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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食盐专卖制度: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


来源:凤凰文化

食盐是南宋时期重要的商品,盐利则是南宋政府十分重要的收入。南宋政府取得这项收入,来自对于此一商品的专卖,此即当时所称的“盐榷”,从生产到运销,都由政府控制。在完全掌控产销过程的情况下,政府以高出成本甚多的价格出售食盐,取得了丰厚的利润,成为所倚仗的财源。

梁庚尧/ 东方出版中心/2017-7

《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导言

食盐是南宋时期重要的商品,盐利则是南宋政府十分重要的收入。南宋政府取得这项收入,来自对于此一商品的专卖,此即当时所称的“盐榷”,从生产到运销,都由政府控制。在完全掌控产销过程的情况下,政府以高出成本甚多的价格出售食盐,取得了丰厚的利润,成为所倚仗的财源。所以能够如此,在于食盐产地有限,有限的产地却又能产出丰富的产品,而食盐是民生必需品,消费人口众多,政府因而谋求用独占的方式,获取利源。政府榷卖食盐,并不始自南宋,但是南宋时期的盐榷,却尚有待作比较细密的研究。本书所收各篇论文,即以南宋为时限,针对上述相关诸问题,以盐产区与行销区的划分为依据,作分区的探讨,最后跨越不同的盐区,讨论规避政府控制的私盐,以及南宋政府如何为确保榷入而防治私盐。

盐产、行销区划与生产、运销规制

南宋时期的食盐行销区,大体上配合着盐产区。食盐生产出于自然,而行销区却是由政府划分。产于淮南东路、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两路沿海者为海盐,产于四川各路者为井盐。除南宋初年与末年曾有特殊状况外,淮东、两浙沿海所产的淮浙盐,产量最丰,行销区也最广,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淮南东西两路、两浙东西两路、江南东西两路、荆湖南北两路,以及宋金边界上的京西南路;福建沿海所产盐,广南东西两路沿海所产盐,都各以本路为运销范围,但是广东盐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可以销入广西路;四川所产井盐以四川四路为运销范围,包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和利州路。

由于盐产区和行销区的差异,政府控制下的生产组织和运销制度在各区也不尽相同。以生产组织来说,政府对各路海盐产区的管控大体相似,仅有一些小的差别。产盐地设有盐场,有时又称盐栅、盐亭、盐团,从事生产的盐户称为亭户或灶户,在福建沿海由于盐田称为盐埕,所以又称埕户。他们按照规定不许改业,二税折盐缴纳,科敷色役则可以免除。盐户若干户共用一灶煎盐,政府规定有各户煎盐的数额。若干灶又组成一甲,由盐户充当甲头,彼此互相稽查,以防止私煎私卖。政府在盐场设有催煎官员,负责督导盐户煎盐。盐户从政府那里领取工本钱,将所煎盐如额交至政府所设的买纳场或盐仓,政府也设有买纳官员或仓官,负责向盐户购盐。盐户于额外多煎的盐货,称为浮盐,有别于额内的正盐,政府以较工本钱略高的价钱收购,以防其流为私盐。

至于井盐产地的四川,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以及盐井位置的分散,不像海盐生产者那样可以集中管理,而且个别的井户类似投资者,不像灶户那样需要政府发给工本钱来协助,政府的控制方式也就有异于海盐产地各路。四川盐井有官井与卓筒井的分别,官井所产盐在销售上称官盐,卓筒井所产盐在销售上属引盐。官井又称大井,在井数较多、产量较大的地区,政府设置有监管理,募工生产,直接经营;其他零散分布的盐井,产量较小,由民众承担税课之后,取得经营权,自行生产、销售。从北宋中叶以来,由于生产技术的突破,民间出现了大量在政府控制之外的私井,亦即卓筒井。对于这些民间开凿、经营的私井,政府从北宋晚期开始尝试加以控制,只要由政府差官榷定产额,认纳课利,便可以合法存在。一直要到南宋初年,四川实施引盐法后,政府对于私井才有比较严密而完整的控制。不过政府对井户控制的加强,却是经由对盐商的控制而达成。政府规定了每一私井的产额,井户如额生产,缴数量不多的土产税;而盐商则必须凭请买自政府的盐引与井户交易,运盐销售,盐的来源于是不易隐瞒。引法初行时,估算产额的私井有四千九百余井之多。

