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中国近代的衰落不能让儒家传统买单

一百年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

20世纪初，中国在西方列强瓜分的狂潮下，出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首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谋求近代的变革，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科技和政治制度，不得不批判固有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儒家思想是阻碍中国变革的罪魁祸首，因此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在急于变革的时代，人们不会分析传统文化里的精华与糟粕，只是一股脑全部看成灭绝人性的传统，并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强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很多人把儒家看成是开历史倒车，“名高实秕糠”的代表。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脚步的加快，商业大潮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当物质生活开始变得富足，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在逐渐萎靡，每天奔波忙碌赚钱的中国人亟须精神信仰的填补。由此，传统文化开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甚至以整版篇幅刊登《国学，在燕园林悄然兴起》。由此，国学热开始从学术界延伸到大众知识界。人们渴望文化的复兴，更渴望通过儒家传统树立起对国家的信心。

“儒家热”或者“国学热”自此愈演愈烈，到了新世纪，伴随着电视节目《百家讲坛》推出的于丹、易中天等人解读《论语》和先秦诸子节目的火爆，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国学风，汉服运动、读经运动、跪拜孔子等呼声开始出现，更有甚者，呼吁要将儒家思想树立成“国教”，重走康有为的老路。有人说，儒学似乎又有了“妖魔化”的倾向，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一种思想被人们广泛关注，它才会泥沙俱下。中国人认识到了传统文化里面好的一面，看到了它的魅力所在。

其实，早在激进的百年前，就已经有一部分人也在做着维护传统的努力，但他们大部分人已成为了历史上的失语者而被忽略。章太炎说研究国故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钱基博在《国学必读》一书中则更重人文主义的国学，“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

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陈来其实就是在接续前辈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让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他是最早一批将儒家推向世界，与海外儒家学者对话的人，也是最早一批使用西方思想来对儒家思想进行解剖的人。现如今，陈来的几十本著作仍旧一版再版，《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有无之境》等书改变了一批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观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拉近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

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会在反复回望中，带着眷恋与爱，接受来自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抚慰，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力量与理性，为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进行历史的定位，以及意义的诠释。

学者李泽厚曾如此评价陈来：“在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内,陈来大概是最细致最有水平的。”

李泽厚虽然不同意陈来在《古代的宗教与伦理》一书里有关巫术与宗教起源的分析，但作为开启中国大陆一代思想学术风气的前辈，他能如此评价陈来的作品，足见陈来在当今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力。

回顾陈来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可见其研究带给学术界崭新的思考范式，也为当时的人们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带来契机。“文革”以前，儒家思想常常被当作糟粕而加以摒弃，宋明理学成为“唯心论”的典型代表，“存天理，灭人欲”则成为封建卫道士的象征。

但陈来却在那个时代突破了几十年来对儒家思想负面评价的藩篱，从文本入手，力求还原真实的儒家思想。从《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到《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再到《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陈来几乎打通了整个中国思想史，利用西方的哲学、人类学、宗教学等方法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力求让它们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恰如陈来在一篇报道中所说：“我是打通五千年的，不是只做这一千年的。我想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从头到脚做通贯的研究。我的视野也是面对全世界的，在一个广大的学术社群里来回应他们的挑战，突出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

少年生活的磨炼

从“劳其筋骨”到“动心忍性”

1952年，陈来出生于北京，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青年陈来也经历了上山下乡。

1969年春天，陈来离开母校北京三十五中学，抱着“屯垦戍边”的理想，和朋友奔赴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每天要在沙漠中开垦荒地，引黄河水灌溉粮食作物，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少油无肉的饮食，让他们倍感艰辛。

不过陈来却没有因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砺失去求知的动力，他在业余时间拼命阅读能找到的文学和历史类书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代哲学的终结》等书，就是在那个时候系统阅读的，这一开阔的阅读方式，也训练了后来融通中西哲学思想的能力。

1973年，因为表现出色，陈来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大学，被分配到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那个年代，常常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就连学习的专业也不是自己决定的。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进入地质系的陈来并没有放弃自己本身的兴趣和志向。因为课业不多，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在兵团进行重体力劳动，陈来反而有了更多时间阅读和思考，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世界通史》和《世界哲学史》等书籍。陈来后来回忆，在兵团和大学的两段岁月，让他的理解能力得到系统训练，提高了综合素质，为后来的学术道路做了铺垫。

1977年秋，“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宣布高等院校恢复研究生考试，陈来主动选择报考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系。在初试的时候，陈来的专业课成绩非常高，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绩却不理想，不过，北京大学哲学系还是让陈来进入复试。陈来果然不负众望，顺利进入哲学系就读，师从哲学史家张岱年。

从书斋到文化讨论

探源古代思想文化世界

陈来在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异常刻苦，为了研究朱熹，他将图书馆里面相关的资料全部找来阅读，每天从早到晚进行资料的抄写，《四部备要》的《朱子文集》等都被他翻烂了。但这段深入原典细心求索的日子，让陈来掌握了哲学考证的功夫，也让他成为朱熹哲学研究的权威。

