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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回忆录》:1981年,法国的社会主义插曲


来源:凤凰文化

真正让我担心的还是法国的将来。每当我脑海中的担忧胜过期望之时,我就会想起《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最后那段话:“……(法国)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好或更糟……它善于设想宏伟蓝图,而不适合去尽善尽美地实现伟业。”

雷蒙·阿隆

大概是因为70年代以来,诸多类似古拉格事件的历史真相被不断揭示,生前在萨特等人的遮蔽下有些暗淡的雷蒙·阿隆,在逝世后的三十余年里不断地被擦亮。尽管阿隆无法亲眼见证1989年发生的结局,他的《回忆录》依然是对20世纪历史的最好介绍。阿兰·布鲁姆称他为“最后的自由主义者”,而托尼·朱特的概括则更为具体,“他严守理性,与各种狂热、激情对峙了几十年”。

“我对希特勒没有幻想,我对斯大林也没有幻想。”

“声称自己预先就知道了终极的意义和救赎的途径,是用知识和行动上冰冷的进步替代历史神话。”“如果人类停止了探寻,如果人类自以为已经道出了最终的结论,人类也就丧失了自己的人性。”

“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甲骨文最新版的《雷蒙·阿隆回忆录》之所以引得读者翘首期待,恐怕还是因为这一增订版,恢复了先前的出版者因嫌书稿过于“臃肿”而删去的“社会主义插曲”“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走向苏联霸权主义?”三章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苏联霸权主义”和“人权”等问题的看法,尽管在前面的几个章节中已零星地提到,但没有集中地概括论述,略去实在可惜。雷蒙·阿隆自称早年曾是“朦胧的社会主义者”,晚年患心肌梗死以后,稍有恢复,便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三部专著,社会主义便是选题之一,另两个是马克思主义和回忆录。可惜上天没有垂怜于他,他只完成了《雷蒙·阿隆回忆录》。(译者杨祖功)

下文即为《雷蒙·阿隆回忆录》的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插曲》,感谢甲骨文授权发布。

[法] 雷蒙·阿隆著/杨祖功、王甦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甲骨文

社会主义插曲

在1977年4月的震动过去之后,我于同年7月开始撰写一本关于1978年3月选举的小册子。这么做是出于政治激情吗?正相反,我是为了让自己不像一个受到死亡判决的人那样变得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同年8月,当我思考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论战时,一个明显的想法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共产党人已经决定与社会党人在《共同纲领》问题上决裂;左派将在来年的3月露出分化之相。1977年9月,我在《快报》周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在这篇被我命名为《大幻象》的文章中,我预告了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协商将遭遇失败。一些时日之后,激进左派运动的施瓦森伯格在欧洲1台回应伊万·勒韦时说我完全是在异想天开。

对左派决裂的预见首先让我萌生了放弃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想法,虽然某些“要人”曾恳求我去写。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只有您才拥有足够的道德权威和能力去向我们的同胞阐明《共同纲领》的危害,向他们阐明目前多数党的失败将会导致的政治危机。我为是否结束这项写作犹豫良久;这本小册子最终于1978年1月的最后几天付梓问世,就传播和接受评论而言,这次发表的时间已是太迟。左派的雅克·阿塔利用最能伤害我的方式攻击了我。他说这是“一本多余的书”,换句话说:该是您闭嘴的时候了。我们在数年前有过真诚交往。他曾就《化圆形为正方形》一文对我写道,他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却依然认为它是对《共同纲领》的最好批判。我曾邀请他参加于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他曾邀请我去参与一个他既是嘉宾又是制作人的电视节目。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在加拿大广播中的一次对话中采用的是近乎友好的非议语气。他甚至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年轻时候曾遐想自己变成了——这属于他的众多梦想之一——左派的雷蒙·阿隆。他的怨气从何而来?

