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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学汉语:从太极图到苏东坡,从毛泽东到曼德拉


来源:凤凰文化

麦肯的身份也许有些特殊、有些神秘,甚至有些敏感,但是我们读的是文学,谈论的也是跟文学和文学主题相关的一些社会历史问题。我们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少超越国度、超越意识形态的一致看法,这让我感到无比宝贵。

三里屯北小街幽静的街边,一座爬满青藤的小楼吸引着行人的目光。这里绿树成荫、高墙护卫,进进出出的是挂着黑色牌照的汽车和各种肤色的人群。这些就是外国驻华大使馆和外交公寓的所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是为这些外交人员提供汉语及文化教学服务的专门机构。

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简称LCC),隶属于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字号”,成立于1956年。60多年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0 000余名各界人士在此学习,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等知名人士,在这里学习过的大使就有300余位。1983年至今,泰国公主诗琳通的9位汉语教师均由LCC派遣。目前,除外交人员外,外国驻京企业人士及其家属也成为LCC的主要生源之一。

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虞启龙等

《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就出自该中心各位老师的手笔。他们为外国使节们教授汉语、介绍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中,深刻体会着跨文化交际的趣味与奥秘。在精神层面,他们每天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穿梭出入,是一群“非常有故事的人”。

凤凰文化特摘取几位老师讲述的跨文化交流故事,与诸位读者分享。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授权发布。

张宇与学生们在一起

作者介绍:张宇,女,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教师。

作者感言:我正式成为对外汉语专职教师已经三年多了,而进行汉语教学活动也有十年了。十年前,我第一次在日本乡村教授老年人汉语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并令我感动不已。现在,我的学生已经遍布七大洲。通过教授汉语,我在深刻感受汉语魅力、体会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也在享受着与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友好交流的“联合国”般的乐趣。

从毛泽东到曼德拉

L是南非使馆的外交官,他跟我学汉语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后来因为工作安排我不再教他了,但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上课是5 月初,正是北京天气大好的时节。L 从使馆走过来,一路上鸟语花香,令他心情舒畅。来到教室,他高兴地说:“今天天气真好。知道吗?老师,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2 月份,南非正是热的时候,北京却有零下十度,我以为自己要被冻死在北京了。让我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我还不想来呢。真没想到北京还有这样的季节。”“当然有了,”我告诉他,“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北京都有。现在是最美的春天,很快你就知道北京的夏天有多热了。”

有一次上课,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标出北京、上海。突然L问湖南在哪里。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对湖南感兴趣。他说因为毛泽东是在湖南出生的。我进一步问:“你很了解毛泽东吗?”“我很喜欢毛泽东。”L 回答,“他很了不起,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人,是英雄。我们从小在学校里就学过这段历史。我想去湖南——毛泽东的家乡看看。”我有些惊住了,没想到远在南非,有人熟知抗美援朝,崇敬毛泽东。我立即想起了曼德拉,对L 说:“南非的曼德拉,在中国人心中也是英雄。曼德拉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伟大的人。”这回轮到L吃惊了,问:“真的吗?你们也知道曼德拉?”“是的,曼德拉领导民族独立运动,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时间。他的事,中国人也是家喻户晓。而且著名的香港乐队BEYOND 为曼德拉写了一首粤语歌《光辉岁月》。这首歌80 年代前出生的中国年轻人都会唱。”L听了非常高兴。

然后他又问广州在哪里,他说有很多中国人到南非去开商店、销售商品,这些人很多都是从广州来的。南非人用的很多东西也都是从广州来的,广州的东西又便宜、质量又好,有机会他一定要到广州看看。后来,他又问了中国哪个省农业好、哪里畜牧业多等问题。显然,他对幅员辽阔的中国兴致之浓厚,远远超过了课本上的“你家有几口人”。那节课,我们几乎没有学汉语,而是在聊中国。

后来,我没再和L联系过,也许他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情、中国制造,学到的语言也更加丰富了。

混三里屯的阿拉伯人

英俊的脸庞、健硕的身材、阳光的笑容,换上白色长袍,围上头巾,就是玩儿鹰养豹子的阿拉伯王子啊。网上的各种阿拉伯王子也就长这样,终于有个养眼的学生了。第一次见到穆罕默德的时候,我浮想联翩。

