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想象力变革的不是社会，而是自己

凤凰文化讯（冯婧报道）2017年8月16日，上海书展期间，中信出版集团举办“文学驱动社会”沙龙，同时开启“中信文学元动力作家”颁奖盛典。李敬泽、冯唐、蒋方舟、葛亮、马伯庸、小白、张忌、李宏伟、刘宇昆、弋舟、袁凌等十余位作家，以文学元动力为起点，从想象力和自省力出发，畅所欲言，探讨文学与社会演化之间的关系。

作家马伯庸发表了《想象力的发酵》主题演讲，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创作经验，现身说法地讲述了想象力作为作家的生命之源是如何具象化的。在马伯庸看来，想象力变革的不是社会，而是我们自己。同样，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让读者展开想象、展开思考，而不是单纯地把作者的想象展现出来。

以下为马伯庸演讲全文，凤凰文化特整理于此，以飨读者：

严格说来，想象力变革的不是社会，而是自己。

毋庸置疑，想象力是一个作家的生命之源，但想象力也分为很多种。有一种是天马行空地自由想象，而我今天要讲的是想象力的“具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怎样捕捉无形的想象，以及另一方面，如何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想象，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

有时候大家很好奇，我的作品里面那些奇思妙想都是怎么来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微博。举个例子，《草原动物园》 的故事主线来自我的一个梦境。因为那个梦的画面太美，纯粹的意象之美，难以言说。我觉得不写下来实在是太可惜了。可惜我不会画画，不然真想把它画出来，这样就不用写了。你们在小说中段会看到这一段画面。

在从前那些没有手机游戏和电子书的日子里。我在漫长的旅途中只能靠思维游戏打发时间。

所谓“思维游戏”，是我给自己的胡思乱想起的学名。这种游戏很简单，先设想一个原点——我突然得到了十亿美元，突然得到了校花的青睐，突然写出一部震惊古今的小说——然后开始想象我接下来采取的行动。后来年纪大了，我知道这种东西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做意淫。

我最喜欢的一个命题，是“如果我在沙漠中间发现一整块十吨重的黄金，该怎么办？”通常的想法是，我靠，我可发财了。但其实从这个命题到真正发财，还有一段距离。你要如何把黄金真正转换成自己的私有财富？这种想象要尽可能细致，细致到每一个动作，要考虑到每一个可能产生的意外。你会发现，事情没想象中那么简单。首先这十吨黄金你要如何运输出去？要不要找人？怎么保密？如何分成？如果你决心单干，那还要想租用哪些设备和车辆，如何在沙漠中一个人把十吨黄金切割成可运输大小。返回城镇以后，你如何卸货，如何存放？如何遮人耳目？接下来黄金你要如何处理？一古脑卖出去会造成市场波动，被国家觉察，私下分批次处理如何操作？怎么找买家？钱是分开存在哪家银行？怎么避开税务部门？如何跟家里人解释突然有这么一大笔钱？哪些亲戚和朋友要告诉哪些要保密……其实是件很复杂的事，规划起来很花功夫。这个思维游戏我已经玩了好多年，现在已经有了一整套详尽的计划，而且随时根据现实科技发展来调整，万事俱备，只欠真的发现十吨黄金了。

除此以外，还可以琢磨人。我坐地铁的时候，经常人多拥挤不堪，不光没有座位，连伸开手臂拿手机或PSP的空间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能动的，只有脑子。我会仔细观察周围的人，幻想他们身上隐藏的故事和他们离开地铁以后的人生。

比如右边那位衣着朴素、身形瘦小的大叔。也许他离开地铁以后，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换上紧身衣，把内裤套在头上，然后飞过整个城市，在大街小巷除暴安良。

再比如左边这位戴着棒球帽、穿着阿迪达斯运动套装的白皙少年。他是一个外星人，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地球人的生活，特意化装成，他也许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踏上返回母星的旅程，可因为棒球队那个美丽的女经理殷切的眼神，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地球。

而我们坐的这部地铁，谁又能保证它下一站抵达的是普通地铁站而不是这个城市底下巨大的军事要塞呢。在要塞里有一门利用灵魂作炮弹的大炮，炮口对准月球。每一个不幸的地铁乘客都要被送进炮口，把灵魂贡献出来去轰击月球上的兔子恶魔。

甚至这部地铁本身，或许并不是地铁，而是一条龙。它偶尔坠落到了地面，被捡到的科学家改造成了一节地铁，每天都在暗无天日的隧道里穿行，把乘客们从城市的一端运往另外一端，没有一天休息。只有在晚上十一点地铁停运之后，这条龙才能停下疲惫的身躯，从隧道的洞口爬出去，昂起头来看一眼暌违已久的天空。

我就这么坐在地铁里，在城市的腹心穿行，眼睛看着乘客，脑子里琢磨着他们的种种不靠谱故事，一直到达我旅途的终点。

这些脑洞后来都具现化成了我的几部作品，我自己也很喜欢。

这种“思维游戏”有一个分支种类，叫做“想象图书”。玩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开始虚构一本从来没存在的书，想象它的主题、内容简介、封面图案、名家书评、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轶事，尽量煞有其事地补充除了内容以外的各类细节，使之丰满如真实存在一般，然后把它放到我想象中的书架上去。以后再碰到无聊的时候，我就信手抽出一本，靠回忆来阅读。

