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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夏志清看起来那么欢乐,其实非常压抑和寂寞


来源:凤凰文化

他就突然讲,每一个人看我像小丑一样,其实我是一个紧张的人,然后他说我其实是很寂寞的,到今天我都记得那个场面,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这么热闹的一个人怎么会寂寞呢。可是《书信集》里,他常常会讲到我很寂寞。

活动现场

 本场活动还邀请了四位青年学者参与对谈,下文分别为孟庆澍、刘大先、袁一丹、李松睿的主题发言,已经发言者审订。

孟庆澍

孟庆澍:在夏氏兄弟思想当中,传统文化的刻印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深

我觉得《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出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乃至对于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研究,其重要史料意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逐渐地彰显出来。这些私密书信的公开,揭示了夏氏兄弟曾经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现代文学史上另外一对著名的兄弟,就是周氏兄弟,这也提醒人们,无论是《摩罗诗力说》还是《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些重要著述的写作都有另外一个人的在场和介入。但是不同的是,周氏兄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兄弟之间的书信,因此也留下了很多谜团,而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出版,恰恰解开了很多的谜团。

《中国现代小说史》大概在1970年代末期被引入中国大陆,观点是非常大胆和新奇的,在我这样后生来看,好像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之作,我个人很长时间都觉得夏志清发现钱钟书和张爱玲,是由于他天资聪颖、眼光独到,非常人所能及也。他的种种事迹常被渲染,甚至成为了飘洋过海而来的学术神话。但是我们看了这个书信集之后,可以看到夏志清撰写此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替饶大卫编写《中国手册》,乃是出于现实生计的考虑,非其志业所在。而且夏志清的许多观点,都是在与夏济安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打磨、修正成型,比如对张爱玲的发现,对沈从文的看法,前后就有多次讨论修正,宋淇等友人对夏志清也有影响。后面几卷书信尚在整理中,但我想《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的生成应该也有夏志清的参与在内。《书信集》的出版,使我们看到了一部学术名著是如何因缘际会,从一些散碎的印象、支离的片段逐渐生长为巨树的,这无疑是对夏志清神话的祛魅,但效果却是积极的,它使后学更真切地触摸到学术名著的生成过程,其运思过程,其实与一般撰著并无区别,从而打消了畏惧胆怯之心,令其有取法乎上的信心,功莫大焉。

《书信集》的出版亦使让我们对对通常隐藏在名著之后的学者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通常对于这样级别的学者,我们不太可能有这样亲密接触,而看到他内心世界的机会。以前知道夏氏兄弟兄弟是英美文学出身,而后转治中国文学,但是看到这些书信才知道,这个背景对于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影响到底有多大。他们一些洞见包括偏见,究竟从何而来。夏志清自己坦承,他对新文学作品看得非常少,而夏济安我估计也是这样。他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新文学作品。而且他们对于新文学都是持批评态度,认为其水准极低。只是在美国难以靠教英美文学谋生,才不得已转向中国文学研究。即便是这样,他们也认为古典文学才是真正的学问,阅读新文学作品对他们来讲“毫无补益”的。所以他们看新文学作品有相当严苛的一面。当然,这个转型过程也反映了当时美台两地的学界生态与学院政治。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一代华人学者在学界如何因应时势、调和运筹、建立功业的生存策略,生动呈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

在这样心灵史的视角之下,我们又可以发现兄弟二人在西化的外表之下,其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父亲虽然是生意人,“思想还是儒家的,孔孟大道理,还经常在嘴上流出来”,而且兄弟两个人家庭观念完全是传统的,都极为孝顺,家庭开支多年都是由他们分摊,从海外寄回上海。父亲中风之后,夏志清因为无法在父亲身边服侍而大哭。而夏济安的性格当中也有克己自制,自尊自立的这样一种儒家性格。他自己也认为,儒家对于人性的认识并不浅薄,而且它的道德也不限于实用道德,“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我自己是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人。”而夏志清很称赞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是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真精神。我觉得兄弟两个人的旧文学功底并不算好,但是他们念兹在兹的是要多读古典,所以在夏氏兄弟思想当中,传统文化的刻印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深。他们对新文学的批评,对文学中道德意涵的强调,在西洋文学的尺度之外,应该也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内。

