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上层社会的芭蕾舞女演员，为何藏匿光辉道路领导人？

据说光辉道路的领导人古斯曼最终并不是被军方抓住的，而是被一个警察上校抓获。这个上校的身份和他使用的手法十几年来一直是国家机密。不过这个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

据报道协助光辉道路领导人藏匿的来自上层社会的芭蕾舞女演员又是谁? 她为什么要去保护一个致力于推翻她得以受益于其中的阶级体系的革命者?

金·麦夸里沿安第斯山脉前往秘鲁，探寻关于“光辉道路”游击队运动的故事。1986年，他首次到达利马，亲历了如火如荼的战争，突如其来的断电和刚刚开始实施的宵禁政策；1989年，也是在利马，金·麦夸里找到了关押着200多民光辉道路游击队队员的坎托格兰德监狱，并与多名囚犯深入交流，“到处都是混血女子和悬挂的红旗”；2011年，金·麦夸里找到了那位藏匿古斯曼的芭蕾舞女演员马里察，她有着绿色的眼睛和明亮的笑容，虽然已经被关押了近20年，但她还保持着舞者的苗条身材，依然很漂亮，也依然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还有经过三年紧张、高风险、面对面的斗智斗勇后抓住古斯曼的情报小组创建者贝内迪克托·希门尼斯。当48岁的古斯曼发动他的战争时，贝内迪克托还只是个27岁的警察，从警校毕业刚刚四年。

凤凰文化特摘取了《安第斯山脉上的死亡》的第三章《抓捕光辉道路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中的部分片段，与读者共享。受篇幅所限未能完整呈现，片段顺序亦有所调整，小标题为编辑所加。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授权发布。

古斯曼

羞涩的私生子，和他失败的初恋

光辉道路的创立者阿维马埃尔·古斯曼·雷诺索（Abimael Guzman Reynoso）出生于1934年。他的父亲是省城里的一个小生意人，已有妻室，而他母亲则是个未婚的女佣。曾经一段时间，古斯曼的母亲就住在阿雷基帕市（Arequipa）中距离自己情人家不远的地方。这座城市位于秘鲁南部的安第斯山脉之上，是一座华美的殖民城市。这里的教堂和建筑都是用白色的火山浮石建造的。在古斯曼只有几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决定离开这里，于是把年幼的阿维马埃尔送到自己居住在海岸地区利马的兄弟家抚养。到古斯曼8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彻底抛弃了他，她在写给自己儿子的最后几封信中说：“我的儿子，照顾好你妈妈的孩子，因为现在只有你能照顾他了。”换言之，从此刻开始，古斯曼就要靠自己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

所有人都说古斯曼是一个沉静、内向的人。他因为私生子的身份而一直受到别人的非难，不过他仍然是个好学生。被父母遗弃，又没有兄弟姐妹，甚至连朋友都没有的古斯曼选择用阅读来逃避现实。此外，他还很喜欢听收音机或去电影院。与此同时，古斯曼的父亲一直在阿雷基帕市经营着自己的会计业务，而且依然在外面拈花惹草。除了和自己妻子的婚生子女之外，他和不同的女人生下的私生子至少还有十个以上。古斯曼和这个遥远的父亲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偶尔会通信。到古斯曼15岁的时候，他的书信最终还是被父亲的妻子发现了。不过，这位妻子不但没有毁掉信件，反而邀请自己丈夫的私生子来和他们一起生活，后来她对那些和古斯曼同父异母的其他私生子兄弟姐妹也都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在阿雷基帕市，古斯曼入读了一所私人学校，为人处事也一直很低调。他喜欢下棋、读书，偶尔踢踢足球，不过总体来说他是个羞涩的人，总是把感受藏在自己心底。每当参加集体活动时，他给人的印象都是巴不得别人忽视他的存在。如他同父异母的姐妹苏珊娜（Susana）后来说的那样：“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表现得］像是他认为……［他父亲的］家人会对他感到失望或是会把他当作一个恨不得摆脱的麻烦。”

1950年，古斯曼16岁的时候，秘鲁正处于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将军（General Manual Odría）的独裁统治下。附近一个学院（colegio）的学生指控他们的校长挪用了学校的基金，于是封锁了学校举行抗议。市长随即下令出动坦克进行军事攻击，而学生们则投掷砖块作为回击。学生中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袭击中受伤，他的同学们把他抬到了阿雷基帕市的中央广场。大批的学生迅速地集中到此并进入教堂，敲响了铜钟。市民们也开始汇集到广场上，有些人攻占了兵营，有些人从教堂二层推下了一架钢琴，砸到了广场上。之后人们又点火将兵营烧成了平地。受够了两年来的独裁统治，抗议者们宣布脱离政府的管辖，并开始选举他们自己的省级议会。至此，最初的校园抗议已经升级成为反对秘鲁政府的暴动。

独裁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马上派出军队包围了城市并向广场进军。当抗议者派出代表团前来谈判时，军队却开火了。接着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屠杀，士兵们射杀了大量抗议者并将幸存者关进了监狱。暴动发生时，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和他的家人就住在几个街区之外。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流了很多血……我看到了人民的战斗精神……人民无可抑制的怒火支持着他们反抗屠杀青年的暴行。我还看到他们是如何与军队战斗的，逼迫军队不得不退回自己的营地。政府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集更多兵力来镇压这里的人民。这次事件……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因为由此……我懂得了只要人民团结起来……无论多么强大的反动派都会感到惧怕。