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到了有一次他与老板争论时用的某些言辞。比如,我引用了下面这句话:“今天,通货膨胀泛滥的真正根本性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买和卖的社会关系变成了商品。”这是从马克思那里抄袭的句子,尽管它显示了哲学上的自负,却没什么深层含义。我的评论是否有可能被看成侮辱和人身攻击?“您的友谊、爱情、工作、抱负,所有这些,经过社会关系中的买和卖都变成了商品吗?其他人都是商品世界的囚徒,难道您就不是吗?”我也在章节的末尾加了个注释以便缓和这场论战:“我在重读那些反对雅克·阿塔利的论战文字时不无尴尬,比起我的那些简单批判来,他的思想应该有更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不过,我曾经而且至今依然对他满怀期待:也许可以用我对他的失望来解释这次挑衅的发生。”实际上,当时的我先是被他的超群智慧迷住了,后又对他那些只有媒体才会感兴趣的典型巴黎式书籍感到失望,比如《声音》这本以一项既散漫又肤浅的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音乐社会学的书。

读者或许会反驳说,我的这本小册子并不比雅克·阿塔利的反唇相讥有更多的价值。实际上,这本册子也的确没什么独创性:我赞成说我的某些评论也有可争议之处。即便如此,在我看来,这些对左派短期规划的批评同对它长期规划的批评一样,它们到今天也还站得住脚:通过提高购买力,尤其通过提高处于底层阶级的雇员的购买力来让经济复苏的做法在1978年或1981年的局势下能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真的实现了预计的所有改革,得到的又将是怎样一个社会呢?1982年发生的各种事情印证了我的大部分警告。

今天当我再次阅读这本册子的时候,最令我惊讶的是我在其中居然拒绝设想最坏的政治情况。在最后一章中,我正确描述了如果密特朗成了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的总理,他面对的将是怎样一种极难处理的局面——除非社会党可以靠一己之力保证其在国民议会中成为绝对多数。(我虽在一个注释中提到了这种可能的情况,却没有在此过多停留:到了1978年,正如选举结果表明的一样,社会党没有可能获得绝对多数。)密特朗会试图在宪法划定的框架内实施他的计划。由于他将受到共产党的掣肘,吉斯卡尔·德斯坦便会对他有所戒备,并窥伺一个有利时机去解散议会或为了制造一场总统选举而提交辞呈。一位真正的权术家会与我持有完全不同的推理思路。

总有一天,左派会成功赢得选举:以右派或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最为危险的左派获胜的结果乃是选举出了一位社会党总统;最不可怕的则是左派仅以微弱优势获得了议会多数。总统自1958年来在法国权力中占据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位社会党人入主爱丽舍宫就会让选民一下子转向左派。弗朗索瓦·密特朗预见到了这点,而且他是对的。如果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左派激进党人士于1978年在国民议会获得了议会多数,即便是大大超过了半数的多数,即有50个到100个议席,社会党政府应该还是会对共产党人手中的选票有所依赖。共产党当时已经在指责社会党滑向了右派。共产党在选举后还会重施故技吗?无论是在1974年还是在1978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战略都没有真正取得成功;即便他在当时获得了权力,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也会困难重重。

我当时认为——今天的我则想知道自己在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认为——1978年标志着一个决定性考验,吉斯卡尔一旦渡过难关,他的重新当选就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了。左派人士阿兰·图莱纳就发生的事总结说,旧式社会主义和对旧思想的重提(国有化生产资料)已经没人愿意再听,呼唤国家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已经过时。米歇尔·罗卡尔,他则是踏入了政治竞技场中,就像弗朗索瓦·密特朗真的是在坐等机会流失而不会进行第三次尝试一样。事后看来,米歇尔·罗卡尔是所有我们这些人中最不理性的:他在党内开展反对密特朗的活动的同时,又宣称说如果社会党第一书记期望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就会放弃争夺候选人之位,这种情形下,他的反密特朗活动又怎么能够开展呢?就算密特朗1979年还在犹豫,这些针对他的老旧意识形态的暗示也会激发他的抱负以及他对这位年轻对手的敌意。罗卡尔被剔除后,初期民意测验显示吉斯卡很容易就能获胜。当时的欧洲选举未曾表明存在一场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运动。而且大部分观察者也都没有对1980年的局部选举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选举全都是在对社会党有利的市政选举结束后不久举行的。在1980年的最后几个月中,总统支持率和总理支持率一起下降。第二次石油危机继续产生着各种后果。通货膨胀突破了10%的大关,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在继续攀升。

