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实验室”团队解散，但这个时代需要非虚构

“ONE实验室”团队解散了。

这个聚集中国”最优秀非虚构作者”的团队，本来寄托着产生下一个《后会无期》或《乘风破浪》的希望，他们当中，也许可以再出现一两个高票房电影的原著作者。《太平洋大逃杀》可以被改编成一部精彩的悬疑大片，《黑帮教父的最后敌人》已经拥有一部优秀人物传记电影的底色。这些文章曾经都是微博、朋友圈的热门爆款，但创造它们的团队走向影视化的计划却暂告搁浅。

“ONE实验室”负责人林珊珊表示，原班团队会成立新工作室，继续做非虚构故事，方式是和一些内容平台合作。而担任原亭东文化首席内容官的李海鹏，将回去写小说。这帮中国最优秀的特稿写作者还是会继续写作，只是不再对“非虚构作品影视改编”要求那么迫切了。

而上一次引起对“非虚构文学”的大讨论大概是两年前了。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非虚构文学作家、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世界文学圈里引起很大轰动，此乃丘吉尔之后第二个获奖的非虚构文学作家，前后时隔62年。多有论者认为，这是非虚构文学的胜利，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世界文坛开创了新的纪实体裁的认可，也是对所有从事非虚构文学的作家的褒奖和肯定，使他们对自己创作的意义有了更坚定的认识。

阿列克谢耶维奇

“非虚构写作”：把自己想象成摄像机

“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1979年，巴尔的摩太阳晚报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医学报道《凯利太太的妖怪》，作者将凯利太太所得的动脉瘤比作妖怪，记录了医生进行一次失败手术的过程。这篇文章将新闻性和文学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得到了普利策奖评委会的青睐，并由此开始增设“特稿写作”奖项，一种新型的文体从此登上了写作的舞台。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就提出了“非虚构小说”这一概念。这种以小说的形式、新闻报道式的客观视角，反映社会事件的小说类型，在美国迅速发展，甚至动摇了由霍桑、麦尔维尔奠基的，由马克·吐温、海明威、菲茨杰拉尔德等构筑的美国传统小说的根基。美国“非虚构小说”潮中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作品，包括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试验》、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等，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

有学者认为美国五六十年代社会的剧烈变化是非虚构文学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那一时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真实”犹如一道闪电，劈开作家身处的繁复时代上空的层层雾霾，让人直面这一时代的生活和心灵，并且看到生活内部的细微灰尘和纹理。

杜鲁门·卡波特

纵观美英非虚构文学作家的创作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创作不再致力于追求高远的理想，也不再是塑造人类的灵魂。它们打破了近百年来文学中固定的精神镜像，对传统那种玄而又玄的理念或者深度模式进行了摈弃，不再一味地追求过去传统文学中所追求的英雄主角和伟大主题的模式，也不再对社会或者世界进行形而上的冥思，更不会沉侵于乌托邦的梦想之中。通过叙事、写真、传记、新闻报告等形式将那些平凡的、来自生活实际的、人们所密切相关的事情进行扩大、展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反思。

在中国，“非虚构”的发展得益于报告文学的逐渐淡出，媒体开始摸索新的报道形态，以规避旧有的局限性。因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特稿的概念来替代原来的报告文学和通讯，各大报纸开始纷纷进行特稿的实践。

1995年1月，中国青年报首先推出《冰点》专栏，记者开始运用特稿形式记录小人物的命运，1996年华西都市报成立特稿部，2003年南方周末将记者李海鹏所写的《举重冠军之死》认定是报史上第一篇特稿，并在之后设立了特稿版，从此全面开启了非虚构写作的新闻实践。

在这期间，李海鹏、南香红、关军等大量优秀的写作者涌现，他们以细腻的笔法，冲突的情节获得了大批读者的拥趸，特稿逐渐形成了潮流。不仅是传统的报纸，电视媒体也开始仿效实践，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都深受特稿写作形式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阅读习惯开始发生改变，再加上特稿的写作和采访周期较长，成本较高，相较于报纸，杂志有更多的时间和财力推动这一写作类型的发展，大量优秀的特稿开始频繁在杂志上出现，特稿的阵地逐渐发生转移。其中就包括《南方人物周刊》和《人物》杂志。

国内竞相出现的“非虚构写作”平台

2009年以后，《时尚先生》《GQ智族》等时尚类杂志的加入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时尚先生》在李海鹏的带领下成立了特稿实验室，《GQ智族》旗下则集聚了何瑫、曾鸣等一批优秀特稿作者。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给了杂志更多的渠道去发布优质内容，《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等特稿在微信微博广为传播，引起社会的热烈反响。