比如我曾幻想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时，在稿纸背面写下了另外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落水的田晓霞，她死里逃生却遭遇失忆，被人救起以后开始了另外一段人生。几十年后她和孙少平在街头偶遇，擦肩而过，互不相识。可惜的是，这份稿纸被编辑忽略了，一直丢在存稿箱中。直到几年后路遥去世，一个新毕业的编辑打算准备纪念专题，无意中把存稿箱打翻在地，这才发现稿纸背面的秘密。不过老编辑认为这个故事会损害《平凡的世界》的形象，于是只印制了一千册，赠送给路遥的亲朋好友，书的封面是个巨大的漩涡。其中一本，不知如何流落到了桂林临桂中学，扉页还盖有临桂中学图书室藏的红章。里面的借书卡里只有一条借阅记录，是个女孩借走的。她比我大一届，喜欢穿米黄色的毛衣，宿舍里的台灯用粉红色的纸罩着

我书架上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廷巴克图故事集》。在1822年，英国组织了一支探险队，从的黎波里出发，计划南穿撒哈拉沙漠，寻找尼日尔河与尼罗河的源头。探险队中有一名人类学家，叫做塞缪尔·欧内斯特，他抵达廷巴克图之后，注意到当地图阿雷格人部族存在着一种奇特的风俗：酋长在死后会被部落巫师敲破脑壳，接出脑浆，掺杂着蜂蜜和椰汁给被选中的孩童服用。那个孩子就会流利地背诵出一段故事，然后一生都无法发出声音。这些故事巧妙而有寓意，被认为是神的意旨，所以不允许被记录下来。于是欧内斯特花了十三年时间，等待每一个类似的仪式，偷偷记下了几十个故事。可惜他的行为最终被土著人发现，惨遭杀害。他死后，脑浆也被土著人用同样的方式制成饮料，盛放在他生前用过的水壶里。

后来该部落被殖民者屠戮一空，这个水壶与记录手稿被送回葡萄牙，作为遗物交还给欧内斯特的遗孀。这份手稿一直沉睡在旧物箱里。直到有一天欧内斯特的孙子无意中打开水壶，喝下他爷爷的脑浆，当着家人的面高声说出这些手稿的来历。欧内斯特的工作才公之于世。手稿于1923年结集出版，命名为《廷巴克图故事集》，版税用来为欧内斯特的孙子治疗哑病。该书的第一版中文版在1973年的台湾出版，但销路不佳，名人里只有邓丽君买过一本，并遗落在雅加达的旅馆里……

这样编下去的话，简直没完没了，可以从一本书想象到一个家族史乃至国家史。在构思这些东西的时候，时间会如风车一样过得飞快。等车抵达终点，我所获得的愉悦感。和看一本书差不多。

还是说回《草原动物园》吧。 

我是内蒙古人，所以对草原历史一直有兴趣。之前一次偶尔的机会读到《绥远志略》，里面提到一位叫华国祥的传教士，在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传教，他带了一台电影机去，在城里放电影给牧民看，到后来传教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大家都为电影而痴迷。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梦幻，一直想以此为题写点什么，只是没想好落脚点。后来有一次看到文章讲北京万牲园的历史，说慈禧死后，万牲园入不敷出，被迫要把动物都拍卖，是个挺有戏剧性的悲剧。两个点合在一块，就有了这么个作品。

在我看来，历史文学创作有两个很重要的维度。一是它与现实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共鸣，二是它超脱现实的想象力有多么奔放。前者让我们脚踏实地，后者让我们展翅飞翔。我很努力地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我给自己订的原则是，风格上可以尽情飞扬，不过细节一定得尽量真实。真实不是束缚想象力的桎梏，它会让想象变得更有质感。比如说吧，我在动笔之前，仔细研究了北京万牲园的情况，都有什么动物，怎么运过来的，售票口什么样，多少钱一张票，查了很多资料。其中九成都没在小说里用到，但会在我心里构建起一个大场景，让我写起来游刃有余。再比如我的故乡赤峰，在晚清时代的行政建制源流很复杂，它位于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之间，却是自成一个独立商埠，先归热河道、乌兰哈达厅、承德府，后又称为直隶州。作为读者不需要知道这些，但作者不把这些捋清楚，下笔会很艰涩。

为什么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其实与其说是故事，回归故乡更准确一些，每个作家或早或晚都要踏上回家的路，只是方式不同。我想通过这样的表达，来挖掘故乡在我内心深处的影子。

这个故事里我想讲的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带领一群动物来到古老的草原，并在这里建立一座动物园。它本身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理念乃至信仰之间的冲撞，已经足够有趣了。我很想借此探讨一下信仰和包容的问题，不过我能做的，只是用想象力抛出一个疑问，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他们思考，就已经足够了。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我很努力地不去引导或主观评价，每个人心中应该都有一个答案。

我在讲述一种可能性，就像我每一章结尾所说的“事就这样成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传教士柯罗威的想法也就是一个脑洞，他去做这件事的行为本身，意义大于最后的结局。

这部小说里有很多刻意模糊的情感，像是许多萌芽，它可以在各个方向上生长，我所能做到的，就是把这种未来的可能性展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发挥脑补。

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让读者展开想象、展开思考，而不是单纯地把作者的想象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