最后就是一点感想:海外汉学研究其实很难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却与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华语语系文学,有非常深刻和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是人际关系的牵涉和渊源。比如说夏济安的同学是宋淇,而他后来是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庄信正是夏济安的学生,也是张爱玲最信赖的朋友。他在台大更是教出了白先勇、欧阳子等一大批作家。因此,研究者本身对于现代文学有着深度的介入。另外一方面,夏志清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研究的传播,看起来是孤悬海外,但是在1980年代登陆中国,与这些作家的解冻就形成了一种呼应,实际上成为了现代文学接受史的重要环节,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海外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特殊的内在关联,在夏氏兄弟这里表现的特别明显。

那么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夏氏兄弟的中国文学研究,包括李欧梵、王德威的学术研究,在美国学界和中国学界先后传播,是否构成了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小传统?如果说存在这样一个传统或者说学脉,那么它的价值与特殊性在哪里?夏氏兄弟现代文学研究本身现代性在哪里?夏氏兄弟的文学研究受英美文学批评影响很深,但是不是也有某种内在的“中国性”?它和大陆以王瑶为源头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区别在哪里?我以为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出版是有助于展开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这是我的一点粗浅感想,谢谢大家。

刘大先

刘大先:他们始终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坦白讲,我刚刚看完第一卷,第二卷尚未来得及细读,因为这一段时间事情特别多。本来我很少读史料性的书籍或者别人的书信集,但就读本书的过程来讲,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夏氏兄弟的朋友圈颇多现当代史上的文化名人,中间有特别多关于他们自己和别人的类似“杂事秘辛”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信集应该会卖得比较好,一方面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补充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另一方面普通大众读者应该也能从中找到娱乐的趣味。

兄弟之间书信中的倾诉往往带有自我暴露和自我剖析的倾向,显然当初夏氏兄弟在彼此通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将来某一天这些内容会被出版,因而他们在书写的时候,葆有了一种未加修饰的表意、抒情和议论的本真,这与严谨的学术撰述或一本正经的高头讲章那种必要的修辞与掩饰有所不同,在这种本真的文字里他们其实塑造了自身的形象和生活。我们从中会看到很多内容,这些内容至少具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生活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书信集中有大量在国共内战到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而民国政府转至台湾的十几年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性的信息。在这个堪称翻天覆地的大转型时代,夏济安从北京到上海,再到香港和台北的流寓过程中,物价怎么飞涨,普通人怎么应对这种现状,精英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等等。这些细节充满质感,让人能够切实感受到身处其中的一部分人的体验,循此可以触摸到历史落实在生活中的具体运行过程。二是学术史和教育交流史的意义,这方面陈国球老师在访谈中也说过,尤其是夏志清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成长过程,我想这不仅仅是夏志清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是4、50年代留学北美的知识分子具有的普遍性经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课程乃至书单,英文系中新批评的氛围及其对夏氏后来现代中国文学和古典小说研究理路形成的影响。三是王德威老师特别强调的情感上面的内容,在大时代转变的过程当中,个人怎么通过情感的交流,尤其是兄弟之间的彼此互动、互相支撑,在家国政治的大叙事之外,保留了私密情感共同体的一席空间,这种私密空间对于身处历史行程之中而无法或者不愿意做出宏观判断的人来说,是一种消极抵御“惘惘的威胁”的坚硬堡垒,尽管这个堡垒看上去有种逃避的意味。

我以前读过《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先生的某些观点我并不是特别认同,但无疑他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当时在大陆地区盛行的革命史叙事和阶级斗争论的另一种视角可以作为对照,让我们可以更完整地理解在社会总体性变革中的不同侧面。世异时移,不同的观点在碰撞中可能已经生发出新的知识型构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内容。我想说的是,如果将这些书信作为一个历史文本来读,它们所凸显出来的夏氏兄弟形象让我觉得特别的真实,他们有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爱恨纠葛、鄙陋庸俗和灵光乍现的瞬间,虽然我也许并不会喜欢这样的人,但是我会觉得这一切使得他们变得可以亲近,也会因为一些人性上共通的缺陷而有种同情的理解和包容。