穆罕默德是沙特阿拉伯人,初中起在美国上学,大学时在美国跟一中国东北人学了汉语。毕业后,因为家族生意来到北京,虽然他汉语已经说得很好了,但为了更好地跟中国人做生意,他还是希望能有进一步的提高。

穆罕默德这位美国长大的穆斯林,是三里屯酒吧的常客,酒吧的保安都是他的哥们儿。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感觉他好像还宿醉未醒。穆罕默德喜欢北京,喜欢中国。他说:“中国比美国好。就说北京吧,晚上再晚,也不怕一个人走在路上。我在美国上大学时,有时夜里两点多从图书馆出来,走到街区交界处就会害怕有抢劫的。而且美国还经常发生枪击案,太不安全了。不过北京就是太堵车了。”

穆罕默德还喜欢讲他的各种经历。比如,他在夜店里有人看他不顺眼,和他起了争执,要打他,他用汉语说:“大哥,你是来喝酒的还是来找不痛快的?”对方听他汉语说得好,转怒为乐,而且请他喝酒,并交了朋友。还有他在香港阻止人插队的事,他用汉语大声提醒“别插队,大家都要遵守秩序”时,那人很惊诧地看他,他很得意,说:“你看我干什么,我没说错啊。”显然,穆罕默德对于自己是外国人,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感到很骄傲。他还很不留情面给我指出:“你们的教学楼太旧了,该重新装修了。”

一天早上六点来钟,穆罕默德给我发短信说家里有急事要回沙特,然后就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有时路过三里屯酒吧街附近,看到来来往往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我会想起穆罕默德,这里或许有很多长期隐藏于此的“中国通”吧。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北京的国际化进程飞速发展,常驻和流动的外国人不断增加,每天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我自己在教外国人说汉语的道路上才刚刚起步,而这条路可以说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我愿意把它作为今生的事业,一路欣赏,一路探索下去。

梅笑寒接待伊朗前驻华大使韦尔迪内贾德

作者介绍:梅笑寒,男,1992 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先后任教师、副主任,现担任主任一职。曾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任外交官,并担任联合国国际学校(纽约)中文教师。

作者感言:现虽囿于经营管理,任务繁重,鲜有时间从事一线教学,但我热爱教学并醉心于中外文化交流工作,每每看到学生点滴的进步都为之骄傲,每每听到学生对我们新设计课型的积极反馈都颇感欣慰。我愿意以我的教学及管理经验,与“对外汉语人”一道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友谊之桥”。

“钻空子”的外国人

记得第一次上课时,得知某位学生有个响亮的中文名字“史为鉴”,我颇惊讶于其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猜想能够“以史为鉴”的老外没准儿是个“中国通”式的学者。后得知“史先生”是A 国现役军人,不仅身份上跟学者差着十万八千里,而且谈起话来毫无学究书生气,不但用流利的汉语介绍他以前来中国留学工作的经历,还询问我在他的祖国工作时有何逸闻趣事,对他的同胞印象如何等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属于那种“自来熟”的极具亲和力的人物。

史为鉴的中文水平虽介于中级和高级之间,但对他所从事的专业方面的中文知识却颇为丰富。我所教授的时事话题课多涉及南海、钓鱼岛、朝核、伊核、地区安全等国际热点问题,政治、军事方面的术语很多。史为鉴学习起来非常认真,对每个词语的意思“锱铢必较”,仔细揣摩各国政府发言人套话背后的“弦外之音”,有时还由于立场观点不同与我就某一敏感话题争得面红耳赤。我有时故意用他不爱听的话刺激他,引得他用中文表达他的立场和观点,达到了充分练习的教学目的。

课间,我们通常喝着咖啡聊些轻松的话题。记得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梅老师,你知道在中国逛公园逃票的方法吗?”这一下子吊起了我的胃口。史为鉴颇为得意地讲起了他在北京留学期间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带着老婆孩子共四人来到北京某公园的售票处,看见规定中写着“现役军人免票”的字样,他一下子掏出了他本国的军人证并微笑着用中文要求免票。售票员当时惊呆了,跟他解释说这里的现役军人指的是中国的现役军人,外国军人不享受此待遇。史为鉴反驳说:“你们的规定里并没有写只有中国现役军人免票。”

