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视为软弱到被认为是坚强，未来道歉会是怎样？

编者按：道歉与接受道歉，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人类互动行为。道歉学在西方自20世纪末兴起，如今已渐成显学。作为美国道歉学领域权威学者，艾伦·拉扎尔的中文版新书《道歉的力量》近日出版，本书是他的代表作，积十年之功写成，也是道歉学领域的开创之作。艾伦·拉扎尔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沃斯特分校名誉校长兼医学院名誉院长，精神病学教授。

梁文道评论此书写道：“一篇又一篇的故事读下来，实在叫人惊讶，到底道歉是什么？为什么它这么简单，却又有这么庞大的神秘力量。”艾伦·拉扎尔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差异等角度全面介绍了道歉的意义和方法，分析了道歉看似简单实际复杂的心理机制。让读者能够深入理解和运用道歉这种重要的人际互动方式，让诚心道歉成为“俗世中的救赎仪式”，也成为强大又正面的解决纷争之道。

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十二章“道歉的未来”，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授权发布。

就任西柏林市长时的理夏德·冯·魏茨泽克。1985 年，身为西德总统的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演说，演说主题是德国在战时的罪行，全面承认了德国在“二战”时的过错。

道歉能够改善个人、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能以平和的、建设性的方式，为发生冲突的当事人提供解决分歧的途径，同时保持或恢复双方的尊严。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开始，道歉行为迅速增加，说明人们较以往进一步认识到了道歉的好处。同时，这也引申出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关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道歉（尤其是公开道歉），我们知道些什么？第二，在道歉成为备受欢迎又有效的和解方式之前，人们是如何修补、重建关系的？第三，道歉的风潮会在21世纪持续下去吗？若会持续，我们能期待些什么？

20 世纪90 年代以前的一些著名道歉

大众对于道歉态度的转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现端倪的。迈克尔·亨德森在《宽恕的因素：为冲突中的世界带来希望》一书中，阐述了战争结束和与战争相关的道歉行为在时间上的关联，还有“二战”时的敌对阵营在战后是如何尝试和解的。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法国与德国的和解，它们在之前的三次战争（普法战争、“一战”“二战”）和战争间歇可谓势不两立。伊拉扎尔·巴坎在《国家之罪：对历史不公正的赔偿与协商》一书中，进一步从德国对昔日敌人的战争赔款说起，按年代记录分析了“二战”后的一些赔偿案例。

从“二战”结束到1990 年之间，有三次或含蓄或明晰的道歉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们首开先河，触及的层面也十分广泛。这三次道歉多少都是“二战”带来的结果。

第一个例子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决定，把所有关于犹太人的负面评论从罗马天主教的祷告文中删除。在这次表示歉意的举动之后，他又发起了《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份宣言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决议的一部分，于1965 年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继任者保罗六世完成并公开发表。它声明：“不应把犹太人视为受到天主摈弃或诅咒的人，并认为这是由《圣经》得出的结论……”此外，教会“痛斥一切仇恨、迫害、反犹太主义，以及在任何时代和由任何人发起的反犹太人的行为”。迈克尔·菲尔在《天主教会与大屠杀：1930—1965 年》一书中评论道：“在新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领导下，再加上众人对大屠杀心有余悸，天主教会转变了他们长达两千年的反犹太传统。”对于伊斯兰世界，《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中也表示：“天主教会尊重穆斯林……在过去的数百年中，基督徒与穆斯林曾产生争端与仇恨，本届会议吁请大家……心怀诚意互相谅解，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维护并促进社会公正、道德福祉，以及和平与自由。”宣言接着谈到了天主教会与所有文明的关系：“就人类的尊严和从中获得的权利而言，任何企图在人与人之间或民族与民族之间施加歧视的理论或实践，都是毫无依据的……教会谴责……任何因种族、肤色、生活方式或宗教的不同而发生的歧视与虐待。”人们普遍认为，天主教会通过这份宣言道歉了，并且在其中很含蓄地承认了教会身为加害者的角色。同时，教会很明确地表示，未来将以致力于和其他宗教建立联系作为补偿。

