留下最持久印记的是平民的伤亡,这里的对比就显得非常触目惊心。英国仅在“二战”中就有6.7万名平民死亡。在欧洲大陆,法国有27万名平民死亡。据记录,南斯拉夫的平民死亡人数超过50万,德国是180万,波兰550万,苏联约有1140万。这些死亡总数中包括了580万犹太人。往更远的地方看,中国平民的死亡人数超过1600万。美国平民(不包括商船舰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不到2000人。

因此,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只有在美国才会看到公众人物对军队的吹捧和褒扬。这种情绪会让1945年之前的欧洲感觉很熟悉,但今天的欧洲对这种情绪已经完全陌生了。美国的政界人士喜欢自己身边有军队的符号和象征;即使已经到了2008年,美国评论家还在痛斥那些在参与武装冲突时表现犹豫的盟友。在我看来,美国人和欧洲人在面对当今国际挑战时之所以会做出不同反应乃是因为二者有关战争及其影响的记忆大不相同,而不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在其他方面与美国类似)存在着什么结构上的差异。新保守主义自满地声称美国人可以理解战争和冲突,而天真的欧洲人却充满和平主义幻想,美国人与他们形成鲜明反差。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完全错了:真正了解战争的是欧洲人(连同亚洲人和非洲人)。大多数美国人足够幸运,他们对战争的含义一无所知。

这种差别可能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美国很多关于“冷战”及其结果的著述会有其独特之处。在欧洲写到有关苏东剧变的历史时,无论是在铁幕的哪边,人们主要的情绪是感到松了一口气,一个漫长的历史终结了。而美国讲述起这段历史通常是用胜利者的口吻,为什么不这么写呢?对于许多美国评论家和决策者来说,20世纪要传递的信息就是:战争是有作用的。因此,我们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普遍抱有热情(尽管其他大多数国家强烈反对)。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战争仍然是一个选择—在伊拉克问题上战争是首选。而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战争是最后的选择。

 

托尼·朱特

对20世纪历史的无知不仅仅让我们对武装冲突很有热情(令人遗憾),它也造成了我们对敌人的误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应对恐怖主义以及它所带来的挑战,但我们在开始一场以彻底消灭恐怖分子为目标的百年战争之前先来考虑下下面的事情。恐怖分子不是新近才有的,即使我们排除对总统和君主的暗杀或未遂的暗杀,只把那些为追求政治目标而随机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人称为恐怖分子,这种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也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也就有了。

历史上出现过无政府主义者恐怖分子、俄罗斯恐怖分子、印度恐怖分子、阿拉伯恐怖分子、巴斯克恐怖分子、马来恐怖分子、泰米尔恐怖分子以及此外的数十类恐怖分子。曾经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的恐怖分子还有基督教的恐怖分子、犹太教的恐怖分子、穆斯林恐怖分子。南斯拉夫的恐怖分子(“游击队员”)在“二战”中进行各种清算;1948年之前,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多次炸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市场;还有撒切尔夫人任英国首相期间得到美国人资助在伦敦活动的爱尔兰恐怖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得到美国武装的圣战者恐怖分子等。

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土耳其、日本、英国和法国生活的人(更不要说在其他一些长期为暴力蹂躏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不会注意不到20世纪以及21世纪无所不在的恐怖分子——他们使用枪支、炸弹、化学品在汽车、火车、飞机和其他许多地方进行恐怖活动。最近几年唯一发生变化的事情就是2001年9月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9·11”事件也并非完全没有先例,只是它的手段是新的,屠杀的人数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在20世纪里,美国对恐怖主义也并非一无所知。

但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恐怖主义与以往不同,他们称今天的恐怖主义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是一种“文化冲突”,在这种恐怖主义中宗教和威权政治混合在一起,为害甚大。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观点?这种对现在的恐怖主义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20世纪历史的误读,其中有三个认知上的混乱。

第一个混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各国存在的法西斯主义非常不同,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穆斯林运动和叛乱(各个运动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的怨恨情绪、要求和策略也非常不一样,上面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解读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了;另外,这样的解读的目的是为了把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获得的道德信誉嫁接到我们现在这些动机可疑的军事行动之上。

第二个混乱:一边是少数受宗教信仰驱动的无国籍的恐怖分子,另一边是给世界造成威胁的富裕的现代国家的极权政党,这些极权政党在20世纪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了大规模的屠杀,上面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解读却将二者对等了起来。纳粹主义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苏联则占领了半个欧洲。但是基地组织呢?将它们进行比较是对情报机构的侮辱,对那些曾经与独裁者们战斗的人们的记忆更是一种侮辱。连那些声称现在的恐怖主义与之前的法西斯主义有相似之处的人们似乎也并不相信这些“相似之处”真的存在。毕竟,如果本·拉登真的堪比希特勒或者斯大林,难道我们对“9·11”事件做出的反应就是入侵巴格达?

