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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图里卡:1992年,父亲去世了,南斯拉夫也消失了


来源:凤凰文化综合

波斯尼亚一直是一个没有自己风格的国家,就像一个三等的足球俱乐部,最有才能的球员在那里都待不长。不仅仅是因为糟糕的物质条件,更是因为关于人生狭隘的视野,因为让民粹政治肆意横行的地方主义。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1992年,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同时失去了祖国与父亲。

“波斯尼亚战争之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主义分子得到了拥戴,好像他们是多民族波斯尼亚的伟大捍卫者,以此来迎合那些大国的军事和战略企图;然而处于所有边缘地位的受害者却压根儿没被当回事,当然曾为上面提到的企图服务的那些人则另当别论。”

“这座建筑的基座早就开始动摇了,起破坏作用的不仅有外国的秘密组织,塞族和克族之间没有解决的历史旧账,还有那些图图姆拉奇。他们放着好好的民族精英不当,偏要做起搞破坏专家来,没完没了地问这个永恒的问题:我身在历史何处?”

我身在历史何处?

这也是库斯图里卡一生追问的问题,在一本以此为题的回忆录中,他将个人经历与南斯拉夫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从上世纪50年代他还是个住在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小孩开始讲起,回望摧毁祖国的那场战争,中间穿插了自己在电影创作中取得的成就、与约翰尼•德普的友谊以及对费里尼的仰慕之情……带着电影中同样的真诚与诗意,向我们讲述了一切。

下文即摘自《我身在历史何处》,感谢浦睿文化授权发布。

《我身在历史何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2017年11月/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父亲去世了。同年,南斯拉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当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后, 法国电视一台上,新闻开头就是这样一句话:“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

在美国生活了两年后,马娅、杜尼娅、斯特莱博和我重新回到了欧洲,我们打算一半时间生活在南斯拉夫,另一半时间生活在法国。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一南斯拉夫还是在法国的凡尔赛建立起来的呢。法国电视一台的女播音员以饱含激情的腔调宣布了这条令人悲伤的消息,这让我们心里更不是滋味。

我们想要在这两个国家过生活的愿望落空了。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南斯拉夫,我们只得定居在法国,而它正是摧毁南斯拉夫的帮凶。难道这是梵蒂冈、德国甚至是美国的杰作吗?关于这个问题,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答案的。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只不过到那时,答案究竟是什么早已无关紧要了。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终解体前夕,1992年2月的时候,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和我去了萨拉热窝。 我打算筹办一个电影节,就按照贝尔格莱德电影节的风格, 地点选在亚霍里纳山上。

“现在你还想什么电影节啊?赶紧走吧,离这儿远远的!”妈妈一个劲儿地对我说。

我印象中那是个冬天,还有雪。约翰尼·德普就是最好的证据。在波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冰冷的办公室里,我们等了很久,害得约翰尼都受了风寒。部长终于来了,那是个名叫哈西奇的博士,他朝我们伸出了一只有气无力的手,他那充满疑问的目光落在了约翰尼身上,可能他把约翰尼当成了我们那里的茨冈人。

“你说亚霍里纳啊,那可不是个举办节日的好地方,你最好是去别拉什尼察。亚霍里纳可不是海水浴场啊!”部长这样对我说,他是想把我引到穆斯林居住的别拉什尼察去。

自然,电影节泡汤了。两个月后,波斯尼亚燃起战火, 那个文化部长逃到瑞典去了。

我和约翰尼·德普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南斯拉夫一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电影《亚利桑那之梦》(Arizone Dream) 的拍摄正是那时候开始的。贝尔格莱德的红星队捧回了欧冠赛的奖杯,然而在萨拉热窝的巴斯卡斯加,传奇球星萨菲特·苏西奇的哥哥赛亚德·苏西奇正跟那些小店主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丝毫不掩藏自己对红星队的憎恨,他们甚至憎恨与红星队有关的一切。“婊子养的!该死的切特尼克!”那些耿直的商人嘴里嘟囔着。那段时期,如果村子里有塞尔维亚人要举行婚礼,在通往教堂的路上,只要碰见清真寺,新人的随从就会在墙面上画上大大的叉。

《亚利桑那之梦》一开拍,照老习惯,我又陷入了消沉之中。要说是谁把我从这艰难处境中救了出来,毫无疑问就是约翰尼了。他就像住在郊区的超人,当需要跨越那条横亘在城乡之间的界线的时候,二话不说就抬腿迈过去了,就像我小时候戈里察街区的那些茨冈人:不管生活条件有多悲惨, 只要他们中有一个需要帮助,大家就会竭尽全力施以援手。

不过约翰尼可比我的那些“印度人”冒了更大的风险。 因为戈里察街区的茨冈人就算再糟也坏不到哪儿去。而德普那时候正是好莱坞冉冉上升的新星。为了让我能暂时“退休”,他假装得了急性肠胃炎,这样我得到了一周的调整时间。正是这次短暂的休整拯救了《亚利桑那之梦》,对此我深信不疑。

然而我的痛苦并没有就此消失。拍摄频繁中断,最后我逃跑了。为了找到我,人们组织了一次真正的“猎人”行动——这可能是电影史上最盛大的一次了。保险公司、制片人,还有精神病专家,他们想方设法要“逮到”我,然后把我扔回萨拉热窝,扔回蒙特内哥罗去。在这期间,约翰尼一直在等,好几家制片公司给他开出几百万的片酬,他都拒绝了。他的立场很明确:“必须得等《茨冈人时代》的导演回来,给他点儿时间,他会克服心理问题的。”电影最终还是完成了,甚至还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我为此捧得了银熊奖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部片子相当卖座。随后,我很高兴看到约翰尼在电影事业上越走越好。要知道, 像戈里察的茨冈人一样的好莱坞大牌并不多见,当然像肯塔基州(Kentucky)美国佬那样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萨拉热窝,二月永远是一年中最冷的月份。酷寒难耐。这是萨拉热窝的冷,我妈妈总是这么说。涅戈、特伦曼、齐米奇·阿夫多和贝利、佐兰·比兰、丘卡、斯拉乔、 拉卡·耶夫蒂奇、兹拉坦·穆拉伯蒂奇,大伙儿在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院子里搭起了露天烧烤的架子。内莱·卡拉伊里奇也在。他们带来了两个高音喇叭和一个扩音器,为的是让人们更好地听到他们在这场反抗不公的战斗中钟情自由的声音。帕沙迟一些才来加入他们,因为他每个星期日都要陪他妻子古娜散步。他让她穿上最紧的裤子,好凸显出圆润的身材。他们两个人从什夫拉基诺一直溜达到马里因德沃尔,他们在那儿开了家珠宝店。萨拉热窝随处可见成双成对的情侣搂在一起,挽着胳膊,大多没什么目的,只是闲逛,可他们两人的散步绝不是这么简单。

这时候,古娜走在帕沙前面,而帕沙把一双眼睛瞪得老大,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咬的猎犬,窥伺着四周的动静。他只等着一件事:等着哪个家伙冲他老婆不怀好意地开玩笑。只要这样的家伙一出现,帕沙就会立马做出反应。他会不由分说把那个人暴打一顿。像这种一看见丰满有型的美臀就激动无比流口水的人,有时候丈夫和妻子甚至会联起手来让他长长记性。

我的这些朋友就像一只只小船,塞塔利斯特咖啡馆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他们可以停锚靠岸的港口。全新的海风,伴着未知的暴雨。从此以后,他们就要在大海上摇摇晃晃。南斯拉夫的崩塌掀起巨浪,在海浪的力量下,他们撞向岸边的码头。未竟的学业、破碎的梦想,抑或是夭折的婚姻......不管怎样,他们仍旧安然自得。他们中间有几个已经因为酒精中毒不得不接受治疗,一个因为吸食海洛因丧了命,有的有了孩子,还有的离了婚,几乎没有谁的生活水平比得上自己的父母——那些曾与铁托并肩作战的勇士。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聚在塞塔利斯特咖啡馆,而现在,却有人想把他们从那里轰出去。

一些人像我一样天真地以为,在巴尔干还能像以前那样本本分分做公民,可最初几轮民主选举上,那些穆斯林、塞尔维亚人还有克罗地亚人,他们压制得我们抬不起头。最后我们被打败了。波斯尼亚的人民选择了民族主义政党。在我们看来,这正是直接通往战争的捷径。选举之后,我们这些游击队员的孩子支持的德马尔科维奇改良派被肃清了,而所有的名流显贵——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城里人——发誓说他们给他投了赞成票。事实上,他们害怕表露自己的心究竟向着哪一边、害怕国家安全局、害怕代表波黑政治前途的新政权。塞塔利斯特咖啡馆里,只有一个包工头——一个来自帕莱的塞尔维亚人,在微醺之后说了真心话:

——你把票投给谁了啊,武科塔?

——小兄弟,我当时被关在秘密写票室里,我的手想要勾改良派凯茨曼诺维奇和席德兰的名字,而我的心却下令让铅笔去另一边,最后我选了卡拉季奇。

民主生活割出一道道新伤口,而那些旧伤还没有结痂。

民族情绪一触即发。不论是那些投了票的人,还是那些没有做出政治抉择的人——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男人就是这样,他们能适应一切,也能把一切掩藏在心里。塞尔维亚人无论如何都不想脱离南斯拉夫,在波黑占大多数的穆斯林认定掌管国家的大权会重回他们手上。然而不幸的是,塞尔维亚人并不愿意加入这个新国家。克罗地亚人也不愿意,因为他们就是想脱离南斯拉夫独立,而眼前这个新国家完全是南斯拉夫的复制品。如果外界有谁想来插一脚、帮着解决窘境,这真是个求之不得的好时机。在克罗地亚,战争已如火如荼。而生活在萨拉热窝的大部分人却都在坚信:“我的兄弟,战争是绝不会蔓延到我们这里来的。”

我不清楚战争是如何进了你的家门。但是在1990年,我跟一个人的相遇就像是为战争拉开了序幕。

一天,我正在市场上买面包,一个名叫奥梅罗维奇的穆斯林靠过来,他是从科索沃来的。

——你是万波的朋友吧?