1981年的竞选活动比1978年的更奇怪。三年前,共产党不知疲倦地不断攻击社会党,说它是“滑向右派”的罪魁祸首,而且双方都在考虑是不是还要继续把让左派获得多数作为自己的目标。共产党政治局因为决定在第二轮投票中遵从“共和纪律”——也就是说让共产党候选人退选,以支持占据最佳位置的其他左派候选人——而上了电视,毫无疑问,这肯定对让游移不定的选民加入在野反对党阵营没起什么鼓励作用。1981年,共产党将两面派手法推进到了极致,并且最终玩火自焚。乔治·马歇对吉斯卡尔·德斯坦进行了猛烈攻击,其程度比其他任何人的攻击都更猛烈,与此同时,他又暗示说,出于支持率不够的原因,共产党无法对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社会党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让他们重新选择左派政策。他是不会无条件地让共产党人退选以支持社会党候选人的。而社会党候选人早在事前就已指望共产党的无条件退选,而且他估计得也的确没错。

吉斯卡尔·德斯坦很迟才宣布参选,他只有数周的准备时间,而且他面对了来自其他九位候选人的各方面的攻击。这九位候选人中有三人自称奉行戴高乐主义;玛丽-弗朗士·加罗发出了反苏信息——戴高乐派在1958~1974年当权期间也从未发出过的这样的信息。米歇尔·德勃雷指责说上一个七年总统任期内实施的国家管理纯属放纵主义;雅克·希拉克则在两个主题间举棋不定,不知是以曾经被罗纳德·里根运用自如的自由主义作为主题,还是以通过国家行为和支出来重启经济这种“专断主义”作为主题更好。他将攻击集中在吉斯卡尔·德斯坦身上,而且通过拒绝号召他的支持者在第二轮时投票给吉斯卡尔·德斯坦而对德斯坦发起了致命一击。

弗朗索瓦·密特朗曾经提出110条建议,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社会主义草案》和《社会主义宣言》。竞选运动期间,他在旧多数派的各种失败上大做文章,他不仅一味强调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糟糕情况,还就吉斯卡尔·德斯坦出访华沙、维也纳会议以及《安全和自由法》大发议论。在专家的建议下,他尤其注重自己的形象:那种“沉静的力量”。

吉斯卡尔·德斯坦指望的是法国人的正统主义。尽管他自称是已经出局的候选人,却依然很少光顾位于弗朗索瓦一世街上的政党办公室,而是继续行使他的总统职能。他相信选民会把他同其他候选人,把他这个总统同一般的政治人物区别对待。他几乎没有为自己在七年任期的所作所为做任何辩护,也没有就执政最初几年里实施的改革(在他领导的多数派中有部分人是憎恶这些改革的)以及对以不得人心著称的雷蒙·巴尔的国家管理做任何辩白。他就如何应对失业稍微做了个计划,并在其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真正满富激情维护的是他的对外和平政策、他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以及他对制度的维持。“如果你们想要的是一个虚弱的总统,那就不要投票给我。”

在吉斯卡尔·德斯坦自己都没有为自己而战的情况下,别人又怎么去为他而战呢?不要忘记,以通货膨胀或失业率来说,法国处于欧洲国家的中等水平,而法国人口的总体消费在最近七年间至少上升了25%,这些都由《快报》周刊提请人们注意了。我确实不能做的是从总体上赞同已经遭到我多次批判的吉斯卡尔的外交政策。我知道而且也以间接方式试图让其他人明白,他对苏联的过度武装与联邦德国的和平主义或中立主义运动忧心忡忡,他赞同对欧洲导弹系统进行现代化;他在部长委员会中对部长们侃侃而谈,却没有把这些告诉法国人民。弗朗索瓦·密特朗利用了这种沉默,不但趁机提出说即便他与共产党有着联合关系,他密特朗也会是一个更少纵容苏联的人,而且还表明自己对大西洋联盟忠心耿耿。

