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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极明且强


来源:凤凰文化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还记得那部应景的电影《明月几时有》吗?影片里有讲述“东江纵队大营救”这一历史事件。1941年12月8日,香港在日本的进攻下沦陷,大批在港进步人士面临危险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还记得那部应景的电影《明月几时有》吗?影片里有讲述“东江纵队大营救”这一历史事件。1941年12月8日,香港在日本的进攻下沦陷,大批在港进步人士面临危险的境地。当时的东江纵队,用了半年时间,从香港搭救了800多名文化名人到大陆,其中就包括茅盾夫妇、柳亚子、邹韬奋、丁玲以及梁漱溟等人。

两个小时的电影,站在小人物的视角,来呈现翻滚的大时代里所夹杂着的个人悲欢、挣扎与抉择。

关于这一大事件,梁漱溟也记录在了与儿子的往来书信中。走出屏幕,我们在他信件的描述中,前半部看到的是逃离香港的紧急与不顺,后半部看到的是脱险后的“庆幸”。

回想起此次大营救,梁漱溟总自觉太幸运,一路上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与照料。但处境无论怎样险恶,在旁人看来,梁漱溟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

我们常说,“虽然你嘴上说‘不’,但身体很诚实。”梁漱溟其实就深谙这点,他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越是恐慌关头,他越懂得保持心中安定,不自乱阵脚,这才是第一要事。

无论有何遭遇,他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 

以下内容来自《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让我们再看一遍营救的“慌”与梁漱溟的“安”。

梁漱溟

离港

我已于一月廿六日到达梧州,现在可以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告诉你们。

香港战事于十二月廿五日结束,我同几个朋友隐蔽在西盘一间小学的教室里,且觇日军动静如何,准备走出香港。但急切间得不到什么好办法,直至一月十日始得离港北来。

这是起身头一天方决定底。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们,说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开往澳门,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查问。船费每人港币六十元,此友已预定五个人的位子。我们当下付过钱,约定次日天明于某处见面,有人领我们下船,并嘱咐我们改换装束,少带行李。

我们同行朋友计五人:陈君、陆君、范君夫妇和我。五人皆改成工人或小商贩的装束,自携行李(都是小件底),随着引路人,自中环急步,向香港仔下船。这是一段约二十华里的路程,在久不走路的我,竟感到异常吃力,周身是汗,两脚生痛,走到末了,一跛一拐,几乎不能再走。路上还承友人相助,代携行李,方勉强到达。不过还好底,是我气不喘,心不慌。

船甚小,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却有三挂帆。我真没想到这样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驶出时,从海面看见有被凿沉的轮舰十数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这小船怕亦驶出不得呢?

到澳门

船行全赖风帆之力。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沉闷,都说今天到不了澳门。大体上那一天早晚都有风底,但不十分顺风,所以晕船底人颇多。而中间亦有一段没风的沉闷期。同行友人或则呕吐,或则眩晕难支,频频服止呕药。只有我一个人不感觉什么,一切如常。范君等皆以为讶。

日军轰炸机盘旋香港上空

在途中曾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有敌艇自远驶来,好似追我们底。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来,各自将珍贵财物掩藏。实则始终没有碰到敌人,或伪军土匪。我们一路无事,于夜晚十时,便在澳门登陆。

澳门政权属于葡萄牙,而此时则全在敌军控制之下。我们登岸入旅馆,便见很多说日本话的朝鲜人。且传说敌军将接收澳门的警察权。我们到澳门还希望有轮船去广州湾,但轮船皆被敌人扣住不许开。有一次日本领事签字许开了,而他们海军方面又不许,到底不得开。我们因旅馆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门朋友冯、柯两先生帮忙,移居到一间空房内,慢慢设法离澳。

此时澳门已甚恐慌。粮食来源不足。米、盐、油、糖,四项皆政府公卖,非有居民证不能买(所以我们皆靠冯祝万先生送来米吃)。各商家皆预备结束,市民多半要走。而香港跑来澳门的人亦一天比一天多,都是要再走底。这样多的人要走,而可走的路却不多。

第一是没有轮船,只有渔船或使帆的小货船;而海上多盗,谁亦不敢走。只有循石岐向内地走的一法。那却要经过敌人几道检查,才得通过。首先要在澳门的敌人机关缴相片,领取通行证、良民证,手续甚繁。澳门市民多走此路。香港来的人走此路者亦不少。我们几个朋友则不愿办这些手续,亦不愿经过沿路检查,只得另想办法。

