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之歌：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但世界又回到了起点

凤凰文化讯（冯婧报道）2017年8月18日下午四时，“80后天才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龚古尔奖获奖作品《温柔之歌》新书分享会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办，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本书译者袁筱一，作家、翻译家黄昱宁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周立民悉数到场，围绕“有毒的‘温柔之歌’: 一个巴黎保姆的爱与毁灭”的主题展开对谈。本次活动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公司策划部副主任兼创意主管、《温柔之歌》的责编李灿老师担任主持。

《温柔之歌》[法]蕾拉·斯利玛尼著，袁筱一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温柔之歌》：摩洛哥裔女权主义作家的文学宣言

李灿介绍道，蕾拉·斯利玛尼是一位80后法国作家，1981年出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自幼热爱文学，2014年出版关于女性瘾者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在法语文学界崭露头角。2016年出版《温柔之歌》，小说在获奖之前已经成为享誉法国的畅销书，短短三个月即销售76000册，获奖后更是销量骤增，目前法语版销量超过40万册，版权已售37国。

小说的灵感源自一起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案例。在小说中，米莉亚姆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她和丈夫保罗决定雇佣一个保姆，路易丝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隔阂与悲剧也在缓缓发酵。路易丝宛如一头绝望挣扎的困兽，她的贫困、敏感、自尊，她对完美的偏执追求和对爱的占有，都在原本固有的身份差异面前面临溃败。女性生存的艰辛、小人物的命运、爱与教育观念、支配关系与金钱关系，被一一揭示。作者冷峻犀利的笔触中渗透着隐秘的诗意，揭示着优雅生活表象和秩序之下，那巨大而复杂的黑洞。

蕾拉的获奖在法语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因为她是为数不多的获此殊荣的年轻女作家，也是因为她摩洛哥裔和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还因为她打破了进入文学界要从自传写起的不成文规定，因为她在小说中聚焦于点滴的日常生活来挖掘优雅生活秩序下那巨大而复杂的黑洞，及深陷疯狂之中的溺水者所有错综复杂的秘密和阴暗的命运。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贝尔纳·皮沃赞誉《温柔之歌》的获奖“证明龚古尔奖回归了它设立之初的传统”，1987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塔哈尔·本·杰伦表示“蕾拉·斯利玛尼为法语文学带来了新的书写向度”。而对于蕾拉自身来说，这是她坚信的文学的反抗的力量，她要为女性发出温柔且尖锐的声音，要去打破关于母性的神话和谎言，要以文学的力量去改变读它的人。

在黄昱宁看来，龚古尔奖能够毫无偏见地颁给新人作品《温柔之歌》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尤其是在当代文学整体陷入困境中的今天，对今后法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能够知道“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蕾拉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写作示范。

据李灿介绍，2018年3月，蕾拉·斯利玛尼将应法国驻华大使馆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邀请，作为中法文化之春的嘉宾到中国与读者见面。届时，蕾拉的处女作《食人魔花园》中译本也将面世，同样由袁筱一老师翻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活动现场

保姆杀人案并非偶然，暴力和惨剧随时有可能发生

袁筱一谈到，自己原本的兴趣主要在于法国20世纪的严肃文学，无论从形式、阅读还是翻译而言，都是一部非常困难的文学史，作为译者也难免会疲劳，但同为严肃文学的《温柔之歌》却具有高度的易读性，这让她产生了挑战翻译“好看的文学”的想法。

在阅读之初，读者很容易想到发生在杭州的保姆纵火案，令袁筱一震惊的是，摩洛哥裔的蕾拉正是在2012年纽约保姆杀人事件的启发之下，才虚构了一曲发生在巴黎的“温柔之歌”，原本地域性的事件，似乎变成了一个共通性的事件。但在最初的震惊过后，袁筱一慢慢体会到了蕾拉对叙事的控制能力，“她的主题是那么沉重，但是叙事方式又是这么轻盈，你不知不觉就跟她走到很远，走到很远以后又觉得挺可怕的” 。与一般的侦探小说不同的是，《温柔之歌》在开篇就展示了惨烈的结局，“婴儿已经死了”，悬念不在情节里，而是埋藏在小说本身的设计里。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逐渐发现，产生动机的直接原因无足轻重，蕾拉在行文中要揭示的是此类暴力事件的本质：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因此随时可能身处绝境，这个绝境没有什么善和恶的动机，但是暴力和惨剧仍然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

