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公会重要外脑、“野生学者”辉格：我想用“民科”给你涨知识

编者按：为什么非洲大草原的野生动物没有被人吃光，而亚洲大陆全是人工养殖的牲畜？为什么同样在河畔生活，有人以捕鱼为生有人以畜牧为生？为什么一个国家里，边境地区的人更好斗，而内陆地区更和平？为什么日本人德国人成为公民模范，而中国人以色列人成为富翁代表？除了生物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组织学家、政治学家等等人可以做出解答以外，以辉格为代表的一派“野生学者”们横空出世，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回答。依托着网络新媒体，辉格们的观点被高效的传播，被密集的认同，同时，也遭到不少以专业人士自居者的轻蔑。有人不屑一顾：“这不过是‘民科’”。

辉格无所谓，他用自己的定义给自己标签为“哲学家”，丝毫不担心学院里的哲学老师们会侧目。“哲学不是一个专业，是对个人理性能力的持续使用，是一种对世界的好奇心。”这是辉格的认知。

在《群居的艺术》新书发布会上，辉格说：“我确实是‘野生学者’或者俗称‘民科’。”尽管有国内顶尖高校的教育背景，辉格并没有挟学术自重。相反，他并不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学术研究，也无意以科普的姿态向读者介绍学界已成定论的确切知识。他宁愿成为一个勤于观察和思考的普通人，记录自己的理解、心得和遐想。带着这样的观察和思考，辉格在现场接受了刘苏里、黄章晋和现场无数理科男粉丝们的提问与挑战。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辉格接住了，并和大家一起梳理并思考了一波又有一波的知识。这位“野生学者”以他庞大知识体系的操控能力证明了——高手正在民间。

读书会现场（左起：刘苏里、辉格、黄章晋）

刘苏里：大家晚上好！我先介绍一下辉格，还有一位黄章晋。我是刘苏里，客串今天的主持人。我们是为《群居的艺术》这本书而来，这本书看上去有点标题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本黄色小说，其实完全跟黄色不沾边。刚才我问辉格，这是一本历史组织学的著作吧？他说大范围是社会学。

《群居的艺术》是我个人读到国内非专业学者，经过十年以上时间（我刚才问他，不止十年，甚至不止十五年）思考社会学原创性的著作。辉格书中我没有看出什么框架，也没有传承，但这是非常有意思，至少是一本叙述时没有留下漏洞的原创性作品。我把话筒交给辉格，让他尽可能多说，大家有问题多向他提问，黄先生多做评价。

黄章晋：辉格式“民科”，让我对他黑转粉

黄章晋：我和辉格认识有17年。第一次见面是在八年前，在万科周刊论坛。后来我花了大概一年时间看辉格的文字，然后黑转粉。一开始看辉格文章，觉得是“民科”——我不介意这么说，当时是为了黑和恶心辉格老师才看。结果就粉了，一粉就粉了17年。我一直期待着辉格老师有一天能出书，虽然他出过《自私的皮球》，以及上一本《沐猿而冠》，在我看来，那两本书严格意义上不能叫书，而是一个集子，这次是真正意义上构成第一本书了。以我对辉格17年精神追随，目前离我心目中真正有质量的书还是有距离，但我觉得这好歹是一本书，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我会在一切机会中向大家推销这本书，因为在我看来，我第一次看到活着的中国人在这种兴趣和领域上，写出这种水平的书。可能在别的方向有别的大拿，在我看来至少在辉格研究的领域里，汉语世界里好像没有。我是一个爱读科普的人，一多半时间都在读这类内容，看起来好像是不务正业的样子，但因此也一个自信，这方面我自己的接受能力还可以。

过去一年里有一本书不该大卖却非常火、口碑非常好——《人类简史》，我觉得这本书不太好。但毫无疑问。最有资格讲这本书为什么不好？哪儿不好？有且只有辉格老师。昨天晚上我仔细游说了一次辉格，他答应了，所以半年内以辉格的自律性，可以写出来，我为接下来那半本书提前广告一下。

辉格：如黄老师和刘老师说的，很难把我的写作归到哪个类别去，也不知道遵循哪个学术传统和专业。我想为这一点辩解一下。我确实是“野生学者”或者俗称“民科”，我的写作动机大部分是自发性，没有想到要给谁看，所以才会产生这样一种文章和这样的书。我觉得每个人生活在世界里总会对这个世界有些看法，我只是比普通人更多花精力把看法表达出来，变得条理化一些。所以我没有想过从事什么学科、有没有符合学术规范。如果你们觉得这样的写作也是可以接受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请回答：为什么非洲大草原的野生动物没有被人吃光？

