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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剑钊:为什么中文诗歌翻译成外文总是差点意思?


来源:凤凰文化

同时作为翻译家和诗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汪剑钊承认,翻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它既是正面的,同样也是负面的,在给他带来世界一流诗人的养料后,却对他自己的创作立了一堵墙。

编者按:同时作为翻译家和诗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汪剑钊承认,翻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它既是正面的,同样也是负面的,在给他带来世界一流诗人的养料后,却对他自己的创作立了一堵墙。

俄语专业毕业的汪剑钊如今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比较文学,自称曾经是西化主义者的他,如今会在课上给学生讲唐诗宋词。“我觉得应该是中西文化融合,可能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他说:“我觉得一个教授外国文学的人,如果对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解的话,那是失职的,或者是不够的。”

他也在践行这个观点。在国际诗酒文化大会·草堂国际诗会上发表演讲时,他把写作比喻成一棵树,根需要向下深扎,同样也要向天空伸展,“根就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观照,对自己文化的吸收。”,“这种扩展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其他文化的吸收。”

汪剑钊接受采访

记者:有人认为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翻译是对诗歌的一种再创造,你作为翻译家是如何看待诗歌翻译的?

汪剑钊:这个话题确实经常被讨论。诗歌不可译,最早是弗罗斯特说过的,他的意思是“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他的说法也证明了诗歌翻译的难度。我倒觉得诗歌实际上还是可译的,为什么可译?首先从实例来说,比如我们今天读到荷马史诗,《神曲》,《圣经》等作品,世界上大部分人读到的恐怕都不是原文,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英译,中译,或者其他的译文读到的。它们从原语言被翻译后,也没有因此使它的伟大就变得消失了。从这个实践的例子来讲,诗歌还是可译的。

人们为什么会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在我看来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通常会认为有一等一的翻译,就是一等一的交换或者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本身是有差异的,像英文译成中文,或者俄文译成中文,或者中文译成其他语言,都不太可能百分之百移植过去。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译诗是一场冒险的恋爱。一篇原文放就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待字闺中,译者就像是一个追求的小伙子,你要想追上这个姑娘,那你要拿出配的上她的才能。这就像翻译时,我的目标语和目的语都要有很高的修养,比如把俄文翻译成中文的话,中文跟俄文都要达到很高的修养,才可能真正把它译好,也就是进行一场有效的恋爱。

但是恋爱有时候可能会失败,翻译中间也有失败。我自己就有,比如翻译一首100行的诗,我译到60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译不下去了,中间有一些地方我就卡住了,就没法处理了,这个就像一场恋爱最终就没有接轨一样。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翻译,它像两人情投意合,最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之后就有了一个孩子。译成的作品就像一场爱情婚姻的结果。这个孩子带有父亲、母亲的遗传密码,但是他肯定既不是他的父亲,也不是他的母亲。译诗更多的是原文跟译文结合的一个孩子,它有很多密码,但是中间不是完全等同的,这是我对翻译的一个理解。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刚才说的就是翻译的过程是译者走进诗原作者内心世界的过程?

汪剑钊:当然,那是必须的。你要是译一首诗,不仅是字面上意义的传导,诗歌它的魅力在于它本身,它有多重答案,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作为一个译者,越多捕捉到潜在的意义,你就越能更好的体现,这其中就包括字面背后的内心世界,它的灵魂世界。我再用爱情做比喻,你译首诗要像一场恋爱,全身心的投入,才能把一首诗译好。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有的人可能语言很好,但他就译不了诗,主要原因就是他走不进诗人的内在世界,只停留在表面,没有进入到内心深处。

记者:跟诗作本身语言难度也有关系吗?

汪剑钊:有,有的时候有语言的难度,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文化上的原因。文化层面上的理解,每个诗人写作都有一些不同于别人的语言,都有他自己的词汇表。你要译诗的话,必须基本掌握他的词汇表,才能够进行翻译。

记者:像中文,特别是古典汉语,是公认的很难的语言,像这种语言难度会不会影响中国古典诗词在国外的流传呢?