这次暴动四年后，古斯曼被阿雷基帕市的圣奥古斯丁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San Agustín）录取。这个肤色白皙、有黑色卷发、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很快就遇到了自己的初恋——邻居家美丽的女儿，她的父母都是学校的教师。据别人说，古斯曼陷入了情网，而女方也对他报以同样的深情。不过，和古斯曼最喜欢的那些好莱坞电影不同，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并没有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女方虽然年轻貌美，但是家里没什么钱。古斯曼虽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产阶级生意人的儿子，但他毕竟不是婚生的。女方父母担心女儿的追求者将来继承不到一分钱，坚持让女儿把眼光放高些，于是事情发展成了一部秘鲁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古斯曼最后一次见到他心爱的姑娘是在他一个亲戚的婚礼上。姑娘和她的父母一起出席，虽然他们禁止她见他，但是古斯曼一直在等待时机邀请她跳舞。女方的父亲虽然心里不赞成，但还是看着两人进入了舞池中央。他们一起跳了一会儿舞，然后她靠近古斯曼跟他说了一句什么。根据古斯曼的姐妹苏珊娜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她突然不跳了，曲子才到一半她就停住了舞步，而他则不得不礼貌地离开了……舞会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站在一面［全身］穿衣镜前，然后用尽全力把镜子踹了个粉碎。”自此古斯曼再也没提过那个姑娘的名字。苏珊娜后来写道：

这个姑娘……实际上决定了当今秘鲁的历史。在那时……［阿维马埃尔］仍然算半个天主教徒，如果他们结婚了，也许他现在就会成为一个有钱的律师。他真的非常爱她，一定会满足她和他们的孩子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失去她之后，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思考他所谓的“生命的不公”上。他对自己失去了兴趣，不再在乎自己的安危或幸福。人们说他在学校里成了左派，但是我相信其实他从童年时期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左派了。索菲娅（Sofía）是唯一能让他离开那条道路的人，但是她不能或是不愿意那样做。因为如果她真的想要和他在一起的话，她父母的命令根本影响不了他们。人生中的事往往就是这样！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授

最终将领导游击队战争，并让秘鲁陷入分裂的古斯曼此时只是一个伤心失意的单身汉。于是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到了他所学习的两个专业中：法律和哲学。秘鲁此时仍处于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将军的统治下。像其他很多学生一样，古斯曼加入了共产党，开始成为一名兼具工人和知识分子双重属性的基层革命者。然而作为一名学习哲学的学生，古斯曼和其他大部分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深入研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德国哲学家撰写的著作。古斯曼在27岁时获得了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和一个法学学位。他两个专业的毕业论文题目分别是《论康德的空间理论》（The Bourgeois-Democratic State）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About theKantian Theory of Space）。后一篇的标题就明确地证实了古斯曼此时已经成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这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的导师，同样是阿雷基帕人的哲学教授米格尔·安赫尔·罗德里格斯·里瓦斯（Miguel Angel Rodríguez Rivas）说，“古斯曼是最高水平的理论家。”

阿维马埃尔·古斯曼28岁时接受了到阿亚库乔（Ayacucho）做一名哲学教授的工作。这座小城只有1.7万人口，是安第斯山脉上的一个省级首府，该省也是整个秘鲁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当地大学里的学生大多是说盖丘亚语的农民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就在附近的乡村里种田，但他们辛辛苦苦耕种的土地并不归他们所有。古斯曼是在1962年接受这份工作的。那时距离西班牙征服者野蛮占领秘鲁大约已经过了四个世纪，而秘鲁的社会状况还是：全国0.1%的人口拥有60%的可耕种土地，25%的人口没有上过小学，只有30%的人口进入了中学，还有30%的人口是彻底的文盲。全国25个大区之一的阿亚库乔大区的情况则要比这个数字更加严峻。古斯曼作为一个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儿子，有机会接受了高等教育，所以当他第一次接触到秘鲁农村的农民时，后者的处境让他深受震撼。后来他写道：

现实扩展了我的眼界，也拓宽了我的思维……阿亚库乔的农民们非常贫困……我看到人们像奴隶一样在农场里工作，还要自己准备食物。我见到的有些人要走几十公里、自备食物来工作。我看到了农民们的挣扎和他们受到的严重剥削。我能够感受到贫苦的秘鲁农民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中奋斗和工作的艰难处境。但是他们并没有湮灭在历史中，相反他们不畏任何困难，充满活力地奋斗至今。他们才是这片大地的基石。在我眼中，农民就是秘鲁的基石。