最后想到办法,还是小船飘海,直奔自由中国的都斛(属台山县)。此路因海上多盗,无人敢走。但我们则因有友人介绍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称“吴发仔”的便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榄一带等处。抗战以来,敌人要夺取三灶岛为空军根据地,他便与敌人抗拒,苦战多次,曾受政府收编,担任游击工作。

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岛上底人,家族亲故皆在岛上。岛上居民共一万二三千人,全被敌人屠杀赶走,失去生活依据。所以他与敌人是永不妥协底。直到现在,还有几千义民跟随他在澳门附近荒岛野山上砍柴为生,我们皆曾眼见。至于他们的抗日战绩,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门报纸亦不少揭载底。此番他知道我们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国,他愿护送我们到都斛。同时托我们将他抗日的赤诚,部队的苦况,义民的流离,向政府代为申诉,请求设法接济和救济。

再度飘海

在十七日的下午,吴发仔派人引我们乘渡船先到路环—这是距澳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三灶岛的义民逃难在此底便不少。而吴的部下实际亦都是他们的族中子弟,他们都称呼他“发叔”。部队并没省政府发的饷项,要靠护航为生。

就是将内地所需货物如汽油棉纱等包运到都斛,收些护运之费。这种生意每个月亦只有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内能作。因为这十天没有月亮,在漆黑底夜间才能避免被敌人发现。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底。一月十七日这天正好是阴历十二月初一,就乘他们运棉纱的便船送我们走。

日军登陆香港

黄昏时候,吃完晚饭,大家下船,船共五只,虽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

记得我乘的一只,约六尺宽,三丈长,无篷,一挂帆而已。原说我们五人分乘五船。因为船太窄小,而使船的人一船却有八九个,还不时往来行动。所以只能在满载底棉纱包上面近舵之一端,侧身卧一客人,再多,便不免妨碍使船。后来因为范太太觉得黑夜孤身一人害怕,许他们夫妇同船。我及陈陆二君则各人一船。已经分别开行了,忽然陆君一船向我船赶来。说是他们发觉我不能粤语,怕途中万一有事不好应付,特地要我与善粤语的陈君同一船。迁换既定,扬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见了。

此夜风向甚顺,我们仰卧着看天上星斗,船在静静中如箭一般的驶去。不意后半夜风向忽变,风浪甚大,小船颠荡欲覆。浪水直泼向船内,溅入鼻口;衣服尽湿更不待说了。好在船行多在群岛之间,所以不久便依泊于一小荒岛上。候至天明日出,将衣服曝在太阳下,人亦烧柴取暖。船上带有米粮菜蔬,但遍觅岛上无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饭。我素有耐饥本领,啜一小碗而已。饭罢就仰卧沙滩之上,阳光之下。除海潮声外,寂无所闻。直待到天色昏暗,方又扬帆而去。—此为十八日事。

船行顺利,是夜便到都斛。但还不是都斛市镇,是其海口,地名东滘口。耳闻隔船语声,知范君夫妇已先到。彼此问讯,知他的船在途中,被劫两次。棉花劫去数十包,幸无他失。而其余三只同来的船,竟不见来到。候至天明,总无消息,为陆君悬心不已。

由都斛到台山城

我们船到东滘口之时,岸上的警察派出所便有警察持手电筒上船来查问。我们直以从香港逃出告之。他回派出所后,他们的警察长非要我们上岸问话不可。而从船到岸还有几十丈必须涉水而过。正在后半夜极其寒冷,又仅有星光,不辨脚下深浅。跣足涉水,真有些为难,我们向他商量,请至天明再问话不迟。他执意不允,大声威吓起来。我身边恰尚有名片,就托范陈二君辛苦上岸,对警察长说明。

经说明后,他态度倒还好。天明就招待我们上岸洗脸饮茶,用电话向镇上喊来轿子,送我们到镇上。大约他已报告上峰,而得到指示了。

电影《明月几时有》中梁文道饰演的梁漱溟(右一)

在镇上饮茶时,棉纱货主亦由镇上来东滘口收取他的货物。乃知吴发包运他的纱货共有十六只小船之多,先后分三批开行。第一批六只船,第二批五只船,第三批又五只。—就是我们搭乘底这一次。第一批有五船失踪,只到一只,亦被劫光。第二批五只船都不见到。第三批到了我同范君两船,余三只未到。总算起,共失去十三条船;到达底仅只三船而已!如此看来,我们此行真太危险了。而到达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两次,其得安全无事者独我与陈君一船,真又太幸运了!