事后,我想弄清楚自己当时的超然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想弄清楚那些在1978年担心左派获胜又在1981年事先就对选举听天由命的个人或集体力量代表为何会表现出超然态度。拿我自己来说,我不认为自己的超然源自脑血栓,我在1978年行动了起来,但这些行动是在有些勉强自己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是事实。比起我在《快报》周刊上发表的社论,当局——无论他们这么做对错与否——对我在《费加罗报》工作时写的那些文章更加关心。实际上,或许在我脱离日报的同时,我也随之部分或全部地失去了那种多数党人士——无论他们是处于吉斯卡尔阵营还是希拉克阵营——认为我拥有的公众影响力。除了让-弗朗索瓦·拉威尔的和我的社论,周刊文章会因为作者不同而要么倾向于社会党人,要么倾向于多数党,不过更多时候还是倾向于前者。有鉴于此,我当时觉得自己是置身于战斗之外的。

由于无法为吉斯卡尔·德斯坦辩护,我只能把《社会主义草案》《社会主义宣言》《提议》作为反对目标。大多数法国人都不仇视国有化;虽然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对国家低声埋怨,却又总会重新信赖国家;他们不怎么喜欢价格自由或市场自由。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他的提议中删除了1972年纲领中荒谬、过分的部分。他提供给法国人的是一种更少压制的司法,更多中央分权的行政,对银行和一些工业集团的国有化,以及通过提高大众购买力来复苏经济的办法。我并不相信他在经济方面的短期纲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是无法减少失业率的),我也对国有化不怀任何期待——尽管国有化并不一定会引起灾难;我对他选择的分权模式也深表怀疑,不过我对分权原则本身却没有敌意。说社会党-共产党政府的上台会在长时间内带来个人自由的扩大,在我看来,这几乎不可能:不过怎么才能证明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很多“提议”都引起了担忧:教育或卫生领域的“国家服务”将以怎样的形式开展?这位候选人在竞选运动中对此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吉斯卡尔读提议读得太晚了,以至于他在最后时期发表的论战言论没有对选民的决定产生什么影响。

第一轮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对社会党第一书记的反对。共产党被部分支持者背弃后走投无路,只能做出让步。弗朗索瓦·密特朗在第二轮投票时需要共产党的支持,但他在什么都没有允诺的情况下就得到了这种支持;乔治·马歇如果拒绝,就会进一步加剧自己党派的失败。这位左派总统一旦入主爱丽舍宫,便期望左派能在议会获得多数:选民也给了他一个社会主义多数。

这件事情对于处在“死缓阶段”的第四个年头的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没有被政权更迭或“变化”所波及。戴高乐执政的最后时期,我在将军的忠诚拥戴者眼中——他们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主人的情绪——变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乔治·蓬皮杜曾在他竞选运动开展的初期给我写过一封友好信件,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和我有过私人联系,或许我那些“得罪人”的文章中的某一篇冒犯了他。在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七年任期中,我觉得自己比惯常情况下更接近总统。1977年后,我曾几度与总统电话交谈,也数次被邀请参加官方宴会,而我也出席过两三次;总统曾就一期《快报》周刊向我们间接表达了他的“难过”,在那期周刊中,让-弗朗索瓦·拉威尔和我批评了他的华沙之旅。我有个老习惯,我总会激起我为之投票且从原则上支持的那个当局对我的憎恶。我好奇地等待着新的体验:我从原则上反对的那个当局对我的憎恶。

至于现在这位总统,我对他不存丝毫反感。我也曾多次与他见面,我和他还在电视节目中有过一次交谈,那是一次勉强称得上是学术谈话的交谈,我们首先谈论了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然后讲到了时事,特别是智利的政变。我徒劳无功地尝试说服他相信,他想实施国有化的那些大工业集团并没有构成垄断,而且也将无法提供任何公共服务。他为阿连德总统的失败发动反击;我则对皮诺切特将军夺权感到遗憾,不过,对于一支以忠诚闻名的军队发动的“政变”,我更多是用左派政府和它那拖后腿的极左派盟友所犯的错误加以解释,并未理会假想中的美国干涉。在电视论战中,细致入微的论述通常起不到好效果:弗朗索瓦·密特朗没有拒绝采用黑白分明的阐述以获得好处;一边是卑鄙的军人,他们谋害了本国元首和民主制度,另一边是骁勇的英雄,他们希望给一个分裂了的社会带来更多的公正。