古斯曼的学生就是这些农民的儿女，他们也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才能最终进入大学的。古斯曼很快就开始教授他们希腊语和德国哲学的课程，尤其是他最喜爱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古斯曼毫无疑问是对哲学充满热情的，他的学生们很快发现他对教师的工作也同样充满热情。正如几年前一样，参加哲学讨论再一次让古斯曼从自己封闭的外壳中走了出来。渐渐地，年轻的教授身边聚集起了一批追随者，他们进行的非正式的讨论会常常持续到深夜。古斯曼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农村学校里的教师，他们又把从自己的教授那里学来的东西传授给了小教室中那些穿便鞋、说盖丘亚语的学生们。马克思的哲学就这样渐渐地传到了大学以外，就好像在羊毛上滴一滴颜色，它就会迅速洇开一样，马克思主义就这样传遍了地势崎岖不平的阿亚库乔。

在业余时间里，古斯曼全身心地投入秘鲁共产党的活动，已经逐步晋升到了秘书长的职务。虽然他对哲学教授的工作仍然全心投入，但是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终极问题”：“哲学家只是去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马克思写下的，他在分析了历史和社会之后得出了暴力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的必经之路。然而马克思本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流放中，因此他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直到马克思去世之后，列宁、毛泽东等人才实质性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获得了成功。

蛰伏在安第斯山脉上海拔9000英尺的阿亚库乔的这段时期里，古斯曼渐渐认识到他的使命已经不再仅仅是传授，而是行动——要把让他如此着迷的哲学贯彻到行动中去。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马克思的关于社会形式“必将”从原始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进化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只是一种理论。但对于古斯曼而言，马克思的观点已经成为他脑海中人类发展的“自然法则”。如果一个真正的信徒的定义是“坚定地持有某种信念，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心怀崇拜”，那么古斯曼显然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像马克思一样，古斯曼开始相信一个光辉灿烂、没有国家存在的未来在等着人类去实现，哪怕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要依靠枪炮。古斯曼后来宣称：

我们要记住……只有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才是悲观消极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永远是乐观的，因为未来是我们的——历史已经注定，我们要做的就是勇往直前地继续我们的事业。

古斯曼相信，秘鲁的贫穷是具有地方特性的，因为从西班牙征服者来到这里后，资产阶级就占有了一切，并一直剥削着劳苦大众。他认为消除贫困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然而，从教授转变为革命领导人对于古斯曼而言，也是一条精神上的“卢比孔河”——跨过去就没有回头路了，这对于他的人生是有巨大影响的。毕竟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是一位守法的工薪阶层，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他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继续向大批的学生教授他最热爱的马克思主义。也许将来有一天，他的学生中会出现一位革命领导人来把安第斯山脉推进革命的烈焰中。

“光辉道路”的宣传海报

从知识分子到革命家

然而事实是从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的某个时间起，古斯曼渐渐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位大学教授，而是把自己看作一位未来的革命领导人。他身边也已经有一小拨学生不再是单纯地相信他所教授的主义，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样坚定地相信古斯曼这个人。古斯曼最终认识到，如果自己真的相信自己所教授的一切，那么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应当是把他的话——也就是他的信仰——付诸行动。

“知识分子——我怎么看待他们？”古斯曼后来说，显然是为了划清自己和那些只说不做的哲学家的界限，“……他们能做的只有说教。似乎对这些人而言，说说就足够了……［然而］不管你说得多么正确，话语总是很容易被击碎的。”

1965年，当古斯曼还在阿亚库乔过着平静的生活时，秘鲁爆发了一次起义。两支游击队开始袭击安第斯山脉多个地区的大庄园和警察站。这两支游击队属于一个名为“左派革命运动”（MIR）的组织，这个组织认同切·格瓦拉的理论，相信仅凭一支武装的革命者（foco）小队就可以获得当地贫苦农民的支持，从而发动群众战争。然而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成员主要都是来自利马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学生和职业人员，他们既不会说盖丘亚语，也没有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生活的经验。相反，秘鲁的武装军队则接受了美国反暴动专业指导和他们提供的汽油弹，所以很快就消灭了这两支游击队，并杀死了他们的领导人。

两年之后，也就是1967年，切·格瓦拉亲自在玻利维亚尝试了他的革命理论，主要依靠一小拨古巴革命者和几个在1965年革命失败后幸存下来的秘鲁人。然而同之前以利马为基地的中产阶级游击队一样，切·格瓦拉的队伍也没能成功征召到哪怕一个农民加入他们。切·格瓦拉和他的队伍根本不了解周围的文化环境，也没有花时间或是只花了一点点时间动员当地人民参与武装斗争。结果就是当地人把这些古巴人看作外国人，而且很快就开始向当局通风报信。和对付秘鲁游击队的策略一样，玻利维亚的军队很快就使切·格瓦拉的队伍被当地人民所孤立，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并消灭了所有的力量。古斯曼这个执着的游击队运动研究者仔细地研究了前述这些起义的结果，后来他轻蔑地称切·格瓦拉无果的努力是“业余游击队”的事业。

切·格瓦拉的失败实际上凸显了古斯曼已经意识到并坚决想要避免的几个错误。显然，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是了解当地情况与文化的游击队员。把外来的游击队员硬插进来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了。动员当地人民参与游击战争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在开第一枪之前就要先抓住农民的“心灵和思想”。古斯曼的结论是：只有在给当地农民做好政治准备之后才能开展武装革命。因此，古斯曼耐心地进行着他让马克思主义理念缓缓传遍整个阿亚库乔地区的努力，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努力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到1976年，做了14年大学教授的古斯曼已经教出了成千上万的学生。这一年他从学校辞职，开始全心全意地筹划他的革命运动。又过了四年，在1980年发起内战的前夕，在只有一小拨未来的革命家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古斯曼忠告他们要坚强地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未来：