他口中的万波是个冒险家,在科索沃中心经营着一家咖啡馆,样子像个吸血鬼,因为他在一次车祸中烧伤了脸。

——是啊。

——万波跟我说你对我收藏的一些玩意儿挺感兴趣,他接着说道,就像个阴谋家。

我看着他,一脸茫然。

——我有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兄弟,子弹飞得噼啪响,他伏在我耳边说。

奥梅罗维奇把我一直领到他家里,然后我们进了地窖。 一张军用遮雨布下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个木箱子,里面装满了自动步枪。这个凶神恶煞的家伙没开玩笑。

——时候一到,我们就把他们都搞一遍!那些切特尼克还有乌斯塔沙,把他们全都消灭!

——等我什么时候筹够了钱,就让万波联系你,我说道,我一心只想着赶快离开这个潮湿的波斯尼亚仓库。

——兄弟,你是我们的人。你要是愿意,我一件就要你150马克。到市场上少了300马克你可买不到。你自己看吧。

我走到院子里,他在大门口拦住我。

——到哪儿你都找不到这种品质的货了,兄弟。可别跟任何人提起一个字儿!我们可不管谁有什么信仰,重要的是我们是穆斯林。哈哈哈......

——只要我的电影赚了钱,我就去找万波。我会联系你的,到时候我们再交易,我对他说。我心里暗暗发誓再不会踏进这个院子半步。

我惊惶不安,赶忙回家去了。

战争的回声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萨拉热窝,唯一让人感觉不到战争威胁的地方就是塞塔利斯特咖啡馆了。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咖啡馆的常客就像是一群坏学生,不相信挂科的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明天的考试正等着他们。书本上的东西他们一眼都没看过,但他们决定,等考试的时候就直直盯着老师的眼睛。他们极度无知,却坚守着成功的信念。

塞塔利斯特咖啡馆里,任何对战争严肃而深刻的反思在当日菜单里从未出现过。老一辈的醉鬼不断重复道:

——你们是有多胆小啊?自从有了这个世界,人与人不是在打架就是在亲嘴儿。我啊,哪样儿我都做不了啦,可我倒是愿意看看......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

——看什么,打架还是亲嘴儿?

——对我来说都一样,这没什么区别。你就坐在那儿, 看着战争,面前摆上两杯啤酒,再给你自己切几片儿熏火腿和特拉夫尼克奶酪,多有乐趣啊!

塞塔利斯特咖啡馆是“巴尔干人”的财产,曾是一家餐饮企业,后来破产了。那些富有的小店主贪得无厌,早把这儿当成了他们的财产。然而,我儿时的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他们没钱把这个咖啡馆重新买回来,但他们想阻止以前当过警察的蔬果批发商德利·穆斯塔菲奇买下它,不然他们就会失去这家心爱的酒吧间了。

由于气压太低,小的可怜的烧烤架上升起一缕木炭烧过的青烟,只有小铁扦上的串儿欢愉地噼啪作响。我的朋友们手里拿着写有标语的横幅:绝不拱手送出咖啡馆!打倒资本家!强盗滚出去!这不仅触动了约翰尼·德普,还引来了萨拉热窝电视台的摄像机。

“多骄傲的人啊!”约翰尼这个情感细腻的艺术家向我吐露心声。“他们为自己的酒吧而战。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他补充道。 契诃夫创作的悲剧里有一些俘虏,哪怕有一点发生改变的可能,都会给他们造成恐惧和麻木。恐惧就像噩梦一样缠着他们,让他们无法朝着新生活迈出第一步——无法在一个全新的、不同的纪元中,甚至可能是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中醒来。而我们,正如同这些俘虏。

在这场非同寻常的罢工活动之前,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反抗者去见了萨拉热窝市长穆罕默德·克雷赛夫雅科维奇先生。这场会面是一个主张维护人权的政治家组织的,他就是外交官斯尔詹·迪兹达雷维奇。刚一见面,咖啡馆的老主顾约扎·弗拉尼舍维奇先生就被看守起来了,因为他上来就直奔主题:

“市长先生,希望您能明白我不是个醉鬼,我只不过经常在各个咖啡馆转悠,正因为这样我才敢断定,塞塔利斯特的顾客绝不会放弃他们在那儿喝咖啡的权利!”

弗拉尼舍维奇先生说的是什么权利,市长实在是不明白——因此他担心这事儿也像萨拉热窝很多其他问题一样难以解决——然而他也不想费劲弄明白。说真的,大概没有哪个地方的顾客会为维护喝一杯咖啡的权力如此坚持自己的立场。市长想演好一家之长的角色,他问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反抗者:

——要不要喝一杯,先生们? 约扎·弗拉尼舍维奇直截了当地回答: ——两杯,省得你的秘书来回跑两趟。

我那些整天泡在咖啡馆的朋友最擅长的,就是和过往的行人搭话了。要是有漂亮的年轻女子路过,他们甚至会鼓掌欢迎。

“我们的邻居啊,想不想停下脚喝杯咖啡、果汁,或者来杯软饮料,一小杯甜烧酒,怎么样?”这群老男人说道。

要是来了个贵宾,他们就比着赛地说俏皮话。一天,一个用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家伙刚跨上摩托车,我们中间一个会腹语的人——我想应该是丘卡——先是口中模仿刺耳的刹车声,然后招呼那个家伙:“欸,朋友!”那个可怜人儿一回头,车把一下子偏了方向,自己飞进了路旁的灌木丛,而他的小车儿撞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撞得稀巴烂。大家一通爆笑,乐不可支。约翰尼·德普手里握着一把叉子, 也快活得很,这时我的教父佐兰·比兰往自己的酒杯里倒满李子酒,然后举起酒杯:

“来,美国佬,过来!你和我,咱们干了这杯!”

我把我的HTZ夹克衫递给约翰尼·德普,他都快冻僵了。 在塞塔利斯特吃完烧烤之后,我领他去卡塔戈沃鲁西奇大街的公寓吃午饭。穆拉用波斯尼亚乱炖款待了我们,吃饭期间他一直用英语跟约翰尼交流。这对我们尊贵的客人来说是莫大的宽慰,因为之前的几个小时里,他简直就像默片里的男演员一样。照习惯,我没问他是不是想午饭后在我爸妈家休息一会儿。我想让他陪我去见见给我们新房装地板的工人, 新房子在佩塔尔·普雷拉多维奇大街1号。领这样一位客人去还没装修完的房子是不是有些欠妥啊?当然有些不妥,但我总想跟我爱的人分享美好的事物。没人能让我放弃这个念头,连我妈妈也不行。后来,我注意到我的两个孩子杜尼娅和斯特莱博,当他们在电影中看到唯美的场景时,也忍不住会叫身边的人一起看。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约翰尼啊?”吃午饭的时候桑卡问我,“让他睡会儿,他得休息休息。”

约翰尼的心思不在这事儿上,他双眼紧盯着客厅茶几下面覆盖着一层透明塑料的中国风地毯。随后他向我投来疑问的目光。

“我妈就是这样保护她心爱的物件儿的,免得它们过早坏掉。”我笑着向他解释。

“哇哦!”约翰尼给出这样的评论。

于是我们出发去我的新房子。约翰尼一边朝冻僵的双手哈着气,一边看着空空荡荡的房间,不停重复道:“太棒了! 这真是太棒了!”而此时我正在跟一个小老头儿商定安装地板的最后细节。等我们达成共识之后,我陪约翰尼重新走到门口,稍微停了一会儿,好好欣赏了一下四周,多合我心意啊。

我一生中搬过无数次家。关于搬家,最幸福的记忆莫过于看着各式各样的小摆设散布在整个房子里,活脱脱一个旧货店。纸盒子、包,还有那些稍带裂痕的衣橱,所有的物件儿都削尖了鼻尖儿,直勾勾盯着人的眼睛。这时候你感觉好像头一次见到它们似的。堆在鞋盒里的照片也是一样:生命越长,照片也就越多......你拿起一张,再拿起第二张,最后它们从你的指缝滑落,散落在各处。人生中经历的种种事情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件件离你而去,消失在遗忘的长廊里。

与意外不期而遇,是一种非常刺激的体验——只要不是因为受了诅咒,一切都会很顺利。哪怕一个人决定再不会看某些东西,可是在某种神奇力量的作用下,这些东西还会找上门来。不想看到的东西会再一次出现在你的视野里,就好像它们沿着自己的轨道走了一遭。到那时,人可能会后悔怎么没及时把它们扔掉。就这样,VOX杂志封面上的一幅漫画又突然出现在了我眼前,画的是伊沃·安德里奇被钉在一支羽毛笔上!约翰尼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这看着像是恐怖片的商业广告?”他问。 我没回答,但回想这个封面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它恰好证实了我们邻居韦琳卡的一句玩笑话。这可并不是个小喜剧:女邻居有着隆起的肥臀,当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时, 为了把注意力从这恼人的事儿上转移开,说了这样一句话: “要是你把三条腿的波斯尼亚小凳卸掉一条腿,什么都得去见鬼了!”

