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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我不仅仅是一个人,我比北京老,我为写作而来


来源:凤凰文化

城市意味着记忆、成长、开始、结束,或重新开始,总之城市是时间的容器(乡村就不是,乡村是时间本身)。1957年一艘小火轮穿过白洋淀,经天津把我们一家从乡下带到北京。小火轮上坐着我城里人的父亲,乡下的母亲

城市意味着记忆、成长、开始、结束,或重新开始,总之城市是时间的容器(乡村就不是,乡村是时间本身)。1957年一艘小火轮穿过白洋淀,经天津把我们一家从乡下带到北京。小火轮上坐着我城里人的父亲,乡下的母亲,大哥,二哥,姐姐。哥姐分别是十二岁,十岁,六岁。我没在那条船上,我还没出生。两年后,1959年,我出生了,带着出生前的记忆与北京开始了某种关系。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很难说有一种确定的关系,唯有局部或者碎片或者某一个视角能相对地确定一下我们自己。

北京,那时从空中看就是一大片四合院,一望无际的灰色屋顶。屋顶空旷如波浪,上面通常是猫、鸽子的世界。通常猫看着鸽子飞,在角落或枯草中,一动不动。一般没什么办法,或者永远也没办法。但是看,永远看。偶尔,会有个小孩爬上屋顶,探头探脑,与猫、鸽子构成另一种空间关系。这更为罕见,你就是坐多少次飞机也未必能看见一次。那时飞机也少,看见的情况就更少。当然,现在飞机多了,但也基本上看不见北京了。

现在,无论何时一想起自己小时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顶上,对猫和鸽子视而不见,就觉得有一个梦始终没做完,就总想回到屋顶看看那一片遥远的北京。现在,我已经比北京老,我充满回忆。以前,我很少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我还记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是在中学历史课上,历史老师有一次讲“北京人”,我惊讶自己的老家竟然在周口店,稍后才知道此“北京人”非彼“北京人”,或者说简直毫无关系。尽管如此,两者的重合还是烙印在心里。我甚至觉得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故事对我也有种莫名的影响。我不想夸大这种影响,但所有特殊事物都有投射功能,有时仅仅一个词都会对一个人产生影响。另外,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经历的东西太多了,历史常常就在身边非常具体地展开,某种镜像、心理叠加对人的影响化为无形。夸大这种影响是形而上学,但完全无视也不符合实际。2010年我的西藏题材长篇小说《天·藏》问世,责任编辑王德领先生有一天对我说他在《天·藏》里读出了北京。我非常意外,两者毫无关系。我曾在西藏生活过几年,那是很年轻的二十郎当岁儿的时候,我记得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想竭力忘掉北京的。但真的忘掉了吗?我没问王德领从《天·藏》里读出了什么,不必问,一问就形而上学了。换句话说,有些东西是不能简单说出的,我与北京,或者北京与我,能简单说出吗?

我喜欢神秘、巨大而又敞开的事物,喜欢这类事物带给我的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去西藏之前我二十四岁,那是我青春年华中最迷惘的一段时光,记得我曾一个人去故宫,在红墙下散步,在斑驳的地上徘徊,在荒草中停留。我并不喜欢故宫,但喜欢故宫构成的纯粹的空间。一切都和历史无关,我不走进故宫的任何大殿,不想知道任何历史掌故包括传说,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和一种巨大的空间,和荒草、颓砖、天空……在台阶上,在门下,在黄昏的阴影中凝视远方。我蔑视历史,从不感觉在历史面前自己渺小,仅就抽象的空间而言,故宫这样的地方抽象未知的东西太多了,一如我那时青春的迷惘与神秘。后来,我的另一部书《沉默之门》中写到了故宫的外景与周边,写到那一年筒子河边的雪地上一个疯掉的诗人。这个诗人与一个有“九命而不死”的老人散步,两人相互搀扶,踱步。冬日的阳光在那年非常清冽、干净,好像是对血的一种自净行为。河岸空无一人,只有我的主人公挽着有“九命而不死”的老人走在风或雪后的阳光中。老馆长腰弯得厉害,但在深度的弯曲中却昂着头,目光直视,像一尊铜像。故宫筒子河畔始终没放置一些铜像,始终少了一些真正人文的东西。石狮子、铜狮子,固然是艺术,甚至也算人文,但究竟还是近似图腾,不如人。

