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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古镇


来源:北京晚报

在历史上,通州地区的古城不止一个,而是有通州、路县、漷县、张家湾这四个。其中,张家湾最为特殊。从行政区划讲,张家湾连个县都不是,但其规模却仅比通州城略小。至今残存的城墙和修复后的南门,都佐证了这个小城曾经有过的辉煌。

古代的张家湾城景浩绘制

在历史上,通州地区的古城不止一个,而是有通州、路县、漷县、张家湾这四个。其中,张家湾最为特殊。从行政区划讲,张家湾连个县都不是,但其规模却仅比通州城略小。至今残存的城墙和修复后的南门,都佐证了这个小城曾经有过的辉煌。

通州几个古城的兴衰各有其因。张家湾因漕运兴而兴,也因漕运衰而衰。在没有汽车也没有铁路的年代,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就是客货运输的命脉。自辽代开始,张家湾就是运河之畔最繁忙的码头之一。至今张家湾镇还有皇木厂村、砖厂村、北马头村等因漕运而形成的村落。

京杭大运河从通州到天津河段,被称为北运河,又称沽水、白河、潞河等。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之前,这段河道已被用来运输货物。北运河的漕运史可以远溯到前秦,《日下旧闻考》中称“秦使飞刍挽粟”,说的是秦朝通过北运河运输长城守卫将士的军需物资。东汉王霸开温水漕运要用到潞河,汉末曹操掘泉州渠北征乌桓,也要“从泃河口入潞河”,只不过那时的潞河还属于自然河道,但其漕运功能已被开发。

到了辽代,燕京改为南京(今北京),北京作为首都的雏形开始奠基,潞河漕运从此也变得异常重要起来。萧太后开挖运粮河,自辽东辽阳输送大量粮秣以供应南京,漕粮从营口入渤海,到天津沿潞河一线向南京(今北京)转运,在今张家湾转萧太后河入京师,那时候的张家湾就开始成为漕运枢纽。

众所周知,内陆河流用于漕运,最重要的就是河流水量,而越往上游,交汇的河流也就越少,上游水量不足,漕运便无法实现。萧太后运粮河入潞河口之所以选在张家湾,就因为张家湾正好是潞河上游众多河流交汇的地方,是以今张家湾以南河段,又叫泗河(也叫南泗河,当时潞河在张家湾上游东侧还有一个分支,叫北泗河,其上游也是四条河流交汇)。四河在此汇流,其南侧东畔还有夏谦泽,西畔有皇家开展“捺钵”文化的延芳淀,两处水面都很广阔,延芳淀不仅可以满足皇家“捺钵”,还可用作运河水量调节和漕船停泊。

张家湾成为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在这里建有码头,附近还建有几处供皇家“捺钵”需要的粮仓,如今张家湾镇辖村苍上村,在辽代就是皇家御用仓储地。而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停靠,也使张家湾繁华起来,张家湾镇内一街两巷商铺林立,达500余家,“日日为市、弦歌相闻,最称繁盛”。山西商人曾在张家湾建有山西会馆,曹雪芹家人曾在张家湾花枝胡同开有当铺,由此可见张家湾在古时的繁华景象。

张家湾因万户侯张瑄得名

封建王朝对潞河河道进行人工疏浚,有据可考是从金朝肇始。当时萧太后运粮河上游河道(北京至通州段)早已淤塞,漕船只能在张家湾卸船改陆路转输,其艰难困苦状况可想而知。

由此,开辟通州至中都(金朝北京名)的水路漕运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萧太后运粮河淤塞,水源也不够充足,重新疏浚工程量巨大。权衡之下,金人选择了流经通州城北的另一条河道,它是高梁河东支,原是为灌溉大片田地而开凿。这条河道较之萧太后运粮河流程短一些,疏浚起来工程量也要少一些,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这里紧邻通州城下,可以水陆兼顾。

金代里河漕运河道选择通州城北的高梁河东支,张家湾在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似乎被通州取代了。但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原因是张家湾拥有四河交汇的地理优势,北京至通州里河河道入潞河的河口位置可以人为选择,潞河河道支持漕运的水量却难以改变,而且金代里河漕运使用只有10年。还有就是张家湾南邻的大片水泊夏谦泽和延芳淀,它们不仅可以调节下游河道的水量,还是漕运船只停泊的天然港湾。有金一代,张家湾仍然是北运河漕运的重要枢纽之一,浩瀚的延芳淀也是金朝皇族“捺钵”地和海陵王督造战船演习水师的训练场。