这幅怪诞的漫画不仅给波斯尼亚大厦当头一棒,就连大厦下的地基也遭到了破坏。

“这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解释说。 约翰尼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把一个诺奖得主钉在一支羽毛笔上。

“他们怎么这么对他?”他继续询问。 乍一看上去,想从我凌乱的思绪中挑选出答案是很难的事情,然而事实上,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才更适合我。当所有想法拥挤在我脑中不同的抽屉里,我用起来反而更加得心应手。我毫不费力地向约翰尼解释起我们的诺奖得主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为什么会被钉在羽毛笔上。

《德里纳河上的桥》(A Bridge Over the Drina)一书的主人公拉底斯拉夫遭受了桩刑,而这幅画正是为了让人联想起这种残忍的方式。一到晚上,主人公就会毁掉建筑工人白天工作的成果。因为造桥的工程没有进展,他们最后抓住了拉底斯拉夫,让他接受了这种可怖的惩罚。故事发生在奥斯曼帝国侵占巴尔干半岛那段时间。造桥是迈哈麦德·帕沙·索科洛维奇资助的,他是在土耳其人的逼迫下改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先是成了一个很有名望的好公民,接着成了有钱人,后来又当上了军官。这座桥是给人民的遗赠。在我们的文学中,对拉底斯拉夫受桩刑的描写算是写实主义作品里最恐怖的了。安德里奇是我的英雄。他生来是克罗地亚人,但选择做了塞尔维亚人。他从巴尔干半岛最大的输家一边走了出来。这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能与托马斯·曼(Thomas Mann)相媲美。当一个小民族中间出了这样一位有才干的艺术家,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它与欧洲大哥们是平等的。从波折的生平中可以看出,这位卓越的作家曾是“青年波斯尼亚”的一员,这个组织曾策划了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的行动。他并没有与这件事扯上直接关系。他在维也纳读的博士,而这个博士学位为他换来的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对他的仇恨。在博士论文中,他写道:从土耳其人占领波斯尼亚开始,只有在东正教的寺院里才能体会到真正的精神生活。

安德里奇是南斯拉夫王国的大使。铁托并不喜欢他,但也没跟他过不去,还给他在文学领域留足了空间。没有谁比他更理解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也没有谁在巴尔干人的醒悟中像他一样敏锐。他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人,他写道:他们的爱是那么地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地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总之,这就是个奇才。

“那这本杂志从何而来?”约翰尼刨根问底。 ——这个啊,这是跟民主一起来的。他们不辞辛劳教化那些从姓名上看属于“穆斯林族”的人,还声称是要把迷路的羔羊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断侮辱阿卜杜拉·席德兰,我前两部电影的剧本都是他写的。把安德里奇钉在羽毛笔上是对席德兰的一种警告。他们还对我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席德兰,他们最后真的让他闭嘴了,但是我,他们没能成功。可能是因为我身上有祖先留下的“仁慈”,因为我的个性,当然还因为我不在这儿生活了。就在选举之前,VOX刊出一些文章,宣称塞尔维亚人将在一个穆斯林占主要人口的国家中作为二等公民而存在。这些年轻人“敏锐的思维”让波黑总统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脸上生出大大的微笑。 ——这可不是“敏锐”! ——我也这么觉得,在一个刚刚建成的国家里,一个公民要皈依另一种宗教,要归属另一个民族,还要作为二等公民,怎么能把这种思想吹嘘成“敏锐的思维”呢!

——太可怕了!

——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让人给他拍照片,然后把照片和VOX杂志一同攥在手上大肆夸耀,而杂志封面上印的正是安德里奇被钉在羽毛笔上的漫画。“这些年轻人多幽默啊!” 他说。而我,我不禁自问,面对这种给人好感的幽默,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那些上尉、上校和将军做何感想呢?因为如果一个像奥梅罗维奇(Omerovic)这样的军火经销商贩卖了许多许多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把每一把枪都当成婴儿一样温柔地对他们说悄悄话;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塞尔维亚的将军和士兵在对他们的大炮、坦克和炸弹耳语的时候又是带着怎样的柔情啊。或者更糟一点,他们在跟手中的武器说悄悄话的时候又是带着怎样的柔情啊。不过说到武器,这儿可从来不缺。因为南斯拉夫原来可是世界上第四大军火制造商。

——我才知道你们居然是武器生产大户! ——我也是。我几周前刚知道。 我一边冲咖啡,一边看着四散在我们周围的物件儿。突然间冬日的阳光涌入阳台。约翰尼出神地看着数百张照片, 时不时有几张从他手中滑落。他把它们重新收集起来,继续仔细看,有时候会问我一些照片上的人是谁。因为光线和约翰尼的存在,这间公寓看起来又敞亮又安逸。 南边和东边的景色尤其增添了这处居所的魅力。往南看, 

特雷贝维奇山直直落入米利亚查河中;再看东边,是一个巨大的公园,公园后面可以看到东正教的教堂,它左边就是天主教的大教堂。在这儿虽然看不到清真寺旁边的钟楼,但能听得清楚。楼前面是个广场,这是唯一让萨拉热窝看起来像是文艺复兴时代那些欧洲城市的地方了。我从美国回来,就是这种魅力让我萌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渴望,让我想重新回到我的故乡萨拉热窝来生活。而这个决定,在我的朋友们看来是极不负责的, 因为照美国中情局的意思,这个地区马上就会陷入战争,而我竟然选择这个时候离开美国回到这里。人的一生多短暂啊,人类有可能突然之间克制住战争的念头,或者可以找个更加高尚的理由。可万一是另一种结果,那全世界所有人都搬去美国好了,因为那儿从来没有战争。或者全世界都变成美国,这样就能避免战争了。然而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作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呢?毕竟人类依然喜欢冒险。

“说心里话,我宁愿天天为手榴弹担惊受怕,也不愿意在马马洛内科孤独得要死。”马娅对我说。

马娅更愿意回国,而不是生活在威斯特彻斯特县(Westchester County),生活在纽约的国度。我同她一样, 认为经历美国式的孤独——正如卡佛(Carver)小说里写的那些荒唐的情节——是一种心理上的冒险,远要比国内的生活更加危险——哪怕在战火纷飞的国内,你面对的是有人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朝你头上开一枪。

透过公寓的窗子,我看着安德里奇小说中的人物列队而过。只不过,在我眼前的,不再是和谐的社会生活和感人的友谊。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精神和热情曾温暖了萨拉热窝所有的街区,现在这一切已不复存在。窗子正下方, 波斯尼亚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们趾高气扬地走着,因为我这里距离斯威特洛斯特出版社很近。我管他们叫图图姆拉奇(Tutumraci)a。在信仰不同宗教的三类人中都有各自的图图姆拉奇,他们的使命是证明安德里奇错了——因为安德里奇说过这三个教派的爱那么遥远,而恨就在这儿,就在鼻子底下。一边是他们走出来的过去,一边是强迫他们接受民主、 加入新民族的新时代,他们夹在二者之间左右为难。这场战争能不能避免,就要看他们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民族民主中将何去何从了。

在萨拉热窝,无论是诗人、评论家、主编、院士、电视台的女主播、歌手抑或是浪漫曲的谱曲者,他们从未像蔬果商、穆斯林校长、东正教神甫或是屠夫那样,拥有着强大而富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清真寺和教堂里,穆斯林校长和东正教教甫成功主持的宗教仪式所放射出的光辉,也是他们的协会、学院所不能及的。

我注视着那些图图姆拉奇,他们正围着佩塔尔·普雷拉多维奇大街前的铜塑半身雕像打转。他们抽着烟,坐下来,盯着安德里奇、塞利莫维奇、库莱诺维奇、乔皮奇的眼睛里充满疑惑,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我身在历史何处?”

他们想象着:根据势不可挡的新时代价值观,自己的半身铜像势必会取代那些“过了时”的伟大名字。而且,他们早已经开始为这项任务最重要的部分做准备了。多少年来, 他们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得到提升。他们已经为铜像的底座挖好了地基,剩下的就是浇筑混凝土了。模子的钱会记到从此以后四分五裂的铁托的南斯拉夫的账上,而混凝土的费用要让民族主义分子出。走运一点儿的话,等他们成了名,兴许连塑铜像的钱都会有人资助,这样他们就能用冰冷无情的铜眼睛看着萨拉热窝了。

等什么时候他们能够通过委员会、编辑部或是其他稀奇古怪的社会机构成功为新体制效力,蜕变就开始了。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件作品。他们大部分是些平庸的作家,将这混乱的时代视为提高自己身份地位的好机会,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成功,以便滋养自己贫乏而脆弱的灵魂——哪怕是以一场战争为代价。出演受害者还是成为操刀人,角色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切行动都应遵从“本着正义和传播文明的目的”的协定。在这方面,他们的“伟大灵魂”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把安德里奇当成阉人来看待!(希望他能原谅我提起这个!)可他们宽宏大度,恩允他获得大艺术家的地位。因为在摧毁价值标准的战争时期,街头的百姓会更加关注那些勇士,而非一个艺术家。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最好的路径就是将这位大作家变成恶魔。这样的话,以后他们就能毫不避讳地说:“好好看看,他的文学作品也没什么价值嘛。”没有对文学艺术的真实憧憬,也没有在个人生活中获得成就,这些麻烦、窘境、悲剧和翻转的制造者们,他们被困在用自身的不道德织就的网中,然而他们却称之为“道德”——“不道德”如何变成了“道德”,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只有萨拉热窝的鼠辈看到他们的作品出版才会觉得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去读四百多页的大部头,这些书很快就会堆满出版社的地下室。那些家伙就愿意请老鼠吃大餐,一说到诺奖,他们满嘴尽是些邪恶的字眼。所有一切又一次直指扒手凯拉的问题:“我身在历史何处?”说到那些图图姆拉奇,答案是:“哪儿都不在。”这些人过分自恋,想象自己只过那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怎么可能?!在这个社会中心,他们的可恶勾当把未来的希望与信仰全部扼杀在了摇篮里。

当我和约翰尼正打算离开佩塔尔·普雷拉多维奇大街的房子时,我发现一个柜子里杂乱无章地堆着伊沃·安德里奇的几乎所有作品。我希望能从里面找到《特拉夫尼克纪事》 和《德里纳河上的桥》送给约翰尼。我找到了一本小说的英译本,名字叫“小姐”。

“不过,这也不是他最好的作品。” 安德里奇可是我在文学界和哲学界的偶像,我提议给他念一段我偶像写的东西,我挑了一个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萨拉热窝人的片段。 “我恐怕历史会重演。”在开始朗读之前我提醒他。 

倒是应该有这样的日子来弄清楚这座犹如一把播撒在四周群山陡峭斜坡上和河边谷地的种子的城市,究竟都居住着些什么样的人,需要发生类似昨天的那种事件,或者发生哪怕不太重大的事件,来把埋藏在那些平常游手好闲或者在类似水沟的又斜又弯的小胡同里行乞讨饭的人心中的一切都宣泄出来。 如同任何一座东方城市一样,萨拉热窝也有一伙衣衫褴褛的穷人,即一群看似几十年来安于现状过着安静孤僻生活的败类, 但他们会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依照某些神秘莫测的社会化学定律突然聚集以至燃烧,就像深藏在地下的火山,把那些最卑鄙的贪欲和丑恶愿望的火焰及污浊的熔岩喷发出来。这伙流氓无产者和城市饥民是一帮信仰有别和习惯衣饰各异的人,但他们却因为那与生俱来的不顾信义的残忍、野蛮卑鄙的本能聚结汇合起来了。他们之中许多是三种主要宗教的信徒,自其出生之日起直到死亡之日止,都一直生活在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下(不顾利害的、深刻的敌视),然后,他们又把自己的仇恨带入阴曹地府,想在那里看到自己胜利和荣耀,以及异教街坊的失败。 他们对异教徒怀着这种仇恨心理和纯粹肉体上的厌恶情绪出生、成长和死亡。可是,他们往往是悄悄地度过了一生,一直没有机会通过种种可怕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仇恨。只要一旦发生足以动摇事物的现有秩序的某种重大事态,而法律和理性的作用一旦中断了几个小时或者几天,那么这群败类,确切的说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总算找到了适当的借口来拥满这座以其礼仪和惯于阿谀奉承而闻名的城市。压抑己久的仇恨和迄今一直埋藏在心中的支配着思想感情、渴求暴力和破坏的欲望都一并迸发而出,好似久已点燃的微火,一经添加木柴便变成熊熊烈火,占据大街小巷,无视唾弃、讽刺和挖苦,进行破坏,直到他们被更为强大的力量所粉碎或用自身的疯狂而自行熄灭和减弱。

“精彩。如果这本相对较差,那最棒的是哪本?”

