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雇主相处融洽的保姆，为何要杀死两个可爱的孩子？

纵火保姆

杭州保姆纵火案之后，“保姆”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仿佛才走向显性。背后的真相看起来是荒谬的，“为了放火以后扑灭立功，好继续向雇主借钱”。事件迅速发酵为边界意识和人性善恶之间的撕扯，但道德化、社会性的解读是否掩盖了微妙的心理动机呢？

艾柯说，“虚构世界既然如此令人安心，为何不试着将现实世界当作一部虚构作品来读呢？或者，如果虚构世界如此狭小并且看上去舒适得具有欺骗性，那为什么不试着将它设计得像现实世界一样复杂、矛盾、刺激？ ”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野心，无数的写作者在写作时，都在试图对现实世界发起挑战和冲锋。那么，写作者如何处理这样的题材？

蕾拉·斯利玛尼

80后法国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2016龚古尔奖获奖作品《温柔之歌》，灵感即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真实事件。只是在小说中，地点被移置到了作者熟悉的巴黎，人物也相应变成法国人：一对普通的年轻夫妻，丈夫保罗是音乐制作人，妻子米莉亚姆是北非后裔，养育了两个孩子之后决定终止专职主妇的生活，去一家同学开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夫妻俩需要给两个孩子找保姆。他们似乎非常幸运，碰巧找了个看上去能够拯救危机的“天使”——路易丝把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也不计较雇主将本该自己承担的家庭任务慢慢全都转移到她的身上，她擅长清洁、整理、下厨，总之是家政服务的所有方面。然而，正如开篇时的场景所揭示的那样，正是这个在开篇后不久就正式出场的保姆路易丝最后杀害了两个孩子，终结了这曲“温柔之歌”。

与雇主一家相处融洽的保姆露易丝，为什么会突然杀死两个可爱的孩子？又是谁杀死了露易丝？

“必须要有人死。有人死了，我们才能幸福。”“因为不会爱，我会遭到惩罚。”

爱、嫉妒、占有、仇恨……在这些情感背后叩问的是一个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关于阶级差异、文化偏见、爱与教育方式、金钱关系和支配关系。

杭州保姆纵火案中被烧死的孩子生前合影

《温柔之歌》的简体中文版将于2017年8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袁筱一。在她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文学中的真实还是魔幻，都与现实中不相上下——

雇主和雇工之间没有明显的主流与边缘、第一性与第二性、主观上的侮辱与被侮辱的关系。甚或这里面连个爱情故事都没有，保姆和雇主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或者感情纠纷。那么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呢？因为内心的邪恶吗？随着情节的推进，似乎有一些表征。看顾孩子的时候，路易丝喜欢讲的故事很特别，有些残忍，因为在她的故事里，主人公从来都是可怜人，也从来没有获得过我们习惯的童话故事里所期许的幸福结局。作者不知道，叙事者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残忍的故事都从哪里来的，唯一的解释是路易丝的心底有一片“黑暗的湖”抑或一片“茫茫的森林”。

不仅年幼的米拉为这片“黑暗的湖”所吸引，我们又如何能够否认，我们心底里都有这么一片“黑暗的湖”呢？几乎是与生俱来。况且在路易丝的身上，她表现出来的人性黑暗不过是一闪而过。路易丝加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夫妻的生活中，至少在开始时，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改变，他们对她也充满感激。他们用自己认为妥当的方式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给她买小东西，设家庭晚宴的时候邀她入座，向朋友们介绍她，就像介绍自己一个熟悉的朋友，他们甚至带她去希腊度假，去看平生从未见过的美景。

事情或许就是从去希腊度假开始的？她隐约发现了生活还可能是别的样子，而不是她逆来顺受的唯一道路。一旦坠入兰波所谓的“生活在别处”的陷阱是多么危险啊，必然和包法利夫人一样幻灭，知道自己的生活永远没有转向另一种可能的机会。路易丝之所以能够平安地度过大半生的时间，只是因为她不像爱玛·包法利夫人那样，读过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或者去过昂代维利埃侯爵的府上——可她如今去过希腊了——培育过不属于自己的欲望。于是，保姆路易丝自己都不知道，从希腊度假回来，回到自己狭窄的单间公寓里，暗暗期待着保罗夫妇求助于她时，她已经将附着于这个家庭当成自己实现价值、改变境遇的救命稻草了。

只是这根救命稻草如此脆弱。在路易丝要抓住这根稻草的时候，阶层的差异便显现了。保罗一家与路易丝的相处看似与不同阶级阶层的矛盾无关，只与得到“公平、合法、合理、自由”等一系列大革命价值观保障的利己主义相关。路易丝越是深入这个家庭，越是容易引起保罗和米莉亚姆的警觉，他们不再能够单纯地沉醉于路易丝让这个家庭变得井然有序起来的种种魔法，内心里开始暗流涌动，有过几个回合的试探、妥协与斗争。但是，一切都——太迟了。