在字里行间能够明显感觉到夏氏兄弟都有着比较强烈的身份意识在里面,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和教育条件较之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比较好的。即便逃难到香港之后,夏济安还是住在六国饭店,并不是很差,但是他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就一直在报怨,并且常常因为囊中羞涩而显得自卑。其实他的“没钱”更多是没钱去奢侈地与更上一阶级或富人小姐交往而已。也就是说,他的价值确立是建立在外在的家世、金钱、社会地位等标准上,而基本上没有形成对于自己本身主体的自信。这里有一个颇具症候意味的吊诡:一方面夏氏特别注重自我情绪乃至自恋自大和自我陶醉,另一方面这个自我又非常虚弱,带有绝望和虚无的色彩;一方面孤独的感受萦绕不去,另一方面这种孤独又是孤僻个人式的心理体验,而缺少他人和社会性的映照。我记得有一封1949年9月份夏济安给夏志清写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可能更像一个传统社会中的精英,也即我们所谓的“士大夫”,他们不治生产,而敢于用钱,讲义气,守礼教,保守怀古,反对革新。我觉得这种自我剖析是比较到位的,但在无意识中暴露了自己的短板,那就是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任事担当的一面付诸阙如。从“情迷中国”的层面抽离出来,固然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个人主义个体的选择,日常生活的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但是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这些书信表达来说,我认为他们兄弟尽管所受的教育更多是近代以来的欧美文学和文化,但在其心理观念底部都更像是身份社会中的旧文人,而不是具有现代契约社会里面那种具备现代性理念的知识分子,尤其体现在等级意识和性别观念上。这是另一重吊诡:一方面在观念上由于现代教育带来的远离本国传统的倾向,缺乏钱穆所谓的“温情与敬意”,而注目于自我与个人;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层面又无法摆脱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影响,尤其是在身份等级和性别认知上。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夏氏兄弟尤其是夏济安对于女性的看法,是传统的文人式的。这里面可能有个人性格敏感与脆弱的因素,但更多是在不自知的观念层面。比如他总是在不同女性之间游移不定,一度迷恋自己父亲的老板女儿董华奇,她当时还是13岁的少女,他利用了她的无知抚摸亲吻。不久就跟天津律师公会会长的女儿、南开大学的刘璐心猿意马。而在面临订婚的时候,又在两个人中间充满功利的考量。还有其他在他生命中匆匆而过的不同女性,他都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幻想。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物化的认知。如果考虑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在北京大学任教、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你就会意识到平等观念的缺失。他们兄弟之间讨论的特别多的,除了日常观影的娱乐以及读书生活之外,最多的男女情爱中,不是浪漫主义的激情之爱,也不是传统的婚姻观念,他们永远是特别理性的、带有精明盘算与得失计较的,无疑于“自由恋爱”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事实上直到今日,在涉及到恋爱婚姻与家庭的时候,人们也很难摆脱阶层和经济的羁绊,倒也无法苛责,夏氏兄弟信件中的内容倒是充分显示了现代以来情感结构转型的艰难,是我们考察与研究作为型塑现代文化和情感结构的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的心理与情感的有力个案。

在阅读的过程中,夏氏兄弟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他们始终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仿佛我们在文学史上看到的那些法国“局外人”、俄国“多余人”、日本“逃遁者”、中国现代“零余者”的形象。但这些形象中的个人与时代之间的暌违、情感实践与社会规划之间的扞格,落实在男女情爱之事上不尽相同。所以,最后我想引申出一个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夏氏兄弟对待女性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是如何界定了他们的自我与包罗更广泛的他者?