我曾在南长街34号居住,这条街过了西华门是北长街,南北长街分布着中南海、故宫、中山公园、福佑寺,直至北海,街边有不少深灰色的深宅大院,一般只能看见里面的树和方形烟囱,却很少见到冒烟,好像空宅。同样也有不少普通居民小院,或三五户或七八户,街边有菜店、副食店、粮店、垃圾桶,包括修车铺。两所中学,北京六中、北京一六一中,如果算上长安街上的二十八中就是三所中学,它与北京六中事实上不过一墙之隔。另有南长街小学与北长街小学。这样密集的几所学校,一到下学,人流如潮,追跑打闹,大呼小叫,堪比赛事散场。不过尽管这么多人流,不一会儿这条街仍是北京最安静的街。夜晚,绿树红墙,华灯映照,仿佛久远的古代时光。我住的34号与中山公园仅一墙之隔,从后窗能看见筒子河、城墙、角楼。只是时光荏苒,这些年南长街面貌大变,街上的菜店、副食店、粮店、照相馆、修车铺,都失去踪影了。没有垃圾桶,空空荡荡,干干净净。没有下学的人流,学校都迁走了取消了,民间的院子所剩无几,大多都经过了深度改造,变成很新的灰色深宅,烟囱还是见方的,墙体簇新,完全没了时间含量。除了新就是新,新得不可思议,甚至恐怖。都拆了,换了新的,却几乎无人。

一切我都接受。经历得太多了。在北京还有什么没经历过的?因此一切也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不喜欢北京的新潮建筑“鸟巢”“巨蛋”“大裤衩”,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甚至莫如说喜欢。我说过我喜欢巨大的事物,喜欢超现实的东西,故宫在“巨大”这一点上在全世界也是超一流的、超想象的。北京的新潮建筑至少在“超想象”上继承了北京的传统,如果说以前的“巨大”有着严整性、确定性,如故宫、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那么以“鸟巢”“巨蛋”“大裤衩”为代表的新兴建筑又增加了北京的不确定性、不可把握性、怪诞性,它们昭示了北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是世界之外的。对,世界之外。我不知这些新的不确定性的巨大建筑再加上古老的确定性的建筑,对后世北京人有何种影响,反正北京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可把握,越来越怪诞、立体却不透明。如果把北京比作一面历史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镜子,那么在这面镜子中,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

我无法说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看不清,这不是我能选择的,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比起那些一眼能看清自己的地方,比如风景地的海边、山中、河畔,我还是接受这个看不清自己的北京。

北京给予了我太多无形的东西,如果这不是一种天赐,也是一种宿命。无论什么,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都照单全收,一切都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我不仅仅是一个人,我比北京老,我为写作而来。当然,我早晚会住到海边的:一个人和大海和一面澄澈的镜子。那时在镜子里再看一个更加超现实的北京,而这个北京已经与我无关。

本文是作者为《北京:城与年》所作的序言。

《北京:城与年》,宁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07

《北京:城与年》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作家宁肯,对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变迁的沧桑回忆。作者生于1950年代末,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度过;青年时代又恰值改革开放,百废俱兴……这样的时间跨度,使得本书涉及的多种历史文化事件和时间空间节点,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烙印,加之作者视角的独特——不乏小说家对城市风物的冷静观察、对亲友人物命运的探究思索,记忆的丰富,文笔的生动与思辨兼备,使得作品杂糅了多种魅力。书中穿插着摄影家陈惜惜多幅黑白作品:北京的市井风貌,老人儿童,高楼大厦与断壁残垣,都以黑白光影呈现,静谧中隐约着喧响,怀旧中蕴含着温馨,与宁肯的文字两厢呼应,构成了更加丰富的张力与空间。

本书作者宁肯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二分院中文系,八十年代写诗,大学期间在《萌芽》发表诗歌处女作《积雪之梦》。1984年至1986年在西藏生活工作,“新散文”代表作家,代表作为西藏题材长篇散文《沉默的彼岸》。1998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现已出版《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三个三重奏》。另有中短篇小说集《词与物》《维格拉姆》,散文集《说吧,西藏》《思想的烟斗》,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获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第七届北京文学艺术奖,首届香港“红楼梦奖”推荐奖,《当代》2001年文学拉力赛总冠军,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首届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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