“这几本,”我把《特拉夫尼克纪事》《德里纳河上的桥》和《万恶的庭院》的原文版拿给他看。然后我又指着那本《路标》补充道:“但是这本,如果真有天界的话,我会把这本送给天上的人学习。这是人类最悲惨历史的典例。”

一走出来,在萨拉热窝的暮色中,在炊烟钻进鼻腔的时刻,安德里奇的句子在我耳畔回响。 突然,我被一丝可怖的念头攫住了:总有一天,那个贱民的暴力与毁灭性的权力会吞没整个波斯尼亚的。当我给约翰尼读《小姐》的选段时, 并没料想到他真能理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脑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外国人无法明白我们的问题。然而,外国人完全能感受得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多有才华,因为很明显约翰尼就明白。而我们需要弄清楚的,仅仅是我们是不是在他们的“今日菜单”上,他们是不是愿意来理解我们。

在《小姐》里,安德里奇早已刻画了那只手——那只在他死后急忙去推倒他的雕像的手。

VOX杂志封面上安德里奇受桩刑的漫画出来没多久,维谢格拉德城里就有人开始大肆侮辱这个诺奖得主的名声。维城的大桥和市中学之间有一座专门为安德里奇建的纪念碑,也被人推倒了。这是一个名叫穆拉·萨巴诺维奇的人干的好事儿,他简直是从《小姐》里描写的贱民堆儿里走出来的,这个家伙总是穿着一身与众不同的行头在波斯尼亚的各条大街上晃悠。

现在轮到我问自己扒手凯拉的问题了:“我身在历史何处?”他们推倒了已逝的安德里奇的半身塑像,如果我不把自己的笨脑袋跟他们的聪慧的头脑及穆斯林图图姆拉奇们的想法调到一个频道上,他们会对尚且健在的我做什么呢?不管发生什么,我绝对不会放弃在卡拉伊卡的风中晾干的达尔马提亚熏火腿。为了获取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氨基酸,我曾大口大口吞下涂抹猪油和点缀着红色甜椒的面包片,这种愉快的经历,世上没有什么能让我忘的了。在自己的作品里, 安德里奇几乎早已预测到了他笔下人物会做何反应。在仅需的一点推测之前,我给自己提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萨巴诺维奇事先读过《德里纳河上的桥》,读完后自己决定要摧毁安德里奇的雕像,那这个世界会不会原本更美好一点儿? 可能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也可能是因为诺奖得主的写作风格,他气愤不已,于是他就去毁了安德里奇的纪念碑,以此表明自己与作者意见不合。可这当然不行,怎么可能呢!要是他从自己漫长的一生中拿出几天来好好读读这本小说,在成功经历这次考验之后,他肯定会去仔细打磨安德里奇的半身像,让它熠熠生辉。

鉴于他从未读过安德里奇的作品,我又在想:那能不能让他接受一下再教育呢?方法就是强制要求他阅读安德里奇的所有作品!那他会怎样啊?可能刚读完前几页,他就因为用脑过度患上了精神病,然后像一座偷工减料的混凝土桥, 不堪重负轰然倒塌。阅读的第二天对这个萨巴诺维奇来说更加致命。“杀了我吧,要不给我把刀让我自行了断吧!这种折磨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可能是他为求安宁而提出的最后的请求了。可我呢,我就是那么冷酷无情,我有的是耐心整治他。我会要求他读完安德里奇的所有作品,直到最后一页!

在萨拉热窝的很多家庭里,就像我们卡塔戈沃鲁西奇的家里一样,宴饮交际在波斯尼亚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萨拉热窝的游击队员和社会名流来到我们家,同时也把他们鲜活的思想和独特的见解带到了我们屋檐下。他们很会说反话,他们也因此才从铁托时代挺了过来。 我在布拉格的时候将这种讽刺锤炼得更加完善,随后又把它带回了萨拉热窝。席德兰设计的对白总能像高音喇叭一样发出鸣响,在他的帮助下,我缔造了萨拉热窝的神话。在这个神话里,没有谁会怂恿一个从未读过《德里纳河上的桥》的人去毁掉诺奖得主的雕像。不过里面肯定有一大群图图姆拉奇,如蜜蜂一般围在伊泽特贝戈维奇身边嗡嗡作响,等着时来运转。同内莱一样,席德兰和我把我们父辈经历的悲剧进行改编,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呈现出来,谱成歌、写成小说、 拍成电影。

从前,当我因为上课经常缺勤受罚的时候,就得听那些大人在我们家客厅里相互开玩笑。现在,当人们都在为摧毁一座专为欧洲文学界栋梁建立的纪念碑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时,我在努力想象这个知识分子的圈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克雷赛夫雅科维奇一家去了乡下的伊泽特贝戈维奇家。 几杯清凉的饮料入喉,市长的儿子们开始编起笑话制造笑点。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对他爸爸说:

——说真的,穆罕默德,你的儿子塞纳德和赛亚德,他们越长越有出息了!

——你可别这么说,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怎么会呢,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啊?男孩子就得像这样。看看他们,真像小羊羔一样。你,小家伙,跟我说说: 在学校表现的怎么样啊,嗯?

在身居高位的叔叔阿利雅面前,克雷赛夫雅科维奇家的两个小孩子低下了头。他们的父亲赶忙替他们回答道:

——他们在学校挺讨人喜欢的,什么都挺好,只不过他们可真是淘气鬼。老天原谅我吧,这可真让人心烦!他们只要一开起玩笑来,就没个节制。那天跟科瓦切维奇家的小孩儿吵架的时候,你跟他是怎么说的?

——但愿你妈能从汉堡包里认出你!克雷赛夫雅科维奇家的一个先说。

——当然是看你眼睛的颜色啦!第二个补充道。

——好吧,你看到了吧?如果说那个内纳德·扬科维奇能把整个南斯拉夫逗笑,为什么你们家这两个不能把咱们波斯尼亚逗笑呢?阿利雅叔叔评论道。

——你真能让他们上电视?

——有可能上不了电视,但不是还有其他的媒体嘛。好好完成学业,继续制造乐子。我可不想再看到那个扬科维奇拿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开涮了,他都把玩笑开到我们头上来了!

克雷赛夫雅科维奇不费吹灰之力就点燃了两个孩子的激情。我相信他们会火的!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肯定这么想, 当年麦克拉伦听到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的第一首歌时也是这样的反应。克雷赛夫雅科维奇家的这两个年轻小伙子听了叔叔阿利雅的话。他们创办了VOX杂志,每一期里面都少不了暴力和污秽的东西,一周又一周,这本杂志慢慢腐蚀着波斯尼亚的普通生活。凭借着他们的粗俗和挖苦,他们声称要取代内莱——也就是卡拉伊里奇这位萨拉热窝的幽默大师。 他们希望用一种新型的幽默代替内莱老套的风趣机智,还有他堪比杂技演员节目的舞台表演。这种从图图姆拉奇知识阶层中生出来的美学,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尽管他们并没有利用媒体的大炮——因为图图姆拉奇们还没把手伸向电视台和各大日报呢。

我决意要让约翰尼发现隐藏在萨拉热窝生活之中的美。 于是我把他带到了朋友姆拉登·马特里奇家中。

当姆拉登·马特里奇把一张娄·里德(Lou Reed)的唱片放在唱机上时,约翰尼肯定在我眼中读出了一丝陶醉和喜悦,而他怎么也无法将这种情感与娄·里德联系在一起。对于他来说,听《沿着荒凉之地行走》(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你看到没?”我不停重复道。 “看到什么?”约翰尼问,他没弄明白。 “朋友,他们喜欢娄·里德。”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德普心里肯定这么想。可他随后

只说了一句:“是啊,他们真棒。” 他肯定猜不到,像在姆拉登家里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情景,在我看来是萨拉热窝最美的画面。这种东西方的互相融合是多少人强烈渴望着的啊,它是如此摄人心魄,它将世界的两端连接在一起,它拭去了西方的文艺复兴精神与东方富有灵性的忧郁之间的界线。扎伊姆·伊马莫维奇那饱含个性的民谣歌曲,不仅启迪了姆拉登的戏剧和我的电影,还启迪了我们的思想。曾经,姆拉登喜欢整天整天喝土耳其咖啡,这个嗜好对于他是个真真切切的危险:他在烟雾缭绕的阿夫多之家,以极富魅力的典型东方姿态窝在沙发里,险些就这么混到七十岁。只要有姆拉登卷的大麻烟卷,萨拉热窝就变成了一块纯净的乐土。就连什凯尔利奇路都变得没那么难以接受了。陡峭、阴暗、穿插在中等高度的居民楼中间,每年冬天,头几场雪一过,这条沥青马路就覆盖上一层薄冰,车辆侧滑、相撞的事故时有发生,相当危险,这条路也因此出了名。小山沟改成的路——安德里奇这么说。