同志们，我们即将迎来巨大的破裂……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将成为历史的主人公：我们是负责任的、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我们将揭开新的黎明……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所有的劳动者，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民，我们的党和党委会、基层人员和领导者们：20世纪所有伟大的运动将在历史的这一刻达到巅峰。预言即将实现，未来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盼望的未来需要我们用生命来实现，为了人民，为了无产阶级，为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志们，我们付出多少努力就会实现多少功绩……未来是靠枪炮打出来的！武装革命已经开始了！

不到一个月，在1980年5月17日这一天，也是在古斯曼开始精心培养他的学生们树立战斗思想将近20年之后，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和他的几百个追随者一起发动了他们的革命斗争。

“光辉道路”在不同时期的活动区域

光辉道路

从传统上来说，光辉道路依靠的是秘鲁境内安第斯山脉上贫困的当地农民的支持。这些说盖丘亚语的农民都是印加帝国的后裔。自从西班牙人征服这里之后，这些农民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一直受到剥削，靠在仅有的一点点土地上耕种来勉强维持生计。在安第斯山脉上很多地方，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9岁。大多数安第斯村庄中识字的人只占50%，对于自来水、供电和医疗服务更是闻所未闻。

很多观察者都认同，过去500年中的西方式“进步”只是进一步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秘鲁南部的安第斯山脉更是成为一片第三世界国家包围中的第四世界，无怪乎这里会成为光辉道路运动的诞生地和根据地。

20世纪70年代，光辉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生的。它为那些被忽视、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穷人阶级提供了一个新的生存之道（即武装斗争）和一种新的远大前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光辉道路的领导人将秘鲁看作革命之前的中国：一个半封建的殖民地国家，这里的农民长期以来只是在为那些恶名昭彰的非印第安精英群体创造财富。

都市与乡村，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北部和“受剥削”的落后的南部之间的财富分配越来越向两极化发展，这必将导致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光辉道路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耐心的劝导和说服工作。56岁的秘鲁哲学教授古斯曼在1970年发起了这个运动，运动的宗旨是创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并建立受到农民支持的农村根据地。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他们就会依据毛泽东在中国的成功战略将运动推进到第二阶段，即先占领农村，最终包围并夺取城市。

1980年，古斯曼曾主持了一次光辉道路的委员会议，为了这个特殊的场合，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贡萨洛同志。在会议上，贡萨洛宣布党已经做好了“推翻城墙，迎接黎明”的准备，推翻“资本主义”秘鲁的战争就此打响。

秘鲁共产党宣传画

藏匿古斯曼的芭蕾舞演员

有很多人听说过马里察的故事，知道她就是那位因窝藏光辉道路领导人而被逮捕的芭蕾舞演员。

马里察来的时候穿着一条裤子和一件格子衬衫，齐肩长的黑发里已经夹杂了一缕银丝。她的眉毛也是深色的，她有绿色的眼睛和明亮的笑容，虽然她已经被关押了近20年，但是她还保持着舞者的苗条身材，也依然很漂亮，让她和监狱环境显得格格不入的是她的肤色。这里其他的光辉道路成员都是棕色皮肤，她们的先辈应该是西班牙人和有那点人的混血。马里察则是纯粹的白人，看起来有一些伊比利亚人的感觉。与大多数光辉道路成员不同的还有她其实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上层家庭。

……

我问了她的成长经历。她说自己年轻时非常虔诚。她的父母一直都是主业会成员，这个社团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秘分支。主业会成员一般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隶属关系。马里察说，正式从小接受的宗教教育让她意识到在自己生活的高档社区之外，还有很多贫穷和受压迫的人。

……

“她是个好奇心强、活泼开朗的小女孩，”一位60多岁的亲戚说，“对她而言，跳舞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位女士还说，马里察16岁的时候就背着行李独自走遍了秘鲁，这在当时的中产阶级上层社会中简直闻所未闻。她21岁的时候离开了家，开始授课，还举办演出会。会上那些表演都是她精心编排的，不过，随着光辉道路运动的升级，他们的消息占满了每天的报纸头条，而马里察的舞蹈表演也越来越充满政治意味。“比如说，她会编排一些演员像尸体一样躺在地上，”她的亲戚说，“她还在这些演员身上盖上报纸，报纸上都是关于光辉道路爆炸袭击和屠杀士兵的报道。她的父母也越来越为她感到担忧。”

“你相信武装革命吗？”我突然问马里察。她睁大了绿色的眼睛看着我，然后说她相信，“如果选择了对的时间和地点的话”。……“如果你的国家正在经历内战，我不相信你能够一直骑在篱笆上观望，”马里察一边用叉子拨弄盘中的米粒，一边平静地对我说，“你不可能说句‘我不知道’就完了，你必须要选边站队。”