我是想说,就国际背景而言,我不认为他是一位适合于法国的总统。他和社会党议员多数派一道,把我们重新引向昔日的共和制、一个法国本土派政党、一种书生政治以及一种对世界的懵懂无知。弗朗索瓦·密特朗对行政管理的厌恶即便在他的亲友圈中也是公认的。他在操纵经济词汇上很成功,并把从一两个幕僚那里吸收的某个论点加以发展。然而在一场讨论中,当他的对话者对这个论点提出批评时,他却无法找到论据为自己的论点辩护。我还记得1974年他与吉斯卡尔的一场对话,当时的他提出要让法郎对马克进行价值重估——这一提议就当时而言一点儿也不荒谬——然而,当他的对话者转去嘲讽这个提议时,他却做不到反唇相讥。他就像第三共和国与第四共和国的“大人物”一样,具备文学才华,醉心于华美的辞藻。我不认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就一定会是最好的执政者或最有天分的“政治家”。人文修养并不排斥对当下现实的理解力。乔治·蓬皮杜编过一本法国诗选,但这并不妨碍他进银行获取经济知识和金融能力。弗朗索瓦·密特朗让我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迟到的皈依,不幸的是我觉得他的这种皈依又的确真诚而且出自自身意识形态。

出身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的他在很年轻时,就对会让他想起“重商主义”的丑恶的夏朗德的大资产阶级心生厌恶。他支持国有化学说的论据,永远不会超越平庸或变得卓尔不群。国有化包含在社会主义《圣经》中,它是与共产党结盟的必要条件。一旦把国有化写进了纲领,它就会一直保持不变,因为无论这两个左派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变,它都在社会党的计划中。

自上次大战结束以来,第四共和国时期如同第五共和国时期一样,对始自1939年的衰退做出反应的法国人及其领导阶层,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把“与教堂钟声合拍的法国”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科技共同体。经济复兴开始于第四共和国;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幕僚批准通过的是一部保留了个人自由、挫损了议会机构却没有排除它们在有利条件下有着重新振作的可能性的宪法。我分享了激励着几代人的那些情感、憧憬、期望,正是这些人成就了1981年的法国——这个国家的前进冲力已被世界危机所限制,但依然对昔日的决心忠贞不渝,那就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尽管存在总统权力过大的问题)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

我并没有忽视那些支持执政党的变化了的论据。十四年的总统任期,确实是太长了。谁能在如此长的时间中忍受住总统任期带来的孤独,抵制住包围着自己的奉承者?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左派,似乎在言语上变得越来越激进,也越来越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至于右派一方,则在慢慢失去革新的能力,它不断地被那个不负责任的、对自己会在短时期内被赋予治理重任不抱希望的反对派骚扰。

无论这些理由本身如何铿锵有力,它们也无法胜过相反的论据;我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接受作为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为候选人的竞选支持委员会要人名单中的一员。自那以后发生的事也没有让我对自己的这个选择感到后悔。1981年5月,让如此多法国人衷心感动的“变化”——左派终于当选了!——几乎不可能获得什么新成果,所有观察家,甚至连社会党人,都在一年的执政结束时意识到了这一点。生产没有上升:需求膨胀导致的是对外国商品的购买。1982年,贸易赤字已经接近1000亿法郎,正如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最后一次与还是候选人的密特朗对话中预告的一样。当时的密特朗愤慨反击说,右派永远不会理解左派引领的“新逻辑”:经济增长将减弱由通货膨胀和失业反常相结合带来的痛楚。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国际收支赤字让18个月的新逻辑实验走向了终结。我犯了过于乐观的错误。从春天开始,财政部通过冻结价格而重新实行了价格控制,与此同时,预算部门也减慢了对预算资金的使用。

一位读者反驳我说,右派政府(比如1975年)也同样犯过错估行情的错误,这并不足以构成对变革的谴责。左派政府不得不用滔滔雄辩、先贤祠国家纪念仪式和提高对大众的收入的再分配来庆祝胜利。而后,它便会回到平淡无奇的现实中,处于世界市场的限制之下,而法国在这种限制下是无法在不贫困化的情况下全身而退的。