1982年，美国举办国际朱熹学术会议，世界各国研究朱熹的学者齐聚一堂。当时，日本理学大家山井涌提出，朱熹的“理生气也”不见于任何朱熹的著作之中，无法查考，在座的各国学者也无法解决。然而，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问题却被陈来解决了，他写出了专门文章。美国朱子学权威陈荣捷看到这篇文章十分欣喜，并将此文寄给了山井涌。

陈荣捷由此注意到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五年之后，当陈来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出版，已经86岁的陈荣捷欣然作序，并称陈来此书是“划时代之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还有一批民国时期的学者健在，陈来有机会亲身向他们请益求教。这里面，除了导师张岱年之外，冯友兰也对陈来的学术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1年，陈来毕业留校任教，后又继续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个过程中，陈来经常就朱熹思想的问题向冯友兰请教。冯友兰喜欢谈哲学，尤其喜欢与陈来谈。那时候，冯友兰正在潜心写晚年的巨作——《中国哲学史新编》，陈来便帮助他整理隋唐以后的部分。陈来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见，冯友兰也全盘接受，他很欣赏陈来的才学。1985年，冯友兰让陈来做他的助手，他曾跟自己的女儿宗璞说：“陈来到底是个博士！”可见其对陈来的欣赏。

陈来博士毕业后，除了朱熹哲学研究之外，思路也逐渐扩大，陈来一边写在后来被人看成是第一部为王阳明正名的著作《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和追溯儒家起源的《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等著作，一面进行文化讨论。

儒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让传统文化成为价值来源

在陈来看来，儒家思想可以在三个层面进行拓展，即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要成为现代儒者，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之外，必须要有文化和道德的关怀。上世纪80年代后期，陈来开始参与文化儒学的讨论，1989年发表《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希望对批判传统文化的源流时期进行梳理，以求开出符合时代的新命题。

“五四”时期，不仅产生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思想，同时，也有一批维护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但这些人一直没有很好地被人所注意。陈来认为，应该注意这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也曾在现代化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来后来说：“‘五四’对儒家的批判是基于近代化对传统的挑战，到80年代，现代化问题成为儒学碰到的最大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个人等全方面的挑战，是儒学近代以来造成困境的根源。所以，只有全面回应这些挑战，儒学才能站稳自己的脚跟，才能谋求新的发展。所以，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儒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

很多人批评陈来是保守主义，但陈来并不拒斥现代化。在陈来看来，儒学应该是中国现代多元文化里面的一维，儒家思想应该在生活伦理方面体现它的功用。现代社会中，因为市场经济的繁荣，人们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迷失，而儒家思想可以在其中为人们带来内心的安宁，通过提高现代化人的道德文化素质及人文环境，才可以促进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

陈来觉得，儒家思想在当下也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要从阐发经典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适合时代的理论。冯友兰曾经写作“贞元六书”，其目的是运用儒家思想提出符合时代的人文精神。陈来接续了冯友兰的讲法，提出重塑中国传统经典的权威，树立中国人的价值自信。

面对现实，陈来不无遗憾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文学家所替代，哲学家放弃了回答人们普遍关切的人生价值、意义及各种社会伦理问题的责任，这是哲学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恢复中国文化本来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注重文化、人生与社会的关怀，才可能恢复中国文化的生机。

陈来的愿望是在一个新的文明结构中，不但有政治、经济、科学等制度化建构，应要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成为中国人价值来源之一，提供给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原则规范。正是这一强烈愿望，使陈来总是“方在创造之中”。

陈来虽然身处学院之中，但他并不仅仅埋头于书斋只做小众的研究。这些年来，他写了很多文章回应当下的文化问题，同时，也为大众开展有关传统文化的讲座，以此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对于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他以冷静的态度进行分析。在他看来，现在人们树立起文化自信是大势所趋，值得推崇和赞扬，但另一方面，民间儒学“过热化”的倾向也造成了诸多问题：有的人因为知识水平的限制，对传统文化进行狭隘的解读；有的人则想从中牟取利益，故意歪曲传统思想。人们的不同需求，让这一问题变得日趋复杂。不过，陈来认为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不论是国家还是学者，都应因势利导。

历史维度

中国近代的衰落不能让儒家传统买单

新京报：《古代的宗教与伦理》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这两部书不同于你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关注的是春秋战国乃至之前儒家起源的问题，你为何会做这方面的研究？

陈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做完有关朱熹的研究，觉得可以暂时换换口味。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轴心时代”的说法，即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但是，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同时弄清楚儒家思想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轴心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研究那个时代的思想很难用哲学方法，我只能从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和人类学进行研究。孔子思想肯定来自西周，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变革和连续的，要把西周了解清楚，一定要从夏商周三代甚至更早讲起，所以宗教学、人类学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后来我通过研究发现，早期的文化很多都来源于原始宗教时代，从巫觋文化衍生了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类型的演化路径。这一研究在当时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也是研究上古时期中国文化绕不开的一个理论基础。