蒙古崛起金朝灭亡,金中都变成了元大都,北京从此更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首都,运河漕运也开始了它的鼎盛时期。但是,元代之前,张家湾的名称是什么?却无史料记载。在辽代,张家湾地区已经成为萧太后运粮河的枢纽,在它附近还建有皇家御用码头,这么重要的港口是不可能没有名字的。今张家湾附近土桥、大高力庄、牌楼营等村,都发现有面积不等的汉墓,里二泗村南更发现达36万平方米的大型汉墓群,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一地区起码在汉代就有人类在繁衍。当地老人介绍说,漕运开始后,附近村民看准商机,在河岸两边建房设店,形成规模,渐成村落,大家遂把当时的张家湾地区称为长店。元朝在北京立都之初,大都因蝗灾急需从江南调运大量粮食,《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海盗出身的万户侯张瑄等自东南“造平底船六十只,运米四万六千石,从海道至京师”。海运漕粮到天津海口,沿辽时运河故道向大都转输漕粮,但船到长店再也无法上行。且不说连年征战里河失浚,就是到通州潞河河段,也因为水量不足无法承运,所以漕船只能在长店泊岸,漕粮改由陆路向大都转运。当年张瑄手握海运重权,为了向元朝统治者表明忠心,曾经将族属迁到长店,并在长店设立海运船队总部,使长店成为重要的码头和物资集散地。正是因为张瑄,此地开始被称为张家湾。

筑城花了皇帝三万两

或者因为张瑄的这次救急太有名了,或者因为这一次的场面特别壮观,人们从此只知张家湾而不记其前了。史书没有记载,原来的名字就很难流传,只是张家湾的历史绝不能从元算起,不然一出张家湾古城门,就是一条辽时的萧太后运粮河,却说这个地方的历史从元开始,岂不成了笑话。

张家湾作为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首先是个自然选择,这种选择在前在后得到过很多次印证,每当里河漕运河道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使用,北运河漕船就只能上行到张家湾,张瑄的这一次只是特别经典罢了。

元朝以大都(今北京)作为国都,对北京城的建设是划时代的,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从这时开始,今北京城作为大一统王朝首都的雏形由此奠基。北京历来有“漂来的城市”之说,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元朝在北京立都之初,大量的建材和物资都要从南方调运,当时所有货物都只能在张家湾上岸,所以通州还有“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一说。

元大都作为大一统的皇朝首都,漕运问题必须得到根本性解决,开凿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势在必行。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从开凿山东济州河开始,到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开通自北京到通州张家湾的通惠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元大都,张家湾在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愈加突出。

元末明初又一次改朝换代,北运河里河(通惠河)再一次淤塞停用,张家湾在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却愈加显赫。明朝开国之初定都南京,时间耽搁了数十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掣肘于既得利益官僚的阻挠,京杭大运河通州到北京的里河漕运,一直没有得到恢复和重启,张家湾就成为漕运的北端。由于古代水路运输比之陆路更加重要和不可替代,张家湾的繁华甚至超过了在它上游作为州治的通州城。史地民俗专家王永斌在他的《历史上的京畿码头——张家湾》一文中描述:“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明代两位著名作家冯梦龙和凌蒙初合著《三言两拍》,其中也有多篇故事背景涉及张家湾,诗称“张湾千载运河头,古垒临漕胜迹稠”,大体上说明了张家湾当时的繁荣景象。

明嘉靖七年(1528年) 巡漕御史吴仲重浚通惠河,将元代通惠河普济闸以下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入潞,张家湾作为北运河漕运北端的地位才被改变。北运河漕运北端码头移至通州城东北,用意仍是水陆运输两者兼顾,但张家湾作为北运河上的漕运枢纽地位仍然没有动摇,这种状况直到张家湾上游运河改道。

