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诵复骊歌》：一代民国学人的精神气质与人世遭际

岱峻

《弦诵复骊歌》

继《风过华西坝》后，学者岱峻再次将书写对象聚焦“教会大学学人往事”。新著《弦诵复骊歌》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的几度折转经历，尤其是一代学人的精神气质与人世遭际。这其中既包括齐鲁大学国学所的顾颉刚、钱穆等著名学者的曲折经历，也包括许多或显赫一时或学术影响深远却较少为人所知的学者，如人类学家李安宅、哲学家罗忠恕等，以及海外学者，如农经学家卜凯、金陵大学教授芮陶庵等。

在近代中国，以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为代表的多所教会大学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与国立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交相辉映，成为民国高等教育不可忽略的一支。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步伐加速，随即全国进入长达八年的抗战阶段，教会大学亦渐次迁移大后方，几所有名的教会大学聚集在成都华西坝等地，复课兴学。1952年实行高校改革，教会大学旋即解散，西方各国传教人员及各方面专家尽数离境。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扮演过虽短暂却重要的角色。

岱峻1982年毕业于重庆师大中文系，记者出身，上世纪90年代转入民国学术史及学人研究，著有《发现李庄》、《民国衣冠》、《李济传》等。岱峻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教会大学其历时不足半世纪，对近现代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却影响深远，“因其辉煌，故有‘弦诵’；叹其短暂，亦复‘骊歌’”。

访谈

南都：《弦诵复骊歌》算是《风过华西坝》的一个补充吗？两部作品之间有何联系？

岱峻：它们是一个整体。第一本书2013年出版，当时70万字，最后因为控制书价的考虑，要我压缩到30万字，这肯定是“伤筋动骨”了。要把每个学校的特点、重要人物都理清楚的话，30万字是远远不够的，加上《风过华西坝》出版后得到了很多反响，收集到更多材料，这也是我要再写一本的原因。

南都：书中对抗战时期教会大学的描述有颇多亮点，尤其对一些史料的挖掘几乎是抢救性的，你为何会关注这一题材？

岱峻：首先，它所有材料是原创性的，之前没人写过。我做这个研究有十来年了，受访者很多已经不在了，比如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在接受我采访半年后过世，他当年就在成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还有西南骨科的沈怀信，他是国内西医骨科的创始人。此外还有刘玉华、鲜于明义、甘克俊等一大批老人。

华西坝，在费正清看来，就是教会大学的西南联大，在李约瑟看来，就是成都的西南联大、其实就办学规模、教学质量等方面，一点也不输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它的农学几乎是撑起中国大半的农学教育，是给台湾带来农业起飞的一支重要力量。还有医学，西南联大也没有医学院。

抗战是国与国整体实力的较量，不光是前线的士兵，后方的一间工厂、一块农地、一个农夫，一间教室，都是抗战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也是文化的抗战、学术的抗战，我们不应该忘记在科学前哨的战士，这段历史应该被记住。

南都：这几所教会大学，各自有何学术特征？它们与国立大学有何不同？

岱峻：学科优势上，燕京大学有亚洲最好的新闻系，金陵大学的农学、齐鲁大学的基础医学都很棒，齐鲁的国学研究所是当时史学重镇，有顾颉刚、钱穆、胡厚宣、严耕望等大学者。华西协合大学有东亚最好的牙科和社会学，当时成都是藏学研究中心，大半个中国的文献都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华西人类学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就是它的女学教育，有最好的家政系。

教会大学部分经费是海外捐赠的，因此它们经费比国立大学多，学生费用也比较高，学生多是有钱的大户人家子女。办学理念上，与国际接轨，有句话说“教会大学是整体从国外搬进来的大学”。