……

“你的信念是基于马克思的理论吗？”我问。

马里察说马克思让一切问题都变得清楚明白了。人类的问题始于私有财产。所以私有财产制必须被取消。我告诉她我曾经和一个亚马孙地区的亚米尼华部落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会攻击甚至杀死其他部落的人，只为夺取他们的财产。在我看来，人类渴求财产的本性是出现在警察军队或资本主义之前的。也许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人类本身。

她想了一会儿才又转向我说：“那样的话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们能做什么呢？”她反问道，不过显然不是为了要我回答。

我跟她提起在古斯曼被捕之前，光辉道路似乎上升势头正劲，秘鲁的军队好像并不能阻止他们。但是马里察说这并不是实情。那时他们也遇到了很多挫折。她指的是贝内迪克托的手下发现了游击队的多个藏匿地点并抓捕了很多游击队员。当时的领导层已经面临危机，马里察说正是在那个时候，光辉道路向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们敲响了我的家门，说他们需要帮助，”马里察转过头看着我说，“于是我想，帮还是不帮？如果他们敲了你的门，”她平静地问我，“你会怎么做？”

我忍不住想到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给她带来了25年的牢狱之灾。

古兹曼被捕后，秘鲁军方将其关在铁笼中押送至一处海军基地

逮捕古斯曼的警察上校和他的情报小组

贝内迪克托身材高大魁梧，一头卷发已经灰白，但眉毛还是黑的，肤色则是浅咖啡色。咖啡馆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

贝内迪克托1953年出生在秘鲁南部的港口城市皮斯科，他母亲在二战时期从希腊逃到了这里，他的父亲是一名秘鲁黑人劳动者。贝内迪克托从小生活在贫穷的社区里，他上的是为低收入家庭开办的公立学校，高中毕业后他本来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因为家里没钱供他上大学，所以他只好报考了警校的警察培训部，因为如果能被录取的话，他不但能接受教育，还能享受免费的食宿。

贝内迪克托1972年进入警校学习，在那里的四年中，他每年都是班上的第一名。毕业时他被一位即将退休的将军招致麾下。又过了一年，将军问贝内迪克托自己有什么可以帮他的，贝内迪克托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想要接受游侠指挥官培训。年轻警官的回答令将军非常吃惊。这就好比一个刚入职的美国警察要求去参加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训练一样。不过将军还是满足了贝内迪克托的愿望。一年之后，贝内迪克托完成了指挥官学校的培训。最初有33个学员参加的训练课程，在结束时只有17名学员顺利毕业。贝内迪克托就是秘鲁唯一一名完成了这项严苛训练的警察。

在1978年的时候，贝内迪克托被安排到一个贩毒精英情报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与美国缉毒局合作的。但那几年中，贝内迪克托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学会了如何耐心地跟踪毒贩，如何发现他们的联络网，然后趁其不备将其一网打尽，从而消灭整个贩毒组织。……到了1990年，被光辉道路的发展壮大，以及秘鲁军队和警察效率低下的工作方法折磨得忍无可忍的贝内迪克托前去拜访了秘鲁警察总长雷耶斯·罗加上将。贝内迪克托提出如果上将许可，他想建立一支特别小组，针对光辉道路使用他曾经在打击毒品的战争中使用的那些监视技术。他还说只有了解了光辉道路是如何运转以及他们的领导人是如何工作的，他们才有可能打败光辉道路。唯一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就是开始确认并瓦解他们隐秘的工作网络。……几个月之后的1990年3月4日，贝内迪克托的特别情报小组（GEIN）成立了。……他在这个部门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告诉所有探员，他们的工具是情报，而不是暴力。他们要学会如何想在光辉道路的前面，因为到目前为止，还一直都是光辉道路想在警察的前面。

到1990年6月1日，也就是在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跟踪监视后，贝内迪克托下令抓捕他们已经发现的光辉道路联络网上的人员。……总共有31名光辉道路嫌疑人被抓……此外，警察还突袭了另一栋位于蒙特瑞科郊区富人区的房子，情报小组队员还在这里找到了“金矿”。

“那里就是光辉道路的档案馆，”贝内迪克托喝光了杯子中的最后一点咖啡，继续对我说，“有书籍、论文、文件，甚至还有古斯曼的个人藏书，”在二层的一间小卧室中，他们还发现了一张单人床，有厚镜片的眼镜、穿旧的男士靴子，还有一种专制牛皮癣的药——据人们所知，古斯曼就有这种皮肤病。

队员们在这里发现的这些文件让贝内迪克托开始理解光辉道路的基本结构。处于组织最高层的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古斯曼和其他18位委员。中央委员会下面是直接受它领导的各个机构，包括：政治局和组织部、后勤部、宣传部、法务部，等等。有光辉道路活动的秘鲁的任何大区都有这些机构的分部，由上至下延伸到最微小隐秘的基层党组织。与此同时，阿维马埃尔·古斯曼不仅是中央委员会主席，也是军事最高领导人和组织委员会主席。组织委员会就是组建秘鲁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工作网络，这就是光辉道路为他们掌权后的秘鲁选好的新名称。

