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后的高尔基：革命叛徒还是御前文人？

高尔基与斯大林

原题为《“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十月革命”前后的高尔基》，摘自《知识分子的幽灵》，感谢东方出版中心授权发布。

一

最近在读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和《苏联的心灵》，同时又读了许多关于俄罗斯与苏联的史料，当然也包括像周有光这样的学术人瑞对于苏联的解读，恰恰在此时，专攻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专家汪介之教授的皇皇大著《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了。介之兄毕其半生之学术功力著就的洋洋近40万字的著述是我翘首以盼的宏论，我请译林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送来此书，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说实话，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像这样的阅读急迫感了，因为我们这几代喝着俄罗斯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乳汁长大的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难以分清俄罗斯与苏联文学之间的区别，对它们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人际关系和作品表达的真相根本就不甚了了，更加上多年来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对历史的掩盖和歪曲，致使我们对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以及生长在那个狂热革命时代的许多作家作品的理解都是曲解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在历史真相的聚光灯下，我们看到的将是另一幅惊人的俄罗斯与苏联文化和文学的真实图景。从文化和文学的接受史上来看，我们逐渐发现中国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接受的许许多多关于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信息都是有谬误的，当历史的真相被揭示出来的时候，一切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史都必须改写，而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也同时要接受反思和重释，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世纪末的近一个世纪里，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受其影响太深了。

介之兄此著在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包括远赴俄罗斯各地去搜集连俄罗斯学者都有所忽略的珍贵资料），试图力排高尔基研究中的许多误植和盲点—对从俄罗斯本土研究者到西方研究者的许多对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思想变化的误读都予以一一甄别，更难能可贵的是，此著对中国的高尔基研究中的许多误区也同时予以严肃的纠正，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高尔基，同时也给我们开启了一扇重新认知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史与政治史之间关联性的窗口，使我们从中获得新的价值观念。

其实，我对此书最大的兴奋点就在于高尔基对1905年的俄国民主革命，以及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不同态度；在乎高尔基对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暴力行为的态度；在乎高尔基对“文学就是人学”的价值立场的终极阐释。

1905年的俄国大革命是高尔基向往的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其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我们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学课本一直将其作为传统的教材篇目使用）是推翻沙俄封建专制、讴歌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朽诗篇，然而，60多年来，我们对其主题的阐释都千篇一律地、含糊地表述为高尔基在呼唤着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到来。恰恰相反，高尔基对革命的渴求是建立在非暴力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的。因为高尔基本质上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作家，他所继承的是代表着“俄罗斯良知”和人性力量的传统作家观念，是“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俄罗斯作家的血脉延续，诚如汪介之先生所言：“这位在20世纪初年曾以一曲横荡天涯的《海燕之歌》热情呼唤革命的作家，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的暗淡年代里，并没有以高昂激越的旋律为另一场革命风暴的到来而呐喊。”这是为什么呢？！

汪介之先生为此提出了七个振聋发聩的问题，的确是我们每一个研究俄国和苏联文学史，甚至政治史的学者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为什么高尔基这只曾经热情呼唤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夕写下了试图阻止革命的《不能沉默！》，并在那前后连续发表了八十余篇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的思想”？

为什么这位被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作家，却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离开了俄国，长期流落异邦？

为什么他在1928年首次回到苏联后，一方面被奉为贵宾，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另一方面仍继续受到明暗不一的批判、指责和抵制；而且，在那以后的数年中，他一直来往奔波于莫斯科和索伦托之间，直到1933年才最终选择了回国定居？

为什么他一直漠视苏联国家出版局负责人对他的反复催促，拒绝撰写《斯大林传》？他对苏联的社会现实、个人崇拜和文坛状况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

为什么高尔基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又是谁首先对其内涵和实质做出权威性解释的？它是如何被确立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的？

为什么关于高尔基的死因，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令人真假莫辨？他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害的？如何解释他去世前周围出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

为什么一提起高尔基，人们就想到他的《母亲》《海燕之歌》等少数几部早期作品？他在自己的“晚期”究竟完成了哪些作品？他以最后十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究竟有何价值？