左派政府在执政初期所犯的那些错误,我本是可以原谅的:学习成本;因为左派神话的存在而无可避免地让步。它不得不以慷慨赠予来开始自己的统治,即便这意味着它随后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去充实已经半空的国库。然而,社会党的远期规划也不比近期规划好到哪里去。我在两种规划中看见的都是错误思想的集锦。

为了对抗失业,作为候选人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承诺新设20万个以上的公务员职位,换句话说,增加被保护的法国人数量,与此同时处于生产和出口这些前线部门的法国人的数量则维持不变。在不减少日工资的条件下缩短工作时间;实行提前退休;所有这些提议都倾向于平分工作,而不是创造新工作岗位。雅克·阿塔利在就我那本关于1978年选举的小册子写成的书评中指责我,说我听任失业,说我在世界危机的糟糕后果面前示弱。而左派却在承认无能中走得更远:增设公务员职位和实行提前退休恰恰表现的是一个公务员政党在才智和精神上的平庸。

比起这些措施的实际的不良后果,它们在象征意义上的灾害性更甚。在这个法国为了保护自身工业而投入一场艰苦战斗的时刻,左派要出于怎样的荒唐认知才会自认为有必要去让法国人相信,救赎将会奇迹般地随着那些满足了他们私愿的变化一起到来:工作得更少却挣钱更多?与此同时,在出生率低于代际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社会党部长力主推行中止妊娠,实施业已通过并宣布的(将改变家庭收支商数的)税收措施。即使不提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某种敌意,这一切也显示出一种冷漠无情。就历史而言,实际上是右派而非左派在关心孩子的数量和法国人的数量问题。

比慷慨赠予更进一步的是,这个多数党还期望用1936年莱昂·布鲁姆式的国有化来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什么要对整个银行系统都实施国有化呢?除了具体行动与社会主义和生产资料国有化(实际上是国家化)之间存在一贯混同外,谁也不知道政府的动机。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业群体,而不是其他工业领域?没有人能对此做出合理回答,因为这一选择是任意做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偶然为之,是10年前社会党和共产党进行协商的结果。事实上,国有化,尤其是以这种方式实施的国有化,反映了那种米歇尔·罗卡尔毫不犹豫加以反对的(这对他造成了不利,这也是真的)的陈旧做法。

国有化并不一定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不管怎么说,领导私有集团或公有集团的都是同一些人或同一群人。然而,国有化一旦达到了某种规模,国有化后的行业就会对开放经济的运行形成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

不论涉及的是教育还是卫生,社会主义规划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国家化和工会权力。所有现代社会都已向这个方向倾斜,法国社会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也算得上是在这条被托克维尔称为“监护性专制主义”且有可能会导致在人民民主制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国家之一。为了让法国人在第五共和国也能体验执政党更迭的滋味,需要付出的代价——当时在我看来太高,而且现在我也依然如此觉得——太高了;雅克·希拉克为了除掉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代价。

我已多次指出,在苏维埃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或混合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有特色的可行的社会主义。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一断言。密特朗的法国,就其经济制度而言,与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法国并无不同。国境的开放及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参与迫使政府——无论它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受限于同样的约束;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对欧洲共同体和世界市场的参与,让密特朗的法国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法国同其他所有致力于逃脱这种约束的国家一样受到了制裁。

社会党人国有化了银行,而这一切又是在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希望保留银行的自主性还是将其用于达成自己的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在没有设想任何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就对某些工业集团实施了国有化。部门经济方式取代了插槽经济方式,这是一种不但含糊而且危险的方式,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会受到世界市场和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不能作为一项政策来实施。

人民阵线政府和1981年政府之间的相似性,对那些头脑清晰地经历过1930年代的人而言很明显。在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施政纲领与莱昂·布鲁姆的施政纲领之间确实有着某些相似。他们都承诺提高大众购买力、减少工作时长及实施社会法案(带薪假期、集体谈判)。尽管人民阵线遭遇了经济挫折,尽管1936年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投票让贝当元帅在1940年获得了全部权力,莱昂·布鲁姆政府在左派的记忆中,在国家神话中,依然具有特殊地位。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曾为这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主席立传,在这部美化程度有时堪比圣徒传记的传记中,他对他的伟人犯下的错误只是略微提及。带薪假期在莱昂·布鲁姆的颂扬者心中比40小时工作制更有分量。