贝内迪克托意识到光辉道路组织最独特也是最英明的一点就是：光辉道路不但像一个隐秘的“影子政府”一样行动，耐心地瓦解秘鲁政府的一砖一瓦，而且它的每一个部门和分部都有自己的“镜像备份”。就是说，如果警察或军队打掉了光辉道路的某一个组织，肯定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组织已经开始运转并准备好接替之前组织的工作。……不过他最终还是发现光辉道路并不是完美的——事实上，他似乎正好发现了这个组织一个最致命的缺陷，“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取代”。

在1990年12月19日，情报小组成功围剿了光辉道路宣传部门的大部分成员。一个月后，他们又突袭了圣博尔哈高档社区里的一栋房子，可惜古斯曼在三天之前刚刚离开了那个藏匿点。在那次围剿古斯曼藏身地的行动中，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宝藏，许多关于光辉道路的资料都已经被打包放进了纸盒里，很可能是游击队员正准备把这些东西转移到别处，却被突袭打乱了计划。有探员在一个纸箱中发现了一个小塑料包，里面是几盘录像带。屏幕上出现的画面让他彻底震惊了。在长达12年的销声匿迹之后，阿维马埃尔·古斯曼的身影出现在了多个视频片段中，这是古斯曼在光辉道路最高领导层——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聚会上跳舞的影像。他现在已经56岁了，留着胡子，身材粗壮，戴着厚厚的眼镜，还穿了一件深色的中式长衫。……第二天早上，秘鲁人民一觉醒来就从电视上看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播放的光辉道路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和他的秘鲁手下们正随着希腊音乐跳着一种堂吉诃德式舞步的新闻。

……

至贝内迪克托的小组收到关于芭蕾舞演员和她所谓的丈夫的情报之时，情报小组已经在各种地点针对无数嫌疑人展开了监视。……探员们在每天的垃圾里都能发现8~10个烟头，然而根据他们对这对夫妇的观察，他俩任何一个人都不吸烟。探员们后来又发现香烟的牌子只有两种：温斯顿淡香烟和伊夫圣罗兰。他们带着一个预感又翻出了那盘古斯曼随着《希腊人佐巴》的配乐跳舞的视频。在一个片段里，他们果然发现了一张小桌上放着两包香烟。这两个探员仔细辨认了图像之后确定：一包是温斯顿淡香烟，另一包则是伊夫圣罗兰。……没过多久，罗拉一次出门购物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所以随意地把一张揉皱了的纸扔进了下水道。探员随后把手伸进了臭烘烘的下水道口捡回了那张纸，发现那是一张药店的收据。这个探员又更仔细地研究了一番之后发现，上面写的是治牛皮癣的药物。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光辉道路游击队在1992年9月8日这一天有一次趁夜袭击，切断了利马的供电，整个城市大部分地区陷入了一片黑暗。……探员在夜幕中紧盯二楼的窗子，鉴于整个城市都处于黑暗之中，烛光在薄薄的窗帘上投下了一个清晰的剪影。那个探员后来说，那个幽灵一样的剪影是一个魁梧的男人的剪影，还能看出他留着大胡子，正站在蜡烛和窗帘之间。

1992年9月12日星期六下午晚些时候，20个特别情报小组的便衣探员在各种伪装下混入了马里察·加里多·莱卡和卡洛斯·因乔斯特吉居住的别墅四周。……最终，到了晚上8点40分的时候，嫌疑人别墅的门打开了。“不许动！我们是警察！你们都被捕了！”跑到楼上之后，贝赛拉用肩膀撞开了那扇门，刚好看到那名妇女穿过走廊进入一个房间。贝赛拉追了过去，举着枪，冲进了那个房间。

房间里，一个戴着眼镜，留着大胡子的矮胖男人坐在一张皮椅中，站在他身边的就是贝赛拉刚刚跟中的妇女，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名妇女。所有人都面向着这个突然冲进他们房间的陌生人。一直被贝赛拉用枪指着的矮胖男人从椅子里站了起来，那几名妇女也开始大叫起来。

“该死的，都闭嘴！”贝赛拉喊道，“你们全都被逮捕了！我是警察！”

矮胖男人听到这话呆住了，只有眼睛睁得大大的。毫无疑问，站在贝赛拉面前的正是光辉道路的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

2004年，在法庭上受审的古兹曼（右）

尚未完成的革命任务，和无声哭泣的革命家

行动当晚，和贝内迪克托一起在办公室坐镇指挥的还有秘鲁刑侦警察总长凯廷·比达尔·埃雷拉上将（General Ketin Vidal Herrera）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探员。这名探员因为身材极其高大魁梧，所以被贝内迪克托的探员们昵称为“超人”。“他看上去就像［演员］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贝内迪克托告诉我。当贝内迪克托的探员们冲进房间发现贝塞拉正用枪指着古斯曼的时候，一名探员马上通过无线电通知他们的领导他们已经抓住了光辉道路的领导“嘟嘟脸”（el cachetón），这当然也是为抓捕行动而给古斯曼取的代号。

“我们抓到嘟嘟脸了！（Tenemos el cachetón!）”当时无线电里传回的声音是这么说的。

贝内迪克托和其他两个人都激动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互相击掌庆贺。中央情报局的探员“超人”立刻给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W.Bush）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进行汇报。