问得售票员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仍然拒绝其“无理要求”。这个时候,史为鉴就拿出了他“自来熟、套近乎”的看家本领,用当时还不太流利的汉语对售票员讲他的祖国跟中国如何友好,“二战”期间两国如何并肩作战等等,很快就博得了售票员的好感,引得大家纷纷夸他中文说得好。眼看“钻空子”马上要得手,售票处的领导突然现身,了解事情经过后否决了免票的待遇。这时候,那个售票员反而为史为鉴据理力争:“既然规定里没有写明,那么对外国军人免票就不违规。”最终,史先生一家得偿所愿,还跟售票员交了朋友。在讲完这件事之后,史为鉴还不忘幽了一默,说他幸亏不是日本军人,否则即使说出一千条理由售票员也不会给他免票。看,他多了解中国的国情啊!

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史为鉴在中国“钻空子”能成功呢?我回想起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作时,当地各种规定的条文冗长,哪怕是一座街心公园也会有非常详细的使用规定,我觉得应该没几个人认真看过,甚至觉得这种“规避风险推卸责任”的做法多此一举。但细一想来,缜密的条文规定大大减少了基层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史为鉴证实,西方国家的公园也有类似中国的“现役军人免票”的规定,但对持什么证件等有详细的规定,绝不可能发生售票员不知如何是好或私自做主免票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中国人懒于制定详细的规定呢,还是不愿这样做?这里面也许有许多深层的文化原因。众所周知,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差异巨大: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在生活态度上,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在饮食方面,中餐重形式,讲究“色香味”,西餐讲实际,注重搭配和内在质量。体现在绘画、音乐等艺术方面,中国艺术讲究写意和意境。拿绘画为例,相比于西方绘画重“透视法”、讲究“解剖学”、贵在“形似”的几大原则,中国画多用线条,人物画不按比例、重“神韵”,特别是中国山水画法中的白手法,就是为了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营造出一种“意境之美”。

其实,留白这种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还被广泛运用到音乐、诗词、戏剧和文学作品上。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如文学中讲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音乐和戏剧中有时追求“此处无声胜有声”,判断中国诗歌好坏的标准中有“宜白不宜直”,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含蓄的境界。在这些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的影响下,中国人一直以来相比西方人更为含蓄、不外露。

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哲学思想。中国人常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出自《庄子• 天道》,道家的解释是“只能用心去揣摩领悟深奥的道理,没法用言语具体表达出来”。而另外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过犹不及”则出自《论语• 先进》,它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把中庸看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也是中国人所说的“分寸”和“度”。在这点上,中国古代哲学三大支柱中的儒家和道家不谋而合。

明白了这个道理,史为鉴“钻空子”成功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首先,由于受过于抽象、不重具体的文化影响,中国的法律法规制定得不够详尽,他敏锐地抓住了规定的漏洞;其次,他意识到法规不详尽给管理者“留白”太多,有可能由售票员自己裁定之后,运用了“大谈两国友好,说汉语博得好感”的方法,让售票员“推己及人”开始同情自己并在领导面前为自己说话。这两个招数的背后体现出史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由此感到,不是每个汉语学习者都能达到史先生这种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程度,而这种认知不能单靠汉语学习获得,而是来自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因此,我们必须在日常的语言教学中加入更多文化知识的讲解,才能让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才能避免文化交流中的误解。

杨克俭与学生

作者介绍:杨克俭,男,现为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教师。

作者感言:我的英文名叫Sonny Yang。Sonny“有小家伙、年轻人”的意味,我希望自己要永远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Sonny 有两个“n”,我希望自己比索尼(SONY)的品质还要好一点;另外“Sunny”是充满阳光的意思,和“ Sonny”的发音一样,我希望自己充满阳光,性情开朗。自古以来,文人安贫乐道,是一个保障社会公序良俗的群体。家国情怀,忧国忧民,以及对道的承载是他们的不懈追求。我希望通过努力,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来在外交学院脱产学习两年。在我最应该读书的时候,我没有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这成了我的遗憾。我是属于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分配就插队、回城找工作的那一代人。历史如同伟大的母爱,没有抱怨,只有宽容、包容与不争。我的经历使我“很接地气”,这成为我的“优势”。我喜爱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自1985 年以来,我先后在《工人日报》、《北京晚报》、《三月》文学杂志、《建设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小说、译作。我的人生格言是:人文化成,孜孜以求。