黄章晋：请原谅一个善于用文字表达的人可能不太擅长说话，我也是，因为我写作不如你，所以说话比你好一点。辉格老师今天说的已经比较多了，平常更像一株植物。以我看，辉格的书和文章更多是思考推理过程，不太符合传播规范不是适合传播的产品。适合传播的产品应该以大家最熟悉最常见的细节开始，然后挖背后的东西。辉格直截了当从背后谈起，自问自答。按道理是心中想着有人问我问题，我来由浅及深的回答。但这些年有进步，有连续两页讲情节和场景，这是在过去辉格书里看不到的，过去他只关心抽象人不关心具体人，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这本书出来后，下一本书更值得期待。

这本书我准备了一些问题，如果要写的话，开头会更抓人一点。比如说，同样是草原，亚欧大草原上没有野生动物，放的全是人工养的牛、马、羊；人是从非洲起源的，但非洲大草原上有成群的食草动物，从来没有被人吃光。为什么？可以展开你文章中的某一个知识点来回答这个问题。

辉格：我听你的意思，人在非洲起源，为什么人在非洲生活那么久没有把东非野生动物吃光，在欧亚大陆却吃个干净？我理解是这样的，畜牧业在欧亚大陆首先出现，可能已经存在了一万多年，而在东非可能只存在几千年。畜牧业的发展是家畜挤占野生动物生态位的过程，欧亚大陆被多挤占了几千年，加速把生态位占领得更彻底，给野生动物留下的生态位更少。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非洲畜牧者没有马，徒步游牧，畜牧规模有限。有人类学家算过，如果你放养，没有马的情况下带两条狗，可能能放一两百头牲畜。如果有马又有狗，就可能放五六百头。所以一个人骑着马带着几条狗，规模完全不一样。所以同样人口密度上，有马则可以放更多的牲畜，从而占据更多的生态位，把野生动物的生态位挤得更干净。而且，有马后，大型围猎更有效。在中石器时代，欧亚草原上流行的狩猎方法是成群驱赶，赶上悬崖，一群人围堵一大群动物，把它们赶入绝境。这种事情没有马很难做到。而马的驯化是在欧亚草原发生的，大概在八千多年前到六千多年前里完成。

黄章晋：讲完草上的，就讲讲水里的，以亚欧大陆包括新大陆为例。大型水面，比如草原冷水湖里有大量的鱼，我到青海、新疆、湖北，有一些特别诡异的现象，这些湖里虽然有非常多的鱼，采集狩猎民族基本上没有人定居在湖边以打鱼为生，宁可打猎或者放牧。但同样的生产力水平，比如通古斯民族就定居在黑龙江边上打鱼。南俄地区也在河边打鱼，北美印第安人也在河边打鱼，湖边或者海边基本上没有人定居，以靠打鱼为生。

辉格：你讲的河流是河流下游和入海口附近。大江大河入海口附近，这是非常特殊的生态位，因为有许多回游鱼群——大部分时间深入在海中的鱼，产卵期间要回到淡水里，这是进化的包袱，卵子才能在淡水里受精、发育——需要回游到淡水河里，比如三文鱼、大麻哈鱼。这样的特殊性，给大河河口附近的几百公里范围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鱼类资源。人们非常容易可以捞到大批鱼，捞几个星期可以吃一年。这造就那里的人虽然没有农业和畜牧业，但也是能定居。他们定居下来，只要控制了河口两岸的狭窄地带，就生存无忧。所以生存瓶颈在于怎么控制这块土地，而不是考虑怎么生存，因为捞鱼特别方便。而我们知道一般狩猎采集民族都是流动性的，很少有定居的。

定居下来第二个结果是社会变大，同一个社会容纳的人多了，文化也变复杂，会创造出更多文化元素。这在只有几十个人的简陋社会里是没有的。这样的生态位，做研究比较仔细的只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北美西北海岸的几条河口，还有一个是第涅伯河的下游（第涅伯急流区，两百多公里）。那里的人有墓葬——一般狩猎采集民族没有墓葬，当然也会处理尸体，或者喂鸟或者埋了或者切割，但没有精心修筑的墓葬，或者集中坟地能让一代代的人埋在那里——但河口的狩猎采集民族有。还发展出复杂的元素，比如印第安人的夸富宴，积累财富，办非常夸张的宴席，把临近几十个村子的人叫来供吃供喝，连吃十几天，实在吃不了就放把火烧了。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文明发展以定居农业作为重要的转折点，但从这个例子来看，定居比农业本身更重要。河口的狩猎采集民族没有农业、畜牧业，但也发展出复杂的大型社会结构。所以定居很重要。

定居为什么重要？定居者有一个安全环境，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就成为显而易见的抢劫目标。