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在《温柔之歌》中始终是一个强劲的不和谐音，同时也是旋律动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许，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当十九世纪戏剧化呈现的阶级差异被渐渐抹平，社会分裂成规模更小的单位，甚至是干脆分裂成个体之后，人会异常孤独。没有人真正了解路易丝：她的雇主、她看顾过的孩子、她的房东、她的丈夫和女儿。和保罗一家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格林伯格夫人说她在出事前见过路易丝。凭借自己的想象，她并不见得很忠实地回忆说，路易丝向她坦陈自己在经济上遇到了麻烦，债务堆积，无法应对。格林伯格夫人简单地将杀人的原因解释为路易丝将自己的绝望处境转化成对这个社会的仇恨。

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原因可能更简单，“面庞如海水般平静”的她的唯一信念是要在保罗一家继续待下去，她害怕两个孩子长大了，她在这个家庭的价值会骤然消失，于是她一厢情愿地希望夫妻俩再生一个孩子，于是她一厢情愿地铲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现在的两个孩子。

下文即摘自《温柔之歌》，为方便读者阅读做了顺序调整，原文开篇即为第二部分，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温柔之歌》[法]蕾拉·斯利马尼著，袁筱一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一）

在孩子们身边会感觉到很孤独。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的面貌。他们能够隐约感受到世界的坚硬和黑暗，但是他们不想知道。路易丝和他们说话，但是他们转过头。她拉住他们的手，蹲下，和他们一般高，但是他们看向别处，他们看见了什么东西。他们找到了什么游戏，所以没有听见她说。他们不会假装出同情不幸的人。

她坐在米拉身边。小姑娘缩在一张小椅子上画画。只要给她一叠纸、一堆笔，她能聚精会神地待上一小时。她专心致志地上色，对细节十分在意。路易丝很喜欢坐在她身边，看着颜色在纸上铺排开来。她静静地坐在一边，见证巨大的花儿如何在橘色房子的花园里绽放，纸上的人都是长长的胳膊、细细的身体，躺在草坪上。米拉的纸上不留任何空白。云朵，飞翔的汽车，还有气球，填满了闪闪发光的天空。

“这是谁，这个？”路易丝问。

“这个？”米拉用手指点着一个躺着的巨人，几乎占了一半的画面。

“这个是米拉。”

路易丝再也不能够在孩子们身边找到安慰。她讲述的故事陷入了困境，米拉让她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些神奇的生灵失去了活力与光彩。现在，人物都忘记了战争的目的和意义，她的故事就只是漫长的、断断续续的、没有章法的流浪，贫穷的公主、生病的龙，还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言自语，孩子们什么也不懂，他们越来越不耐烦。“再讲点别的。”米拉求她说，可路易丝讲不了别的，她就像陷入流沙一般陷入了词语的泥潭。

路易丝笑得少了，在玩十字游戏或是靠垫大战的时候也不那么欢快了。不过她还是很喜欢两个孩子的，她喜欢长时间地观察他们。他们有时望向她，征求她同意或是寻求她帮助的眼神令她想哭。她尤其喜欢亚当转过身，拉她见证自己的进步，快乐的样子，仿佛是要告诉她，他所有的手势姿态都是献给她的。给她，只给她一人。她多么希望能够享有他们的无辜、他们的激情，直至醉于其中。当他们第一次看到什么东西，第一次弄懂某个机械小装置的原理，她多么希望她都能够见证，希望他们就这样永远重复下去，而不会想着往前去，希望他们永远不会厌倦。

每天，路易丝都开着电视。她看种种悲惨事件的报道，各类愚蠢的直播，还有她不能完全看得懂的各类比赛。自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米莉亚姆禁止她让孩子们看电视。但是路易丝才不在乎呢。米拉知道不能把看电视的事情告诉父母。不要说“追捕”“恐怖分子”“杀死”这些词。孩子贪婪地看着电视上的新闻，一言不发。接着她就看不下去了，转向了弟弟。他们在一起玩，争吵。米拉把弟弟推到墙边，亚当大声喊叫，然后扑向她的小脸蛋。

路易丝没有转身。她的目光一直在电视荧屏上流连，一动不动。路易丝拒绝去街心花园。她不想遇见其他保姆，还有同一幢楼里那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路易丝曾经自荐去她那里做活儿，感觉自己真是受尽侮辱。孩子们变得神经质起来，他们在屋子里转圈，求她，他们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和小伙伴一起玩，到小街上坡那一头买块巧克力味的华夫饼。