汪剑钊:当然。我看到的很多中文诗歌翻译成外文,我感觉差点意思,当然也有一部分比较好的,我觉得很多是译者本身修养很高,不仅是在文字上的理解力,还有他的诗歌感觉。诗歌感觉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没有诗歌感觉的人去译诗,是很危险的,他很容易把诗歌译成散文。

记者:因为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于外国诗歌的引进是缺课的,目前这段时间算是补课过程吗?

汪剑钊:我觉得基本上补课过程应该是完成了。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跟当时的国情有关系,几乎到了闭关锁国的程度,比方说很多优秀的外国文学诗没有译成中文。我们可能读到很多作品,不是因为它的艺术层面吸引我们,而是它的政治意义,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实际上导致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优秀作品都没传递进来。

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治越来越清明,这个状况是改变了。现在基本上各个国家好作品,大部分也都译过来,当然空白可能很多,这个是永远存在的。而且如果说需要补课的话,在我看来可能西方国家该补的课可能更多,因为他们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引进可能还不如我们中国(引进他们的文化)。

记者:你觉得现在中国诗人的世界诗坛地位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因为语言的原因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诗歌在世界的流传呢?

汪剑钊:肯定有。中文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非常难的语言,现代诗歌译成外文的话难度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诗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还不是那么高的话,当然有我们诗人本身的原因,我们的写作还没有伟大。我觉得中国一流诗人也不少,但是伟大诗人可能目前还没有出现,还有提升的空间。一流诗人很多,但是伟大的诗人才可能让所有国家把你作为源头诗人来学习。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跟经济有一定的关系。比方说美国,美国作家他们在世界上的受欢迎程度,有他们艺术上的成就,跟经济的强盛是有很大关系的。比方说像我们平常不怎么看重的越南,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小语种的国家,也许他们也有很伟大的文学,但是由于他们国力的原因,还没有被人家认识到。

记者:经济是如何决定文学的传播呢?

汪剑钊:一般来说一部小说,标注是一个美国作家,跟标注是一个俄国作家或者是一个越南作家,销量是不一样的,尽管可能是同一部作品。就像可能一双皮鞋,贴的标签是意大利造的和温州造的,售价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放在流通角度来说,文学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质,尽管文学本身不是商品,但是作为一本书来说的话,出版社把它当商品看的。

汪剑钊

记者:你当初做翻译工作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做翻译对你的文学创作原创有什么帮助吗?

汪剑钊:有影响,这个影响是两方面的。因为我原本并不是想做翻译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翻译家。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能够借鉴的中译文作品很少,因为以前没怎么翻译过的,我去阅读外国优秀作品,很多必须要阅读原文,在这过程中我就做了一些翻译的尝试。一方面让我加深对原文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促进我外语的学习。

翻译对我肯定是有正面的作用,让我开阔了眼界,让我接触到了很多世界一流的诗人,比如像我翻译的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捷斯塔姆,他们是在我刚刚定义的“伟大诗人”那个行列的。翻译他们作品,无疑对我的写作是有启示的,他们在我面前树起一个标杆,我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负作用,因为这些作家太伟大,有时候会对我的写作信心造成一定的打击。我想人家都写那么好了,我还能怎么写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翻译占用了我很多时间,精力,甚至有的时候我的创造力也在翻译上消耗掉了。因为有的很好的词汇,也许我放在创作上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在翻译上用过了,我就不能再用到我自己的原创上了。

记者:刚刚提到的俄罗斯文学巨匠,他们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会影响你吗?

汪剑钊:那是毫无疑问的。

记者:会改变你原本的一些东西吗?