在运销制度方面,南宋时期食盐的运销,可以视为北宋末年所立新钞盐法的扩张与限制。就如学界已有的认识,旧钞法与商人入中边粮制度相结合,新钞法则分离,商人纳至榷货务的钞钱完全由朝廷运用。宋代对于食盐的征榷,大略可以分为官鬻与通商两种方式。官鬻为政府直接专卖,由官府自运自销,甚或配售于民;通商则为政府间接专卖,由商人向政府请钞运盐,亦即钞盐法在制度上属于通商。一般讲来,官鬻的利入归于地方政府,通商由于须向朝廷的榷货务请钞运盐,利入归于中央政府。北宋末年初行新钞法,已将原本以实施官鬻法为主的东南六路,亦即淮浙盐区,改行钞法。此一盐区市场广大,销盐量多,中央政府的盐利于是大增。南宋初年,淮浙盐区沿袭北宋末年的制度,由商人赴榷货务算请盐钞,持盐钞至产盐州县请盐,凭盐引运至指定地区销售。在新钞法之下,经由勘验盐钞、缴还盐钞、使用官袋、查验盐引及官袋封印、批凿盐引、缴还盐引及官袋等手续,防杜私盐。一直到南宋末年,淮浙盐区仍然实施钞法。可是在通商制度的钞法下,官鬻在此一盐区却仍未全废,而且从南宋初期到晚期,逐步在扩大。南宋初、中期淮浙盐的官鬻,主要还是权宜或违法的措施,地方军事或行政机构为了解决本身的财政问题,自行运盐贩卖。除南宋初年都督行府曾直接取通、泰州所供盐运贩外,应仍由官府先购钞请盐,再运销于民间,亦即在实质上虽是官鬻,在外貌上仍是通商。南宋晚期淮浙盐的官鬻,却是以朝廷的政令来推动,和钞法并行,收入归于朝廷而非地方。例如淳祐(1241—1252)年间所推行的籴本盐,以所收盐四分官卖,其余六分仍行钞法;随后的浮盐官鬻,则是正盐之外的浮盐三分官鬻,七分仍由商人请钞。由于官鬻,而有抑配食盐于民户的弊端。

南宋晚期的淮浙盐官鬻,是朝廷在需财孔急的情况下推行的,虽然影响到盐钞的发卖,却没有取代淮浙盐区钞盐法的地位。福建、两广盐区的情况却不相同,南宋时期政府在福建和广南西路尝试推行钞法均未能成功,官鬻的地位巩固,非钞法所能动摇;广南东路在南宋时期虽行钞法,但实质也逐渐变为官鬻。福建自南宋初年以来,至少到绍熙(1190—1194)年间,一直有以通商取代官鬻的主张;并且曾在建炎四年(1130)、绍兴四年(1134)和乾道八年(1172)三度试图推行钞盐法,可是都很快就失败,停止实施。因此长期以来,福建是一个食盐官鬻的地区。下四州(沿海四州)是盐产区,为防止私盐销售,主要实施产盐法,具有配销的性质,后来演变为政府收了产盐钱而不给盐,默许民众自由买卖;又有由地方官府设置坊、场向民众销售的情形,也常走向抑配。上四州(内陆四州)则由地方官府雇募商船,从沿海运来盐货,主要由官府设置坊、场售盐,但也有实施产盐法、计户分等发卖或甲长请盐发盐的情形,抑配的情形也很严重。广南东路于建炎四年(1130)首先在部分地区实施钞法,到绍兴九年(1139)完全以钞法取代官卖,一直实施到南宋末年。尽管长期实施钞法,却未能完全做到商运商销。从南宋中期起,广东的钞盐法已有变质的趋势。所以如此,源起于提举茶盐司将盐钞分发至各州出售,各州因而有将钞盐抑配给商人和民户的情形。这种弊端,到南宋晚期愈加严重。广南西路从绍兴八年(1138)起,内陆十六州改行钞法,沿海五州与海南四州军仍实施官卖。可是到乾道四年(1168),便因广西地方财政困难与盐钞发卖不出等问题,导致官卖复行。此后在乾道七年(1171)和淳熙十年(1183),两度再推行钞法,都很快就停罢。钞法既一再推行失败,官卖在经过调整之后,确立其在广西巩固的地位。在实质上,到南宋后期,福建连同两广,已经连结成一个食盐官鬻地带,显现出与淮浙盐区不同的特色。