那天晚上我们抽了太多的大麻,以前游击队员在冲向希特勒的部队之前也会用大麻麻痹自己。看得出约翰尼以前也没少抽。在我眼前,不时有汽车从结冰的路面上直冲下去。 就像在剪辑工作台上,我把胶片倒回去无数次,从头一遍又一遍看着连环相撞的画面。我们躲藏在大麻的烟雾里头,萨拉热窝压抑的氛围逐渐消散了。姆拉登家窗子下的一排集装箱里散发出焚烧垃圾的味道。尽管周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味道,此情此景仍以一种难以名状的方式让人觉得宽慰。在大麻的作用下,烟雾中出现了鲸鱼、海豚和其他奇怪的东西。 于是姆拉登开始编一个关于亲吻的鲸鱼的故事,而我呢,我开始竭力证明布鲁斯尼卡这种果子是从布鲁斯·李那儿得来的。说罢我兀自哈哈大笑起来。姆拉登的妻子韦莎还有约翰尼也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我觉得好笑,是因为我没办法向约翰尼描述笼罩着萨拉热窝的到底是怎样一种氛围。那时候, 词语根本派不上用场。我想说明天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可就是这么一个句子,无论我怎么努力想把它清晰地说出来,总是会被一阵笑声打断。起先是很轻微的笑,随后变成了对现实、对萨拉热窝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激发出来的大笑,这种笑更多来自一种对未来的感知,而非来自生活中可触知的元素。任何想控制大笑、恢复理智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没完没了的大笑和痉挛之后,我脑袋中只有一个念头:真可惜没能向约翰尼解释他脚下踩的究竟是什么地方,以及萨拉热窝的家庭里人们会听娄·里德是有多稀罕,要知道娄·里德的大老板可是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啊。

当我们沿着什凯尔利奇路往下走时,大麻带来的快感渐渐消退了。此刻,血液中流淌的秘密成分不再刺激大脑中的笑感神经,而是向其中注入了些许妄想和偏执。我指着一扇窗子让约翰尼看,并对他说:

“一到夏天,萨拉热窝简直热得要命,像这样的街道就会一片凄凉。你想想,等到大中午的时候,这个没心肠的小斜坡得多苦啊。去年夏天的时候,七月里的一天,天昏昏沉沉的,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一个居民把自家的唱机和几个高音喇叭搬了出来。突然间,一曲音乐出人意料地响了起来。 是莫扎特的《魔笛》。在连鬼影儿都见不着的大街上,这首曲子四下蔓延开来。”

“这儿的人不怎么听莫扎特,”我接着说道,“可能只有在无神论者的葬礼上才能听得到。要是谁在一条空旷的大街上放莫扎特,他肯定是为了释放内心巨大的压力,而不是因为莫扎特能带给我们不可思议的和谐、创造井然有序的空间。”

关于即将到来的战争,我做了那么多抽象的表述,我敢肯定这让我的客人昏了头。第二天,约翰尼发了烧,只好卧床休息。是因为那个振振有词的波黑共和国文化部长的办公室太冷了吗?还是因为萨拉热窝那弥漫着庄严之美的空荡荡的大街上,预示着战争到来的莫扎特的音乐让他觉得沮丧了?又或者是他加入我那些为保护咖啡馆而罢工的伙伴们的行列,对抗扬言要把他们赶出去的资本家们的时候,风寒侵入了他的骨头,让他降低了免疫力?

最后还是桑卡让他的体温降下来了,她有个屡试不爽的偏方。用葡萄酿的生命之水调成糊,再加上野蔷薇泡的茶, 竟然创造了奇迹。

“你的母亲桑卡拯救了我,伟大的女人!”约翰尼不止一次对我这么说过。

那天,约翰尼一直躺在床上,而我呢,一个叫米拉·普里瓦塔的人告诉我说波黑共和国的总统想邀请我一聚,那个人的妻子是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的一个亲戚。见面的地点就定在总统的儿子家。

初见伊泽特贝戈维奇,我觉得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他的儿子巴基尔,我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等看到他怀孕的儿媳和他的儿子巴基尔,那种感觉更深了一步。当这位父亲因为写了《伊斯兰宣言》一书被关进监狱时,我在多布里察·乔西奇的煽动下还组织过请愿将他释放的活动。这些请愿活动对当时身在牢狱中的伊泽特贝戈维奇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你知道吗,埃米尔,我们,伊泽特贝戈维奇家所有人,过去都说自己是塞尔维亚人。比起萨格勒布来说,贝尔格莱德离我们更近。”阿利雅开始说。

“这事儿我不知道,挺有意思。”我说。然后我接上话茬:“我们在塞尔维亚电视台上看喜剧演员其卡亚的表演,我们喜欢他的风趣幽默。至于那个内拉·叶尔济斯尼克,我可不是有意伤害她,我母亲说:‘她其实也没那么糟糕了。’”

“可是,”阿利雅打断我的话,“可你看看塞尔维亚人是怎么针对阿尔巴尼亚人的。这个共和国会给我们这些穆斯林留下什么位置?我真是丝毫不抱幻想!”

伊泽特贝戈维奇影射的是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一个协议,米洛舍维奇已经签了字,就等着佐勒菲卡尔帕希奇点头同意了——相比之下,这个人领导的穆斯林政党更加温和,也更加亲欧洲。

“好吧,”我回答道,“可如果你站在一个塞尔维亚人的角度想想:你热爱你的领地、你的寺院、拉扎尔留下的精神遗产,这很重要啊。”

此时此刻,我更多是在为整个南斯拉夫说情,而不是在替塞尔维亚人辩解。

“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埃米尔,”巴基尔插话进来,“这不过是塞尔维亚在蛊惑人心。阿尔巴尼亚人面临的只是人口激增的问题,并不是要把塞尔维亚人赶尽杀绝。我以我母亲的性命担保,根本就没有谁想把谁赶走的事儿。”

伊泽特贝戈维奇的儿子竭力想说服我,动摇我坚定的信念。我想起学生时代的巴基尔。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把香肠从他的三明治里拿出来。他刻意做出一副很恶心的怪相, 大摇大摆地穿过整个餐厅,把香肠丢进垃圾桶,还少不了来一句“啐!”。

巴基尔的头发是棕红色的,当大家叫他黄毛阿里的时候,他也想方设法把这变得幽默起来。

“我可不是黄色的,我是绿色的!”他反驳道,借此提醒大家他信仰伊斯兰教。

“好吧,那我们要怎么教那些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交电费呢?有人要去给土地买卖征税吗?据我所知,铁托还掌权的时候,那里的保险公司和重要的国家机构就已经不运转了。现在那里之所以井然有序,不是从米洛舍维奇开始的吗?!”

伊泽特贝戈维奇有点盛气凌人的意思,他坚持要把话题扯到正轨上来:

“你别太把这当回事儿,我觉得你想得有点太多了。这不是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更加残酷的问题上。”

总统就像一位真正的演员,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为的是让接下来的话更加威严:

“你要知道,埃米尔,波斯尼亚很快就没有多少塞族将军了。所以穆斯林必须得到那儿去。”

伊泽特贝戈维奇跟我说这些,是因为他料想我可能会把我们的谈话转达给多布里察·乔西奇。他相信乔西奇可以左右米洛舍维奇的决策。不过很快事实就证明他错了。

“是啊,如果说波斯尼亚的居民都是城里人,”我用调侃的语气回答道,“那按逻辑来说士兵就应该是手艺人。”

可他呢,他可不像VOX的魅力小伙子们一样有幽默感: “你说得有道理。如果他们都是穆斯林的话,那就更有道理了!”

我当时继续有什么说什么,一场冲突肯定在所难免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作为客人,把主人家里搅得鸡犬不宁,确实不太妥当。但我还是拿定了主意,继续说这样下去会有战争的风险。

“我们走着瞧吧,”总统接着说道,“我们会尝试所有的和平道路。但如果我们不得不打,那就打吧。你要知道, 埃米尔,我是第一个希望跟塞尔维亚人和解的人。我的想法是:把我们的人跟他们的人交换一下。塞尔维亚人肯定也想这样做。但愿我们能跟我们自己的人生活在一起,塞尔维亚人也能跟他们自己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样波斯尼亚就和平了!”

他怎么能想着让向来崇尚自主管理的人民迁徙呢?要知道,就算组织上有要求,他们那小得可怜的校车也没办法长途旅行啊!对于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来说,土耳其是他灵感的主要来源。一定有哪个历史学家给了他这个建议,其依据正是土耳其历史上非常著名的1922年人口大迁徙。在东希腊和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土耳其人被转移到伊兹密尔,希腊人从伊兹密尔被驱逐出境。这一场兑换只用两天就完成了。希腊的地下音乐——从那段惨痛的经历中滋生出来的略备提克(Rebetiko) ,也由此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不知道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不是真的不清楚那个时候,1922年的时候,仅仅两天时间里,三十万希腊人瞬间陷入了地狱般的境地。我问他害不害怕战争。

“我只害怕安拉,”他回答,“而且我愿意相信,总有一个和平方法能解决我们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

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亏欠自己的信仰一个如此美丽的承诺吗?他能够从日渐衰落的铁托共产党人手中夺过掌控波斯尼亚的舵,是因为他从苦役犯的经历中汲取了威信吗?

