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韩博：“行走者”眼中的酒神精神与当代涂鸦

活动现场

凤凰文化讯8月16日下午14点30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承办的上海书展活动“酒神精神与当代涂鸦——诗人韩博新书签售及读者见面会”在上海展览中心第三活动区举行。著名诗人韩博与本场嘉宾著名诗人、翻译家、批评家胡桑，意大利侍酒师协会成员叶文先生，围绕韩博在本次书展郑重推出的两本新书《与酒神同行》、《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展开了跨领域、跨学科的对话，并和现场近百名热情读者进行了即时互动。

诗人韩博在都柏林

在演讲过程中，韩博分享了他历时15年，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行的独特见闻，并着重分享了他在诗歌创作和先锋艺术等方面不同凡响的发现。胡桑从文艺批评的角度，向读者介绍了这两本图文书的独特之处，以及在文艺创作上的突破性、独特性；叶文则作为职业品酒师，向在场观众介绍了国外酒文化和酒神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现场关于这一话题的精彩互动，可以看到读者和市民对国外文化、当代先锋文化的兴趣浓厚。

诗人韩博是一个在国外文艺圈非常有名，却较少被国内一般读者所知的名字。他曾经是高考文科状元，曾任复旦诗社社长，是美国爱荷华大学荣誉作家，并曾获得刘丽安诗歌奖等多项奖项。他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行、写作，他的诗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翻译出版。现在，他往返于德国和中国之间，通过写作把他所认识的世界介绍给中国读者。

《与酒神同行》，韩博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58.00元

《与酒神同行》

这次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与酒神同行》，是一本别具一格的世界文化史。在本书中，韩博打破时空束缚，从酒神文化的角度，选出六个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有着古典文明与文艺复兴底色的意大利，有着罗马天主教文明底色的波兰，代表东正教文明的塞尔维亚，代表新教文明的英国，可以看作欧洲文明“新世界”的阿根廷，以及“上帝死了”后以达达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发源地瑞士。在对这六种文明类型的描绘中，诗人韩博像一个探索者，一位引路人，在看似差异巨大的古典传统与先锋文化、西方传说与东方思考之间，找到其内在的文化和艺术关联，呈现出一幅完整的、精彩的、不同凡响的艺术图谱。

《与酒神同行》书中插图

以下为作者的创作谈，由此，我们可以窥得作者的行走和探索历程：

我倾向于依照这样的顺序将六个目的地排列在一本书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倾向于依照这样的文明底色来谈论它们：意大利（古典文明与文艺复兴）、波兰（罗马天主教文明）、塞尔维亚（东正教文明）、英国（新教文明）、阿根廷（欧洲文明的“新世界”）、瑞士（“上帝死了”之后，以达达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虽然每个目的地底色不同，但它们彼此之间绝非孤岛，而是互有影响或依傍——这才是最耐人寻味之处。1980年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经说道：“许多欧洲国家的居民直到20世纪中叶才痛苦地意识到，复杂而又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对他们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影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的全球历史已经证实，那些哲学著作根本无法与基本的文明类型相抗衡，“以那些美丽的普遍性理念的名义杀人”，不仅属于普遍人性的反面，而且毕竟属于柏拉图洞穴中的火烛之影。

我沿着贯穿这些文明类型的脊线行走，那就是源自希腊时期的酒神精神。酒神即狄俄尼索斯，希腊戏剧便发端于祭祀狄俄尼索斯的公共庆典。狄俄尼索斯乃宙斯与情人塞默勒之子，生于忒拜，母亲故去之后，由牧神潘的儿子塞勒诺斯在森林中抚育长大。依据先于基督教的古典世界的阐释，狄俄尼索斯是大地女神德墨忒耳的补充，他赐予了人类粮食作物之外的水果，尤其是葡萄，他不仅种植葡萄，还传播美酒——获取自葡萄的琼浆，他试图为人类带来无忧无虑的生活。狄俄尼索斯每到一处即建立城邦，宣扬温和的道德，唤醒艺术的热情，他因此而被尊为缪斯的朋友与先驱，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人类文明的“栽培”者。希腊拥有众多以狄俄尼索斯为主题的节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3月举办的大狄俄尼索斯节或城邦狄俄尼索斯节，活动的尾声便是大型戏剧演出，新近创作的悲剧和喜剧都会被搬上舞台。罗马人沿袭这一传统，只不过酒神的名字成了巴克斯，庆典活动更加突出纵欲狂欢的气质——费德里科·费里尼或丁度·巴拉斯的电影可以提供若干想象。