第三个混乱同时也是最严重的错误,它把形式当作了内容: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解读单靠恐怖分子的行动来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而不去管他们(它们)之间的差异巨大甚至有时会相互冲突的目标。这差不多相当于把意大利红色旅(the Italian Red Brigades)、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the German Baader-Meinhof Gang)、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theProvisional IRA)、巴斯克分裂主义运动埃塔组织(the Basque ETA)、瑞士的汝拉分离主义分子(Switzerland’s Jura Separatists)和科西嘉岛的民族解放阵线(the National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Corsica)混为一谈,不顾他们各自之间的差异,给这些为意识形态驱动的枪击膝盖者、投掷炸弹者和政治杀人犯们全都贴上“欧洲极端主义”的标签(也许应该叫“基督教法西斯主义”?),然后宣布对其发动绝不妥协、无休止的战争。

我们轻松地说服了自己我们是在与来自一个陌生文化的“伊斯兰法西斯分子”、“极端分子”打仗,这些人住在遥远的“伊斯兰的土地”上,他们因我们的身份而恨我们,并试图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将敌人和威胁从背景中抽离出来的做法足见我们已经忘记了20世纪的教训:战争、恐惧和教条能让我们很轻松地丑化他人,否认他们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性,不让他们受到我们的法律的保护,并对他们做出可怕的事情来。

除此以外我们应当怎样去解释我们现在对酷刑的放纵?我们现在对酷刑无疑很放纵。20世纪初,海牙公约制定出了一系列战争法。截至2008年,我们为21世纪“贡献”了关塔那摩监狱。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嫌疑人在这里以及在美国境内的其他(秘密)监狱定期受到酷刑。在这方面20世纪有充足的先例,当然,不仅仅是独裁国家会使用酷刑。英国迟至20世纪50年代还在对其东非殖民地的恐怖分子施以酷刑。法国为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打了一场“肮脏的战争”,法国人会对抓获到的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使用酷刑。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雷蒙·阿隆出版了两本强有力的小册子敦促法国退出阿尔及利亚并承认其独立。他坚持认为,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法国无法取胜。几年后有人问阿隆为什么他在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时没有加入其他人一起反对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可我表示反对使用酷刑能实现什么目标?”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赞成使用酷刑的人。”

好了,现在时代变了。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体面的、有思想的人赞成使用酷刑,他们赞成在适当的情况下对那些应当受到酷刑的人使用酷刑。哈佛法学院的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教授写道:“从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来看,使用非致命酷刑(以从囚犯口中获得时效性很强的信息)似乎是我们无法抗拒的选择。”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琼·贝思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承认酷刑仍然是恐怖的,“一般情况下……应当被禁止”。但是,在“我们与没有底线的敌人进行致命和危险的战争的情况下,在审讯犯人中……有些时候可以不必理会这条规则”。

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论得到了纽约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Schumer)的认同,他在2004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声称,“在这个房间里或在整个美国可能只有极少数人会认为我们永远不应该使用酷刑”。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肯定不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2008年2月他对BBC第四电台表示,认为不能使用酷刑的说法是荒谬的。斯卡利亚的原话是这样的:

一旦你接受这一点,我们面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威胁需要多紧迫才可以使用酷刑?疼痛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剧烈程度?我不认为这些问题很简单。不过我知道,你肯定不能走过来,然后自鸣得意地对我们说:“啊,这是酷刑,所以这是不对的。”

但恰恰是这句“这是酷刑,所以这是不对的”才将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区别开来——至少直到最近这句话还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我们为打败了苏联而感到非常自豪。的确如此,但也许我们应该读那些经历苦难的人的回忆录,读读尤金·罗伯(Eugen Loebl)、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乔·兰格(Jo Langer)、莉娜·康斯坦缇(Lena Constante)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回忆录,然后把他们所遭受的有辱人格的虐待和美国现在采用的刑讯手段(得到了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批准和授权)进行一番比较,二者之间真的有那么不同吗?

酷刑肯定可以“起作用”。20世纪警察国家的历史表明,大多数人在受到极端折磨时什么都会说(有时也会说出真相)。但是,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酷刑之下的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供出了信息,法国军队靠着这信息赢得了1957年的阿尔及尔战役。可仅仅过了4年之后,战争就结束了,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恐怖分子”赢了。然而法国身上的污点依旧没有褪去,以法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的记忆至今也挥之不去。酷刑真的没有什么好处,对共和国而言更是如此。阿隆几十年前就说过:“酷刑和谎言会伴随战争而来,我们需要做的是结束战争。”

我们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在这场反恐战争中做出了以下这些诡辩式的区分:法治和“例外”情况,公民(享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和非公民(对这些人做什么都可以),正常人与“恐怖分子”,“我们”和“他们”;这些区分其实并不新鲜,它们在20世纪都出现过。那些最严重的恐怖事件正是因为这些区分的存在才会发生:集中营、驱逐出境、酷刑和谋杀,正是这些罪行我们才会在口中喃喃:“这些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认为我们究竟从过去学到了什么?如果美国建立了自己的拘留中心并在里面对人施以酷刑,那么我们对记忆和纪念馆自以为正直的崇拜又有什么用呢?

我认为我们需要回溯20世纪,更仔细地去审视20世纪,而不是逃避。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或者可能是第一次学习)战争是怎样令赢家和输家都变得残忍,又怎样让两者堕落的;我们要学习,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形势会让我们去夸大、丑化敌人来证明战争应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而这时又会有什么样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许,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选举季,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领导人提出一个问题:老大哥(或者可能是老大姐),你为避免战争做过什么?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8年5月的《纽约书评》。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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