二

众所周知，1917年的十月革命前的三月，也就是俄历的二月，俄国发生了一场推翻封建沙皇制的民主主义的大革命，史称“二月革命”，无疑，高尔基是十分激赏这一民主主义革命的，我以为这场革命就是高尔基呼唤的那只迎接暴风雨的“海燕”。因为这场革命带来的是不同的阶级对于共同的敌人—封建专制的彻底摧毁的结局，就此而言，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党联盟的政体。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尤其是孟什维克社会主义者在这场革命中的思想观念和利益的冲突，导致了随后而来的“十月革命”，因而改变了民主革命的格局，从而逐步开始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我目前所阅读到的材料而言，可以做出的判断是：高尔基和许多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对这场革命持保留态度的，即便有些人暂时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这次革命行动，但是，在面对其后来的许多政治施政措施时，当他们认识到这种专政的后果时，就与之保持距离了。这也是高尔基之所以在“十月革命”后不断地写信给他的朋友列宁和斯大林，为许多不公平的事件、严重的阶级剿杀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劝诫，或为许多遭到政治迫害的作家进行辩护与求情的真正原因。虽然后来苏联当局为了年轻的苏维埃的政治颜面，让高尔基担任了苏联文学与文化团体的重要职位，但是，对其许多政治态度却是不予理睬，甚至予以批判的，所以，当他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时，他就不得不找借口去继续他那俄罗斯作家式的逃亡流浪生活了。

可是，无论是在苏联时代，还是回到了俄罗斯的时代，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左派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右派们却又说他是斯大林主义的御用文人。无疑，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人物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高尔基，那是因为我们都只是看到了高尔基的一个侧影，要得到一个高尔基的全息成像，就必须在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观念基础上，全面地考察高尔基每一个时期的行为举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汪介之教授的这部著作尽其可能地做到了对各方面史料的全面收集，比如对高尔基最后二十年的评价，汪先生采用了三个具有不同身份的文化大家的价值判断概括出了三种不同的意见，极富典型性。这就是卢那察尔斯基、索尔仁尼琴和罗曼·罗兰。

苏维埃的文化领导者卢那察尔斯基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利益，将高尔基定格在这个新兴国家机器之上，这只能使高尔基无言和无奈，因为，高尔基的确在这个国度里享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物质利益，“十月革命”以后，“从此高尔基便同我们缔结了最亲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从此高尔基在国外所站的岗位，便是宣扬苏联真相的一名勇猛的、公开的、坚定不移的战士的岗位。从此他对资产阶级的憎恨比先前增加了好几百倍。……高尔基用不可磨灭的文字，将自己的姓名记入了人类的庄严史册”。果真如此吗？随着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披露，人们看到的是高尔基的质疑，他的这种不配合的言论甚至遭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抨击。斯大林在1917年针对高尔基的《不能沉默！》一文，亲自撰写了《许多膘肥体壮的公牛包围着我》，指责高尔基“从革命队伍中临阵脱逃”，“我们担心这些‘栋梁们’（指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桂冠会使高尔基不能入睡。我们担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被拖进档案馆里去”。更有极“左”的斯大林主义者道出了他们真正的价值判断：不由“高尔基自从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织者以后，自主地也和他们一起反对工人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都把高尔基视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另类作家，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甚至将他定性为“一个巧于规避和伪装的敌人”，“越来越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一切反动人物的传声筒和防空洞”。面对托洛茨基的指责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悲叹，以及“拉普”（这也是高尔基在1928年回国以后首先解散“拉普”的原因）们的批判，高尔基应该认识到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才是他与苏俄的文化和文学体制有着根本思想分歧的真正原因，就在于他坚守的是一个俄罗斯作家未泯的人性和“良知”。

即便如此，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反对派作家仍然不满意高尔基的行为：“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他死前的可怜行径归结为他的谬见与糊涂。但不久前公布的他20年代的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种行为。高尔基在索伦托惊讶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荣誉，也未获得更多的金钱（而他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荣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成了亚戈达的自愿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1937年也会唱赞歌的。”显然，我不能同意索尔仁尼琴的这种观点，也许，由于索尔仁尼琴受到政治的刺激太深，因此他对在那个时代得到任何荣誉和利益的作家都抱有成见，一叶障目，使他看不到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基本立场。所以，我根本不会相信高尔基会赞扬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因为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就是他的政治观和社会观的总和。至于1928年以后这只“双头海燕”折断了翅膀，全面附和斯大林的专制，那是另一篇文章所要交代的问题。