被日本学生炒了

第一次给日本学生上课,一见面她就是立正、鞠躬,说:“我是……,请多关照!”我长这么大没经历过这个。日本女弟子谦卑的形态、柔和的话语,让我颇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受此感染,我也来了一句:“我是……杨,请您多关照!”还用日语重复了一下,说实话,我就会说这一句日语。我很少有机会教日本学生,就用了心思想把这个学生教好。正像我的一位法国学生常说的“你总得有动机吧”,我想教日本学生就是有我自己的动机的。那就是想更多地了解日本,我对日本知道得太少了,我希望能从日本学生那里解答我多年来的疑问。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动机,我教得就特别卖劲。为她编写教材,进行语用训练,设置语境,编写话题,所有我认为会遇到的语言、文化上的难点都囊括在内;想象她会在不同的语境下怎么问,如何回答;结构、功能、文化都想到了。为一个学生编教材和为一千个学生编教材是一样的。

每次下了课,她只要有问题我都会让她问完,我都一一作答,毫不松懈,哪怕拖堂也要给她答完。我希望她能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去,她学到了知识,我就会感到很有成就感。

她对中国的太极图感兴趣。

“万物是由阴阳组成。阴多了,阳就少了,阴少了,阳就多了。只有阴阳平衡身体才能和谐。阴指暗的坏的东西,阳指明的好的东西。明的东西和暗的东西、好的和坏的东西同在一起,又能和谐统一……”我耐心地解释说。但是非常遗憾,我把她教跑了。

那天,她没有来。我傻傻地坐在只有一个人的教室里,反复琢磨着当天的课该如何讲。等了半节课还不见学生来,我拿起手机给她打电话,没人接。我失望地打给教学部,想问个究竟。教学部的老师说:“她不来了,本想告诉你,可是忙忘了。”

“不来了?是永远不来了,还是今天不来了?”

“她说想换老师。”

我太不识相了。其实就是我教得不咋地呗,学生把老师炒了。人家教学部的老师是给我留点面子。我失望地挂断电话,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发呆。也许是我的过度热情把我的学生给“烫伤”了,离我而去了。这让我十分伤心,多日无语,茶饭不香。

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去请教一位学日语的师兄谢老师。我们先是扯谈些别的,说什么日本也有古玩市场,方便时要结伴而行。寒暄过后,有短暂的冷场,谢老师用他那富有洞察力的眼光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来意,说:“教日本学生一定要注意非奸即诈的道理。”乍一听,我真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他解释说:“你要想在他们面前讨好,你可错了。他们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高手儿。他们深谙此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诈。”

我顿时如同五雷轰顶,随后是茅塞顿开!同为亚洲国家,日本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应该没有巨大的鸿沟,没想到我的日本学生对她的中国老师的热情解读得这么精密。

胡鸿与学生们

作者介绍:胡鸿,男,1984 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中文系,后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少年做过放牛郎,修过水库,写过诗,曾有过做职业农民、供职政府部门、参加中央讲师团、担任建筑工地英文翻译的经历。1989 年至今,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曾率队赴印尼棉兰开办当地首家大陆背景的中文学校,被政府委派在联合国国际学校(纽约)工作多年。

麦肯:学《苏东坡诗集》的美国白人

聪明人有三类,大抵都可以从眼睛里看出来:一类是眼神锐利、机锋毕露,这种人在跟你谈话时,眼睛会直视着你,等你一说完,他就立即指出你的错漏之处,告诉你“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一类是眼神如静养中的猫咪(不是波斯猫),似乎总是在打瞌睡的样子,眼睛微眯着,什么事情都一副不以为然或者了然于胸的样子,这种人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还有一类人的眼睛扑闪着,又大又亮又有神,对别人的谈话似乎非常期待和欣赏的样子,而且还随时准备接着你的话茬谈下去。