明朝中期国力渐弱,塞外蒙古各部却死灰复燃,多次突破长城入袭中原,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已对北方民族转入守势。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万蒙古骑兵再次突破古北口长城,兵锋指向通州一带,当时通州已有城池,张家湾却没有城池可守,于是蒙古骑兵避开通州城绕道河东一线扑向张家湾。张家湾建有通济仓,此时正有大量屯粮,如果这里被蒙古骑兵占领,存粮为之劫夺,敌兵获得粮饷补充,北京城的危险就更大了。幸得“都御史王竱驰至通州,收艚舟舣潞河西,勿使为寇用。寇屯河东二十里孤山、洳口诸处,阻水不得渡”(《读史方舆纪要》),张家湾的粮仓才算保住了。

《明史》记载:此次惊险过后,王竱给嘉靖皇帝上书,建议在张家湾建造城池以保此处粮仓不失,时任顺天府尹的刘畿,也上书称在张家湾“建城便于保卫,利于固守”,要求在张家湾筑城。皇帝连接两道上书,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抢筑张家湾城以保这里的粮仓,诏令顺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欧阳昱负责工程建设。建筑材料不够就四处搜罗,经费不足就自己带头从伙食费里捐款,抢筑张家湾城拆毁了前朝通惠河废弃的河口石闸,还用掉了嘉靖皇帝三万两的伙食费!

由此可见,张家湾在当时北运河漕运上的地位仍很重要。通州早在明初徐达、常遇春于洪武元年(1368年)北伐时就改筑砖城,这时的通惠河入北运河河口也已北迁通州城下,但对张家湾却仍然不敢掉以轻心,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张家湾城建成时间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落成后周长约3公里,城墙高6米,厚3米有余,虽比不上通州城规模宏大,也算得上是一座比较坚固的城池了(此城后在1860年阻击英法联军时发挥了作用)。为保卫城池,明朝委派守备一员、驻防营兵500人。

明代在此设多个衙门

张家湾城南临萧太后河,其南门外的通道就是河上的一座木桥,但城建成后交通压力很大,木桥时坏时修。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才在一位叫张烨的官员资助和倡议下改建石桥,桥体全部用长条花岗岩砌成,这就是今天还基本保存完好的通运桥。通运桥因建在萧太后河上,也叫萧太后桥,至今仍可使用,并与张家湾古城遗址一起,被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朝在张家湾设有大通关、巡检司、宣课司、提举司等。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年间开始,朝廷因为漕运商业需要,在张家湾建许多塌房,所谓塌房就是官家出租给客商的货栈。朝廷还在此设有宝源与吉庆二榷税、皇店、通判都司以及盐仓批验所等官署,在它周边储存和加工物资的地方很多,如皇木厂、木瓜厂、料砖厂、花板石厂、铁锚厂、盐场等等,这些地方后来渐成聚落,今皇木厂、瓜厂、砖厂、盐滩等村都因此得名。

城内还有山西会馆,位于十里街东侧,明代是关帝庙,清乾隆间重修后改为山西会馆,后来在此开办学校,就是现张家湾中学的前身。学校规模扩大后,还占据了城里另外一座寺庙。

张家湾南门外关厢不仅是商品市集,在过去还有人市,评剧和二人转里著名的《冯奎卖妻》就发生在这儿。《冯奎卖妻》讲述了明末大旱灾,保定府的冯奎一家难以度日,决定把妻子李金莲卖出去,后来被买主夏老三搭救,一家终于团圆的故事。《冯奎卖妻》的唱词里有:“夏老三下了官船往前走,眼前来到张家湾。张家湾设个卖人市,有卖女来有卖男。”

从绘制于清朝的《潞河督运图》可以清晰看到,张家湾下游河道比较宽阔,水量充沛,而上游河道就相对狭窄。“潞河督运”的本意,正是要对进入这一段河道的船只实行管控。漕船通过张家湾驶入上游,要经由督运者同意;漕船到土、石二坝缴纳漕粮,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驶出,后来的漕船才能驶入。饶是如此,张家湾上游河段船只还非常拥挤,这就是当时的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

也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曹雪芹的朋友敦诚乘舟去香河路过张家湾,写了一篇《游雀林庄记》,他在文中这样描述张家湾:“耳听船夫吴歌软语,眼观岸边货物堆积如山。”

