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巴黎评论专访石黑一雄:展示人类的积极性,而非道德的浅薄


来源:巴黎评论

“我和我的妻子曾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有个记者要采访我和我的第一本小说,我的妻子说你为什么在他问严肃问题的时候装作是我的管家呢?我为此乐了好久,打那时起,我开始迷上‘管家’这个隐喻。”

石黑一雄

“我和我的妻子曾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有个记者要采访我和我的第一本小说,我的妻子说你为什么在他问严肃问题的时候装作是我的管家呢?我为此乐了好久,打那时起,我开始迷上‘管家’这个隐喻。”采访一位作家,一位自称“管家”的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既有着纯正好听的英伦腔调(但他忍不住自嘲自己的日语烂到“吓人”),也保留着日本味道的得体礼仪。短短的访谈中,他娓娓向我们道来他的生活细节、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自我反思与生活吁叹。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的石黑一雄,在五岁那年,就随着家人搬到了英格兰南部的吉尔福德(Guildford in southern England)小镇。像著名的移民作家、魔幻写实主义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ir Salman Rushdie)和诺贝尔奖得主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一样,石黑一雄的作品广受赞誉,先后获得英国惠特布莱德奖、布克奖以及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并且频频被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

记者:(石黑一雄)你小时候就喜爱阅读吗?

石黑一雄:在我刚离开日本时,一个名为“月光假面”的超级英雄非常出名。我常常站在书店,试着记下少年漫画上每一个关于他冒险的图像,接着我就回家画我自己的。我歹喊我母亲把画纸都钉起来,使得它们看起来有点书的样子。当我儿时在吉尔福德,我只读过英文的《看和学》(Look and Learn)漫画,它是英国儿童的教育用书,相当无聊的文章,我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我喜欢有一个现在也可能存在着的,日语版的《看和学》,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对我来说也有趣的多。通过这些书我了解到流行的人物形象,再比如,一个日本版的詹姆斯·邦德,一个蛮有意思的漫画人物——虽然名字一样,但和伊恩·弗莱明或是肖恩·康纳利的“邦德”几乎不同。英国中产阶级将邦德视为现代社会之恶:糟糕的电影和下流的语言、没有任何道德感的主角、火辣的比基尼女孩、腐蚀文化。而这些出现在日本的合法化教育语境中,让我看到了十分不同的文化态度。

记:你在学校有过任何写作吗?

石:有的。我去的州立小学正在实验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在六十年代中期,我的学校得意于它没有绝对的“课程”概念。你可以去清理手动计算器,制作奶牛陶器,或是创作故事。最后这个广受喜爱,因为可以与他人交流;你写一点儿,然后交换大声朗读彼此的作品。当时,我创作了一个角色叫做“西尼尔先生”(Mr. Senior),与我朋友的童子军领队同名——我觉得它特别合适一个间谍。我阅读夏洛克·福尔摩斯并受到极大的影响;我还模仿了一部维多利亚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为使我们的作品跟书店橱窗中的出版物极其相近,我们在封面上穿孔并在封底摘录报纸评论。

记:这种经历是否影响了你成为一个作家?

石:它的确很有意思,还让我意识到写故事是件轻松事,并且这种想法一直跟随着我。我从未被“编造故事”的想法唬住,因为当你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人人都会觉得写作并没有那么难。

记:你在侦探故事之后,什么又令你着迷呢?

石:摇滚乐。在夏洛克·福尔摩斯后,我直到二十多岁才又开始阅读。但我从五岁就一直弹钢琴,十五岁的时候也摸过吉他,接着我开始听流行唱片——超级棒的那些,那时我才十一岁。我第一张真心喜欢的唱片是汤姆·琼斯(Tom Jones)那张唱着“故乡绿色的,绿色的青草地”(“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琼斯是个威尔士人,但这首歌唱的是牛仔生活。我有一个小型的索尼台盘式录音机,我的父亲从日本买给我的,我会直接从广播上录歌,就像是现在的下载音乐,我会竭尽全力辨别每一个单词从嘈杂的嗡嗡声中。然后我十三岁了,我买了一张刚发行的《约翰·韦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那是我第一张迪伦的唱片。

记:为什么喜欢它呢?