官鬻与通商在南宋的四川盐区同时并行,却可以视为一个新盐钞法推行成功的地区。四川官井所产的官盐,以实施官鬻为主,由官府直接销售,或由商人承购转销,往往有科配于民的情形。此外也有部分官盐由转运司给引,交州郡出售,但不在引盐法的范围内。官盐销售所得,大部分供地方官府使用,小部分则缴至主管四川军需的四川总领所。新兴的卓筒井,在北宋中晚期尚未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南宋初年在赵开策划下,于四川实施引盐法,将卓筒井大量收入政府的掌控,才成为川盐征榷的重心。川盐引法源自北宋末年的新盐钞法,为适应四川井盐生产的特殊状况而设计。盐商向政府设在州城、县、镇的合同场请买盐引,凭引与井户交易,并随盐携至指定销售地点,缴给当地商税务,由商税务上缴给发引的四川总领所。运用盐引,政府增强了对盐商与井户的控制,使卓筒井所产盐不致流为私盐。引盐征榷所得,主要供四川总领所用于军需。这项办法,在整个南宋时期并无改变。官盐与引盐的市场,既有分隔,也有重叠。夔州路完全是官盐的市场,其他三路则主要是引盐市场,可是也有官盐在销售。不过引盐的产量要比官盐大很多,因此引盐法在四川的重要性要超过官鬻。官盐收入的小部分和引盐收入的全部,缴至四川总领所,这是中央政府派出的军需机构,在财政归属上应属中央财政的收入,但是却不必上缴至中央政府,而是留用于四川本地,和淮浙盐钞收入由中央政府来支配的情形又有不同。

钞法在各个地区推行成败有异,一部分原因就如前辈学者所论,牵涉到地方财政的问题。福建内陆各州与广西的地方政府,其他方面的赋税收入较少,均高度仰赖卖盐的收入来维持岁计,改行钞法使得钞盐收入必须上缴至中央,地方政府的经费顿生困难,即使朝廷在策划改行钞法时已注意如何补助地方,仍然无济于事。广西在实施钞法的时期,往往由官府假借商人的名义,请钞贩盐,正说明对于地方财政来讲,不能没有这一笔收入。四川的情况比较特殊,不仅引盐收入,其他的税收也不用上缴中央,留用于本地;比较贫瘠的夔州路,又仅销售官盐,而不销售引盐,所以引盐法在四川能够推行成功。至于广东,则经济与税收状况要比广西来得好,因此钞法也能够长期施行,但是后来钞法变质而为抑配,是由于其中又有地理的因素。以福建盐区、两广盐区和淮浙盐区相比较,淮浙盐区腹地十分广大,人口众多,又有不少繁荣的城镇,江浙且为南宋经济核心地带,食盐消费比较大,盐钞也比较容易售出。福建盐的市场限于福建本路,下四州是盐乡,主要实施产盐法,非销钞之地;能够发售盐钞的地区,只有上四州。而上四州和下四州或其他路分相比,地狭民贫,没有丰盛的出产,盐钞销售困难。两广的情形和福建类似,所产盐仅销售于本路,市场狭小。无论广南东路或广南西路,在南宋时都属于人口较少的路分,广东的经济情况虽然比广西稍好,却无法和江浙、福建相比,食盐消费量有限,盐钞销售也有困难。所以广东的地方官常想把广西也改成钞盐区,让广东所产盐能够销入广西。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导致广西所产盐难以销售。广西食盐官鬻的地位既已确立,广东钞盐的抑配问题愈来愈严重也就势所必然。