许多年里,共产主义的孩子们越来越像是被降级酒店的老板,全然没有了民族领袖的风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中间唯一有机会成为政治领导人的,就是菲克雷特·阿布迪奇了。他曾亲手在波斯尼亚的克拉伊纳缔造了经济奇迹。后来,他恰恰是因为各种熠熠生辉的成就而受到波斯尼亚共产党的惩罚。在令整个国家动荡不安的政治漩涡中,他加入了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成了伊泽特贝戈维奇领导的党派中的一员。不过他完全没有料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毫无疑问,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梦想着重新振兴自己的农业贸易公司。正是在这个目标的引导下,他参加了波斯尼亚总统的竞选,他深信自己无论如何都能让克拉伊纳的经济重新迸发出生机。 总统民主选举刚开始的时候,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有两位候选人:伊泽特贝戈维奇和阿布迪奇。结果阿布迪奇奇迹般地遥遥领先,比伊泽特贝戈维奇多出好几万票。通过这次投票选举,穆斯林还是选择了代表持续稳定的一方,选择了铁托统治时期他们经历过的舒适与现代。他们并没有支持伊泽特贝戈维奇这个波斯尼亚穆斯林的神职代表。菲克雷特·阿布迪奇本可以就此出任波黑共和国总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竞选获胜之后,在特桑治召开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会议上,阿布迪奇被迫接受将由伊泽特贝戈维奇而非自己出任波黑共和国总统的决议,理由是要遵守党规。向他宣布这条消息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民主行动党书记琴加。会议室里,在政党领导们身边,坐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小伙子,身着黑色制服,戴着墨镜,临时从桑扎克赶来。波斯尼亚人民被告知阿布迪奇主动放弃了总统一职。然而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因为在战争期间,阿布迪奇创建了自己的军队,与伊泽特贝戈维奇兵戎相见,成了他最凶残的敌人。伊泽特贝戈维奇并不是唯一一个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塞尔维亚人开战的人。阿迪勒·佐勒菲卡尔帕希奇——穆斯林中最温和一派的代表,曾与米洛舍维奇签署了穆斯林与塞族互不侵犯的协议。可这份协议被伊泽特贝戈维奇丢进了垃圾桶。

我与总统的谈话被长时间的沉默打断了。这家的主人们于是千方百计想让气氛重新好起来。他们之所以让我在这儿,不就是为了能驯化我、把我拉进他们的阵营,而并不是为了吓唬我吗?我就是这样对自己解释他们的态度是为什么发生了转变的。阿利雅、他儿子巴基尔和他怀孕的儿媳开始讲哈桑·琴吉奇的轶事,那个人是他们的党委书记,内莱——也就是卡拉伊里奇医生,也总是模仿他来搞笑。有那么一会儿,我的思绪逃离了这间公寓。

一个难解之谜摆在我面前:总统所使用的战术,实际上是不是巴尔干普普通通的政治战术呢?这种战术两百年前就有了。巴尔干的小弟弟得到世界大哥哥——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保证:“要是有谁捉弄他,大哥哥就会来救他的。”这种战略难道不是出自小酒馆打架的戏份吗?在巴尔干的一家咖啡馆里,一场战争拉开了序幕: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围坐在桌边,迫不及待想找个机会练练手。这时一个小男孩朝他们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杯水,浇在他们中间一个人的脸上。被浇的那个人二话不说给了小男孩一巴掌,然后径直朝小男孩刚才坐的那桌走去,而此刻那个小男孩已经溜出门去了。被浇的那个人和他的同伴们把挑衅的那群家伙一顿痛打。就在我们觉得故事应该到此结束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又出现了,在他身后,是几个身高两米的家伙,这场咖啡馆小群架中看似获胜了的人最后竟反遭一顿痛打。

米尔萨德·普里瓦塔是波斯尼亚一位著名穆斯林设计师的儿子。他狂爱性手枪,还在戏剧艺术学院谋得了一个职位——因为他给姆拉登·马特里奇一部名叫《年轮舞曲》的戏弄来了二十米长的同轴电缆。

奥巴拉剧院是应广大萨拉热窝民众的需要而生的,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城市里也有那么一个地方,可以欣赏另类艺术及与公共剧院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更为鲜活的戏剧。在这些市民中间,就有普里瓦塔。他偏爱朋克音乐,举手投足之间有着欧洲人一样的姿态,执着于穿一身黑色,这让姆拉登决定把米尔萨德这个朋克派年轻人吸收进我们的队伍。虽然我们这个群体并没有多惊世骇俗,但加入我们对于米尔萨德来说是一步好棋。随着战争越来越近,他参加的朋克活动越来越少,原本的叛逆个性也丢掉了许多。姆拉登·马特里奇让他热爱绘画艺术界的博斯和戏剧圈的鲍勃·威尔逊;而韦斯娜·巴伊切蒂奇,在戏剧《纹身剧院》无数场巡回演出期间,挖掘出了他对艺术与生活的敏锐洞察力。

战争爆发前不久,米尔萨德注意到桑扎克的穆斯林并没有真的很喜欢博斯和威尔逊。很快,他就忘记了舞台上那些伟大的名字;而那些伟大的画家,也难逃此命运。两大阵营对峙初期,米尔萨德还组织过几场展览和开幕式,可当他明白了电影这项事业回报更高的时候,摇身一变就成了电影节指导。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重新认识了他父亲的作品。

奥巴拉剧团巡回演出的时候,姆拉登·马特里奇和米尔萨德·普里瓦塔经常就战争问题展开长长的讨论。于是姆拉登说起塞族为争取自治而奋起斗争的历史,除了战斗,他们别无选择:

“以几百万条性命为代价只为能继续存在下去,这样的小民族也就只有这一个了。自打从土耳其人手中获得独立,他们一直为了民族利益而战,从不计代价。塞尔维亚人不接受任何人来主宰他们的命运。”

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组织了福查大集合,报纸上说聚集在一起的穆斯林有十几万人之多。在这之后,气势汹汹的他们手中挥舞起了军刀。这些示威者重新勾起了人们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帮助SS教派攻击莫斯科的回忆,然而那次进攻是以失败告终的。现在,他们举起手中的军刀是为了对抗塞尔维亚人,他们扬言要为二战中被切特尼克屠杀的穆斯林报仇雪恨。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次终于轮到他们去割断别人的喉咙了。

——不能这样挑衅塞族,你们会付出惨痛代价的。姆拉登对米尔萨德说。

——如果塞族人敢收拾我们,我们就另找办法。 然后他就给他讲了咖啡馆打架的故事!

角色怎么分配呢?在普里瓦塔看来,塞族人是挨美国人一顿揍的角色。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波黑共和国总统, 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似乎并不害怕南斯拉夫人民军手里掌控着军火库的事实。所有人手中的武器都在叮当作响, 总统脸上没有一丝畏惧战争的神色。那个奥梅罗维奇,在他的地窖里,不断增加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储备。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军火需求陡增。至于南斯拉夫人民军,我们很清楚他们的仓库里有什么。这样一来,所有居住在波斯尼亚的人都陷入了无休止的恐惧之中。

聊到最后时,我对伊泽特贝戈维奇说:把这种恐惧与仇恨刻画得最好的想必非安德里奇莫属了。就在他那本名为“来自1920年的信”的小说里。看样子这并不对他路子,我只不过提了一下安德里奇的名字,他脸上就已浮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变化。他什么都没说,这让我想起了维索科那个胆小的女邻居达琳卡,每当她想提我爸爸的名字穆拉, 只会说:“马娅,你那位朋友什么时候来啊?我不敢说他的名字!”

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的反应是一样的,只不过他选择了沉默。我深信,在伊泽特贝戈维奇身上,在他那温厚的面具背后,是渴望报复的本性。我们要走了,在走廊上穿鞋的时候,他再也掩藏不住内心的情绪:

——告诉我,你真打算把《德里纳河上的桥》拍成电影?

——我是有这个想法,但这太费钱了。这可是一项很大的工程。

——你为什么要搞这个呢,我的朋友?他接上话。安德里奇的文学作品里充满了仇恨,他就是唯命是从的奴才。

从他儿子家里一出来,我就明白了伊泽特贝戈维奇不能是我的总统。不是因为没有谁能凭借仇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我不能接受我的总统那样子诟病我的英雄。

马娅从巴黎打来电话,央求我去维索科一趟。我得去看一眼我们的夏日住宅了。我很高兴,因为可以把我引以为傲的家给约翰尼看了。想想约翰尼·德普在维索科,这可真是个噱头!这才真是一场概念艺术的即兴表演!

对比一下这个地方的大部分住宅,从我们家的房子上就能看出我们离这个国家究竟有多远。就像一个人把手中的望远镜调转过来看手边的东西,发现距离自己竟然也会那么远。正是通过这个反过来的望远镜,我所有电影特有的风格和我们家与众不同的美才能一览无余。没有哪一样像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滋养的大树上结出的果实。房子的外表流露出一种渴望,周边的环境想把一套美学法则强加到它的头上, 但一直都没有成功,因为它渴望逃离这个环境,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风格。我的电影也是一样。获得了那么多成就, 却并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圈子里的艺术家。我的成功并没有引起什么潮流,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其有所发展。只要那些英勇无畏的波斯尼亚人刚有点成就,就得马上离开他们生活的地方,通常情况下都是政治原因导致的。正是这样,波斯尼亚一直是一个没有自己风格的国家,就像一个三等的足球俱乐部,最有才能的球员在那里都待不长。不仅仅是因为糟糕的物质条件,更是因为关于人生狭隘的视野,因为让民粹政治肆意横行的地方主义。

在这儿,对美的渴望遭到驱逐,再没有上诉的机会。是贫困造成了这一切,而贫困是深深根植于我们国家的一种社会现象。在诗歌中,尤其是在民歌中,很容易就能找到贫困的影子。除此之外,包含着美学需求者、消费者和创造者的中产阶级并没有作为一种社会现实而被承认。这些正合了图图姆拉奇们的心意,这在他们看来可是百年不遇的好机会——然而对波斯尼亚来说却是致命的。

那些穷人家的睡椅上,各种条条框框开了花儿,正是借着这些由头,多米塞利耶家的玫瑰花和葡萄藤才丧了命。当年,马娅的祖父母——多米塞利耶一家,被奥地利人经由第一条铁路从斯洛文尼亚送到了这里。他们被送到维索科,是因为当地人民不信任维也纳当局。维也纳当局称那些土耳其人留下了悲惨的世界观,还称斯拉夫人度量时间的古旧习惯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从那以后,什么事儿都不能按天规划了。那儿刚铺好了铁轨,东方人的习惯让从西方来到波斯尼亚的那些人难上加难。计算时间的方法需要进行彻底的改变。原来这里的人们商量事情的时候愿意说“等到工作日了再看”,可是按照奥地利统治者的意思,这个习惯将就此终结了。铁路是这场改变最明显的标志:火车不在工作日的时候来,但是有一天,8点整,火车进站了,再发车的时候...... 8点15。因为当地人适应新的时间准则需要花时间,波斯尼亚的生意都成了外国人的。