黄昱宁则连呼此书“有毒”，是近年来自己看到的最好的法语小说，虽然在技巧上没有太多创新，但各部分拼接后的全貌让人感觉非常结实。她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悲剧产生的“必然性”：在杭州保姆纵火案发生后，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将保姆归为“怪物”，拒绝分析背后真正的原因。在黄昱宁看来，震惊和愤怒的背后是深深的恐惧，这其实是人们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发挥作用，他们不愿意接受危险无处不在，身边任何人都可能变成杀手的事实，宁可把作案者当作“怪物”，把受害者的遭遇归结为“倒霉”。但文学不会如你所愿把她当成一个怪物，文学的使命就在于做与自欺欺人相反的事，在于通过虚构的故事揭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告诉我们“事实早已经在那里，都已经把我们的生活解释好了，而生活实际上只是在重演这些东西而已”。

黄昱宁进一步举例说明，蕾拉在无数个细节中步步推进，环环相扣，让我们觉得即使复盘也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主人带保姆去希腊旅游时，她开始意识到世上有那样一种美好的生活，回到自己的房子时就痛苦地要死。当保姆意识到主人的有意疏远时，便采取了极端的方式维护自己现有的生活：杀了这两个孩子，主人就会再生一个新的孩子，自己才会重新被需要，才能维持美好的幻想和存在感。

现场观众

好的文学与生活既同步又间离，提醒我们去反思生活

黄昱宁认为，真实和文学的区别在于，真实的生活是连续的，一年365天中的大部分事情都淹没在记忆里，而文学的作用就在于把当中重要的东西剪出来，而且每一个作家、每一个主题、每本书剪出来的材料都是不一样的，写作真正的功夫是在于怎么从这些素材中提炼出作者想要的东西。

在袁筱一看来，文学的力量不在于片面的真相，而是防止我们掉入陷阱，蕾拉给我们打开无数的窗，推动我们去思考问题，如果我们不去想这些，那么所谓的真相实际上是有很多的黑洞的，“我觉得一个能够读文学书的人，至少是自己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杭州纵火的保姆一定是不读文学的”。

周立民也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既同步又间离的，这种间离感能让我们重新打量生活，重新发现自我。通过文学的建构，家庭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一地鸡毛都纤毫毕现，如衣服扣子掉了很久都没有人钉，如忙于事业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完全不一致的节奏和几乎不存在的交流，蕾拉通过对婚姻家庭中无数细节的描摹，刷新了读者对生活的认知。

同时他也提醒读者，虽然小说是构建在保姆杀人的事件之上的，但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回到文学本身，而非作为对社会事件的解读。他强调，我们应该从文学的角度认识这本小说的力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太过理性的世界里，而非一个充满质感的时空中，“我们似乎都懂道理，我们都是文化人，我们很有知识，但是最终我们不能返回我们最切实的生活”。蕾拉用如此节制又丰富的语言，帮助我们再度进入令人沉醉的生活，这就是文学本身的力量，“所以说是不是文学可以给我们救赎一下，不单救救男人，也救救你们女人”。

蕾拉·斯利玛尼

不止性别、阶级、种族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崩解

黄昱宁阐释了蕾拉在本书中的女性主义立场。本书中大大小小的男性角色无一可爱，看上去完美的男主人公保罗，在家庭中担任的角色一直是一个“拍摄下所有理想画面的人”，是女主人生孩子、出去工作、找保姆等一系列活动的观众，保姆路易斯的前夫也很不愿意看到她照顾孩子，这种女人和孩子与自己无关的态度，着实让人不寒而栗。蕾拉还揭示了不同年龄段女性之间隐秘的模式化与悲剧的宿命感，无论是米莉亚姆的婆婆、米莉亚姆本人、保姆路易斯，或是米莉亚姆的女儿米拉，这些复杂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非常一致的，她们都曾经面临或者将要面临同样的困扰。