第二个道歉的案例是以演说形式进行的，可谓全球知名。它发生在1985 年，西德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演说，演说主题是德国在战时的罪行。他的演说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通过这次机会，全面承认了德国在“二战”时的过错，同时劝诫人民要“正视真相”，视铭记这些往事为道德义务。他的演讲还有进一步的意义，因为三天后在比特堡士兵公墓举行了一场颇有争议的纪念仪式，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出席了仪式，缅怀战死的纳粹党卫军。《纽约时报》的安东尼·刘易斯称冯·魏茨泽克的演说是“我们时代伟大的演说之一”。杰弗里·赫夫在其《分裂的记忆：两个德国的纳粹往事》一书中认为，这是自1952 年以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关于纳粹时代罪行的最重要演说”。

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美国政府的。经过多年辩论与协商，美国政府于1988 年向“二战”期间遭监禁的日裔美国公民正式道歉（包括金钱赔偿）。巴坎认为， 这个结果“ 是赔偿案例与纠正不公正历史的典范”。美国政府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部分是因为美国国会“强调了一个国家道德义务的重要性，即便在和政治考虑冲突时也是如此”。这个决定进一步显示了，就算是战争的胜利者，也有责任为自己的错误道歉。对于侵犯特定种族公民自由的行为，美国的回应为今后犯下类似错误的人树立了榜样。

在我看来， 从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没有哪次道歉在道德和社会影响上能跟这三次战后的道歉相比。除此之外，唯有美国总统林肯的道歉令人难忘，即他发表的连任就职演说。这篇全长703 个单词的演说，为美国的奴隶制而道歉，现在铭刻在华盛顿州林肯纪念馆北面的墙上。我相信这次演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在美国及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哪篇声明如此深刻与勇敢。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格兰特总统最后一次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也算是一篇道歉声明。但我认为格兰特其实是在申辩，是在合理化他的所作所为，为自己找借口。

就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或历史学在系统研究道歉这门学问。学习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学生，可能很熟悉下面这两次有名的道歉。1077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来到意大利的卡诺萨城堡，赤脚在雪地里等了三天，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赔罪，希望教皇不要开除他的教籍。第二个道歉来自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起因是他在1170 年指使他人谋杀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四年后，亨利二世用苦行来赎罪，他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赤脚走到教堂前，让八十个僧侣用桦树枝鞭打他。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两次道歉是出于当事人的政治策略，因为两人都是和教会起了冲突的国王。

历史上另一种用来处理羞辱和道歉的手段，就是“决斗”，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要是有人感觉受到了侮辱或是名誉扫地，决斗就能在解决纷争方面派上用场。如果冒犯的一方道歉，被冒犯一方的名誉得到恢复，决斗就可以终止。

我收集了不少著名的道歉语录，大都来自19 世纪或20 世纪，它们对道歉的评价都不高：

“永不道歉是人生的金科玉律。君子不会想要他人的道歉，小人则只会利用他人的道歉来谋取好处。”

——沃德豪斯（P.G. Wodehouse，1881—1975），作家

“道歉只能说明那些他们无法改变的东西。”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前首相

“明理之人从不道歉。”

——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Emerson，1803—1882），诗人

“我从不费神为自己辩解……人生的基本法则即是绝不道歉。”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诗人

“永不遗憾、永不辩解、永不道歉。”

——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1817—1893），牛津大学

“永不反驳、永不辩解、永不道歉。”

——费希尔爵士（Lord Fisher，1841—1920），英国海军上将

“一个人的短处第一次被朋友察觉，十有八九是在他道歉的时候。”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英美显贵榜上，缺少了一些声音：这里面没有女人，没有少数族群，也没有所谓“下层阶级”的人。或许这些人的缺席，足以佐证那句老生常谈：“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这也反映出他们在历史上处于弱势地位。或许这些没发言的人，既没有渠道，也没有机会来诉说他们对道歉的价值（或道歉所没有的价值）所持的看法。无论是出于什么缘故，很显然，过去有权有势的人对道歉评价不高，因此也不难想象，他们自己有多不情愿向人道歉了。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赔罪

道歉与宗教和法律的关系

我们假设，相比“二战”前，如今不论在私人还是公共领域里，道歉所扮演的角色都更为重要，那么问题就来了：在从前那些日子里，要是有人被冒犯了，该怎么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呢？我认为，这可以通过两种永不过时的机制来找到可靠的解答，也就是宗教与法律。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宗教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从宗教我们可以看出，忏悔是其信仰的基石。虽然宗教提到忏悔时，说法都大体一致，即忏悔是远离罪恶、回归上帝，但它们也将忏悔描述成在冒犯别人的时候，用来恢复被破坏的关系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宗教学者对忏悔时该做什么的分析与描述，与社会学家所描述的道歉过程是一样的。

