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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病得厉害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小诗


来源:凤凰文化

每次说起他,大家会有感于史铁生的人生遭遇,并试图在他身上获得可以摆脱“丧”的正能量。有时史铁生被标签化了,人们知道他是残疾人,是病人。连史铁生自己都说,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但他真正让我们怀念的就是他有力量的文字。

编者按:昨天是史铁生的生日。每次说起他,大家会有感于史铁生的人生遭遇,并试图在他身上获得可以摆脱“丧”的正能量。有时史铁生被标签化了,人们知道他是残疾人,是病人。连史铁生自己都说,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但他真正让我们怀念的就是他有力量的文字。

关于生死,他坦然,“死是一件无法急着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能完全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原本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会有颗星又熄灭。但他说,人死了,就变成一颗星星,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听他这么一讲,告别也没有多可怕了。

史铁生在人生的后半段写了很多关于宗教、信仰、生死的体悟,有人看不懂,有人却看得泪流满面。面对公众,他说些“大道理”;面对朋友家人,他是个有情欲的普通人,虽然生着病,做着透析,但在往来书信里,会轻轻说些爱情的务实和浪漫,“爱情,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子”,“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相互敞开。”

以下内容来自《史铁生全集》,今日,在难得披露的书信中,来听史铁生“谈情说爱”。

1980年代初中期,史铁生在雍和宫的家里

1

(李健鸣:友人,相识于90年代初。德语教师,翻译,编剧,现居上海。)

给李健鸣:

您好!

我正读刘小枫的一篇文章,谈卡夫卡的,《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其中有这样一段:“这种受苦是私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不是现世社会意义上的,所以根本不干正义的事。为这私人的受苦寻求社会或人类的正义,不仅荒唐,而且会制造出更多的恶。”

我想,这就是写作永远可以生存的根据。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现实的敌人。比如残、病,甚至无冤可鸣,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

早年这让我感到荒唐透顶,后来慢慢明白,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无缘无故地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这处境不是依靠革命、科学以及任何功法可以改变的,而是必然逼迫着你向神秘去寻求解释,向墙壁寻求问答,向无穷的过程寻求救助。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关心社会正义,而是说,人的处境远远大于社会,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

最近我总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真是独一无二的神来之笔。

人是步入歧途了,生来就像是走错了地方。这地方怎么一切都好像中了魔法?狂热的叫卖声中,进行的是一场骗术比赛,人们的快意多半系于骗术的胜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者竟是千姿百态的木偶)中走,定一定神,隐隐地甚至可以听见魔法师的窃笑。

我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正像剧中人想起(和希望别人也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样,仿佛是想起了一个亘古的神约。这神约无法证实,这神约存在于你不断地想起它,不断地魂牵梦萦。但是中了魔法的人有几个还能再相信那神约呢?

“马里昂巴”与“戈多”大有关联,前者是神约是希望,后者是魔法是绝境。

我经常觉得,我与文学并不相干,我只是写作(有时甚至不能写,只是想)。我不知道写作可以归到怎样的“学”里去。写作就像自语,就像冥思、梦想、祈祷、忏悔……是人的现实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是面对根本性苦难的必要练习。写作不是能学来的(不像文学),并无任何学理可循。

数学二字顺理成章,文学二字常让我莫名其妙,除非它仅仅指理论。还是昆德拉说得对:任何生活都比你想象得复杂(大意)。理论是要走向简单,写作是走进复杂。

当然,写作与写作不同,有些只是为了卖,有些主要是为了写。就像说书瞎子,嘴里说着的一部是为了衣食,心里如果还有一部,就未必是大家都能听懂的。

我曾经写过: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人与猪的差别是一个定数,人与人的差别却是无穷大。所以,人与人的交往多半肤浅。或者说,只有在比较肤浅的层面上,交往是容易的。一旦走进复杂,人与人就是相互的迷宫。这大概又是人的根本处境,所以巴别塔总是不能通到天堂。

2006年史铁生在家中

现在的媒体是为了求取大众的快慰,能指望它什么?