原来当十七日晚,船已开行,我与陆君忽又换船之时,我心中早为之一动:莫非我这船要出危险吗!因为从来的经验,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只有在我未到之前,或离去之后方发生。这种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我在敌后游击区出没之时,最为清楚显明。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迁离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举。这样就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所以当忽然换船之时,我不免心中一动了。那晓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们只有函托吴发仔于寻到他的船时,设法营救陆君。我们久候于都斛亦属无益,十九日宿一夜,二十日就赴台山县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轿,范陈二君各骑一单车(脚踏车)尾。车轿都是警察所代雇底。警官甄君招待甚周,并设酒饭在他所内款待我们。因为我的名字一传到都斛,就被当地几个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晓得了,马上来欢迎我。而警察所朱所长正是他们一家弟兄。所以可以说一入国境,便遇到熟人了(我于民国十七年任第一中学校长)。

朱等立刻写信告知台山城内的同学陈炳贤。陈任县政府粮政科长,他又报告给县长陈灿章。所以我们一到城内,陈同学和陈县长又都来欢迎了。陈县长是我的朋友刘裁甫先生的学生。十七年(一九二八)我在广州时,他任民政厅秘书,曾经见过面的。于是随着当地的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亦都来看我。他们皆以为我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最早的一人。—此是一月廿日的事。

经过三埠

照我们的路线,到台山后,应经三埠去开平肇庆。所以廿日宿一晚,廿一日晚发电报给重庆后,即决定去三埠,电报是打给国民参政会的。其文曰: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蒋、张、左暨王秘书长钧鉴:顷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祃。

可喜底是当我们起身赴三埠时,陆君忽然赶到台山,直入我们旅馆中。问他所遭遇的事,知道被赤溪方面的海盗掳去。吴发的十三条船皆被集中在一处,货物和旅客一同在那里。船货要交七万五千元才可以领回。旅客则每人要交港币一千元保护费才可出来。陆君本与其他客人同一待遇。后来因为他颇知江湖人物心理,几番说话居然说动他们,将掠去的衣物还他,且派船送他一人登陆。他赶至都斛,经警察所的指示,又通电话于县政府,所以就寻得我们了。于是原来同行五人,又复会齐出发。

经一程旱路,一程水路,廿一日下午我们到了三埠。“三埠”原是三个埠头:长沙、荻海、新昌。这好像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一样。市面繁盛,有广东第一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此。先得知专员是旧日相熟底李磊夫先生,一到便送名片通知他。他立刻来看我,欢然道故。次日又约请彭指挥林生和一些军政长官以及中央、中国、中农三银行经理为我设宴,并且派一个队长带了弟兄,于宴罢护送我们一行去肇庆。

日军进入香港

此地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吴尚势君,在席上向我谈他是广州第一中学的老教员,虽然他入一中是霍校长请去底,我早离开。然而我在一中的措施,已奠定好底基础,养成好底学风。他们后来底人,从我遗留下的规模和同学口碑之间,虽未谋一面,却完全清楚我的为人了。—不料随处都遇到对我有好感底人呢!

经开平到肇庆

廿二日午后起身,当晚抵开平县城。县政府陈科长伟宗先迓于中途,林县长开远又到旅馆来看我们。据他说亦是十七年在广州会过面底。他随你们姨父伍庸伯先生作过事,所以常听伍先生说起我。—那么又算是一个熟人了。

廿三日黎明,县政府雇来五乘轿,林县长又亲来送行,当晚宿田村。次日继续前进,午后二时便到新桥,在新桥换小船傍晚就到肇庆了。

肇庆是府名,县名高要。此处为广东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在地,专员为王仁宇先生。他收到李专员磊夫的电报,又经护送我们的队长通知他,所以当下便同他夫人来看我们。我以为这王专员是不认识底生客了,那里晓得我虽不认得他,他却又熟习我呢!

原来广州西村有两间学校,一是第一中学,一是工业专科(后改工厂)。王先生曾主持工校的事,因为同处西郊,一中的校况学风他很清楚。几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心目中。最近他任连县县长三年,刚从连县调任此地专员不久。在连县时,王夫人和你们大姨(伍庸伯夫人)往来亲密底很。王夫人对我说,虽未会面,早从像片上认识了我和你们两兄弟,并且还看见恕儿寄给大姨母的绘画和木刻呢!