石:(歌中的)文字。鲍勃·迪伦(Bob Dylan)是个杰出的作曲家,我一听就知道。有两件事我至今都引以为豪,一是辨别一段好歌词,一是辨别一部好的牛仔片。迪伦的歌词,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接触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或是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文本。然后我发现了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他的歌词很讲究文学技巧,同时他还出版了两部小说和几部诗集。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意象是天主教徒式的,到处是圣人和玛利亚。他像是一个法国歌唱者,我认同音乐家常常是相当自负的:自己写歌,自己谱曲,自己编排。我觉得这一切都诱惑着我,催使着我开始写歌。

记:你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石:它有点像莱昂纳德·科恩(的歌),我记得开头是“你是否永不再睁开双眼,在我们生活和嬉闹的海岸”(“Will your eyes never reopen, on the shore where we once lived and played”)。

记:这是一个爱情歌?

石:迪伦和科恩音乐中的吸引力之一,就是你不会知道它是唱什么的。你拼命着去表达自己,但你总是遇到你无法完全理解但必须假装明白的事情。在一个人年轻的大部分时间里,你羞于承认,但生活就是这个样。他们的歌词中都莫名地包含了这一点。

记:回过头看看你的第一部出版作品《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石:我很喜欢它,但我仍觉得它令人困扰。结尾几乎就是个谜,如此令人不解的程度下,我却没看到任何有艺术价值的收获。它可以说是缺乏经验,错误判读了显而易见和微妙无比的东西。即使当时,结尾也令我不甚满意。

记:那是什么激发了你的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关于一个和平年代被战时军国主义困扰的画家的故事呢?

石:《远山淡影》中有一个支线情节,讲述了一位老教师重新思考他一生所构建的价值观。我告诉自己,我将会写一整部小说来描述一个人的这种状态。因此,便有了本书的写作;再后来,还有了《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的出版。我看着《浮世画家》在思考,这个关于荒芜人生的主题揭示,在个人职业已经淋漓尽致,但却没有涉及个人生活。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在意的都是你的事业,最终你会意识到这之后人生的一部分耳。这便是我的感受。我还想把这一切再写一次:你是如何荒芜了你的择业能力,是如何荒芜了你的个人生活。

记:你为何决定日本不再是一个适合故事的设定背景?

石:在我开始(写作)《长日留痕》时,我发现我想要写作的本质是一种运动。

记:在那本书中以及许多你的小说中,主人公似乎都在一瞬间失去了他们的爱情。

石:我不认为是否是一瞬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错别了很长的距离。他们可能回过头然后发现,在某一时刻,一切可能完全不同。他们的思考吸引着我们:天啊,这就是盘根错节的命运。但实际上,不只是爱情,他们错过了还有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东西。

记:你为什么让你(笔下的)人物们,“前赴后继”地这样做呢?

石:没有对我个人进行精神分析,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一个作家告诉你为什么他一定要重复一个主题,你最好永远不要相信他(她)。

记:《长日留痕》荣获布克奖后,你有没有因这一成功而发生改变?

石:当我出版《浮世画家》的时候,我仍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作家。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出版六个月后,它先后提名布克奖,获得惠特布雷德奖;就在这时,我决定买一台留声机。突然之间,我几乎不认识的人纷纷来邀请我们(和妻子)共进晚餐。你对你的生活几乎失去了掌控。直到三年后我获得布克奖时,我才学会了委婉地谢绝。

记:作家的公众生活,比如说,图书巡讲和采访等等,有没有影响了你的写作?