麦肯属于最后一类聪明人。

永远是全棉免熨细格衬衣,外面套着细绒的毛衣,浅灰色的裤子,休闲皮鞋,色调都是过渡色,属于低调的奢华。胡子长如米粒,看得出是经过精心的修剪。40 岁过点儿头的年纪,头发和胡子里依稀有些灰白的颜色,显示出中年男子的苍劲和平易。这是麦肯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

麦肯在M国驻华使馆政治处工作。如果说外交官是社会的精英,那在一个使馆政治处工作的外交官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因为他们涉及的都是一个国家外交的核心事务,关涉国家的核心价值。麦肯的工作涉及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我们没有谈过,当然也不可能谈。但在他跟我学习汉语及文化两年的过程中,我感到“精英”一词于他,不算奉承。

麦肯是语言方面的天才。英语是他的母语,自不必说。他还会说法语、俄语,还用希腊语出版过诗集,他送给了我一本,可惜的是我不懂希腊语,一直不知道怎么读他的诗。此外,他的日语也非常了得。他有一个在日本航空公司当空姐的女朋友,该女友每周都要来北京,他们一周见一次面。一次,正在上课的时候,他的日本女朋友打来了电话,可能是谈得不投机,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麦肯用日语吵架一点也不含糊,跟自己的母语似的。吵完了,他余气未消,对着我用日语嘟哝了两句,突然意识到我不会日语,然后就用英语解释,又用汉语再翻译一下。

麦肯的中文怎么样?

这么跟你说,他跟我学习的是《苏东坡诗集》。一个能读文言文的M 国白人,一定让你觉得很稀罕。其实更让我觉得稀罕的是,他读苏东坡不局限于文学欣赏的层面,他还对苏轼诗中揭示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问题特别感兴趣。比如对中国古代官员的四海为家的宦游意识、苏诗中透露的佛学思想、苏轼“中隐”的生活哲理等等,我们都会展开很深的讨论。

说到宦游,我的感觉是这一定敲着了麦肯作为外交官的某根神经。外交官也是四海为家,一个任期顶多四年,然后一个调令就可能将他们从天涯调到海角。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旷达一定抚慰了他内心深处那无奈的漂泊感。在讲解时,我还给他介绍了李商隐类似题材的那首《无题》。虽然李商隐这首诗国人耳熟能详,但为了叙述的方便,请允许我完整地抄录一下:“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舒适的环境与居所,温暖甚或有些暧昧的情愫,在兰台(皇帝的秘书处)一声调令下,顿时成了奢侈,等待官员的将是蒲公英一样身不由己的升迁或贬谪的漂泊命运。

我喜欢给麦肯上课,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对文学感兴趣。在大学,我学的专业是文学,还曾是一位校园诗人。读着苏轼的诗歌,我们常常是由着话题扯开了去,比如谈各自喜欢的作家,聊各自钟情的作品。麦肯是个纯粹的喜爱文学的人,由着自己的感觉和爱好来读作品,不带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一次,谈到俄苏文学,他说他跟我一样,非常喜欢俄苏文学。我知道很多西方人也说他们喜欢俄苏文学,但是更多的是喜欢苏联后期的政治异见小说家如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著有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跟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一样,讽刺的是苏联的工业模式和极权制度。麦肯不是。他像我一样,喜欢的是以三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包括叶赛宁和后来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我们都认为后面提到的这些作家在俄罗斯文化里扎下的根更深,更能代表俄罗斯;前面提到的异见作家更多的是像个局外人,冷嘲热讽,作品过于冷峻,读起来冷气袭人。虽然前后两类作家都喜欢批判,但我们喜欢的这些作家对所描写的对象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和惋惜,里面有可感可触的温度。我们都有这样的看法:在巨大的激越的政治漩涡中,个人的力量如同蝼蚁,作者如果把批判和嘲笑的锋芒着力在某些个体的身上,那是不公平的,不是史家的态度。