无论如何,钞法仍然在南宋最广大的地区实施。钞法的推广,固然与中央政府的财政考虑有关,却也是唐宋以来商人日趋活跃的反映。在官鬻的情况下,商人若想分享食盐运销的利益,只有从事私盐的贩运。面对这种情况,朝廷一方面扩大钞法的实施,让商人分享盐利;另一方面,借着盐钞、盐引对于商人请盐、运盐、销盐的管制,在某种程度之内防杜了私贩,不管对朝廷还是商人来讲,都有好处。同时政府的运销能力也有其限度,特别是在范围广大的销盐区。食盐是家家户户的生活必需品,如何运用足够的运输工具与人力,把足够的食盐运到盐区之内的各处,满足民众生活的需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官府自运自销,也容易衍生很多的弊端。以商人来代劳,其实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也减少了可能发生的流弊。商人的活跃不仅使得钞法的推广成为可能,即使在实施官鬻的地区,商人也参与了食盐的运销或销售,地方政府并没有因为食盐官鬻而事事包揽。例如在福建,从沿海运输食盐到内陆,从北宋到南宋初年,是由内陆各州差派官兵或役人搬运;往后则由商人应募承揽的情形愈来愈常见,官府也订有明确的规制。食盐运到内陆各州,各州官府设置坊、场出售,可是坊、场仅设于城市,由城市转贩食盐到乡村,仍需经由商人之手。在四川,官井所产的官盐,也有由商人承购转销的情形。只有在广西,由于这里的商业比较落后,在广西活跃的多是广东商人,当两路通行钞法,东盐可以西销时,他们常运广东所产盐入广西销售,而将广西所产米运至外地,广西盐钞反而乏人请买。前述广西在实施钞法时,往往由官府假借商人名义请钞,一方面固然与地方财政的困乏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较少商人请钞的缘故;在官搬官卖的情况下,广西也是使用兵、吏运输,而不同于福建在盐运过程中有商人参与其事。

政府盐利的增减与盐户、盐商境遇的变化

政府经由对产销过程的控制,以提高盐价的方式,从盐榷中取得了丰厚的利源,用以支持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以中央政府来说,当南宋初年军政用度百出而财源有限时,淮浙盐利约年收三四百万缗,已约占东南钱币岁入三分之一或更高。此后致力于兴复淮浙盐场,重建销盐组织,再经历南宋中期入纳的长期兴盛,所收盐利不断增加。至淳熙(1174—1189)末,淮浙盐利推计已增为一千九百二十万缗,这时朝廷各方面的财源也日益增多,而盐利仍占东南钱币收入将近十分之三。广东实施钞法,在南宋前期、中期,缴给中央的钞钱约在三十万缗至五十万缗之间,远不及淮浙盐利,但是对国用也不无补助,朝廷曾用来拨给湖广总领所作军费。广西在实施钞法期间,朝廷共可获盐利四十万缗,除一部分上供外,以八万四千四百缗付广西经略司买马供大军之用、三万缗付湖北靖州(北宋末年于蛮地新设)、十万缗付湖广总领所作军费。这三项费用成为广西的长期负担,即使在改行官卖时期,也仍然存在。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福建,福建在建炎四年(1130)实施钞法,不到三个月便停罢,恢复官鬻之后,仍然要岁发钞盐钱二十万缗,赴行在榷货务支援经费,一直到乾道四年(1168)才蠲除,由福建转运司从增盐钱及桩留五分盐本钱中取七万贯上供朝廷。四川自实施引盐法后,盐榷收入大增,支持了当地大军的经费。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之后,四川总领所一岁所支赡军钱及金帛约二千六百六十五万缗,其中盐钱收入为三百八十五万缗,虽然不及酒课之多,但也占了四川赡军经费的百分之十四左右。除引盐的收入外,官盐的收入也有一部分要缴给总领所,数额虽不多,但就资料所见,至少也有二十万缗。

以地方政府来说,官府鬻盐的收入,对于福建、广西和四川夔州路的地方财政来讲,均至关紧要。福建下四州所收夏税钱,合计当不超过十二万缗,而四郡产盐钱、浮盐钱的收入达四十余万缗,是夏税钱的三四倍。四郡设置盐铺鬻盐而产生抑配的问题,以漳州为最严重,朱熹虽然深知其弊病,却计划要等待经界实施,逃税之源堵塞之后,才全面废除,可见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上四州由于其他财赋来源甚少,比起下四州更加仰仗卖盐的收入,朱熹甚至指出,卖盐一事,是此地州府的财计根本。不仅州县本身的开支,连交给上级政府的各种财税,也都仰赖鬻盐。如果盐运不继,地方财计便发生困难。州县之外,福建转运司、提举常平茶事司也都以卖盐为其财源。广西也由于地瘠民贫,两税收入甚微,全赖官府鬻盐的收入来解决州县的财政问题。即使在官鬻时期,地方财计已感不足,到改行钞法时,问题更大,州县有好几个月都发不出薪俸的情形;不仅如此,兵额已缺而无法招填,城壁颓圮而无力修筑,使得广西的边防事势可忧。四川夔州路所属郡县,由于其他资源有限,同样以鬻盐为其财计主要来源。这里和籴起先以盐为籴本,后来又改为鬻盐得钱再向民众和籴,和买绢的情况也相类似;甚至军粮发不出时,以盐代支。