我们的邻居,米塔尔家的好主人,可不是唯一一个按照老农民的“等到工作日了再看”定约会、做交易的人。这里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没有丢弃斯拉夫最古老的钟表——他们依旧习惯抬起头来看看天判断是几点,而不去看表盘。 多米塞利耶家里年纪最长的几位离世之后,米塔尔买下了他们三所房屋中的一所。他搬到了离我们家最近的那所房子里,把种了几十年的玫瑰花、葡萄树还有花坛里各种各样的花儿都拔了。 “我们家老太太达琳卡看不见路了。那些东西碍着她看风景了。”他解释道。接着他又补上一句:

“天啊!拔了这些玫瑰花,这块地能种多少土豆啊!” 周末的时候,米绍在我们家房前修剪花草,干了一整天重体力活的米塔尔看着他,一边小口喝着咖啡,在那儿,他可不用担心看风景被挡住了。 “你要是不种玫瑰,而是种点更实在的东西,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你才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大法官!”他朝栅栏这边的米绍说道。

感冒还没完全好,又为我搅起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操心, 我们一到维索科,约翰尼就去睡觉了。我呢,我去爬我们家上头的斜坡,还摘了一个苹果。这一番天地竟能孕育出如此多汁的果实,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出几个这样的地方!我大口咬着苹果,凝视着下面的小房子,热泪盈眶。不知道是因为我所经历的过去,还是因为等待我的明天。我一直哭,眼泪沿着我的脸颊流下来。眼泪的滋味和世界上最美味的苹果的滋味融合在一起,有点甜又有点苦,童年的回忆又涌上心间。儿时,我的泪水常是跟泥土混在一起的。然而,顺着我双颊流下来的这份情感,只不过是扰动我心灵的那场暴风雨的微小部分。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长久以来我强忍着的呜咽只不过是一个前兆,我将要面对的是更加严重、更加颠覆的事情。

在那儿,我为我们的房子流尽了眼泪。约翰尼——我这位尊贵的客人,是最后一个在那个房子里睡过的人。那房子早就在拔了玫瑰和葡萄树的好邻居米塔尔的老伴儿——达琳卡老奶奶的梦里着过一次火。《茨冈人时代》(The Time of the Gypsies)的主演达沃尔·杜伊莫维奇也梦见过它着了火。 就连我儿子斯特莱博也经常梦见我们家的房子着火。

如果说在过去平静的时日里,这个小房子已经无数次在梦中葬身火海,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等待它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桑扎克”这个词深深刻在了约翰尼的记忆里。以至于几天后,当机场的士载我们去圣雅克附近时,他问我:

“这与桑扎克人有联系吗?” 我们就此别过,像一对挚友。约翰尼去拍《不一样的天空》(What’s Eating Gilbert Grape),两个月后,我搭飞机去了纽约,因为还有一个学期的导演课要教。这一次, 我又开始同时干起了三件事——就跟索福克勒斯同时把好几个情节揉进他的悲剧中一样。我在巴黎给《亚利桑那之梦》做剪辑,在纽约给大学生上课,而且开始创作《地下》(Underground)。我刚走下飞机站到肯尼迪机场的地面上, 就从电视屏幕里看到了萨拉热窝开始交火的场面。

《地下》剧照

波黑独立公投,塞尔维亚人没有参加。最终,支持独立的人看到了想要的结果。公投之后,塞族建起街垒割据城市。这可不得了,我得让桑卡搬到蒙特内哥罗的新海尔采格去。一到纽约我就就赶紧给父母打电话,得知他们已经聚在一起,我放心了许多。因为会受到我的信仰问题牵连,桑卡在萨拉热窝可能会不太好过。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比这更严重的事情接踵而至。

在纽约,我会定期往新海尔采格的家里打电话。 “西巴·克尔瓦瓦茨死了。”一天桑卡对我说。 “怎么回事!怎么死的?”就像所有人在这种场合做出的

反应一样,我说出这几个毫无意义的词。 “心脏病。” “穆拉什么反应?” “这太可怕了,他哭个不停!等着,我让他接电话。”

我爸爸一个劲儿啜泣,像是个止不住眼泪的孩子。他终于对我说出了一句话:

“你知道......我没有兄弟......他在我的生命里比兄弟还重要啊!”

我想方设法安慰他,一通电话就能让我做到。

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完课,我习惯到百老汇散散步。我的脚步总是愿意把我带向市中心的方向,因为往另一边的路通向哈莱姆,在那儿白人不受欢迎,不过那里的人自有他们的道理。朝南走,一直到哥伦比亚住宅圈,就能看得到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想抬头看看纽约充满悲剧色彩的天空? 反正我的这种想法早已消散了。因为只消尝试着数数一栋摩天大楼有多少层,你就绝不会想把头抬起来第二次。也许你原本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困住了你的视线,一番折腾之后,这种欲望也就无影无踪了。

我十几岁的时候,是西巴·克尔瓦瓦茨为我找到了救命良方:他把对电影的热爱灌注进了我的身体里。此刻,他的离去完全淹没了纽约的风景。我走着,每看一眼身边林立的高大建筑,深深的绝望就狠狠地向我袭来。美国的大都市像极了一场露天展览,展出的是各种各样新型的建筑材料,跟我们欧洲人所说的城市不是一回事儿。

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们的不幸很快就要结束了。当听到有人说葡萄牙外交官库蒂莱罗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和平方案,我欣喜若狂,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该去哪儿是好了。我真想跑出门去拥抱每一位路人。我觉得这场战争真的可以这样避免了。然而幸福的时刻总是很短暂。一开始,伊泽特贝戈维奇在欧洲和平方案上签了字,这套方案正是《里斯本协议》(Lisbon Treaty)。可等他在贝尔格莱德与美国大使齐默尔曼见过面后,这位波黑总统撤回了他的签名。这套和平方案被否决了。很快,1992年4月7日那天,美国承认波黑独立。战争真的开始了。

我所有的情感和思绪都变成了世界毁灭的噩梦。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听表哥埃多给我讲完世界末日的故事,我就做过这样的梦。素来富有想象力的我甚至想出该用什么策略应对这样的灾难。那时候我就明白,最重要的是把家庭当成救命的树干,就算是被连根拔起,就算是被洪水卷走,也要紧紧抓住不松手。现在,我的梦成了现实:在一起才是最首要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地在我们脚下崩裂,天空也撕出口子,只要最后一刻还没有到来,就尚有一丝希望。 吸取噩梦中收获的教训,我们终究会得救的。当然,前提是不放弃希望。战争不是世界末日,这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的最赚钱的事业。总是有办法克服的,战争是可以克服的——甚至不需要任何直接冲突。如果不是非得保护亲人免遭危险,对于那些想把口袋装满钱的投机商来说,战争完全可以给他带来灵感,艺术家也一样。我只是想过平凡的生活,然而现实却以另一种方式给了我回应——它让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1992年9月29日,在新海尔采格,我父亲去世了。我得知这一消息的方式说来有些不寻常。米罗斯拉夫·齐罗·曼迪奇是个导演,在巴黎的时候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马娅给远在纽约的我打电话打算告诉我这个悲伤的消息时,米罗斯拉夫正在跟她说话。在说出“喂”之前,她并不知道电话已经接通了,她问齐罗是直接告诉我穆拉过世的消息,还是等我回巴黎再说。我默默承受了这个事实。我一直抽完最后一包烟,天都亮了。午夜刚过,莫姆齐罗·穆尔达科维奇过来陪我了。这个技术员是个名副其实的神经病,尽管他岁数已经不小了,却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不过他是能支撑我走出悲伤的理想人选。他带来一瓶李子酒,倒满我们的杯子。按照风俗,我们要洒一半祭奠穆拉的灵魂,再以我过世的父亲的名义喝掉剩下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二天的课取消了。公告栏上写着:“No class today,Emir’s father passed away.”(今日停课,埃米尔的父亲过世了。)

诺尔维斯卡大街8号,从今以后就只有我母亲一个人住在那儿了。当斯特莱博和我赶到那的时候,看见入口处的大玻璃门上贴着穆拉·库斯图里卡的讣告,上面有他的姓、他的名,还有他一张带着红星的照片。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就像一段开场白,我逐渐开始意识到父亲真的去世了。

如果我们家有哪位亲戚去世了,时间概念都会与平常不同。当我们得知这样的消息时,自己也会死上一会儿。耳朵听不清楚,说话声音都会变低,我们好像变成了路灯,暗自思忖自己是怎么能发出光亮的。然后我们去下葬的地方,这时,一种不想死的强烈愿望才让自己重新活过来。

斯特莱博盯着他祖父的照片。 “这一切到底有没有完啊?”他问。

他在想为什么不幸会接二连三降临在我们头上。 “虽然看样子好像没完没了,但你要相信这不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我回答他。 这对于我的斯特莱博来说多么残酷啊!我只想安慰他,让他心情好一点,就像每当必要的时候爸爸抚慰我一样。我第一次发现死人,爸爸就那样做了。他轻而易举就将死亡的恐惧从我眼前驱散了,如同一阵风吹散空中的乌云。在我的人生之中,正是对那一幕的记忆支撑着我脆弱的心灵。当一个人如此坚定地宣称“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时,他用微妙的麻醉消除了死亡的恐怖。爸爸把死亡轻描淡写成小报上一条平淡无奇的花边新闻,这件事情一直陪伴着我,与此同时,他的精神,还有他那黑塞哥维那人特有的敏锐洞察力, 让我重新鼓起勇气。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灵魂要担负多少重量,而是我们不必独自一人承受。必须要有个父亲,教会我们如何承受向我们袭来的不幸。

我那逝去的父亲,他的热情、他的温柔,究竟源自哪里?他那极富感染力的魅力让他在萨拉热窝深受朋友们喜欢,这种魅力又来自哪里?他又是如何成为一根柱石,支撑起我的人生?我对他的父母仅保留依稀的记忆。但他们的故事是带我解开种种疑问、满足我好奇心的捷径。