“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代表着俄罗斯良知和人性的作家与文人，他并不属于哪个特定的阶级和阶层。就像中国的鲁迅死后被各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文化需要所阐释那样，高尔基也在许多不同政治和文学的需要中被解构和误读。即便是在苏联解体以后，那个创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鲍·瓦西里耶夫和佐洛图斯基还在批判高尔基1928年回国后面对严酷的现实一言不发，以及参与了30年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鼓噪。直到1990年8月3日科洛德内依在《莫斯科真理报》上还撰写了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双头海燕》，“说高尔基像有两个脑袋、两副面孔，这只曾经呼唤革命风暴的海燕，晚年竟在证明斯大林主义的正确性，甚至支持其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杀”。无疑，随着大量的史实被无情地披露，我们对高尔基思想在1928年的大逆转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但是，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许多作家和研究者对晚年的高尔基，尤其是他1935年以后与斯大林之间开始产生的裂缝没有进行仔细的研究，所以判定死于1936年的高尔基也会对1937年的斯大林大清洗表示赞同。我倒以为，如果高尔基还活着，保不准还会来一次“不合时宜的思想”表态，所以一切无端的指责都只是毫无依据的推论。我更相信的是俄罗斯世界文学研究所高尔基文献保管、研究出版部主任斯皮里东诺娃在其《马·高尔基：与历史对话》里的观点：“与索尔仁尼琴的断言相反，他不会歌颂1937年，不会为其辩护，也不会忍耐屈服。”“人性的真诚和真正的艺术家的内在嗅觉，不允许他成为斯大林时代的御前歌手。”虽然1928年以后高尔基背叛过自己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初衷，但是，他临死前也是有所反思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伟大作家内心深处隐藏着的矛盾与痛苦，我以为汪介之先生从帕·瓦·巴辛斯基那里找到了高尔基的思想核心病灶，只不过他是用另一种表达方式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促使当年的阿列克谢·彼什科夫（高尔基原名）走上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道路？为什么他曾有过一次未遂的自杀？他获得了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生前都不曾领受过的那些来势凶猛、轰动一时的荣誉，其原因究竟何在？

‘革命海燕’为什么断然离开革命取得了胜利的祖国？他又为什么一再拖延，迟迟不回国？那位被称为‘铁女人’的玛丽娅·布德贝尔格在他的命运中到底起过什么作用？他唯一的儿子和他本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势下去世的？……”这一系列的诘问就回答了这只海燕之死的谜团—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造成了高尔基不可自拔的“双头海燕”形象。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只“双头海燕”的真实内心世界，透过《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表达和一系列为受着迫害者而进行的解救行动，我们不难从中找到可信的答案。所以，巴辛斯基得出的结论才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即他的理想的现实体现正在导致对个性自由的扼杀。”然而，这个结论也并不见得有其深刻性，因为还有更具慧眼的人早就看出了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高尔基的亲密朋友罗曼·罗兰作为一个西方作家的看法，或许更加具有局外人的清醒与客观：“他没有能骗过我：他的疲惫的微笑说明，昔日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未死去，他依旧对自己的流浪生活眷恋不已。不仅如此，他还徒然地企图在他所参与的事业中只看到伟大、美和人性（虽然确有伟大之处）—他不愿看见但还是看到了错误和痛苦，有时甚至是事业中无人性的东西（这是任何革命所难免的）。他痛苦，他要避开这种场面，他带着惊恐的目光向那些迫使他直面这种现实的人求饶。但也是徒然；在像高尔基这样的人的意识深层，任何时候也去不掉那些阴郁的景象。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是充溢着痛苦和悲观，虽然他并不显露自己的情感……”这个曾经也如高尔基那样激赏和支持过革命的西方作家，通过高尔基的切身思想的转变，看到了这种革命非人性的一面，充分理解了高尔基在革命语境中的困厄与痛苦。也许这个答案更加客观、更加合乎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思想逻辑。也许高尔基曾经赞同过革命，但是，一旦革命的伴随物玷污了作家的人性和良知，他就必然会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因为他是一个会“思想”的“大写的人”！

高尔基的革命理想是什么呢？早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他就筹建过“一个介于‘左翼’和‘右翼’党派之间的‘激进民主党’的工作”。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高尔基“曾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与民主制的结合，重视社会主义理想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继承性和人道主义化”。就因为高尔基是坚持反对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改变“二月革命”的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现实的态度，所以，当“十月革命”来临之时，他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指责托洛茨基等人是拿工人阶级的血肉进行一场革命的实验。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高尔基反对“剥夺剥夺者”的逻辑，其原因就是不能沿袭封建专制的暴力手段来建立一个新的暴力制度，用以压迫人民，尽管他在某些方面赞同他的朋友列宁同志推行的革命，但是他毕竟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充满着人性和人道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面对“十月革命”的新政权，他声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手中，我都保留着批判地看待它的个人权利。”尽管无产阶级的“左派”痛斥他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但是他坚信“思想是不能用肉体上的强制手段战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两件：一件是为那些受难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的公民向当局的领导者求情；另一件就是发表了55篇“不合时宜的思想”随笔，捍卫人道主义和人的尊严。

“十月革命”即将百年，但是在中国学界，尤其是在文学界，且不说还存在着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倾陈腐观念，就以对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曲解和误会甚深而言，也是犹如一团很难厘清的乱麻。凡此种种，好在汪介之先生都做出了合理的学术性和学理性的阐释，同时，也批驳了一些不知史实而武断篡改与批评高尔基的不实言论，也算是做了一件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事情罢。然而，如何看待1928年高尔基回国后效忠于斯大斯呢？历史应该做出一个公正的回答！

丁帆/东方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