南宋晚期,对外关系日趋紧张,军费压力日增,财政开支扩大,物价上涨,纸币贬值。这时政府仍然视盐利为重要财源,可是种种因素使得盐利日减,特别是在嘉熙(1237—1240)年间以后,朝廷最大盐榷收入来源的淮浙盐,在销售情况上已趋恶化。建康府榷货务在嘉熙四年(1240)夏天,一个月间的上中两旬售出盐钞二千七百袋,仅及政府规定课额的十分之一。这也许是特殊状况,可是在稍晚的淳祐五年(1245),政府规定淮浙盐岁收额九十万袋,而只能收及六十万袋,即使这六十万袋,也无法全数出售。盐课日益亏损,已难以用来支持愈来愈庞大的军费,南宋政府的财政赤字也愈益难以弥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政府仍然竭力尝试以淮浙盐利来抑制愈来愈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实早在宋孝宗时,朝廷已用盐利作为收换会子以维持币值的本钱,这时尚属物价平稳的时期。其后嘉定(1208—1224)年间,纸币发行过多的问题已经出现,四川军政机构也曾尝试以盐政作手段,来挽回四川钱引日益贬值的颓势。嘉定三年(1210)收兑旧引,曾由四川制置大使司提供二百万缗作本钱,这二百万缗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向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及利州路三路盐井户出售将仕郎官告,一个是将总领所才刚出售的没官盐井,由制置大使司收回再次重复出售。这两个来源,都和盐井户有关。这两项措施,加重了盐井户的负担,却使得钱引币值暂时回稳。可是南宋晚期企图以淮浙盐利来提升会子币值,却未能收到嘉定年间四川同样的效果。端平(1234—1236)年间,以淮浙盐钞为收换旧会子的最主要工具,而以淮浙盐新钞搭支旧钞,令商人配搭旧会请买新钞,借以收回旧会。可是商人意愿不高,收效有限,于是改以官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政府高抬盐价,鬻盐取息,以其收入充作籴本,使会子不致因军费之需而印制太多,于是在淳祐年间,有前述籴本盐与浮盐官鬻等措施出现,而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同样有其限度。一直到宝祐三年(1255)朝廷仍然拨盐给地方政府,作为收换破损会子的手段,然而这时通货膨胀已经恶化到无可收拾的程度。

尽管增加财政收入一直是盐榷的重要目标,盐户与盐商的待遇,却也随着时势的演变而有变化。以淮浙盐区来说,南宋初年,为了恢复生产,招谕因战争而逃散的亭户归业,采取各种措施,以安定他们的生活。对于盐商,则致力于增强他们对于钞法稳定的信任,为他们排除各种销盐的障碍。政府改善亭户生活、以稳定的钞法和优惠的措施争取盐商入纳的态度,延续到南宋中期。发给亭户的盐本钱陆续增加,而物价比起南宋初年又明显下降,使得亭户的实质收入有所提升,逐渐富裕。虽然克扣盐本钱的弊端已愈来愈引起注意,但朝廷和盐务官员都致力于改善。政府又竭力避免有任何容易引起盐商疑惑的措施,维护他们活动的环境;而在国家内外局势安定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城市兴盛,正有助于盐商的拓展销路。这时盐商的活动,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一个层层转贩的过程。在大城市里有钞引铺向榷货务请买盐钞,再转卖给贩运钞盐的商人;也有些钞商,直接向榷货务请买盐钞。钞商领盐运贩,抵达目的地,有牙人或牙铺为之介绍,将盐卖给铺户,也有钞商直接与铺户接洽出售。铺户购得盐货,再转销给消费者。盐商有大商、小商之分,政府固然有赖大商多销盐货,但也保护小商,干预大商不合理的行为。南宋晚期,情况大变。这时物价大涨,政府却因财力困竭,发给亭户盐本钱日益困难,盐本钱虽因纸币贬值而调高,调高的幅度却赶不上物价的涨幅。更由于盐场的种种弊端到南宋晚期已趋于恶化,使得亭户常领不到应得的盐本钱,甚至有时还得以钱折赔因政府所立盐额过高而无法煎出的盐货,并忍受种种金钱的勒索和刑罚的苦楚。淮浙盐商在南宋晚期的境遇也变恶劣,钞法屡变,加征渐多,官鬻扩大,境土日缩,私盐盛行,税务苛征,种种情形,既打击盐商请钞的意愿,也缩减了他们销盐的市场。由此可以看出,南宋时期淮浙盐利的盛衰,与亭户及盐商境遇的优劣,两者之间关系密切。