与此同时，新兴的非虚构写作平台开始大量涌现，例如“地平线”“商业人物”“全民故事计划”“人间”等，他们大都以微信公众号和线上线下写作社群的方式出现，除了一批记者专职特稿写作外，他们鼓励每一个普通人写出属于自己的非虚构故事，从此，非虚构写作成为了全民化的写作。

非虚构写作者们将细节隐藏在文本中，通过真实的描绘，让读者和主人公产生共鸣，并引导着故事的发展和走向。曾有非虚构写作者表示，“采访的时候要调动你一切的感官。除了耳朵之外，视觉、味觉、触觉、嗅觉，你要记录一切不寻常的环境细节。阳光、风、水声、味道，甚至触觉，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部摄像机，一部有人工智能的摄像机，这是我除了关键细节外，记录最多的东西。”

这个时代需要非虚构

在作家李敬泽看来，“非虚构”是人类为了真实地、具体地认识世界和书写世界而采取的一种写作方式，它要求的是一种确切、可以印证的，具体而感性的真实。就像刘震云先生曾说，“一方面我们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多，甚至太多，但另一方面实际上，我们又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少，乃至一无所知。”在这个信息海量涌现的时代，我们特别渴求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希望对世界的理解不仅仅是片断的、零散的，而是深入的、具体的。

因而，李敬泽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非虚构，特别需要探索非虚构的精神、伦理和技巧。“非虚构的写作不是一个题材问题，它首先是个精神问题，是个伦理问题，是一个写作者与这个世界，与它的读者之间的一种伦理的、道德的承诺，践行这个承诺。”李敬泽说，这种承诺不仅是一句空话，它要求写作者去充分地磨炼技巧、掌握在这个世界的纷乱现象中去捕捉和确定“真实”的能力，同时对遵守和恪守重要的写作规范的一种要求。

非虚构还代表，生活中确实在发生着的事情，波澜不惊，但它确实是在进行。可它进行的步骤，几乎很难看到痕迹，引起我们的注意。非虚构的东西是这样一个自然的状态，它发生的时间特别漫长，特别无序，我们也许没有福分看到结局，或者看到结局却看不到过程中的意义，我们只能攫取它的一个片断，我们的一生只在一个周期的一小段上。

李敬泽

很多专家都撰文谈到，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表现现实，非虚构写作都体现出一种“介入性的写作姿态”，改变了以往一些作家依靠“二手材料”进行随意想象的写作习惯。作家们将自己的视野打开，带着一种问题意识、批判意识，深入到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积极地观察社会人生。

非虚构写作所涉及的领域大多具有公共性。《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危机、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家庭的裂变；《上课记》记录了来自城市和更多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重新呼唤“理想主义”的光芒；《中国，少了一味药》以作家自己“卧底”传销组织的亲身经历，鲜活演绎“传销”这颗社会毒瘤屡除不尽的缘由……

现实生活比想象和虚构更精彩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一种“非虚构”小说都不可能完全摒弃“虚构”成分。“虚构”是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而“非虚构”只是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样的。“非虚构”试图以体验的形式来接触一种新的生活，接触一个新的群体，所得的感受和认识，也难保不会失真。这种真实，终归是有限度的，非虚构之“非”，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接近真实的努力与意愿。

看《史记》的《刺客列传》那一节，在司马迁写的五个刺客之间，都有这样一句话：其后多少多少年而某地方有某某人之事。每一段都是这样。“百六十有七年”，“七十余年”，“四十余年”，到荆轲出现之前是“二百二十余年”。这就是从非虚构到了虚构。

在特别漫长的时间里，规模特别大的空间，确实有一个全局的产生。但这个全局太辽阔了，我们的眼睛太局限了，我们的时间也太局限了，我们只可能看到只鳞片爪，而司马迁将这一个浩大的全局从历史推进文本，成为目力可及的戏剧。

而且很多时候，现实生活比想象和虚构更精彩，或者更残酷。

凤凰卫视记者在汶川北川中学采访的时候，学校塌成了废墟，镜头中有一个男子拿着长的铁锹在那默默地找，摄像凑上去问大叔找什么，他没有说话。记者又问，过了半天，他平静地说：“我女儿死在这里了，我前两天把她带回去，但是少了一条腿，今天再来找找。”

所有人停在了那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镜头中，中年男子走远。任何戏剧化的写作，任何编剧都编不出，这就是非虚构真正震撼性的力量。所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说过：“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北野武也曾经说过，“死三十个人不叫死三十个人，是一个人死了这件事情发生了三十次”。

好的“非虚构”给人的印象应该是既难以置信，又深信不疑。难以置信在于，原来在地球的某一处，有这样的人，过着这样的人生；深信不疑却是因为，写作者通过细致的观察描写、详实的资料呈现、触动人心的采访，把这样的人和他们的人生真实地呈现在了你面前，讲述了一个动人的、蕴含某种意义的、非虚构的过往。

“非虚构”不只是新闻，还是故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