新京报：很多人一谈到儒家，心中总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既然儒家思想那么有用，中国为何会在近代以来持续衰落？这不恰好说明它已经过时了吗？

陈来：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该由儒家负责，这是一种简单化思维，是不对的。中国近代的衰落，部分应归结为清代的治理体系。而且衰落是相对的，其实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和人口都在不断发展，中国在康乾时期还是很强大的，落后只是相对于西方的进步。

近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孕育出了新的科学革命，后来发展出大工业生产，这的确对世界有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兴起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而来，它的崛起过程并不是文明的方式。

我们看待这个问题，不应该只看到中国，要综合地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待。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可能还是按照传统的形式继续发展。所以，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儒家思想的衰落，而是因为中国文化遇到新的世界性挑战，我们的传统必须跨越这些挑战，建立新的文化理念。

新京报：你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走出国门与西方思想界进行对话的儒家学者，你觉得大陆的儒家传统和港台及日本、美国的思想研究方式有什么不同？

陈来：其实，我们可能将海外的儒家思想研究看得过高。现在大家都很推崇钱穆先生，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阅读他的《朱子新学案》就发现，钱穆的书里也有问题，一个是他的分析不够，一个是考证也出现了错误。民国时期的前辈学者也都是用清朝的考证方法，但这一套却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被抛弃掉了，我们受到苏联日丹诺夫理论的影响，搞唯心、唯物哲学和阶级斗争去了，断掉了自己的传统。

港台学者研究儒家哲学往往有一个倾向，就是不够客观，像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再去研究宋明哲学史，虽然水平很高，但他们带着自己的哲学去理解儒家，可能会有偏差。这个问题大陆学者并没有，可以说是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也是如此，他们的方法并不就特别高明。

其实，我的老师一辈，冯友兰、张岱年的研究方法就代表了20世纪最好的方法，可惜这些后来都被极左路线掩盖掉了。我们自我封闭了30年，对外界不了解，没有办法接受西方哲学和新理论来充实自己，但上世纪80年代之后，思想界其实已经在弥补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差不多补回来了。现在的研究也开始注重哲学分析和比较视野，在大部分领域都已超过海外，所以不需要把海外研究看得太高。

现实维度

创新思维不够，要多鼓励自由思想

新京报：你现在是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怎么看待“国学”这个词的流行？它与我们之前讲的哲学又有什么关系？

陈来：哲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早在上世纪20年代，章太炎、邓实、吴宓就讲国学，国学的本意是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叫国学，只有学术性的部分才叫国学，是针对西方的西学所提出来的。今天，由于语言约定俗成的关系，人们将国学等同于传统文化，“国学”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这也不能说错。

关于与哲学关系的问题。国学就文献载体而言，还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作为其主体。民国时期，章太炎为了将国学与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对接，将子部视作哲学，史部视作历史学，集部视作文学。现在来看，子部要比哲学大很多，哲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

新京报：冯友兰曾提出对国学“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差异，你觉得今人该如何继承古人的哲学？

陈来：“照着讲”就是说，古人是什么思想，就讲什么思想，规定作业的方式和性质，不能胡乱解释。“接着讲”是指，从思想方式上弄清楚古人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然后把这些资料当作基础，进行符合时代的阐发和发展。这几十年，我们比较鼓励“照着讲”，不太鼓励“接着讲”。

现在的学术思想界，哲学史做得很好，大家有目共睹。但如何才能在古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今天的思想呢？我觉得从国家到社会，对这一点的鼓励都不足，对思想创新的认识同样不足。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今天讲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要有传承，还必须要有发展，多鼓励独立思考。

新京报：随着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学热”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吹捧，读经运动、汉服运动、跪拜孔子越来越流行，甚至有某种极端化的倾向，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陈来：传统文化复兴应该是全方位的，读经运动、汉服运动只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部分，不应该一概抹杀。有些人，特别是女生喜欢穿汉服，有的人在古典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这都是挺好的。读经运动也是如此，现在的人不了解传统经典，让小孩子补上经典课程，能够对儿童性格和道德观的养成起到积极作用，这些都属于国学传播和普及教育。

当然，现在的普及工作也饱受诟病，泥沙俱下。有的人能有理念、有规划，一步步进行文化复兴工作；但有的人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有限，急急忙忙进行这些工作，不会有好的效果。这些国学普及工作者，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学习过西方文化，没有出过国，他们的关注范围往往局限于传统文化，无法通过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性的认识。

我想，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吧，社会应该是多元的。有一部分人对西方了解不够，只能期待他们慢慢多了解，不能要求过高。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到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再到21世纪的“传统文化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内在精神和外在需求。

每一次思想的转变，在国内都会形成异常巨大的争论，而其中的每一次争论都会有一种甚至几种观点被大众接受，这些观点在未来的日子里沉淀，变成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共识。在这其中，有许多著作逐渐积淀下来。现在看来，有些著作或许水平不高，甚至错误连篇，但它们的确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关注，甚至成为了全社会讨论的文化事件。我们回顾这些著作，其目的是希望以此寻找40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态度转变的内在逻辑，为当下传统文化复兴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