其他几个盐区,与中央政府相距较远,征榷制度下盐户与盐商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福建沿海埕户所领的盐本钱,在南宋初期也经历一个增加的过程;但是到南宋中期已经逆转,反而比南宋初期减少,而且由于盐务人员的克扣,竟至于十不得其一二。不过当地的政府,在官鬻的产盐法下却默许埕户私煎私卖,对他们的控制相当宽弛。在两广沿海,亭户所领的盐本钱从南宋初期到中期持续增加。克扣的情形虽然比福建稍好,可是在南宋中期也趋于严重,盐利因而受到影响。不过经由一些有心的官员在任内设法整顿,仍然可以让亭户领到应得的盐本钱,朝廷对于这个问题也曾有所关注。广东是钞盐区,由商人请钞运盐销售,若两广同时通行钞法,对他们特别有利,所以他们有人活动争取。不过自南宋中期以来,广东钞盐由于发售不出,已有抑配给民户和商旅的情形,成为盐商的一种负担。到南宋晚期,朝廷财政困难,督责盐利愈加紧迫,这个问题也愈加严重,当时人甚至形容钞户“殒身荡产,不足填偿”。四川引盐法原本征课的重心在盐商,井户的负担甚轻,但是这种情形没有多久就有了改变,井户的负担日重。关键所在,是由于四川军需负责官员追求课额的增加,规定井户必须负担超出生产能力之外的榷课,于是有“虚额”的问题。南宋中期,已有井户由于无力承担盐课而下狱、破产、逃亡,甚至自杀,有些井户在逃亡之后就改而从事私盐生产。此外,井户为了多销盐货,他们往往接受商人的要求代其承担引钱及其他加征,使得售盐的收入大为减少,影响到承担盐课的能力。盐商虽然从井户那里得到好处,可是他们面对销盐市场的限制,过高的盐产量超出了四川的食盐消费量,各路之间又存在着许多销盐障碍。种种情况,造成了引盐的滞销,促使原本销售引盐的商人转而销售私盐,进一步妨碍了引盐的销售,更影响到四川总领所的财政收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南宋中期,四川曾经多次宽减盐井的盐额。淳熙五年(1178)、六年(1179)之间,又曾经举行一次全面性的盐井推排,依井户的经济能力来决定其所负担的盐额。绍熙四年(1193)再度落实推排,并且强力封闭了两千多处在政府管制之外的新井,对盐商则申严相关的规制,促使他们重回运销引盐行列。经过种种努力,使得井户、商人、政府三方所面对的问题,得以缓和,而引盐的销盐体制也得以维持。大致说来,在南宋中期,政府对于盐户和商人所遭逢的一些问题,仍然能在力求维护盐利的情况下,尝试加以改善,和南宋晚期的难以收拾的情形有所不同。