穆拉的父亲,侯赛因·库斯图里卡,是特拉夫尼克一位杰出的法庭官员。这个男人每天早上7点整准时去上班,口袋里装着一支削好的铅笔,带着黑色光面丝绸做的袖套。9点30分,一分不差,趁着休息的时间,他赶回家去为他的穆斯林妻子准备午餐。从特拉夫尼克的风俗习惯来看——我甚至敢说从维亚纳的风俗习惯来看——这足以显示穆斯林的高度开明了。他们夫妻两人只靠一份工资生活,不过他们什么都不缺,这得多亏了英勇的侯赛因。退休之后,他离开了特拉夫尼克法庭。他们家在特拉夫尼克的波图尔街区,他在屋子前面精心侍弄了一个菜园,这样能为他们减少生活的开销。 在特拉夫尼克,很少有人家的小辈参加游击队,然而库斯图里卡家恰恰是少数之一。战争之前,我姑姑比芭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了。二战的枪声刚刚打响,我父亲跟她一起逃到了森林里,加入了人民解放运动。要是他当初没那么做,可能也要死在那些黑衬衣手上了,我姑姑当初正是在他们的逼迫之下选择逃走的。在陪他姐姐去坐火车的时候,爸爸才决定到森林里跟她重新会合。事实上,是他自己决定要加入游击队。他成了波斯尼亚克拉伊纳人民解放军第一旅的士兵。在这个波斯尼亚的省份,他和他姐姐两人被历史的筛子过滤出去了。他们成了那群“想再跟德国打的塞尔维亚疯子”。爸爸的二姐拉拉,尽管对他们的行动主义抱有怀疑态度,仍想尽办法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在战前做了什么。在波斯尼亚,大部分非穆斯林并没有什么革命思想,更别谈社会主义思想了。穆拉和比芭决意站在饱受压迫威胁的人民一边,他们坚定自己的左派思想,重新建立起与塞尔维亚祖先的联系。二战结束后,他们姐弟俩以战胜法西斯的战士的身份一起庆祝。他们跟那些直到战争最后一刻才加入胜利者阵营的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阵营。穆拉在特拉夫尼克的天主教中学上学。在那儿,他获得的大量知识不仅让他看待全世界时有了一个开阔的思维,还让他离宗教影响下的意志形态越来越远,他不再认为被乌斯塔沙侵略是不可避免的宿命。穆拉经常在做水煮荷包蛋的时候用拉丁语背诵《天主经》,等他背完的时候蛋就煮好了。

战争结束后,比芭姑姑定居在了“毕尔格莱德”——她父母就是这样称呼南斯拉夫首都的。她嫁给了斯拉维克·科马里察,没过多久,这个男人就被任命为南斯拉夫驻瑞士总领事。姑姑能有机会筹办各种难忘的晚会,这让她内心狂喜。这个从特拉夫尼克走出来的年轻女人开心地在家中接待各种重要人物,在斯拉维克·科马里察的陪伴下融入这个闪闪发光的圈子。当她以领事夫人的身份去伯尔尼的时候,心中更是充满了无尽的喜悦。她从政府那儿得到了一件奢华的毛皮大衣,还有一个装满了钞票的挎包。这可是件好事儿, 但她偏要多说几句:“我们的政府可真是聪明,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让我们给全世界留下个好印象,这样就没人会察觉到我们腐败了。”

等她再婚,跟她的丈夫柳博米尔·赖因魏因组建新的家庭之后,便迫不及待想让自己的父母来他们位于特雷兹吉广场6号的新房子里住几天。她筹划了好几次,可惜都没成功。总会突然出现什么事情扰乱了先前的计划。然而这位尊贵的贝尔格莱德女人——这位国际工人组织的成员,很早之前就把火车票寄给她的父母了。她甚至用上了自己“第一战士”的身份,为的是票价能便宜点儿。可比芭不知道,对于她父母来说,从特拉夫尼克到贝尔格莱德的路上还有一道障碍......阿凡提的妻子可不能穿着一件旧大衣走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

像这类事情,还有妻子在生活里遇到的其他许多问题, 总是侯赛因法官来解决的。这一次妻子有这样的顾虑,他非常能理解。他背着妻子偷偷用攒起来的钱买了块做新衣服的布料,这钱本是他打算有朝一日买块墓地用的。找裁缝做衣服,这笔钱根本不够,但侯赛因又一次真心实意解决难题。 我父亲从寄到萨拉热窝的信里捕捉到了些风声,他的父母每个月都会从特拉夫尼克给他寄一个包裹。信里面,侯赛因为只能给他寄一瓶油、两千克的特拉夫尼克特色奶酪和两千克的李子干说了抱歉。谁也没找到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但最后新衣服做好了,库斯图里卡夫妇踏上了去贝尔格莱德的旅程。我还听说我祖母拜访了特雷兹吉广场6号整栋楼的住户, 她从一家到另一家,跟女人们一起喝喝咖啡,很快就征服了所有人的心。

“我妈妈简直就是个公主啊!”一次父亲对我说。 战争结束后,反法西斯妇女阵线要采取行动鼓励女人们摘掉面纱。她们要在特拉夫尼克的家庭中找到一个支持者, 于是联系比芭帮她们为这次宣传活动寻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最后,反法西斯妇女阵线将目标锁定在游击队员穆拉和比芭·库斯图里卡的母亲身上。

在女人们面前,阿凡提大人的妻子坚定地摆出各种理由,告诉她们是时候跟过去的蒙昧主义说再见了。对于这个出身于阿夫迪奇家庭的女人来说,这并非什么难事。阿夫迪奇家跟库斯图里卡家一样,都流着黑塞哥维那人的血液。在他们内心深处,黑塞哥维那人和人类这两个小人之间的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发表完这番有必要从面纱中解脱出来的非凡言论之后,阿凡提大人的妻子得到了进步人士的高度赞扬,尤其她的一双儿女更是对她大加赞赏。

“您啊,库斯图里卡太太,人们真应该选您当市长,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受苦啦!”一些人这样对她说。

然而,第二天就出了新状况。我的祖母竟然头戴面纱去市场了!当她的女儿得知这出人意料的转变后惊呆了,赶忙给弟弟发了封电报。

“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做啊?”急忙赶回特拉夫尼克的父亲问道。

“我不知道,我觉得只能看到女人的眼睛好像更漂亮。”

“你可不能这么对我们啊,妈妈。你可是接受了组织上的任务的。”我父亲执意反对。

“得啦,天呐!我的儿子,这事儿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决定的!有时候你戴,有时候不戴。本就该这个样子嘛!”

事实上,她正在进行另一场战斗。离她最近的邻居是韦赫比娅·沙欣帕希奇一家,男主人是贝伊,家中的女主人执意反对摘掉面纱。然而,她们两个要比比谁在这个街区的魅力更大。我祖母担心最后会因为面纱这事儿在街上的女人们中间失掉影响力,她可不希望跟女邻居们聚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没了地位。这才有了这个折中的办法——“有时候你戴,有时候不戴”。科索沃医院里,死前的那晚,她跟爸爸要我的枕头,她要靠着我的枕头死去。

我的父亲,还有我热爱的祖国,同时离我而去了。父亲走得及时,这样他就不用看着他曾经添砖加瓦、曾经为之奉献出自己大部分人生的建筑土崩瓦解了。这座建筑的基座早就开始动摇了,起破坏作用的不仅有外国的秘密组织,塞族和克族之间没有解决的历史旧账,还有那些图图姆拉奇。他们放着好好的民族精英不当,偏要做起搞破坏专家来,没完没了地问这个永恒的问题:“我身在历史何处?”

在我父亲去世半年前,阿卜杜拉·席德兰到巴黎学习考察。当他提起波斯尼亚的内部局势,还说在他看来只有联合国能维持波斯尼亚的和平时,我父亲,这位波斯尼亚克拉伊纳第一旅的游击队员情绪激动地回应他:

“二战的时候,我在林子里浴血奋战,为的就是把那些穿着长筒靴的外国人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而你呢,你竟然想着让联合国进入我们波斯尼亚?!”

席德兰还想继续他那一套理论——尽管他几乎从未说服过我父亲。

——这场战争其实从3月1日就开始了,就从波黑独立的公投开始,穆拉说道。当三分之一的人口全然不理会公投的结果,拒绝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这场战争在波斯尼亚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可是公投的时候,波斯尼亚大部分公民还是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席德兰提醒他。

穆拉用拳头敲着桌子,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南斯拉夫是从血泊中建立起来的,最终也会消失在血泊中!好好记着我对你说的话!

现在,我该做的就是从我的记忆中找点什么,帮助斯特莱博重拾勇气,至少帮他暂时减轻祖父去世带给他的心理负担。但在生活中,事情通常是反着来的。这个十四岁的男孩想方设法来安慰我。当我们走上诺尔维斯卡街8号的楼梯时, 他拥抱了我。

“这一切,就好像一个苹果,”他说,“先开了花,然后果实出现了,它渐渐长大,吸收大地的元气,青色的果子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红苹果。阳光浸润着它,雨水爱抚着它, 在晶莹的露珠中,它悬挂在蒂上。夏天走了,果子还挂在那里。秋天来了,苹果因为寒冷而起了褶皱,它萎缩得越来越厉害。初冬,果实离开了树枝,这个皱皱巴巴的果子掉到地上。再也没有苹果了。”

斯特莱博想告诉我,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

只有当我走进新海尔采格那处小公寓、将桑卡紧紧拥入怀中时,我才实实在在明白再也见不到我的父亲了。一位至亲的离世什么时候才会变成深深的悲痛呢?就是在他最亲的人出现在你面前,而这个人从此以后就是你跟逝者之间最坚强的纽带的时候。在弥留之际,我父亲写下了“桑卡,埃米尔,我要离开你们了!”,我们多么不幸啊,因为他再也不会回到我们身边了。

当斯特莱博看到桑卡和我如此悲伤的时候,自己也是热泪盈眶。于是,我找到了安慰我儿子的方法:

“你祖父没有死,”我对他说,“是生命之神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调养身体去了。”

却是我,又接着哭了起来。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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