小孩子的叫声让她感到愤怒，她也因此而吼叫。孩子叽叽喳喳的叫声让她感到疲惫不已。喋喋不休的声音，还有他们没完没了的“为什么”，他们自私的欲望，这一切都让她脑袋发涨。“明天是什么时候？”米拉至少问过上百遍。现在，如果孩子们不求她，她就不会开口唱歌。对于一切，他们都要再来一遍，故事、游戏、鬼脸。可路易丝已经受不了了。她再也忍受不了孩子们的哭叫、任性，以及他们歇斯底里的嬉闹。她有的时候甚至想把手指放在亚当的脖子上，摇晃他，直至他昏过去。每逢这时候，她总是将手大大地划拉一下，驱赶掉这些念头。她不再去想，但是，她的脑袋被阴郁的浪潮淹没了，挥之不去。

“必须要有人死。有人死了，我们才能幸福。”

路易丝一边走，耳边一边回旋着这般恶毒的话语。并非她刻意去想的话语，甚至她也不能确定自己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就是整个儿地占据了她的思想。她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那么多年过去，她的心上已经覆了一层厚厚的、冰冷的壳，她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心跳。什么东西都不能让她感动。她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她再也不会爱了。她已经耗尽了内心的所有温柔。再也没有地方容她落下手，轻轻抚摸。

“我会因此遭到惩罚，”她听见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因为不会爱，我会遭到惩罚。”

（二）

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医生说小家伙并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人们将浮在一堆玩具中的脱臼的小身体塞进灰色的套子，拉上亮色的拉链。救援队员到达的时候，小姑娘倒还活着。她应该挣扎过，如同一头困兽。房间里留下了挣扎的痕迹，柔软的指甲里残留有皮肤的碎屑。在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她仍然处在激奋状态，不停抽搐。小姑娘双眼暴突，似乎在找寻空气。她的喉咙口全是血。肺部被刺穿，脑袋曾经遭到激烈的撞击，就撞在蓝色的衣柜上。

犯罪现场都拍了照片。警察提取完痕迹，测量了浴室和儿童房的面积。地上，公主图案的拼花地垫上浸透了鲜血。用来裹襁褓的台子侧倾在一边。玩具都被装进透明塑料袋里封好。甚至蓝色衣柜也将会成为呈堂证物。

孩子们的母亲受到很大刺激。救援队员是这样说的，警察是这么说的，记者也是这么写的。进入房间，看见孩子们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低吼，如母狼一般深沉的吼声。连墙体都为之颤抖。五月的日子，夜幕沉沉地落了下来。她吐了，警察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在吐，她的衣服全部湿透，瘫倒在房间里，疯子一般，泣不成声。吼声撕心裂肺。在救护车的急救人员谨慎示意下，人们不顾她的反抗和拳打脚踢，将她拉起来。他们慢慢地抬起她的身体，急救中心的实习生给她服了一片镇静药。这是实习生第一个月的实习。

另一个女人也要救，出于同样的职业要求与客观公正。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她只知道怎么送别人去死。她切了自己的两个手腕，喉咙口也插入一把刀子。她仍在昏迷，倒在婴儿床下。人们把她竖起来，给她测了脉搏和血压。然后他们把她放置在担架上，年轻的实习生用手支撑着她的颈部。

大楼下面，邻居们都围了过来。大部分是女性。这会儿正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她们望着救护车，眼里噙满泪水。她们在哭，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们踮起脚尖，试图弄清楚警戒线里，以及响起铃声准备启动的救护车里是怎么回事。她们窃窃私语，互通消息。各种说法早已传播开来。大伙都在说孩子们遭遇了不测。

这是第十区的高街上一幢很好的大楼。即便邻居们彼此并不熟识，见面也都会致以热情的问候。马塞一家住在六楼，是大楼里最小的户型。生了第二个孩子后，保罗和米莉亚姆在客厅中央拦了一面隔板。他们睡在厨房与临街窗户间狭小的房间里。米莉亚姆喜欢云纹的家具和柏柏尔毯。墙上，米莉亚姆挂了好几幅日本的铜版画。

今天，她提前回家。她缩短了会议，把案宗分析推到明天。坐在7号线地铁的折叠凳上，她还在想，今天她会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下了地铁后，她顺道去了面包店。买了长棍面包，还给孩子们买了甜点，给保姆买了个橘子蛋糕。保姆最喜欢的橘子蛋糕。

她想着要领孩子们去马术训练场。他们还可以一起去买东西准备晚饭。米拉也许会要一个玩具，亚当则会在手推车里吮着一大块面包。

亚当死了。米拉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