石:显然,它在两个方面影响着一个人的写作。首先,就是它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另一点,你要花费很长时间经受富有见解之人的考问: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总有一只三脚猫,或是解释一下对鸽子派的痴迷…其实,许多东西是无意识进入你的创作之中,至少对这些东西的感性回应本来就是不可解的。有些作家就处理不好,变得敏感而又易怒。这确实对你的写作会有影响,你坐下来写,并且思考,然后开始变得更加刻意。

记:你写作的时候,你会不会自觉想到一些译者可能遇到的问题呢?

石:当你处于世界不同地域时,你尴尬地意识到有些文化概念根本没法儿翻;有时你需要花四天时间对着丹麦人解释一本书。我尤其不喜欢用品牌或是其它文化参照词,因为它们不仅在不同地方交流不通,也经不起时间的变迁。三十年后,它什么都不是了。一个人的写作不仅是给不同国家的人看,更是写给不同的时代。

记:你有写作计划吗?

石:我常常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写作,我使自己尽量保持在下午四点前不受邮件或是电话的干扰。

记:你一般写作会有几稿?

石:我几乎没有超过三稿的时候;但必须说,有个别段落我真的是写了一遍又一遍。

记:你如何回应困惑不解的评论家,比如说针对《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 1995)的那些?

石:晦涩难懂绝不是我的本意。我力图保证小说的清晰,考虑到它是追溯着梦的逻辑。在梦中,一个角色可能被不同的人描述,我的这种写法必定会导致或多或少的迷惑。但是,我一个字都不会改动;那是我当时写作的感受,我认为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被问到最多的便是这一本,当我做书籍巡展时,我就知道要有好多晚上谈论它,特别是在美国西海岸。学界对这本书的探讨也远远要多于其它。

记:谈到《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你是否和许多评论家一样,觉得这部小说很晦暗?

石:实际上,我一直把它看作是我最振奋而又愉悦的作品。在过去,我常写主人公的失败,他们其实是对我自己的警示,是一些“不要这样过日子”的书。《别让我走》第一次使我关注一些人类的积极乐观层面。好吧,他们可能有缺陷,会陷入人类通病的嫉妒卑鄙等等。但是,我想表现的是三个本质上非常正派的人。当他们最终意识到年岁将尽,我希望他们不会只想着地位身份或是私人财产,而是关心他人并且矫枉过失。因此,于我而言,这本小说是在展示人类的积极性,而非我们道德的薄弱面。

记:你实际上,是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粉丝”。

石:没错。我还是狄更斯、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夏洛特·勃朗特、威尔基·柯林斯的粉丝。我最早在大学阅读的就是这些纯正的十九世纪小说。

记:你为什么喜欢呢?

石: 在现实主义意义上,小说虚构的世界或多或少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有所相似;同时,你也可能迷失于其中。(我)对于叙事很有把握,因其使用了传统的剧情、结构、人物的写作方法。由于我儿时读的不多,我需要一个厚实的土壤:夏洛特·勃朗特的《维莱特》(Villette, 1853)和《简·爱》(Jane Eyre, 184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部恢弘巨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1863-69);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 1852-53);还有六部简·奥斯汀小说中的五部。如果你阅读过这些,你将会拥有一个非常扎实的根基。对了,我还喜欢柏拉图。

记:为什么?

石:在他大部分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中,一些自认为通晓一切的人经过,苏格拉底便坐下来与之相驳。这看起来具有毁灭性,但其实什么是善的本质是难以捉摸的。有时候,人之一生都靠着一个单纯的信念过活,哪怕是不正确的。我早期的书讲的就是这类自以为明白的人。因为现代没有苏格拉底,他们便成了自己的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录中有一段,苏格拉底说,理想主义者常常在两三次打击后就变得厌世。柏拉图表示这其实就像是对善之意义的探索;当你碰壁时,不应感到破灭或是失望。你应该发现的是,纵使探索过程百般艰辛,你仍需初心不减,一往无前。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 好文
  • 钦佩
  • 笑抽
  • 泪奔
  • 无聊
  • 气炸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