夏氏兄弟这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游离在中国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外,他们的观念没有经过关于平等理念和性别意识的教育和转化——如果有对于女性的同情那可能更多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他们的教育背景基本上是18世纪以来的欧美精英文学的脉络,不太可能同情劳苦大众,也不太可能构建出一个包括了南亚、中亚、拉丁美洲、非洲的完整的文学图景,无论在经历和情感上都不会有这样一个体验和感知。这些书信提供了极为详细的身世经历与求学思考过程材料,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认识夏氏兄弟的文学判断标准和文化观念的形成,进而考察在49年之后流寓台湾和海外的学人的思想史演进,我想会成为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学术生长点。

袁一丹

袁一丹:在走向性解放的时代,他们偏要扮演悲剧性的禁欲主义者

这次与谈的青年学者当中,我是唯一的女性学者。坦率地说,读这两卷书信集时,一方面很着迷,着迷于他们的才华,时不时也会产生抵触情绪。我想如果夏氏兄弟遇到我这样有一点点学术野心的女性,他们不会特别喜欢。回到正题,1947年到1950年间夏济安、夏志清两兄弟的往来书信,可以作为此前已经公开出版的1946年夏济安日记的续集来读。夏志清作为夏济安书信、日记的保管者,他对这些私人记录的定位是,建议读者“当一部恋爱史来读”,“留给我们一个动乱时代的一个向上、有志气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夏志清说的比较隐晦,所谓“知识青年的苦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性苦闷。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内部讨论,或许尺度可以稍微大一点,来直面这个问题。

读书信集时,我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中国近代知识人的情感生活,特别是带有某种禁忌色彩的恋爱史,作为一个相对严肃的学问话题,而不仅是用猎奇的眼光或八卦的态度来窥探。前不久偶然读到朱自清的一篇文章,题为《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朱自清说,我们活在现代,却太忽略现代的价值,学者往往把生活和志业、生活和思想切割开。

如何从现代生活、从物质欲望、从饮食男女中去提取学术价值?不妨援引周作人的名文——《生活的艺术》。我想,从社会学的眼光,把现代知识人的情感生活放到“生活的艺术”(Art of Life)这个大范畴中来考量。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性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特别感兴趣,曾说如果不懂性心理学,不懂精神分析,就弄不懂他这个人。《生活的艺术》中有句话我印象颇深,周作人说:“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和新的节制”。所谓“新的自由”和“新的节制”,是针对传统士人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样态:带着礼教的假面,要么禁欲,要么纵欲,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摆荡,无自由、无节制。周氏所谓“生活的艺术”,简言之就是在纵欲和禁欲之间寻得一个平衡。

这一时期夏济安一度对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感兴趣。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看重性爱与人生的关系。夏济安也认为sex(性)是人生顶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对sex(性)的态度就可以代表他整个的人格。夏氏兄弟书信集,无疑是我们讨论现代中国知识人的性道德与性苦闷的绝佳材料。

在蔼理斯的性心理研究当中,把性道德分为三种:理想的(前瞻)道德、实际的(习俗)道德、传统的(顾后)道德。现代知识人的性道德,既有随俗从众的一面,也有惊世骇俗的一面。现代知识人的性苦闷,往往是因为瞻前顾后、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过剩;但对研究者来说,正好可以利用其书信日记中喋喋不休的自供状来分析他们的精神结构。夏氏昆仲尤其是夏济安这个案例的特殊价值在于,其生在一个逐渐走向性解放的时代,却偏要扮演一个悲剧性的禁欲主义者(a tragic ascetic)的角色。

夏氏兄弟的情感生活,在现代中国知识人当中,或许是非典型性的。但也有个别相似的案例,可以跟夏氏昆仲放到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他们的前辈吴宓,另一位是与他们生活不乏交集的卞之琳。

吴宓苦恋毛彦文的故事众所周知,姑且不谈,我在读1937年吴宓日记时发现,七七事变后,滞留在北京的知识人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吴宓也在为去留问题纠结,但他不完全是从民族大义,或个人事业前途来选择去留。在这个关节眼上,以情圣、以失败者自居的吴宓,还牵挂着一位代号为K的女学生,甚至套用明清之际吴梅村与卞玉京的故事,来附会二人的情感纠葛。与事变前后吴宓不合时宜的痴情类似的是,夏济安在四五十年代的历史大动荡中,始终沉浸在一段接一段无疾而终的苦恋当中。