南都：当时教会大学在学术上更独立、课程设置更多元，这些是不是吸引知识分子的地方？

岱峻：抗战时期主要口号是“抗战建国”，抗战在眼前，建国在战后，国立大学更多服务于抗战，但教会大学眼光还更长远一些。比如农学院，中央大学、四川大学也有，但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设有一个艺植专业，有花卉与园林专业，培养了一个人叫陈俊愉，他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梅花院士。陈俊愉是金陵的大户人家，放学以后最愿意跟花匠玩，到念书的时候，就问人有没有学校可以让他摆弄花草的，结果还真的有，就去了金陵大学。他研究梅花的谱系，从科学上解决了梅花怕冻、“自古不过黄河”的问题。国立大学可以培养两弹元勋，但不会去培养一个梅花院士，也不会产生中国园林专业的创始人汪菊渊、景观规划专家程世抚这样的人才。

医学就更不一样了，基督教传教做慈善是从行医开始的。相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更重视医学，尤其是华西协合大学的牙医学。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奉行新闻的自由观，成为“大公报系”的人才摇篮。这些都是教会大学的特点。

南都：陈寅恪、吴宓、钱穆等大师在战时华西坝的经历已有诸多记述，而你的研究最有价值的是挖掘了很多贡献卓著，却名不见经传的学者，比如罗忠恕、芮陶庵，你如何评价他们的学术成就？

岱峻：对于大师的评判应该是对学科发展做了哪些事情。罗忠恕，当时是燕京大学的研究生，获得过金钥匙奖，翻译过《希腊哲学》，组织东西文化学社，去牛津大学交流，拜会罗素、爱因斯坦等，作为一个学术教育使者，起到了国家外交都起不到的作用，搭起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但晚年由于时代要求，他对自己前面的学术全盘否定。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苛求这些人，要对他们的选择抱以同情的理解。

其次，我很关注传教士后代。传教士想把他们的文化传播到异文化的土地上，结果反而受到异文化的影响，于是他们的后代成了“第三文化的孩子”。我写了芮陶庵三父子，芮陶庵当时掌管教会大学经费，有丰富的管理经验，1950年代后到香港创办崇基学院，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部分，这个文化贡献很不小。长子芮效卫一生心血倾注到《金瓶梅》的研究，翻译出版十卷本的《金瓶梅》，其中一个发簪的注释都几千字，把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传到了西方；次子芮效俭为中美建交穿针引线，曾做过美国驻华大使，这一家三父子，晚年从事中美文化交流，他们是中西方文化的摆渡者。在这方面我的材料和视野都比较新。

南都：中国各类现代学科基本都肇端于民国时期，这是不是你如此执着、醉心于民国史的原因？你觉得这段历史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岱峻：民国不是一个好时代，我们既不要去神化、美化，也不要污化、窄化民国。1905年后取消科举，开始接触西方、日本传来的学术，给中国学术带来蓬勃的发展空间，我所有的著作都是关于民国的学术、学人，因为我觉得学术会传承，学术的影响会一直延续下去。

南都：你认为，近现代教会大学的学术和管理，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示？

岱峻：值得借鉴的是，它们办学给教授足够大的空间，教育委员会的组成由各学科教授组成，教学是学校最重要的事情，校政管理并不重要。抗战结束后，北大校长胡适感叹说：“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没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说明他也有恐慌感。当时国立大学有8所，但教会大学相对小，专门化，实力不弱，每所大学各有特点。

南都：严格来说你并非学界专业学者，你觉得自己和专业学者的区别在哪？

岱峻：这是我比较自豪的一点，我的研究没有受助于任何企业、政府和课题经费，也没接受过任何赞助，也就不会受制于任何人。我手写我眼，我手写我心。学术训练虽好，但学术训练有时也会把人弄得僵化。记得朱学勤当年招博士生，并不看重受没受过学术训练。我做了30多年的新闻人，20多年的新闻管理者，我知道怎么不触碰纪律同时又有比较自由的表达。自己是“野路子”、“半路出家”，但也自觉看很多历史理论和著作。过去人们关注的历史都是大历史，梁启超说，新史学要解决的问题是：铺陈有余，别裁不足，因袭有余，创新不足。我自己也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