性和爱,真是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密码,任何事情中都有它们的作为:一种是走向简单的快慰,一种是走向复杂的困苦。难怪流行着的对爱情的看法是:真累。大凡魔法(比如吸毒,比如电子游戏)必要有一份快慰做吸引,而神约,本来是困苦中的跋涉。

造罪的其实是上帝。他把一个浑然的消息分割进亿万个肉体,和亿万种残缺的境况,寂寞的宇宙于是有了热火朝天的“人间戏剧”。但是在戏剧的后面(在后台,在散了戏回家的路上,在角色放弃了角色的时候)才有真相。我怀疑上帝更想看的也许是深夜的“戏剧”——梦境中的期盼。

深夜是另一个世界,那时地球的这一面弥漫着与白天完全不同的消息,那是角色们卸装之后的心情,那时候如果魔法中得不深,他们可能就会想起类似“马里昂巴”那样的地方,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那浑然消息的一部分,而折磨,全在于分割,分割之后的隔离。

肉体是一个囚笼,是一种符咒,是一份残缺,细想一切困苦都是由于它,但后果却要由精神去担负。那大约就是上帝的意图——锤炼精神。就像是漂流黄河,人生即是漂流,在漂流中体会上帝的意图。

爱,就是重新走向那浑然消息的愿望,所以要沟通,所以要敞开。那是惟一符合上帝期待的行动吧,是上帝想看到的成果。

还有死。怕死真是人类最愚蠢的一种品质。不过也可能,就像多年的囚徒对自由的担心吧,毕竟是一种新的处境。

病得厉害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小诗(自以为诗):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在梦里我听见/ 灵魂像一只飞虻/ 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 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 眺望即是回想

谁说我没有死过?/ 在出生以前/ 太阳已无数次起落/ 无限的光阴,被无限的虚无吞并/ 又以我生日的名义/ 卷土重来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 你是否能听/ 往日已归去哪里?/ 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 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中/ 生死同一

至于这个乌烟瘴气的“现代”和“城市”,我真有点相信气功师们的说法,是末世的征兆。不可遏制的贪婪,对于一个有限的地球,迟早是灭顶之灾。只是不知道,人们能否及时地从那魔法中跳出来?

您的通信建议非常好,可以随意地聊,不拘规则。确实有很多念头,只是现在总是疲劳,有时候就不往下想了。随意地聊聊和听听,可以刺激日趋麻木的思想。只是您别嫌慢,我笔下从来就慢,现在借着透析就更慢。

问候钱老师。(钱老师:钱瑜。新华社译审,摄影家。)

祝好!

史铁生

1998年11月14日

2

我还是相信,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梦想,心愿),并不要求它必须是现实。

现实的内容太多,要有同样多的智谋去应对,势单力薄的理想因此很容易被扯碎,被埋没,剩下的是无穷无尽的事务、消息、反应……所以就有一种潇洒的态度流行:其实并没有什么爱情,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换句话就是:哪有什么理想?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但这潇洒必定经不住迂腐的多有一问:其实并没有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如何断定它没有呢?如果说出了没有的是什么,什么就已经有了。

史铁生,1987年

爱情并非有形之物,爱情是一种心愿,它在思念中、描画中,或者言说中存在。呼唤它,梦想它,寻找它,乃至丢失它,轻慢它,都说明它是有的,它已经存在。只有认为性欲和婚姻就已经是它的时候,它消失,或者根本不曾出面。

所有的理想都是这个逻辑,没有它的根本不会说它,说它的都因为已经有它。

我曾经写过:爱这个字,颇多歧义。母爱、父爱等等,说的多半是爱护,“爱牙日”也是说爱护。爱长辈,说的是尊敬,或者还有一点威吓之下的屈从。爱百姓,还是爱护,这算好的,不好时里面的意思就多了。爱哭,爱睡,爱流鼻涕,是说容易、控制不住。爱玩,爱笑,爱桑拿,爱汽车,说的是喜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是想的意思,随便你。“你爱死不死”,也是说请便,不过已经是恨了。

