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丹枫阁记》：真迹在民间，赝品在博物馆

傅山是明末清初最为杰出的传奇人物，也是十七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有关傅山的学识、思想，以及他在诗文艺术、书法绘画、医学武学、膳食养生等诸多领域的学术成就，早已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文明成千上万的史记典策之中，有些还流传到世界各国。有关傅山在民间传说的许多奇闻异事，时至今日，还为百姓津津乐道、口口相传。2017年恰值傅山诞辰410周年,为了进一步弘扬傅山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华书法文化与文人精神,来自日本、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傅山的《丹枫阁记》及清初书法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交流与探讨。

此次“傅山——《丹枫阁记》”国际研讨会由太原市晋祠博物馆、《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傅山学社、梦边文化主办，从11月24日至26日历时三天。

学术研讨会由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主持。傅山学社社长、太原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范世康先生在会上致辞。山西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林鹏先生,《丹枫阁记》传承人、晋商后裔渠荣箓先生，辽宁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由智超先生,日本傅山研究会、日本书法四季会理事、《傅山書法拓本撰集》作者堀川英嗣先生,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文教基金会、《王铎·傅山选粹》作者吴国豪先生,山西大学教授、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姚国瑾先生,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德仁先生,山西博物院馆员、明清文学史及艺术史研究学者宋涛先生,戴廷栻研究学者王丹妮女士,傅山家族研究学者祝一宁先生、中国书法在线总编辑侯勇先生,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均在本次研讨会中做了精彩的发言。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关于《丹枫阁记》的收藏史与真伪辨、清初北方遗民社会的文化与思想、明末清初书法艺术与晋商文化等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此外,太原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俊敏先生、太原市文物局副局长冀晓峰、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副馆长连颖俊女士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元1660年，即清顺治十七年，反清起义基本都被镇压，但众多遗民依然心怀旧朝。祁县修建了一座丹枫阁，山西和全国的许多硕学大儒、反清志士常在此集会。此阁缘自戴廷栻的一个梦，梦中的他和一些身着明朝服饰的人在一个小阁楼中聚会，阁名就是“丹枫”。醒来后，他依梦中所记修建丹枫阁，并写了一篇《丹枫阁记》以记其事。后来，又请傅山书写楼匾和《丹枫阁记》文章，傅山还为《丹枫阁记》作了跋。

《丹枫阁记》作为傅山晚年的代表作，不仅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造诣，所记之事、所用笔法之中，无不蕴含国破之痛、反清复明之志，反映了清初明朝遗民的心路历程和生活面貌。长期以来，这件书法作品有辽宁博物馆藏本和山西渠家藏本两个流传版本，研讨会召集了一批对《丹枫阁记》真假之辩有过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大家一致认为基本可定论渠家保存的《丹枫阁记》为傅山真迹。

渠藏本《丹枫阁记》（局部）

会议主持、《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表示，“在我们几十年的文物鉴定工作中，认可了民间藏本，质疑了博物馆藏本，这没有多少先例。”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留存的作品少有像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苏东坡《寒食帖》这种记录时代心路历程的，《丹枫阁记》从文献意义上描写了一个时代的巨变,艺术和文献的双重价值决定了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基本上书法是抄写‘唐诗宋词’的时代,我们有没有像傅山这样,记录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品。”

研讨会围绕《丹枫阁记》及清初书法进行五个方面的讨论：一、《丹枫阁记》真伪辨在研究傅山书法艺术成就中的意义；二、《丹枫阁记》所揭示的清初北方遗民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发展的意义；三、《丹枫阁记》的讨论对明末清初书法艺术断代史研究的意义；四、《丹枫阁记》的创作与流传过程与晋商文化及收藏史研究；五、傅山与清初书法史研究的有关课题。

在此次研讨会之前，渠家藏本的《丹枫阁记》三百年间从未出过昭余(今祁县)一步。渠家第四代藏家渠荣箓在研讨会上讲述了渠家收藏此作前前后后的故事。

《丹枫阁记》在康熙十年到民国五年的245年中，一直由祁县戴家收藏。一直到民国五年，渠荣箓的曾祖父从败落的戴家后人手里将《丹枫阁记》买下，此后一百年始终收藏在渠家。渠家是晋商，也是书法的收藏世家，早在乾隆年间就把傅山的作品作为渠氏家训，从乾隆年间到现在的七代人先后收藏有傅山的书画、碑帖13件。

渠荣箓的祖父渠仁甫是著名的晋商教育家，喜欢古籍善本、名人字画。他收藏了乾隆年间御制的《三希堂法帖》、《戏鱼堂临江帖》、《郁冈斋帖》、《澄清堂帖》、《滋蕙堂墨宝帖》、《淳化阁帖》、《绛帖》、《宝贤堂帖》、《敬胜斋帖》《太原段帖》、《纪太山铭》等一百余部碑帖。除了傅山的书法以外，还收藏了陈白沙、王守仁、董其昌、王鐸、吴梅村、沈荃、查升、王文治、梁同书、铁保、何绍基、祁隽藻、陈鸿寿、陆润庠、吴昌硕等等多位的明清书法大家的作品二百余件。民国十二年，渠仁甫还专门开了一间古籍字画店，凡是字画店收回来的东西，他喜欢的都会留下。

《丹枫阁记》到渠家后经过两次灾难，第一次是日本人扫荡，把好东西都拿走了，唯独《丹枫阁记》漏网，第二次是文革抄家，东西都被搬走了，1978年退回时丢了很多，但《丹枫阁记》没丢。

辽博版《丹枫阁记》（局部）

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林鹏是最早断言辽博藏本为赝品的学者。他曾写过《读<清傅山书丹枫阁记>》详细比对过两个版本的差别，认为渠藏本有十分浓厚的颜体味道，辽博本却有赵(孟頫)董(其昌)的姿态，而傅山作为明朝遗民多次痛骂赵孟頫，是极力摆脱赵孟頫影响的；辽博本有些地方将原文写错，有些地方又重复了原文的错误；渠藏本在戴廷的名字下，有戴廷栻的印章，但辽博本却没有，若辽博本为真迹，那么戴廷给抄件盖印不给真迹盖印就难以理解。

与会专家基本同意林鹏的这一思路。辽宁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由智超认为辽博版的疑点就在于“没有收藏家，也没有题跋”，而渠藏本基本可称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作品。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傅山研究学者姚国瑾通过比对书房风格返现，渠藏本比辽博本更行气贯通；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画家、鉴定家李德仁总结，渠本“笔法浑厚雄遒，洒落舒畅”，“格体从颜鲁公及魏晋楷法”，“傅山之道尽现其中”，而辽博本“字体疏瘦”，“起笔多尖”，“而傅山善用藏锋，此明显不同”。李德仁还认为，辽博版上所钤“傅山印”，写法不合于《说文》，“是一枚纯粹的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