汪剑钊:那肯定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说汉语,汉语文化和思维肯定是对我有影响的。我自己最早是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因为你是中国人,即便你没有读过唐诗宋词,但唐诗宋词作为文化血液里面一部分,已经在你的脉管里面流淌了。但是俄语,它相对汉语来说有它的复杂性。汉语有汉语的复杂,俄语有俄语的复杂,比方说变格、变位、从句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在我的写作中会出现别人看来可能欧派的句式,这样句式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是对现代汉语的一个丰富。

记者:中国文学传统的抒情文化,比如乡愁,是中国文学的范畴里面比较独特的,它们会不会因为你在不停的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随后慢慢消失?

汪剑钊:那不会,乡愁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词在欧洲语言里发音都差不多。但是各个国家对乡愁的反映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会更直白一些,有的更隐讳一些,有一些更倾向于用说明性的文字来表达,直抒胸臆,但有的可能必须委婉。相对来说中国文化可能会更含蓄一些,西方的可能会更直接一些。骨子里我是内向和含蓄,但有的时候不乏会有很外向的,甚至会表现很尖锐,我想可能也是跟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的影响有关系。

记者:你没想过找出几个话题来整理一下,同一个话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是怎么样的?

汪剑钊接受采访

汪剑钊:没有。对文化的理解,肯定是我有我自己的思考,而且我个人是倾向于打通各种文化的隔阂的。我刚才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观点,我从写作角度来说的。我把写作比喻成一棵树,它的生长必须要有它的根,没有根这棵树是活不了的,而且这个根必须扎的越深越好,只有根扎的深,向上生长的枝叶会越繁茂。这个根就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观照,对自己文化的吸收,包括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对自己国家民众的理解,对文化形态,包括生活方式等等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一棵树不能仅仅停留在根上,必须要向上发展,向天空伸展,人写作也必须要向上,或者向自己的周边扩展。这种扩展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你吸收越多,你肯定会发展的越好。当然这种吸收是必须消化的,而不是吞进去,囫囵吞枣式的。你把牛排吃下去,不是作为牛排吐出来,而是要化成你自己身上的能量来发挥出来。

记者:你也很熟悉的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她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吗?

汪剑钊:那当然,而且这个遗憾还不是我给她定义,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就说过。埃斯普马克认为,茨维塔耶娃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她的遗憾,但更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可见她的重要性。

而且茨维塔耶娃这个诗人,她是一个为世界诗歌,为世界文化有独特贡献的诗人,包括她对时代的感知,她对一个分裂的时代,用分裂的方式表达。她特别喜欢用破折号,断行。她经常用非常激烈的语词,甚至我们能在一个女诗人的诗歌声音中听到一种男性的声音,这个是她的创造性的东西。

还有她对俄罗斯文化的继承,包括对德语文化的学习,特别是对里尔克的学习,当然她和里尔克实际上是相互学习,里尔克也从她那边学东西,里尔克还曾经翻译过她的诗歌。她是自己在学习以后创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茨维塔耶娃她作为一个伟大诗人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她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尤其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她的重要性,她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遗憾。

她没获奖跟评奖委员会或多或少的偏见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跟她去世比较早有关系。她去世的时候才40多岁,诗歌的名声还没有传播的那么广,很多作品在其他国家的传播还不够。她还没有得到她应有的荣誉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诺贝尔文学奖又恰恰是要评比活着的诗人作家的,这样就使得最后既是她的遗憾,也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了。

记者: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中国作家身上吗?

汪剑钊:我想应该有吧,比方说人们经常提起的沈从文,老舍,鲁迅这样的作家,其实也是没有被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他们在世的时候确认。回过头来说,还跟中文翻译难度有关系。

记者:这是你说的“汉语被囚禁”吗?