王专员告诉我,伍先生领导之游击队的根据地就在三水县境内,而三水和高要是接境底。可惜我与同行诸友要赶路,不及去访看他老而益壮底伍先生了。

是晚(廿四日晚),我们宿肇庆大旅店。次日天明王专员和他的夫人又来旅店,引我们出城去避空袭。这天明避空袭是肇庆近月以来的规矩。全城人都走出城外,过午才回城。王专员就在城外一书院旧址办公。我们便在他办公室休息和吃早饭。他夫妇又引我们游公园,游郊外、树林,再吃午饭。傍晚又送我上船去梧州一此为廿五日事。

搭船上梧州

廿五日傍晚,王专员夫妇和一位管理西江航政底唐姓军官亲自送我上船。

这是以前航行广州的拖渡大船。船老板表示客气,将特舱位让给我们,而且坚持不收船价。

我们一路上船轿车脚等费,以及宿食等项,大都有人招待,或特别客气相让,所以从澳门冯祝万先生借得国币一千元,又代换五百元,共不过一千五百元,五个人用到此地尚余大半。因此李专员、彭指挥、王专员先后赠我路费,皆没有再接受。实在沿途承受朋友们的好意已经很多了。

王唐诸公道别去后,船快要开,忽然在我铺位旁边坐了刚上来底一位客人,短装如工商界人,以帽压额,虽在灯影恍惚之下,我却已看出是久柄广东政权,威名赫赫的陈济棠。

我们在港皆确知他陷在港没得出来。而在澳门以及沿路皆听说他被敌人拉去广州,并传说已到南京出任军委会副委员长。他能脱险回内地,不独他个人之幸,亦是国家之福。我忙指给身边底陈君看,低声问他是不是陈济棠。陈君看了,亦说像他。但我和陈济棠原相熟底,此时我看他,他却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时,他又偷眼看我。这明明是他无疑了。不过他既不愿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话。

入夜,他又迁了舱位,不再看见。次日上午船上帐房来向我说“陈老总”相请。果然是他,请我去谈话。他说:昨夜原已看见你,现在梧州快到了,再无问题,我们可以谈谈罢。据谈,他因未得乘飞机出港,即于战事中改装隐蔽。战事休止,一月十二日离港到大澳,虽家人部属亦不知。从大澳经朋友护送走中山、顺德、新会、鹤山、高明各县的乡间,不经过任何埠口而达肇庆底。由肇来梧之前,却已托人致电梧州梁专员朝玑,请其派船迎接。

不一时,果见梁专员乘了电船来接。他便邀请我和陈君等同上电船,很迅速地到了梧州码头。梁专员招待我们在司令部内休息用饭,并马上打电话报告桂林李主任(济深)、黄主席(旭初)。他自己亦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明一时尚不来桂林。我亦就便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我不久可以到桂林。

陈公(指济棠)确乎有病,从形容上完全可以看出。他自己说“百病俱发”,虽言之或许太过,但不休息不调养不行了。他摆脱政务(他是中央党部常委兼农林部长),决计去茂名(广东高州)静养,我认为是一明智之举。当晚(廿六日晚)他留于梧州,而我们询悉有开上水的船,即托梁专员代订船位,饭后上船赶程西进了。

以上所述,到一月廿六日梧州事为止,是在贵县朴园休息期间写记下底。本来脱离港澳已算脱险。说得宽一点,则说到广东接近敌人的区域,如肇庆(距敌七十华里,仍不时打炮)便可。到梧州就无险可言,故梧州以后不必详叙。

梧州以后,大略言之:廿七日晚抵桂平,即刻换船;廿八日下午抵贵县。以同行友人陈君是贵县人,即借他亲戚家的朴园小住数日,此时同行他友均已分手。二月三日同陈君搭汽车到宾阳,四日到柳州,当晚搭湘桂铁路夜车,五日天明就到桂林了。这一段路同样地亦到处得朋友帮忙,招待,欢送,不要我自己费一点事。