“他［布什］是第一个得知这一消息的人，”贝内迪克托告诉我，“他比藤森［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比任何人都先得知了这个消息。”

隐姓埋名地生活了十几年的古斯曼当晚就从他隐藏的别墅里被带回了贝内迪克托的总部，他们对他进行了15天的审讯——这是当时的秘鲁法律规定的上限。贝内迪克托说光辉道路的领导人一直表现得很沉着和放松。贝内迪克托的手下对他很尊敬，称呼他为博士。“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把他当作教授一样对待，他会表现得更自然，而且也更愿意谈话。”事实上，古斯曼可真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贝内迪克托说，虽然光辉道路的领导人并没有交代任何成员的名字或其他可以利用的信息，但是他很愿意探讨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的问题。他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躲在房间里读书，与外界仅维持有限的接触，却领导着秘鲁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也难怪这样一个人有很多话要说。

贝内迪克托后来回忆道：

你必须很博学才能和他对上话。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一整天，关于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关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关于莫扎特、关于历史和［秘鲁的］武装力量，又或者关于哲学。他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

……

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在贝内迪克托控制下的最后几天里，一些探员把这位光辉道路的领导人带到一个大房间里。这个房间就像是一个陈列室，探员们把他们在不计其数的突袭行动中收集到的证物都存放在这里。古斯曼静静地跟随着探员们走进房间。他没有戴手铐，只是双手交叠着背在身后，然后他开始在房间里随意浏览。一排排的金属桌面上摆满了成千上万的证物：相片、笔记本、有斧头镰刀的党旗、光辉道路俘虏画的画、描绘光辉道路发动袭击场景的陶瓷浮雕（retables）——浮雕上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握紧拳头将手臂伸向空中，脸上的表情很严肃，但是样貌比此时年轻得多。此外还有各种纪念光辉道路发展过程中各个里程碑事件的文件，它们记录了一个由几个思想家组成的小组如何发展成为几乎颠覆了秘鲁政府的隐秘的革命网络。总之，贝内迪克托的探员们无意中创造出了一个能够展现阿维马埃尔·古斯曼一生的陈列室，这里展示的是他在他权力最高峰时实现的一切成就。

“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成为一名革命家。”没有一个孩子的古斯曼曾经这样说过。这位光辉道路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此时正在一排排的展品中间慢慢穿行，他的双手像教授们习惯的那样背在身后，直到有一名探员不得不打断他说：“教授，我们该走了。”

向外走的时候，古斯曼将双手插在了衣兜里。他的头垂得很低。一个探员仔细看了看他的脸，才发现光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泪流满面。

从50年前被亲生母亲抛弃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人再见过古斯曼流泪，而此时，他却在为自己失败的革命而无声地哭泣着。这场革命造成超过七万秘鲁人丧生。清楚自己的余生都要在监狱中度过的古斯曼哭着穿过了走廊，他哀悼的不仅是自己破灭的美梦和空想，更是他彻底失去的自己坚信可以实现也是应当实现的光辉灿烂的未来。

古斯曼在监狱里向镜头破口大骂

为什么要死这么多人？谁才是真正的暗杀者？

我在1986年第一次来到秘鲁首都利马，我乘坐的飞机于午夜时分降落在机场。当时正是光辉道路游击队战争最如火如荼的时候。秘鲁政府刚刚宣布首都实行宵禁，时间是从晚上10点持续到第二天早上5点。……我到达的这个时候，秘鲁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正经历着类似《人体入侵者》中的场景一般的生活。整个国家就像一个梦游者，不安地想要抵抗不断深入的游击队运动，然而后者的藤蔓越来越紧地缠绕在这具已经受损的躯体上。他们破坏了高山上的电缆塔，让整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电力瘫痪。他们渐渐地把说盖丘亚语的平民全转变成了说盖丘亚语的游击队队员，还把政府的代表们——包括警察、市长和政治家——都“清算”了，而清算的办法就是朝他们头上开一枪。游击队正在慢慢地把构成秘鲁社会结构的一砖一瓦都替换成他们自己的。

随着光辉道路的不断得势，秘鲁政府只好召开越来越绝望的会议来商讨应对之策，最终的办法就是把军队派到安第斯山脉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屠杀。军队使用强制、酷刑和恐惧作为武器，他们无法分辨出说盖丘亚语的农民和说盖丘亚语的游击队员，索性就把整个村庄的人赶尽杀绝。即使如此，“癌细胞”依然在持续扩散，光辉道路的袭击仍在继续，而且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复杂程度上都有所提升。他们袭击的地区范围也在不断扩展，政府的反游击队策略显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几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光辉道路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或者他们为什么要发动内战。虽然游击队四处设置爆炸装置，但他们很少公开发表什么声明。他们也不想其他游击队组织一样发布公告。他们就只是一意孤行地采取行动，有选择地消灭那些妨碍了他们的人，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清楚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