私盐的盛行与政府的防治

至于消费者,他们在盐榷制度之下,必须买贵盐食用,或是遭受抑配,甚至在配销的情况下缴钱而无盐可领。可是他们也有另外一项选择,那就是购买私盐来食用,在沿海产盐的地区,连地方官的家属都有人会购买私盐。私盐的盛行,妨碍了官盐的销路,也成为影响政府盐榷收入最大的一个因素。私盐的生产与运销活动,所以能够突破政府的管制,主要借着官盐与私盐两者在价格与品质上的差距,在制度之外分取政府包揽的盐利。官盐价高而品质差,私盐不仅价格便宜,品质也比较好,因此能够吸引消费者购买。此外,沿海、乡村、销盐区交界地带和邻近国境的地区,由于地理因素,也比较容易有私盐的活动。私盐既有市场,利之所在,于是吸引更多的生产者从事生产,更多的商人从事运销。政府的管制能力有其限度,不仅在政府管制之外的盐户以生产私盐来谋生,即使在政府管制之下的盐户,也有能力生产出比缴给政府更多的盐货,销售给私盐商人。而且从北宋中叶到南宋中叶这段期间,无论井盐或海盐的生产技术都有了进步,盐户在官府收购盐额之外生产私盐的能力也随之增加,配合着市场的需要,使得私盐的产量甚大。在私盐的运销方面,不仅运销官盐的商人会挟带私盐销售,军队与官吏也有人从事私盐的收购与运销;更有一些专门以贩售私盐的商人,甚至成群结伙,公然活动,在各地有牙人为他们经手收贮,中介转售。这些结成群体的私商,所运销者有时不仅是盐货,还包括茶、酒及其他商品,并且携带武器,抗拒追捕,伤害民众。当政府的控制能力较弱而又缉捕较紧时,往往就激为变乱,影响到社会的安宁。南宋初年建炎、绍兴间福建的范汝为之乱,南宋中期广州外海的大奚山岛民之乱,南宋晚期起于汀州而扩大及于福建、江西多处州郡的绍定(1228—1233)汀寇之乱,与绍定汀寇之乱约略同时而惊扰江西、广东、福建三路的赣寇陈三枪之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这些变乱都仍远离南宋政治的核心,宝祐二年(1254)发生在安吉州太湖沿岸的荻浦盐寇之乱,则已离行都临安不远,随后两浙又已有几处因运贩私盐而引起的骚乱,情势令人担忧。私盐的盛行侵削了官盐的市场,特别是在官鬻的情况下,导致官盐因销售不出而强行抑配给民户,而配销食盐过甚,也是引致动乱的原因之一。汀州是福建上四州中配盐弊端最严重的地方,绍定汀寇之乱的发生,部分就种因于此。

私盐所以盛行,也与政府盐务组织的弊端有关。盐榷为利之所在,盐务人员也就容易禁不起引诱,而产生各种弊端。以前述盐本钱的克扣为例,即使在南宋中期政治清明的时代,这种弊端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而且克扣盐本钱的,牵涉到由下至上的整个盐务机构,不仅是基层盐仓、盐场的官吏,和盐场中负责分发盐本钱而由亭户担任的总辖甲头。提举司和州郡的主管胥吏会有意刁难,不依时支发。主管盐务的转运司、提举司官员也难免有挪用的情形,他们或是饱入私囊,或是用于应酬、享乐,或是为了博取善于理财的名声而将盐本钱当作羡余献给朝廷;也有时并非徇私,而是借给州郡以纾缓其财政困难;又有时是应朝廷的要求,运盐本钱到京师,而海南四郡的盐本钱甚至长期用于上供。克扣盐本钱之外,亭户在缴纳盐货时又常遭多称,这有时是官吏有贪污的意图,也有时是为了以较多的盐货吸引商人来请盐。官盐在运输、储存或配销时,则运盐的船稍、脚子、船户,或是看守仓库、配销食盐的吏人,常会或明或暗的偷盗。他们在盗取之后,掺入灰泥等杂物,降低了官盐的品质,有时甚至是出自监官和他们的勾结。负责缉捕私盐的人员,常和生产私盐的亭户、运销私盐的商人,分取利益,甚至互相勾结,扮演起中介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人多势众、持有武器的私商,他们不敢捕捉,只是以一些谋铢两之利的零星私贩来充数。

南宋晚期,积弊愈深,整个盐务组织,由上而下已经腐化。以淮浙盐的生产来说,从朝廷主政的宰相,到地方主管盐务的官员,大多视亭户为利源,不择手段地求盐课增羡而不体恤他们的生产能力。盐场监官的素质,到南宋晚期品质大幅下降,少有正途出身之人,多是游谒干求之辈,这些人作风大胆,贪渎风气因而转盛。基层盐务机构的增设,造成官吏的冗多,也使得亭户受到更多的骚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亭户所陷困境愈深,也更加仰赖煎卖私盐来维持生活。淮浙盐商在南宋晚期原本就面对着许多销盐障碍,而创设于嘉熙四年(1240)的提领江淮茶盐所,到宝祐(1253—1258)年间已是弊端丛生,情况几如盐场。提领茶盐官以属下各局职位应付人情,其中多有并非正途出身的士人,他们在任内贪污索贿,无所不为;官员如此,吏卒更不可问,称量时有各种手法暗号;子局则星罗棋布,官吏众多,商人处处遭受骚扰;而又创立各种层出不穷的名目,在法令之外苛取商旅。这些情形,导致盐商成本增加,行程阻滞,也会减少他们运销官盐的意愿,转而贩售私盐。