沿运河往来京城的达官显贵、商贾行旅都要在张家湾上下船,张家湾城中商铺、客栈林立。据《通州志》记载,清中期张家湾城内还有会商30多家,甚至还有3家当铺,其中就有曹雪芹家所开设的曹家当铺。清代在张家湾仍设通判、都司等管理漕运事务的官署,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还把原设于通州的潞河水马驿归并到张家湾和合驿(之前由今西集镇和合村迁至),从这两个驿站名称也可看出,通州这个“通”字水陆兼济,只不过后来通州到天津的地貌已变化,原来的陆路阻隔得到缓解,驿馆合并到张家湾已成为可能,如此既精简了机构,也便于通州城市功能的拓展。

盛也漕运,衰也漕运

依仗漕运枢纽的位置,张家湾的重要性和发展状况一度与州治所在的通州城比肩,甚至有超越之势。在元代,张家湾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但要追上当时历史已非常悠久的通州古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元朝统治区区百年,留给张家湾追赶的时间并不充裕。

就运河漕运而言,应该说张家湾比通州城更胜一筹,但张家湾的发展主要靠漕运,而通州城却胜在水陆兼济,并且通州城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北京城的东大门,这也是通州地区历史上有过四座古城,最终只有通州城保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但是,张家湾因漕运兴起而兴盛,却也因漕运停止而衰落。北运河停漕是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家湾却赶在停漕之前就失去了其枢纽地位,而且还失得彻底,别说枢纽,甚至和漕运都没了关系。嘉庆七年(1802年)京东大水患,上游洪水导致北运河改道,河道在张家湾上游甩尾东去……一夜之间,一直作为北运河漕运枢纽的张家湾远离了运河(后来做过多次努力意图恢复,但到嘉庆十三年即1807年彻底失败,运河从此改道)。曾经在此汇流的河流沿故道向东汇入新的北运河,张家湾迤东的运河故道只能用来运盐,河道变窄,慢慢地就被人称作小盐河了。

运河改道,张家湾在北运河漕运上的枢纽地位骤失,一下子和漕运几乎没有了关系,瞬间变成明日黄花。至光绪二十七年,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开通,北运河停漕,通州城也开始衰落,并由州降级为县。从此以后,张家湾的命运就和通州的命运融合成一个整体,随着现代陆路交通发展,通州陆路通衢天下的优势渐渐显现,京津唐、京沈等高速公路和京津高铁等的修建,使通州通往华北东北、东北和天津的交通枢纽地位再次凸显。

漕运的辉煌虽然已成过去,但漕运文化却在张家湾留下了厚重的印记:辽代的萧太后运粮河、元代的通惠河河口闸遗址等等,张家湾留下历史的遗迹仍有不少:古城墙、通运桥、漕运来的巨石、600年的皇木厂古槐……

张家湾是一座因漕运而兴起的古镇,但它的人文历史不止漕运。在张家湾流传着一个“九缸十八窖”的传说,说是这里一座寺庙的老方丈为后人埋下了银子,以备庙宇败落后重新修建。传说中的银子还没有被发现,但1981年在张家湾附近的烧酒巷村,已发掘出土了一大窖汉代五铢钱,总重量足有一吨之重!1992年在张家湾又发现曹雪芹“墓葬刻石”,这使它又成为红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曹雪芹“墓葬刻石”出土于张家湾村西“大扇地”曹家坟,在清史档案中可以查到,曹家“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在张家湾古城,有曹家当铺、染坊、盐店和曹家井等遗迹,通州已故文史专家周良曾依据《红楼梦》,对张家湾的地名古迹进行过对比考察:十里街、大小花枝巷、葫芦庙、馒头庵(在原古城西南200米处)、铁槛寺、地藏庵、栊翠庵、玉皇庙并达摩庵等等,太多巧合让人不得不对一代文豪与张家湾的关系进行考问。

尽管红学界对曹雪芹“墓葬刻石”真伪还存在激烈争议,曹雪芹与张家湾的密切关联却不容置疑。此外,张家湾古城原在古延芳淀北岸一侧,辽、金、元皇家“捺钵”文化也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今镇域南部更辖古延芳淀的大部范围,只以漕运就不能全面说明张家湾的历史了。曹雪芹“墓葬刻石”的发现,延芳淀湿地公园的开发,给张家湾未来的发展增添了更多引擎。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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