说到《1984》,我得提一下我在联合国国际学校(纽约,简称UNIS)的经历。UNIS 高中部的英文课主要是读原著作品。老师带着学生读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然后展开讨论。我喜欢参加他们这样的讨论,一来是喜欢文学,二来是想提高我的英语水平。但是在UNIS,大家读《1984》时的那种嘲笑的神态,那种制度优越感所体现出来的轻飘飘,让我受不了。为批判而批判,是置身于事外的人常见的情形,何况是未经世事的年轻学生。这自然让我想到了麦肯。因此,讨论《1984》时,我会一改用我的中式英语侃侃而谈的风格。

中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信息时代的大变革过程中。这个过程的直接结果就是会对几千年稳定悠闲的乡土社会形成直接的冲击!一次上课,麦肯问了我一个触动情怀的问题:我自小长大的乡村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我给他讲了“茶亭”的故事。在汽车普及前的大别山区,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一双脚。从我生长的小村子前往县城,有一条大家必走的大路,也叫官道。之所以叫官道,是因为除了百姓们行走外,官方的邮差、官吏出巡、官府催收赋税、军队调度等都得走这条大路。因为来往的人多,沿路设有很多亭子,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供休息歇脚之用。亭子里还提供茶水,供过往的路人免费饮用,因此大家都把这些亭子称为茶亭。所谓茶亭,就是个青砖砌成的拱形门洞式的建筑,拱形门洞遮阳避雨,门洞两侧是居室,是经营茶园的人的宿舍,大一些的茶亭还给远行的客人提供住宿。从我们村到县城,有十来里地,要经过两个茶亭。我小时候常走这条官路,随父亲走累了,就在茶亭里喝茶歇脚。每次歇脚,茶亭过道里往往已经有跟我们一样的人,大家坐着喝茶,随便聊些什么话题,像是相识多年的老熟人一样。茶主人也插话,时不时地还问茶客要不要再添一点。茶是免费的,有些慷慨的茶客也回赠茶主人一点小礼品。大家也不过分谦让,只是把话题扯得更远一点罢了。听大人们说,这种免费喝茶的习俗至少已沿袭了几百年。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走上了大集体的道路,茶亭周围的农场收归国有,变成了国有农场或茶园,免费供茶的习俗仍然保留。后来,大集体解散了,农场或茶园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无人经营的状况,免费的茶水没有了。歇脚的时候,如果渴得不行,那就得“讨点茶喝”。又过了一些时间,茶园被人承包了,又有了茶水提供,不过开始收费了。茶水的买卖过程使茶客和茶主人的关系变得简单而直接,一手交钱一手交茶,不需要那么多的虚与委蛇的客套,如果茶主人掺点假,掏了钱的茶客还会说几句粗话发泄发泄。茶亭的商业化变革,把那些温馨细腻的情愫也革掉了。再后来,就是现在,随着汽车的普及,“村村通”政策的落实,高速公路和乡村二级公路四通八达,热闹了千百年的官道彻底地冷落了,茶亭文化随着茶亭的倾颓,走进了历史的记忆。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像一层裹着淡淡忧伤的薄雾挥之不去。茶亭文化从儒家的仁义修睦和佛教的乐善好施,到“为人民服务”,到无茶可饮,再到纯粹的商品意识,最终到无迹可寻,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让人感慨系之。

麦肯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认真地听着。我们由这个话题说到世界上许多为失去的秩序唱挽歌的著名作家,如对城市化过程忧心忡忡的托马斯·哈代(著有《德伯家的苔丝》《还乡》《远离喧嚣》等),对美国南方种植园的蓄奴制心存依恋的威廉·福克纳(著有《押沙龙,押沙龙!》),我们熟知的玛格丽特·米歇尔(著有《飘》),描写“多余人”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等等。生活本身就充满着遗憾,表现遗憾的艺术之树长青。麦肯和我一起,被这些时代之交的作家的遗憾所感动,一同唏嘘不已。我给麦肯推荐过若干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我们还畅想有朝一日,中国也出现一个或几个能够描绘这场大变革的大作家。如果再有机会教他中文,我会跟他一起读一读贾平凹,读一读余华刚出道时的作品。

麦肯的身份也许有些特殊、有些神秘,甚至有些敏感,但是我们读的是文学,谈论的也是跟文学和文学主题相关的一些社会历史问题。我们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少超越国度、超越意识形态的一致看法,这让我感到无比宝贵。怀念跟麦肯一起上课的日子。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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