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面临怎样的精神挑战

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新作《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童世骏讲演录》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童世骏20场演讲与对话，主要是对当下颇受关注的一些哲学命题、哲学思想等进行的比较深入的学术探讨。

在这些演讲中，童世骏以哲学的视角审视了许多社会议题，“5·12”大地震之后汶川地震捐款、公交车爱心专座引发的争议等，以语言的力量诠释“中国人向何处去”。童世骏在书中说：对当今中国的精神生活来说，著书立说“解释世界”固然重要，但身体力行“改变世界”才是真正的关键。

《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童世骏讲演录》

这本新书为什么命名为《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因为2004、2005年左右，童世骏和他的团队做了一个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调查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于社会学家陆学艺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呼应，在陆学艺的研究中，主要根据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童世骏和他的团队认为，考虑当代中国人，不能只看物质怎么样，社会地位怎么样，也要看精神状况怎么样，就做了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研究。十多年过去，这个问题愈加重要。

7月22日，童世骏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陈卫平教授、顾红亮教授，做客思南文学之家，与读者分享他们对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思考。

讲座现场，左二起：童世骏、陈卫平、顾红亮

物质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有精神意义

2009年，童世骏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做了一个演讲，题为《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从2009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许多变化，这些变化都影响到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首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此，童世骏认为，物质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有精神意义。

他特别提到精准扶贫的例子。对于仍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当务之急就是解决物质生活，而这种解决的同时又有精神意义，只有走出物质贫困，才能走出狭义上的绝望。走出贫困以后，物质生活进一步提高，精神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但童世骏也提出，两者间并非简单的物质生活提高多少，精神生活就会相应提高多少的关系。因为精神生活涉及认同、意义、价值。“认同，就是我是谁，我们为什么连撞衫都不愿意，就是我出生在这个世界，我就是我，我不愿意跟别人一样。我有时候我跟校长穿的同样的衬衫，就很尴尬。”然后是意义，童世骏笑说人生最难熬的就是太无聊。“我们老同学从国外回来以后，经常说一句话，那地方好山好水好无聊。所谓的无聊就是无意义。”还有价值，就是告诉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童世骏特别提到近来关于坏人变老还是老人变坏的争论。“这种现象的要害就是好坏的差别没有了，对错的差别没有了，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年纪大的人身上，大家会更加失望，因为成长的过程就是知道好坏的差别，对错的差别，这就是价值。” 

尽管物质生活的改善有精神意义，但童世骏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到了不能通过指望走出贫困来改善精神生活的阶段，而是通过更多的努力，来改善精神生活质量。

因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通过物质来改善精神生活，它的边际作用有降低。精神生活质量要进一步提高，要对精神生活本身做更大的改进，这是很重要的。

另一个精神挑战的重要背景是交往手段发生的变化。“昨天我跟一个同事坐高铁从北京回上海，我做了一个小调查，我在车间里兜了一圈，然后拍了照在微信圈里发，在那么大车厢里只有一个人正在读纸质书，其他人都在看手机。我们有的同事说，不对，人家看手机也在看书，确实手机上有很多书可以看，但我留意了一下大家在看什么，没有一个人在看书，都是在看微信、视频等等。”童世骏认为，这个现象非常值得从精神生活角度去关注，一方面精神生活依赖于技术条件，现在的技术条件大大改进，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那么多人在火车上，完全是闲暇的时间，因为干不了别的，在干吗呢？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对于童世骏举的这个例子，陈卫平认为不够完整，他追问道，“哪怕在火车上都在看书，这就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吗？我们好像每天都在看书，好像不看书就无聊了。”陈卫平将这样的诘问引向知识分子群体。“很多精神产品都是我们创造的，为什么我们要创造这些精神产品呢？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我们在创造这些精神产品的同时，不等于我们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比如我们创造精神产品，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只是为了评职称，有时候为了拿到稿费等等问题。”

陈卫平认为，这对当下提出了一个问题，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是不是同时就是精神活动的引领者？他认为实际上是打折扣的。

童世骏。澎湃资料

中国如何处理精神问题，对世界有示范意义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接下去怎么走？童世骏引用毛泽东的说法，中国人应该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怎么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已经到了“中国应该，而且可以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向何处去，意味着越来越会影响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说到底是中国人向何处去；中国人向何处去，说到底就是物质生活富裕了，接下来是精神生活向何处去。

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陈卫平援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述》里提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怎么发展，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也是指出了中国精神生活的方向。“但是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一个中国被震撼的时代。就是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侵略者炮声震撼，中国人开始觉醒了。现在到了中国震撼世界的时代。因此在这样一个中国震撼世界的时代，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讲，我们需要来加以研究、讨论，然后我们要来加以实证地考察、调查。”

陈卫平特别提到童世骏的“当代中国人精神课题”里的一个数字，就是关于中国人精神信仰的人数，这是信仰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潘晓的发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就是信仰危机。这样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这方面的挑战应该说开始多了。

我们从哪里寻找精神信仰？陈卫平指出，一种是从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去寻找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所提倡的。另外一种，从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去寻找它的精神信仰，这也是当前儒家思想复兴的背景。但是陈卫平提出疑问，如果回到传统社会的思想当中去，能否回应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的挑战？

童世骏认为，整个世界现代化的趋势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其实有很重要的重合。当今世界，宗教极端主义盛行，出现了宗教战争、教派冲突，问题很严重，出现了经济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和精神领域的传统的复活，互相交织的现象。那么中国文化在未来能否成功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中国的文化和典型的现代化高度重合。

“在世俗化的条件下，人是不是仍然有独一无二的认同？人仍然有丰富的意义，人是不是仍然有明确的价值标准？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的精神世界，也是当代世界的精神挑战。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人的责任，选好我们自己的路，不仅仅是对我们这块土地上民族的生活有影响，其实在全世界都有启发意义，甚至是示范的意义。”童世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