当我们因做错事而触怒上帝或冒犯别人的时候，忏悔可以作为一种矫正或消除的方式。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对忏悔的重要性做了很明确的说明。《塔木德》称，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前，就已经创造了忏悔。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写下这个观点的贤人，深刻体察到了人类多么容易犯错，还有人类有多需要宗教的引导来修复这些过错。要维系一个公正、让人得以安居的社会，忏悔（或是俗世里与它近似的“道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全能的上帝要在创造人类之前，先把忏悔备下。

另一个用来处理人类冲突，并且随着时间不断演进的机制，就是法律。如果我们把美国的司法体系看成一个由法律实践和判例组成的整体，就很容易看到，法律从某些方面来说，其结构、功能都与道歉无异。例如，在法律和道歉中，受害者都要求弥补伤害。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律会强制那些加害者（如果有罪的话）去补偿受害者，道歉则是自愿的，除非这个道歉也是法院要求的。我们从这个差别可以看出，通过司法途径只会让当事人的其中一方感到满意，但道歉却可能让双方都心满意足。

事实上，我认为许多法律程序都可以视为经过形式化或仪式化的道歉的替代品。因为它们都包含了认错、解释、自责、补偿、协商这些因素。例如，在刑事诉讼里，以“辩诉交易”形式进行的认罪与协商有可能在审判前进行，甚至可以取代审判。同样的，在民事诉讼里，在审判前进行的协商也可能解决整个案子。如果被告愿意合作，提供对受害者或执法当局有利的消息（也就是“认罪”），就可以减轻罪行（过错）。举例来说，遭谋杀身亡的被害人，他们的家属可能会想知道亲人是怎么死的，尸首又在哪里。解释可以影响罪名（责任）的轻重程度，因为法官和陪审团可以根据罪行是事先预谋的，还是争吵后一时失手的不幸结果来做出他们的决定。通过“被害人影响陈述”，被害人有机会诉说在当下或者在未来任何时候，自己的生活会如何受到罪行影响（解释冒犯行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即使是在刑事案件的宣判阶段，影响判决的因素，也和决定道歉是否有效的因素是一样的：嫌犯是否表现出自责；如果罪犯得到假释，是否会给被害人与社会带来危险；司法体系代表受害者进行报应正义的重要性；等等。

当今社会的道歉热：人们对道歉过程越来越关注

把目光从过去的道歉转向今日，在过去的十年间，关于道歉的报道可谓成倍增长。在这段时间里，我个人对道歉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从来听演讲的听众的类型和反应，我得以对道歉的重要性加以分析。我发现各行各业都有人对道歉有兴趣，这种兴趣广泛而强烈，令我十分动容。

来听我演讲的听众中，包括律师与法律系学生；过去十年来，他们的行业期刊刊登了越来越多关于道歉的文章。警校学生被上司送来听讲，希望他们能掌握道歉的社交技巧，好成为更优秀的执法人员。许多宗教人士，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徒，想要学习跟道歉有关的知识，以加深他们对忏悔与宽恕的理解。成群结队的高中生、主日学校学生与他们的老师一起来听演讲，这些老师期望了解道歉的意义，或许可以让学生在与人交往时表现得更有礼貌。许多退休人士也是我的听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想要化解旧怨、和亲朋好友重修旧好。还有医生，他们因为要不要向医疗过失的受害者道歉、该如何道歉而摇摆不定。最后，我也曾在瑞士科镇，面对来自60 个国家的500 名听众演讲，我们齐聚一堂，为国家内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寻求解决之道。这群听众看来近乎绝望，同时又有坚定的决心，要为他们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寻求复原之路。在面对过这么多不同的听众之后，我的信念更加坚定，即人们对道歉过程越来越关注，这种关注超越了一切人为的界限，不论是国家、职业、年龄、性别还是宗教界限。