私盐盛行减少了盐榷的收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也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政府有必要加以防治。生产者、运销者与盐务人员,都是防治的对象。政府立有严密的法令、制度,规范盐户的生产、盐商的运销、盐铺的贩售,避免他们在生产、运贩官盐的同时,也生产、运贩私盐。对于私贩食盐,则订有严格的惩罚规定,官员、公吏、役人、军人及他们的家人,如果违反,处罚要比一般人来得重。整体来说,南宋对触犯私盐的处罚是严厉的,这与盐榷是政府财政收入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有关。北宋时的私盐刑律已重过对盗贼的处罚,南宋初年因应时势的需要,对私盐犯人的处罚又更严,后来略为放宽,却依旧显得严厉。南宋政府除了对相关法禁屡次申严之外,也加强缉私的工作。为了督促查缉人员用心防禁私盐,对于地方上负查缉之责的知州、通判、知县、县丞,实际执行查缉工作的巡检、县尉,以及巡检所统率的土兵,县尉所统率的弓手,还有其他一些负有查缉任务的官员,都立有奖惩的规定,按照查获或透漏的数量订有赏格与罚格;盐场的催煎官和买纳官,如不觉察盐户私煎盗卖,也会遭到处罚。政府有时又会增设缉私单位,以加强缉捕的成效。这些单位有些是普遍性的增设,有些只是为了因应某一特殊地点的问题。以政府的力量来查缉私盐仍感不足,于是有些地方官试图运用民间力量来协助。这种情形,在走私活动常演为劫盗行为的岭南、江西、福建尤其常见。地方官或是运用民间原有的民团,或是尝试编组民众为保伍隅甲,以民间领袖来领导,一方面用来协助政府捍防捕盗,另一方面则借以详细调查与严密管控住户,以防止不法的外地人进入。

无论申严法禁或加强缉捕,都呈现出政府以严禁方式处理私盐问题的一面。但是严禁并非政府唯一的态度,政府或一些个别的官员,寻求比较能够长期减轻问题的途径,有时也会考虑或采取其他方式,和严禁互相配合,甚或取代严禁,以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例如调整食盐的产额、运输来源与售价,以期消解民众生产、运销、购买私盐的意愿,是这些方式中的一部分。政府及一些官员也致力于安恤亭户,减轻克扣盐本钱的弊病,让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为了生活而煎煮私盐。还有一些官员,认为严行法禁对于防禁私盐,增加财政收入,未必有利,因为事实上有许多贫民仰赖私盐为生,而过严的取缔反而可能造成对民众的骚扰,激起动乱,他们主张对于法禁应以宽弛的态度来执行。实际上,南宋福建的地方政府执行盐禁已有某种程度的宽弛,不仅在沿海州郡,内陆各州对于成群结伙的私盐商贩,在南宋初期、中期,有时也只是让他们量纳税钱,自由转贩;还有些个别的官员,在其他的地区以比较宽大的态度来处理私盐问题。然而严禁以外的各种方式,并不都像严禁那样是全面而长期性的政策,比较具有全面性而实施的时间又稍长的,只有慎重处理盐本钱的问题以安恤亭户生活。但是政府注意到这件事情而有所措施,主要是在南宋中期财政较为宽裕的时期。而仅行于四川一路的调整四川盐井产额,同样也是这一个时期的事。财政的窘困与否,显然影响到政府处理私盐的态度。

南宋晚期,政府财政比起南宋初年更为困难,对盐榷利入的需求更加急迫,而政府防治私盐的条件和南宋中期相比,却趋于恶化,亭户、盐商与民众均深受其害。政府面对此起彼落因私盐而起的变乱,追求盐利和宽弛盐禁两者应如何取舍,成为难题,政策在紧缩与宽弛之间摆荡,而财政压力终究使政策趋向紧缩的一方。黄震以其亲身处理浙西基层盐务的经验,对于何以亭户非煎卖私盐则无以为生甚至缴不出官盐的道理,有深切的了解。在这盐利日减而朝廷又急于盐利的时刻,他仍然对新上任的提举官提出外示大防、内存宽恕的建议。外示大防是因为盐利是国计所关,内存宽恕则由于亭户生活的事实所在。然而时势的演变,已非他的意见所能影响。十余年后的德祐元年(1275),仕宦经历愈益丰富的黄震,在浙东亭户因饥困而发生暴乱之后,出任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仍然不改初衷,力图安抚亭民,改革盐务,却已无补于事,南宋的历史正在落幕。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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