希腊－罗马时代结束之后，酒神精神却取得更为广泛的领地，作为普遍存在的文化驱动力而继续前行。我试图追上酒神的步伐，从古典世界到现代社会，从旧大陆到新大陆，从乌托邦到异托邦，从绝对时间到相对时间，观察多种文化样式如何经由戏剧、艺术、文学、音乐和电影构建出值得依托的现实，那些更好的，可能的现实。这是我随身携带的一册速写簿，虽然线条潦草，但可视作狄俄尼索斯的六种侧影。

《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韩博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58.00元

《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

同时推出的《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则是一本少见的由中国人所写的当代外国涂鸦指南，着重介绍了七个国家的涂鸦文化：丹麦、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塞尔维亚和阿根廷。在诗人韩博眼中，街头涂鸦艺术因生长的环境不同而展示出不同的风格与姿态。巴黎的涂鸦如诗歌一般朝生暮死，而柏林墙上的涂鸦如潮水一般任由人发挥想象恣意生长。哥本哈根城中的涂鸦与诺维萨德也截然不同，前者漫无目的，后者紧紧围绕着库斯图里卡设置的“议题”，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壁画创作。着眼街头随处的可见的涂鸦艺术，诗人韩博深度解读了西方国家不同城市的独特气质——颜色的选择、线条的走向均与城市的记忆、文化，以及一路走到现在的独特历史紧紧相连。

伦敦街头涂鸦

以下为作者的创作谈，描述了作者心中的异托邦城市简史：

我是在暴力塑造的20世纪睁开眼睛的。尽管那只是一个尾声，但暴力所维系的关于乌托邦的话语仍在延续。我乐于前往那些并不信任乌托邦在场的城市——尽管每一座城市的历史上，都或多或少出现过僭越释放的恐惧与自我反讽的闹剧——没有一座城市是20世纪的孤岛。然而，总有一些这样的个人：他们不做“无意义的工作”。个人自由的行使基于对存在本质的思考。某些时刻，他们自发建造异托邦，使其具有想象与真实的双重属性，成为既存环境的校正之物。

在这样一场漫长的旅行中，我抵达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克尔恺郭尔的故乡。2002年初夏的一天凌晨，时差发作，我难以入睡，便拎着相机四处转悠。哥本哈根就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而河边的涂鸦则令我感到难以名状的震动。虽然那只是再简单不过的泡泡字体图案，但对于我，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墙壁的沉默和唯一获准在墙壁上公开发声的钢筋铁骨一般置人于集体之中的口号的人来说，那无疑是一道敞开的门，通往一个轻蔑的微笑。只是，当时的我并不明白，已经近乎完美的现实之中，为何还会存有轻蔑的微笑。那一年，我并不知道克里斯蒂安尼亚无政府主义公社的合法存在。

也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涂鸦艺术成为了我观察城市文化的一种入口，尽管它远非体验的终点。涂鸦偷偷摸摸又光明正大，堪称“正统”世界之中的差异性存在。它们不断将社会材料转化为亚文化表述，不断提出新的质疑，并因此针对真真假假的“圣像”而擅自修改“正统”世界的外形。涂鸦是无能的表现吗？如果涂鸦无能，圣像亦无能——从古典世界至今，每一尊圣像在成其为圣像之前，不都是某种形式的涂鸦吗？反主流文化的暗号或咒语，新生符号的游击战，甚至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不亚于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战争。

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关于涂鸦的工具书。涂鸦艺术是我行走之时的旅伴，我们一起前去探访那些彼此交战的圣像——一个口臭一个脚臭的异托邦，以及“戈多今天不来了”的乌托邦。我真正关心的，是在涂鸦覆盖的社会剧场之中，那些绝非偶然出现的观众。而那些观众，正是克尔恺郭尔所揭示的孤独的、非理性的、活生生的“存在”。我总是希望在未知的旅途中，邂逅一位又一位自由之人，他们本身即异托邦城市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