为什么弗朗索瓦·密特朗在重犯莱昂·布鲁姆某些错误的情况下,却没有获得可以与莱昂·布鲁姆媲美的道德成功或神话式成功呢?39小时工作制不但没有得到工会的支持,就连共产党的党内支持也没有取得。舆论则趁此机会揭露,大量的工薪者、雇员和公务员的工作时间实际上已经小于40小时,他们却还去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而且他们也实现了这种诉求。右派政府在1958年到1981年与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社会立法,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完全可以与其他国家的法律媲美。1974~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国家开支部分(公共开支和社会转移)大约上升了7个百分点(大约从36增加至43)。社会党候选人在自己的竞选运动中表明会让国家开支所占比不超出43这个百分点,但实际上已经超出了。1936年,莱昂·布鲁姆有条件同时实现改革社会立法、提高大众生活水平和复兴经济;弗朗索瓦·密特朗却无法这么做,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陷入世界性危机的经济体,何况以前的国家管理也与社会党宣传的正好相反,其缺点不在于过分严厉而在于放纵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党更迭能在平静中进行,这显示了法国民主制的成熟。尽管面对的是政权更迭及与资本主义决裂的连篇絮叨,法国人还是继续既无担忧亦无热情地生活在这一新时期中,好像这次法国的多数党派易手对他们而言并不比英国和美国的多数派更迭更有意义。我们应该把这看成人民的麻木还是睿智呢?这届政府本可以向外界证明社会党-共产党的联盟有能力成为相对于右派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那个多数存在的另一种常规选择,然而,这个政府在一年之内就犯了如此多的错误,发表了如此多的蛊惑言论,这让它无法再证明这点。

我对横生出来的这个密特朗七年任期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思考的是法国正在经历的这个社会党政府执政期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法国会抛弃自己的抱负吗?法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因为与当局不断对抗的工会权力而动弹不得吗?国家将在什么时候,又将如何从社会主义实验中走出来?这个实验注定是会让英国模式衰落,还是会让法国从那种并非始于1981年却从1981年5月重新加强的国家行政约束中摆脱出来?

回顾往昔,我想起自己写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分析文章,那篇文章讨论的就是人民阵线以及它失败的原因。1946~1947年,我反对的是第一次宪法草案,就是那部最后被选民否决的宪法。对于第二次宪法草案,也就是第四共和国宪法,我由反对转为支持。我从未参与第四共和国的政党争夺,即便是在法兰西人民联盟存在的那个时期也不例外;我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讨论的都是经济问题——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等。《不变的与可变的》一书是根据我1957年在哈佛大学开的讲座写成的,我在其中对第四共和国做了总结,在我看来,这些总结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也依然公允。我心怀好感地跟随了第五共和国的初期发展步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对只由单独一个党派执掌共和国以及因此导致的左右派决斗感到担忧。我在1973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只有第一篇,也就是《化圆形为正方形》被重印、传播和使用。其他两篇文章都对“逼牌”问题提了醒:一旦右派总统当选,他就会要求国家给他一个他能够与之合作的议会,然后,人们会要求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取得一致,还会有无穷无尽的种种后续要求。总有一天,选民会拒绝这种逼牌而去尝试变化。只要这种变化依旧体现为《共同纲领》和社会党-共产党联盟,它就隐藏了对国家本身的损害。

我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写成的那两本小册子不能说有什么学术价值;它们的目的在于影响公共舆论,它们属于政治行为。《难觅的革命》一书无法被归入任何一类——它既不属于学术分析又不属于政治行为:它是本即兴之作,时至今日,读者依然能在其中看到至今有效的分析(我认为如此)、在我身上已不复存在的激情以及我在当时的过度担忧。也许我对法国“政治科学”的最大贡献要数分别发表于《政治科学法国月刊》和《政治学研究》上的那两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通过对民意测验结果和选举结果的同时运用,讨论了选举社会学的齐格弗里德传统;我为社会学分析方法辩护,驳斥了地理分析方法(有些人在今天重新采用了地理分析方法,轮到他们利用各个省份或地区的过去——甚至是很遥远的过去以及这些地方的家庭传统——来解释不同省份或地区的政治倾向了)。