作为现场唯一的男嘉宾，周立民认为，男主人保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旁观者角色，而是一个操纵者、主宰者，他不参与其中，却掌控一切，譬如说要重新调试与保姆之间的距离，譬如打破保姆和孩子们的化装舞会，冷漠地说我们家的孩子永远不要这么粗俗地生活。但他觉得，这不是家庭或者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的问题。这本小说给他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绝望，因为作者揭示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也说明作者的书写是非常有力量的。妻子选择走出家庭工作，雇佣保姆照顾孩子的行为，正是现代社会所鼓励的行为，但丈夫的角色依然无法改变，包括婆婆也是男权家庭的延伸。包括保姆和主人之间无法跨越的阶层问题，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接纳等等，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袁筱一进一步指出，蕾拉确实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她的落脚点并不是为争取女性权利而斗争，她想要提醒我们的是，男女平等并不是女性同样出去工作了或者拥有了选举权那么简单。最讽刺的是，米莉亚姆的婆婆年轻时是一个战斗型的女性主义者，可当她指责她儿媳妇不顾家的时候，完全就是不加思索的。

而更突出、更尖锐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阶层的问题、种族的问题，但最终推导出的则是整个社会的无解。米莉亚姆夫妇并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很窘迫，住着最小的套间，女主人做律师的收入实质是和请保姆的费用相差无几，与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同样脆弱。在一个世纪以前，阶级斗争是界限分明的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斗争目标非常明确的前提下，人是不会绝望的。法国大革命看似成功地种植了所谓自由平等的概念，但到了21世纪以后，这个平等社会距离我们的想象越来越远。而且今天的阶级斗争非常复杂，世界已经分裂成了更细的单位，人与人之间似乎已经不存在真正的阶级差异了，但是他们却还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社会问题。小说中的种族是倒置的，女主人是非裔而保姆路易丝是白人，但保姆的族群在法国基本上都不是白人。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写到了诸如种族、阶层、男女等社会中最大的问题，却都没有做戏剧化的处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驾驭这些宏大的主题。这部作品最令人绝望之处在于，她揭示了这个价值观破裂的社会是完全无解的，法国一直引以为傲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已经不足以抵抗一个分裂的、随时都有可能进入暴力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黄昱宁对此也深有体会，在她看来，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好像一下子就能改变世界，但发展到今天，世界经历了左左右右几轮的反覆，我们却发现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女人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的，现在很多女人没办法出去工作，仅仅是因为保姆实在太贵了，但如果完全放弃，安于做一个家庭主妇，就又变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怪物。

周立民则补充到，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地，恰恰是属于现代人的境遇。不同于古典时期人们身份的明确，现代人的身份是暧昧和模糊的，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的是不同的身份和行为，也就有着更为复杂的处境，路易丝说说她已经没有爱的力量了，她觉得自己已经被耗空了，这何尝不是我们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宿命。

《我的前半生》剧照

很多中国作家丧失了主体性，文学沦为了其他议题的附载

黄昱宁指出，在今天的中国，读者熟悉的往往都是《我的前半生》影视化的文学作品，严肃文学往往沦入了没人看的境地，而蕾拉的写作启示我们，写作时不能偷懒，不能从现有文本中做二手的复制和粘贴，而应真正从生活中获取资源，这样写出的东西就不会让人觉得太陈旧，否则，所有的东西都会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周立民则不客气地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作家是没有主体性的，文学沦为了其他议题的附载。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很多“假”观念植根于作家的头脑中，就很难写出蕾拉这种既现实感强又开放的作品。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世界，文学本身就会提供力量，如果作家用文学提供的力量来写作，那么他的作品也会构成一个自主的文本。周立民对中国文学也并非全然失望，《温柔之歌》还让他想起了王安忆的《富萍》，当新四军、八路军、延安老干部到了上海，说改变这座城市的其实是他们家的保姆，因为保姆是一直在大上海生活的苏北人，她会教给这些山沟里来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样态，这是一种文化对一种文化的塑造和改变，也是非常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