汪剑钊:汉语被囚禁这是一方面,因为汉语相对来说有它的独立性,这种囚禁既有自我囚禁,也有其他语言对它的围剿和封锁,就像我们看到自然中树跟草之间的竞争一样,草占领的地方越多,可能树的生长空间就受到压缩。汉语有很多功能,比方说象形、会意、形声等等,这些在拼音文字里面是很难得到体现,汉语的魅力在转换中间可能就失去了,翻译还是多少有一点遗憾。

记者:你觉得你曾经广泛涉猎俄语的诗歌,俄国思想史,还有英美的诗歌,还有非洲的诗歌,还有中国的新诗史。你还教授俄语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

汪剑钊:我本科是学俄语的,硕士是在中文系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念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在学外语时对西方的文化了解可能相对多一些。我在学习西方文化以后,又回过头来观照本国的文化传统。有一段时间我可能也极端,认为我基本可以算是一个西化主义者,但是现在我不是了。我觉得应该是中西文化融合,可能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现在讲课的时候会回到中国古典诗歌上,因为我觉得一个教授外国文学的人,如果对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解的话,那是失职的,或者是不够的。

我在北外教书,我觉得很多学生外语很好,对西方文化了解的也很多,但是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了解是不足的。这样我就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诗歌。教授中国古典诗歌,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我的学生,是我自己。为什么?我为了要把这门课讲好的话,就必须要付出很多努力,比学生先走一步,先去了解,把我认为好的东西通过我的理解,再转达给我的学生,推荐他们去学,推荐他们去读。

记者:现在做你学生的年轻人,跟你当年已经不同,他们现在有很多网络阅读,快餐化,碎片化的阅读,你觉得这种阅读方式的转变,对年轻人的成长带来什么影响呢?

汪剑钊:影响是肯定的,但我倒也不像有的人看来好像完全是负面的,我的博士生跟我自己读博士的时候,肯定是生活节奏,兴奋点是不一样的。我读博士的时候没有网络,写博士论文还用的是手写稿,现在网络很发达,我的学生查资料也非常容易。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必须到北京图书馆,到北大图书馆去手抄的。另外平常我们生活相对比较单调,没有那么多诱惑,现在学生受到的诱惑比我们多得多。

记者:不会那么专注了。

汪剑钊:对,不会那么专注,但是好处就是,他们的信息量很大,他们思维也很活跃。作为一个老师,我就会注意到这些特点,怎么样帮助利用他们现有的优势,克服他们存在的短板。

记者:你认为酒神精神在西方文学里占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汪剑钊:酒神精神在西方可以说是一个压倒性的文化了。尼采专门对酒神和日神做过比较,他认为日神精神是理性的,酒神精神是非理性的,它的能量可能更大。酒的存在,刺激人摆脱很多理性的束缚,对既有条条框框的冲击。另外一个,我觉得酒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恰好跟诗歌非常相似的。因为酒需要一个酿造过程,诗歌也需要一个酝酿过程。没有酝酿,一首好诗是不可能出来。从你有灵感到一首诗的完成,跟从粮食和水放在一起酿造成酒,都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做的越精细,你的产品也越好。好酒需要更多的投入,好诗也需要我们更多对语言的打磨。

记者:东西方都有几千年的酿酒史,为什么东方没有酒神精神呢?

汪剑钊:如果挖掘酒神精神,东方其实也有,我们中国人喝醉酒一样。

记者:没有一个明确的神。

汪剑钊:我们没有明确的神。中国可能更多的是泛神,今天相信灶王爷,明天就相信观音菩萨,不是完全没有神,也有信仰。西方从最早的多神教,到后来大部分西方文化就发展成了一神教。在这方面,我倒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就一定不如他们,因为酒神精神恰好是在一神教之前出现的,也就是说,我们非理性的东西恰恰是在西方文化完成封闭圈之前产生的。我们每次跟老外见面的时候,我倒是建议他们不妨多向我们中国文化学习学习,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西方的诗人,对东方文化了解不足的话,他也是缺了一条腿。

[责任编辑:史宛艳 PN160]

责任编辑:史宛艳 PN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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