这种对国家生活的参与——有时还是很积极的参与——给我带来的既非自负,也非不满。我当时对法国复兴很有信心,特别是对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充满了信心。与其他很多观察家不同,我没有特别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破产倒闭的情况,而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1919~1929年的重建与1930年代的危机加深之间形成的反差。危机的加深是由于连续几届政府(1938年达拉第-保罗·雷诺的政府是例外)的错误所致,这些政府都没能真正明白处于世界大局中的法国的情势:它们在1931~1936年错误地维持了汇率水平不变,实行了让人痛苦的过度通货紧缩,而后的人民阵线又犯了与此相反的另一种错误。所有这些都没有证明马尔萨斯主义就是植根于资产阶级或法兰西民族的(即便国民生产总值在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让-保罗·萨特依然继续大肆攻击这种马尔萨斯主义)。在正常条件下,法国经济会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一样地发展,而我的这种乐观看法也为发生的事件所证实。

我之所以笔耕不辍,既非出于学术好奇心,也非出于党派激情。虽然下面的陈述看起来好像已经过时,极端说来还好像是荒谬的,但我还是要说,我从1930年代初开始就是作为公民和爱国者在书写法国,我觉得法国处于将死的危难之中。由于政权的无能以及各党派在山雨欲来时仍然猛烈地互相论战,这种危难愈加严峻。我一直都不认为——甚至在1940年那种情况下也不认为——爱国主义是可以由一群法国人垄断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曾既惊异又带些许愤慨地指出,国家行政主体几乎毫发未损地挺过了分裂岁月,但在法国解放头几个月及解放后第一年中进行的大清洗却从各个方面打击了法国,而且国家尚未结痂的旧伤口也被重新撩开了。服从过维希政府却在1944年之后可以保留公职的军官和公务员比比皆是。如果在伦敦我没有做到从脱下军服那刻起就像一个戴高乐派那样行事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我对派别性的反感——即便它是最令人尊重的派别。

我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采取了黑白分明的立场,不过,与其他人不同,我所写下的文字没有任何一篇是针对黑脚的,我既没有批评他们的排犹主义,也没有攻击他们的轻率盲目。他们注定会从1955年或1956年起成为那些超出了他们掌控的一系列事件的牺牲者。他们对这些事件负有部分责任,这是肯定的;如果他们当时就能揣测出事情的结局,他们应该不会那样地加以阻挠。因为他们原本就会失去他们的祖国——那片他们自以为属于自己同时却有一千万穆斯林生活于其上的土地。

当我在1973~1981年用文章支持多数党时,我反对的并非左派本身。就共产党来说,我一直是它的顽强敌人,这不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外国的民族主义政党(我在此引用的是莱昂·布鲁姆的话),还因为它托身的政体让我恐惧。至于社会党,我在不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情况下用文字同这个政党战斗,因为它拒绝汲取20世纪给出的教训而重拾了老思想,并且对一些显而易见的国家利益视而不见。

就这样,社会党被迫做出了导致自己分裂且连它自己都憎恶的决策。我不希望社会党人输掉,也不希望因为他们放下了烦人的经济限制且把意识形态置于优先地位而让我与他们一同失掉法国。人类的前途并不依赖于法国的未来。但是,真正让我担心的还是法国的将来。每当我脑海中的担忧胜过期望之时,我就会想起《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最后那段话:“……(法国)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好或更糟……它善于设想宏伟蓝图,而不适合去尽善尽美地实现伟业。”

法国的复兴似乎对我们而言,对我们这些老人而言,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还对1940年的沦陷、1945年的废墟和1958年第四共和国的垮台记忆犹新。虽然我无法知道社会主义实验的历史后果,但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段插曲会长时间地让我们的国家失去机会。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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