未来社会的道歉：可以成为消除怨恨的有效工具

为了推演道歉在未来可能的走向，我要回顾一下近年来让道歉蔚然成风的社会和科技因素。“二战”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了数目惊人的伤亡，以及世人对此的反应。因为这个缘故，不论是发布橙色或黄色预警，还是在没有警报的时候，恐惧都笼罩着我们。战争不再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在许多人眼里是一场伟大的冒险。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是国家之间、公司之间、个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为了共享经济福祉，也为了携手维护这个面临人口快速增长、气候变暖、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地球，我们都需要彼此。我们也能看到，要在国家管理、商业、大学、教会、医院中取得成功，相互依存的关系日益重要。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需要我们摆脱僵化的“上对下”式的威权型组织结构，因为在这种结构里，没有人会为了任何理由向彼此道歉，规矩不能变通，领导者需要让别人相信他们永远是对的。但是在我们相互依存的新关系里，有投票权的人想要什么、客户想要什么、员工想要什么、学生想要什么、教友想要什么、病人想要什么……这些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而少数族群想要什么、女性想要什么，也对经济发展和我们的道德正义感很重要。网络、手机、大众媒体把这个星球上的人联结在一起，这使得许多过错一旦发生，很快就会展现在世界各地的人面前。最后，鉴于女性在社会上的权力和影响与日俱增，而她们（相对于男性）更懂得处理和道歉有关的事，也更善于道歉，由此我们可以预期，在生活的大部分方面，许多寻常的对话方式会有所转变。

所有这些变化——国际战争的危害、脆弱的星球、我们生活的地球村、越来越多的地球公民要求平等、我们所有人之间的紧密联结——都使得人类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瞬息万变的局势促使我们打起精神，聚焦于解决冲突。而解决冲突之道，并非仅仅是浇灭伴随冲突而来的、无法避免的怨恨，而是要承认这些怨恨的存在，对其加以回应。如同本书所述，我坚信道歉可以成为这些努力的有力工具。这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这个审慎乐观的想法有个很大的难题：当国家或群体蒙受羞辱的时候，是没办法和别人建立有来有往的平等关系的。要求国家或群体谦卑地承认过错，满怀同理心地去理解对方的难处，还要行事宽容大度，这是很困难的。他们致力于维护尊严、心理认同感和自我意识，以及自身的物质利益；他们因为遭受羞辱而怒火中烧，一心想着报复。除非对手不再逼迫他们失去人性，以及尊严得以恢复，他们才有可能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这些蒙受羞辱的群体，在当今多不胜数：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还有那些存在于各国的、身心匮乏的人。以上这些群体和国家都遭受了长期的压制和羞辱，地球村的紧密联结，只会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屈辱感，因为那些别人拥有、他们却失去的东西，现在都能通过大众媒体看得一清二楚。精神病医生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指出，美国现在是个蒙羞的国家，因为在“9 ·11”事件之后，这个国家的脆弱面都暴露在世人面前了。这样的心理状态，会使一个人或国家通过恐惧和愤怒的眼光来诠释外面的世界。这可能会削弱他们的判断力，也削弱他们承认过错并加以改正的能力。

我认为，不论是对自己和他人，还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层面，在我们必须了解并加以应对的重要情绪里，羞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著述支持，特别是涉及国际事务的情况，如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洁西卡·斯特恩（Jessica Stern）、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还有公元前5 世纪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不能积极地处理羞辱，可能会引发怨恨，以及家庭（如《圣经》中的该隐与亚伯）或国家（如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残杀。如果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重要族群有能力引发大规模破坏，那么这些国家或群体彼此羞辱所带来的影响，就更不可小觑了。繁荣昌盛的民主国家应该放下自负，谦卑地协助处境艰难的国家和群体恢复尊严。唯有如此，这些国家和群体才有可能参与到道歉与和解的对话中。

结语

道歉不只是承认自己犯了错，并露出自责的样子，它是犯错的人不断改变自己行为举止的承诺。想要化解冲突，除了争论谁更有权势、谁更好之外，还有一种别具意义的方式，就是道歉。在宗教与司法体系里，道歉也以一种略有变化的形式，成为强有力的、建设性的解决纷争之道。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共存方式正在发生剧烈转变，而道歉作为修复社会关系的方法，也日益重要。在过去，个人、群体或国家的道歉常被视为软弱无能，但今天，人们逐渐认为这是坚强的表现。想要好好道一个歉，当事双方都要具备诚实、宽宏、谦卑、担当的态度，还要鼓起勇气才行。

《道歉的力量》，【美】艾伦·拉扎尔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