卞之琳曾在夏氏兄弟书信集中现身,几次出现都在倾诉他中年失恋的苦闷。不久前读到张充和谈卞之琳的一篇文章,张充和以为卞之琳编造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张充和自认为没有“惹”过卞之琳,不敢惹,也惹不起,因为卞之琳是另一种人,敏感而内敛,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卞之琳与张充和的故事,与夏济安几段“剃头挑子一边热”的单相思,是同类型的。

在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夏氏兄弟在感情问题上推心置腹的坦诚相见,但很少能听到被议论的女性的“回声”。有意思的是,夏志清在编《夏济安日记》时,特意收录了董同涟的一篇回忆文章。董同涟是夏济安在台湾时期的单恋对象。与张充和谈卞之琳的态度相似,从这篇回忆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段情感故事的两种讲法。

吴宓、夏济安、卞之琳,代表了近代知识人情感生活的某种类型。三人的基本性格,带有哈姆雷特的气质,都耽于幻想,缺乏行动力,过分敏感,长于自我剖析。三人的情感悲剧,用夏济安的话说,“是恋爱尚未失败,已经去写《少年维特之烦恼》”。

这种情感类型,我姑且命名为“纳蕤思”型(Narcissism)。大家都熟知纳蕤思的神话:“纳蕤思是十全的美,也就因此他是纯洁的;他鄙弃山林川泽的女神们——因为他恋慕自己。没有一丝风搅动泉水,他在那里,宁静的,低着头成天凝对自己的影子。”(纪德《纳蕤思解说》,卞之琳译)。夏济安不断陷溺的情感历程,始终停留在触不可及的中途,没能完成最后“占有”的动作。“占有”的动作,会破坏纳蕤思临水端凝的姿态。

我对夏济安身边的两位心腹密友:钱学熙和程绥楚,也很感兴趣。夏济安在最初几段感情中的反常之举,都是这两位军师从旁策划的。夏济安日记中有一个细节,经钱学熙认定,李彦是夏的true love,夏济安恍然大悟说,以前只以为李彦在精神上像他,没想到她长得竟也像他,自己看中李彦恐怕还是Narcissism的关系。李彦也罢,夏济安后来迷恋的几位女性也罢,都可视作其临水顾盼时看到的自我的倒影。

我最后想谈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夏济安恋爱观中的宗教感?无论宗教,还是恋爱,在夏济安的精神结构中,都处于与ego(自我)的紧张对峙中。他要借助对上帝的爱、对他者的爱,来反抗自我的专制。因而夏济安的浪漫主义中,有一种类似宗教的情绪与尊严,因恋爱与宗教的位置相似,都要打破自我的甲壳,起到灵魂扩张的功能。

李松睿

李松睿:他们没有任何家国意识,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我读书信集的一些感想,最开始收到书的时候,发现这么厚,我吓了一跳,但是真正读起来的时候,我读得还是非常开心的。我的第一个感触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去读夏志清、夏济安先生的书信集,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距离的意义。今天如果到国外去的话,我们会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中文世界里,用微信、QQ等社交软件与以前的朋友交流,人们其实并不觉得怎么寂寞,也不太觉得身处在另外一个空间。而读夏志清和夏济安的书信的,尤其是看到他们处在冷战格局之下,因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身处冷战的另一端,夏志清在台湾要给上海的家人汇款,都要通过香港,甚至英国转账,这可以让今天的人们重新意识到历史的区隔,以及空间、距离的真实含义。因为冷战分裂对我们来说是一段往事,而对于夏济安和夏志清,那是直接铭刻在他们的身体和情感之上的。由此,我们才会发现,一部书信集满纸写的都是寂寞两个字。我们会看到夏济安仔细地分析自己的恋爱,他用什么样的策略去接近某个女孩子,某个女孩子今天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这句话大概有几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什么?第二种和第三种意思又是什么?他非常详细地在信中分析自己的恋爱,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他非常寂寞,否则,谁有会有那样的心情这样分析自己呢?而且夏济安、夏志清这两个人都特别特别骄傲。从信中,你会发现他们对周围的人都瞧不起,他们觉得自己身边最聪明的人。这样的两个人当然更会感到寂寞,那种感觉会不断地让他们焦虑。这是书信集给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点,是这部书信集让我们感到夏济安、夏志清都是真正的“真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会经常处理日记、书信这种材料,因为有很多书信和日记流传下来,并得到公开出版的机会。不过合格的研究者都会知道,现代作家的书信、日记不可全信。有时候,作家会在日记中,在书信中塑造自我的形象。有一些作家在写日记和写信的时候,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直抒胸臆,而是要在其中塑造出一个让自我满意的虚幻形象。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日记或者书信将来一定会出版,因此不能在书信中破坏自己的完美形象。甚至有一些作家会事后修改自己的书信和日记,把那些他认为有损形象的话删掉。但我们今天讨论的这部书信集很不一样。我们会看到夏志清和夏济安两位先生非常真诚,完全把自己非常内在的一面暴露出来,没有任何隐瞒。应该说,他们并没有任何愿望,肯定也没有想到,这些书信将来会公开出版。所以这些信件中的形象是特别真实的,这就非常难得。第二卷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夏济安他在台湾的时候非常无聊,向弟弟夏志清说,有什么事情能让我高兴些?就是在宿舍里喝喝小酒,吃小菜,挖挖脚丫。这个挖脚丫这个细节,我们很难在其他作家那里看到,也不会有人把它写出来,而这兄弟两人是无话不谈的,也没有顾及自己的这种形象,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在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少见的两个“真人”。