梁漱溟

至此再无可述,要述我自己的感想给你们。

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了!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那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走东江一路的人最多,被劫亦最苦)。我不独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带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第二个感想便是:到处得朋友帮忙,人人都对我太好。譬如遗弃的衣物偏有人同我带来,不是一例吗?如上所述,从头到尾的经过,不全是这种例证吗?同我在香港的只有张先生(云川)是你们熟习底。其余多数你们都不认得,即在我亦是新交。离港前夕,张先生以未得同行照料我,颇不放心。我即说:你尽放心,天下人识与不识都会帮忙我的。尽我身边,一无家人,二无亲戚,三无故旧,却以人人对我好的原故,正与家人亲故同处无二,此番脱险更加证明了我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便是:尽一分心,收一分效果。这是从我和广州第一中学的关系而发生底感想。一中学生多是两广人,在两广每每遇到人便谈及我在一中的一段事。(最近又遇到坪石中大农学院一位赵教授,他开口便说:你到坪石来,我们那边一中同学甚多,他们会欢迎你底。)好像我和一中有很深很久的关系一样。其实我任一中校长只半年而已。不过,我却曾为一中尽了一番心。我于十七年(一九二八)7 月接任校长,那时的一中腐败不堪。但亦难怪,因为从十五年(一九二六)六月起,两年内更换了七个校长,平均每任不过三个月多点。我接任后,逐渐整顿,在十二月提出全部改造方案,转年(十八年)实行,到实行时,我便离粤了,但全盘教职员则一个不动,由黄先生(艮庸)继任校长以代我。一切事情都是黄先生、张先生(俶知)、徐先生(名鸿)主持。

自十七年经十八年、十九年一直维持到二十年夏秋间,这一般朋友才离开。改造方案(原文见《漱溟卅后文录》,商务出版)得以执行,而且稳定下去。所以便能建立根基,遗留于后来。然而就我自己讲,实不曾用许多心血精力于其间。不能不令我叹息,尽一分心,居然亦收一分效果了。

处险境中我的心理

最后要说我处险境中的心理。我不只是一个从外面遭遇来说,最安然无事的人;同时亦是从内心来说,最坦然无事的人。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是更大底幸福。—试问一个人尽外面幸得安全,而他心境常是忧急恐慌底,其幸福又有几何呢?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我去华北华东各战地,出入于敌后者八个月,随行诸友如黄先生(艮庸)等无不说我胆子大。因为不论当前情势如何险恶,我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旁人都有慌张的时候,我总没有慌过。此番在香港炮火中,以至冒险出港,凡与我同处的朋友亦无不看见的。所以同行范君等,一路上就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若无其事”这一句话,我记得他不知说了几次呢!

范君叹我“若无其事”,亦是兼指我身体好,修养好,耐得辛苦忧劳。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并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试分别解说一下。

梁漱溟

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作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你们年纪虽小,亦可看出。我栖栖皇皇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而晓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我自己。又假如我虽用心在大问题上,而并无所得,自信不及,那亦就没有何等关系。但我自有知识以来(约十四岁后),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至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这成熟的果实是:

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

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前者必待《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写定完成,乃为尽了我的任务。后者虽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我努力的是什么》(最近在香港发表)三书出版,已见大意;仍有待发挥和奔走努力,以求其实现。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一般朋友在港,时刻感到生命的受威胁。不独为炮火无情,更怕敌人搜捕抗日分子。所以我们偷渡出来,到达澳门旅馆的一夜,同行友人都色然而喜,相庆更生。然我只报以微笑,口里却答不出话来。因为我心中泰然,虽疑虑的阴影亦不起,故亦无欢喜可言也。又我身上的名片,始终未曾毁弃,到都斛时,随手便取出应用。正为我绝不虑到遭遇敌人搜查的事。

梁漱溟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何谓天命?孟子说的明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事都不是谁要他如此,而事实推移(时间的),机缘凑合(空间的),不期而然。察机缘之凑合,来自四面八方;寻事实之推移,更渊源远至无穷。这其间没有偶然,没有乱碰,于是就说作“天命”。而事之关系重大者,其推移似尤难得恰好,机缘尤难凑拢,一旦或成或毁,就格外说他是天命而非偶然了。

我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包涵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假如我是一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从推移凑合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没有中变了)。—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前一层偏乎人的要求(主观),未必合于天的事实(客观)。事实结果如何,谁亦不能包办得来。万一推移凑合者不在此,而别有在。那末,便是天命活该大局解决、民族复兴再延迟下去,中国文化孔孟之学再晦塞下去。我亦无法,只接受命运就是了。或者我完全看错了。民族复兴,并不延宕,文化阐明,别有其人。那怪我自己糊涂,亦无所怨。—这一意思是宾,是对前一自信的让步而来。

总之,我把我的安危一付之于天,不为过分的计虑(自力所不及,而偏斤斤计虑即为过分)。我尽我分(例如尽力设法离险),其余则尽他去,心中自尔坦然。在此中(在坦然任天之中),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极明且强,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

我处险境中的心理,大致如是。若看了不甚了解,待他日长进,再去理会。

后记:此文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指“处险境中我的心理”一段)。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亦不须再。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漱溟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下卷),梁培宽编注,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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