“飘飘欲仙”的感觉,在我想来,仍只在性的领域。性的领域很大,不单是性生活。说得极端些,甚至豪华汽车之于男人,良辰美景之于女人,都在性的领域。因为那仅仅还是喜欢的状态。喜欢的状态是不大可能长久的,正如荷尔蒙的分泌之有限。人的心情多变,但心情的多变无可指责,生活本来多么曲折!因此,爱,虽然赞美激情和“飘飘欲仙”,但并不谴责或遗憾于其短暂。当激情或“飘飘欲仙”的感觉疲倦了,才见爱之要义。

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相互敞开。

默然相守,病重时我尤感深刻。那时我病得几乎没了希望,而透析费之高昂更令人不知所措。那时的处境是,有钱(天文数字)就可以活下去,没钱只好眼睁睁地憋死。那时希米日夜在我身边,当然她也没什么办法。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只是一同默默地发愁,和一同以听天由命来相互鼓励。恰是这默默和一同,让我感到了爱的辽阔和深重——爱与性之比,竟是无限与有限之比的悬殊!那大约正是因为,人生的困苦比喜欢要辽阔得多、深重得多吧。

所以,喜欢不能证明爱情(但可以证明性),困苦才能证明。这困苦是超越肉体的。肉体的困苦不可能一同,一同的必是精神,而默默,是精神一同面对困苦的证明。那便是爱,是爱情与性之比的辽阔无边,所以令语言力不从心,所以又为语言开辟了无限领域。

相互敞开。人不仅“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且是一个个分开着被抛来的。人的另一种(其实是根本的)困苦,就是这相互的隔离。要超越这隔离,只能是心魂的相互敞开,所以才有语言的不断创造,或者说语言的创造才有了根据,才有了家园,语言的创造才不至于是哗众取宠的胡拼乱凑。这样的家园,也可以就叫作:爱情。

性,所以在爱情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就因为那是语言,那已不仅仅是享乐,那是牵动着一切历史(个人的,以及个人所在其中)的诉说与倾听。

约1991年史铁生与妻子在家中(王文澜摄) 

我曾经写过:爱情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作为仪式,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符合了爱的要求。极端地遮蔽和极端地敞开,只要能表达这一点,不是性也可以,但恰恰是它,性于是走进爱的领地。

没有什么比性更能体现这两种极端了,爱情所以看中它,正是要以心魂的敞开去敲碎心魂的遮蔽,爱情找到了它就像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以期梦想可以清晰,可以确凿,可以不忘,尽管人生转眼即是百年。

(摘自写给李健鸣的信,1998年12月11日)

3

我是这样想:在“爱的本身”后面,一定有“对爱的追求”,即一定有一种理想——或者叫梦想更合适。这理想或者梦想并不很清晰,它潜藏在心魂里而不是表明在理智中,它依靠直觉而不是逻辑,所以它如您所说是“无法事先预料和无法估计后果的情感”。这很明白。我说“爱是一种理想”,其原因并不在于此。

您说“也许爱的最大敌人就是恐惧了”,我非常同意。我所说的理想,恰恰是源于这“最大的敌人”。恐惧当然不是由性产生,人类之初,一切性活动都是自然而然。只当有了精神寻求,有了善恶之分、价值标准,因而有了物质原因之外的敌视、歧视和隔离,才有了这份恐惧,或使这恐惧日益深刻。

人们于是“不敢打开窗户”。倘其不必打开倒也省事,但“不敢打开”恰说明“渴望打开”,这便是理想或梦想的源头。这源头永远不会枯竭,因为亚当、夏娃永远地被罚出了伊甸园,要永远地面对他者带来的恐惧,所以必然会永远怀着超越隔离的期盼。

(摘自写给李健鸣的信,1999年2月28日)

4

我可能是幸运的。我知道满意的爱情并不很多,需要种种机遇。我只是想,不应该因为现实的不满意,就迁怒于那亘古的梦想,说它本来没有。

人若无梦,夜的眼睛就要瞎了。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求其现实,而不大看重它更是信奉。不单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美满了还有什么好说?不美满,那才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

(摘自写给李健鸣的信,1999年2月28日)

《史铁生全集》,史铁生著,北京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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