第三点,是我会发现在20世纪40、50年代这样的历史大变革中,他们两个人非常特殊,是当时少见的。我们知道,40、50年代之交个巨变的时代,很多中国人在此时遭遇国家巨变,不得不为民族前途而奋斗。那个历史巨变推动着每个人去面对中国到底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这部书信集的第一封信写于1947年,当时正好在进行国共内战,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当然知道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但是对于当时人来说,很明显他们并不知道前途究竟如何。这个时候,我们相信,那些有家国情怀的人会严肃思考这些问题,历史会推动他们做出自己选择。可是,夏志清和夏济安却很像世界公民,国共内战、民族命运的发展好像都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口味是世界性的,看的是英美文学和好莱坞电影,他们完全不关注国家、民族这些东西。我这里非常惊讶,他们没有任何家国意识,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这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学口味。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对于关心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评价不高,觉得这种文学写作方式要么可以写成喜剧,要么可以写成讽刺,都不是好文学。而真正好的文学,要对人类的道德状况进行探究。因此,他们始终在一种普世的,全人类的标准下对文学进行评判。不愿意关心现实世界,但对抽象的道德问题极为关心,是他们的文学观念的核心。

刚才袁一丹谈到那喀索斯这样一个形象,这就涉及到我要说的第四点。我觉得如果对夏济安、夏志清进行心理分析,那么他们是非常典型的自恋型人格。虽然在整部书信集中,两个人你一直在讨论爱情,讨论如何爱别人。但他们对爱情的方式,跟我们想象的爱情非常不同。比如说,夏济安在考虑爱情的对象时,首先要考虑说是不是能够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谈到一个女孩子,表示自己追她可能比较容易,但这个女孩子长得不漂亮,如果带着这样一个不漂亮女孩子出去的话,在朋友面前没有面子。因此,说来说去,虽然这部书信集基本上在谈怎么爱女孩子,但他们两个人其实谁也不爱,只爱他们自己。你会看到,夏济安、夏志清总是在谈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永远要穿非常挺的西装,在人前显示出面子和架子来。或者说,自己的生活不能太苦了,因为自己没有汽车所以不追女孩子。在这里,他们首先想到的都是自我形象。因此我觉得兄弟两个,尤其是夏济安先生,他更多想到的是自我,虽然他追了那么多的小姐,董小姐、童小姐、秦小姐……包括国外的女同学,各式各样的Ruth,但他其实是无能于爱的,他永远想的是自我形象是怎么样的,而不是我如何去爱。他永远要从别人那里获得些什么,却不愿意付出一些真心。夏志清先生的首任妻子说夏济安追女孩子仍旧停留在中学生阶段,我觉得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中学生阶段在人格上处在自恋阶段,而夏济安先生与人交往一直处在自恋,他只能爱自己。这是我读这个书信集的一些感想。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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