在坎托格兰德监狱内，到处都是混血女子和悬挂的红旗。……四周的高墙上都写着醒目的标语：

发动群众战争，服务世界革命！

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拯救我们！

唯一的形式——群众战争！

唯一能领导我们的党——共产党！

……

看看监狱里的这些妇女，我实在很难把她们和光辉道路的那些举世闻名的行为联系起来。在安第斯山脉上，光辉道路的战士们会把那些可能和政府“统一战线”的农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用砍刀或尖刀把他们全杀死。他们最著名的死刑标志就是朝着脑后开枪或是从左到右彻底划开反对者的喉咙。

我看着这两位代表，她们都是二十多岁，有棕色的皮肤和接近杏仁形状的黑色眼睛，她们都耐心地向前倾身细听，脸上也挂着礼貌的微笑。

“为什么是政府官员？”我问，“为什么要杀她们？”

她俩其中一人这样回答：“夺取政权的方式就是摧毁政府的纵向层级制度。我们袭击的就是这个制度结构。”另一个人也向前探身对我说：“看看牛奶的价格已经涨到多高了，官员们的性命毫无价值。”

这两名妇女的回答恰恰体现了光辉道路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它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极端的。依据光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世界观，人类被严格地划分为农民、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如果一个人被贴上资本家的标签，那么他就是剥削人民的人——在极贫困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一个人哪怕拥有几头奶牛或是雇用几个帮手就会被认定位资本家——就应当受到无情的讯问和审判，然后被处以死刑。

另一个最常见的光辉道路袭击目标就是安全部队的成员，比如公民警卫队队员。

……

“那警察呢？”我问，“为什么要杀警察？”

“我们针对的不是个人，”其中一个女代表回答，“我们针对的是这个机构。我们跟警察个人并没有什么仇恨。”

“他们穿着反动分子的制服，”另一个女代表说，“如果政府下令，他们也会杀了我们。再说，”她又补充道，“我们需要他们的枪支。”

……

有一次，秘鲁内务部长胡安·布里奥内斯·达维拉（Juan Briones Davila）前来探视这位曾经的学者和如今声名狼藉的革命领导人。

“博士，”部长皱着眉头问古斯曼，“为什么要死这么多人呢？”

“你为什么会觉得惊讶呢？”古斯曼回答说，“在这个国家里，每年因为饥饿死亡的儿童有多少？因为营养不良的有多少？谁才是真正的暗杀者？这些我都已经计算过了，”留着胡子的革命者强调说，“是［秘鲁］政府。”

根据贝内迪克托的说法，部长只是耸耸肩，很快就离开了。（讽刺的是这位部长以及秘鲁当时的总统阿尔韦托·藤森后来也都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发动政变和滥用权力。）

……

我走出监狱的金属大门，走上明媚阳光照射之下的瓦伊拉斯大街（Avenida Huaylas）。监狱外面还有排队等候的探视者。我登上了一辆开往米拉弗洛雷斯区的公共汽车。空气很潮湿，街上的行人也很多，有的穿着去海边的衣服，有的穿着短裤，整片地区充满了生气，人们都在享受生活。我从车窗向外望，脑海中浮现出的是秘鲁历史学家内尔松·曼里克（Nelson Manrique）写过的一段话：

光辉道路发起的武装暴动是从殖民时代秘鲁建国开始至今已经主宰秘鲁几个世纪的扭曲的社会结构一次最清晰、最冷酷的表达。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进行彻底的结构性变革。光辉道路把实行激进的社会改革这一刻不容缓的必行之事列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造成暴动的根本原因已经被消除。秘鲁危机的起因［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打击。

……

事实上，无论是现在的秘鲁还是利马，和20世纪80年代我来到这里时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围绕在城市外围的贫民窟范围已经缩小，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国际援助组织最近将秘鲁重新分级为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中等”级别国家。即便是在光辉道路游击战争发源地的阿亚库乔大区，境况也有所改善。这些成就不是因为光辉道路掌权并建立起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实现的，恰恰相反，正是在光辉道路失败之后，经济才稳定了下来，战争带来的巨大的巨大财力消耗也停止了。

……

一个星期之前，贝内迪克托对我说：“贫穷、腐败、苦难和饥饿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只要这些问题还存在，恐怖主义就很可能还会出现。”

我又思考了一下秘鲁的现状：虽然贫困人口的比例在过去十年内从50%下降到30%，但是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群依然很庞大。

贝内迪克托说：“唯一缺乏的［引起危机再次爆发的］要素就是意识形态。”但是我想，革命的意识形态就像是打火机里的点火液，除非把它洒在人民失望的怒火上，否则它也只能蒸发得无影无踪。如果社会运转良好，人民丰衣足食，那么不管有没有马克思主义，都根本不会出现革命。

[美]金·麦夸里著/冯璇译/2017年8月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甲骨文

安第斯山脉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从哥伦比亚到火地岛，纵贯整个南美洲，全程4300英里。几千年来，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也发生过无数宏伟壮丽、激动人心，但通常也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事件。在这本混合了历史、旅行和冒险的作品中，金·麦夸里沿着安第斯山脉，带领读者踏上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生与死的大戏在此不断上演：从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到光辉道路的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从声名狼藉的探险者和考古学家海勒姆·宾厄姆到传奇大盗布奇·卡西迪和圣丹斯小子，从古老神话中的埃尔多拉多国王到居住在天涯海角的雅马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