刘苏里：是个包袱。

辉格：对，人家知道你在哪儿，所以必须要加强防御，解决安全问题。为了加强防御，得把社区做大，组织更多人。这是驱动早期社会向大型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黄章晋：湖泊呢？

辉格：湖泊密度没有那么高，湖泊鱼群是这个湖泊水所能够养活的鱼。河口的鱼是一大片海洋里游回来的，指一大片海域所供养的。

刘苏里：严格讲，湖里的鱼可以捞光。

黄章晋：没有以农业方式定居的人都是游牧人，游牧人捞鱼要造船和造网，比河口捞鱼难得多。

辉格：早期社会里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有时候感觉周围坚果非常丰富，好像吃不完，但为什么人口没有增长？用一些很业余的方法利用资源，和把整个生计模式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偶尔采摘，作为副业补充原来不足的地方，容易；要把整个生计全部建立在上面，发展出很复杂的技术，保证一年四季都有供应，很难，两者很不一样。

黄章晋：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敖鲁古雅人和在江上捕鱼的民族，规模差距会有20倍或者更大规模。敖鲁古雅人一个部落在一百人以内，房子不在一起，用白桦树皮做帐篷，食物承载率非常低，三十年树只有20公分，人住的非常稀少。但是在河口定居的人是千户。你刚才讲的猎物和部落规模之间的关系，假如都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不同地区的气候和环境差异，面对猎物体型大小，会否都对部落规模有影响？

辉格：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影响。实际上现代所遗留下来的、幸存下来的所谓采集民族，好像都在雨林或者沙漠边缘地区，他们捕猎的动物都很少。马来西亚民族主要抓猴子或者小动物。南非、坦桑尼亚抓羚羊，群体动物非常少。沙漠狩猎者规模只有二三十个人。但是实际上想象一下，人类刚刚进入东非大草原或者欧亚大草原，面临的是大型食草动物，像好几百公斤甚至上千公斤的牛科动物和马科动物，当时他们狩猎的动物比现在幸存下来的大很多。这些大型动物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是捕猎一头一顿根本吃不完，几十个或者最多一百多人的小游团吃不完一头，过几天就坏了。一头牛可以提供五六百公斤的肉；一匹野马可以提供三百多公斤的肉——野马是欧亚大草原上一度的主要来源，早期人抓马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骑的，骑是后来很久的事情——肉一顿吃不完就会坏，有效率的做法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共同分享这个肉。

第二，人类狩猎技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团队合作，即围猎。羚羊这样的小型动物可以通过两三个人的长途追逐来捕猎，但更常见的一些捕猎方法，是往绝境驱赶，一大群兜住后赶往一个它们逃不掉的地方，一次成功的捕猎可能产生数十吨的肉，这样的捕猎想成功必须有一大批人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同时进行，而不是几个人。这对社会规模提出了要求。以前狩猎采集团伙只有几十个人，成年男性只有十几个，规模上完不成常见的这种捕猎。

其实不光是捕猎，植物食物对社会规模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一份研究显示，早期社会大型化都是谷物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所谓谷物是大米、小麦，种子。种植物是薯类、香蕉类。谷物保存三四年都可以。但番薯很难保存。人类学家发现以谷物为主食的社会很大型化，谷物易于保存也就意味着容易被抢劫，库存在那儿构成一种财产，容易吸引别人来抢，这时候就要发展自卫能力。自卫能力很关键的是社会规模，得有足够多的人。修壕沟、围墙等方式进行防御，壕沟围墙都是线状的，定居点是面状的，一个定居点越大，面积扩大平方、两次方，同样一条线状的防御公式，住的面积翻了十倍，长度翻三倍，摊到每个人头上的防御成本就低了。防御需求只一个原因，还有更多理由，更多成年男性可以提供更多士兵进行防御，如果是轮流值守轮得过来，一旦打起来，人多兵力就有。分散的小群体，当环境不好或遇到安全问题时会抱团，从而节省更大的社会成本。

黄章晋：猎物一顿吃不掉，会不会和信得过的部落进行分享？

辉格：有。分享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长期互惠，今天打多了送你一些，不求你当场回报。以后饿了向你要一些。还有一种是无论谁打到了，每次大家都很平均。

黄章晋：邻居的胃是最好的仓库。

辉格：社会结构和社会规模影响着人性

辉格：社会结构改变了，社会规模更大了，如果这样的状态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比如几千年上万年，会不会对人的特性本身有一种选择机制，使得人性有所改变？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证据。

首先，最初的狩猎采集，小型游团奉行平等主义，没有权威，大家出于自律角度参与，而不是害怕被权威者威胁、逼迫。后来稍大部落（几百上千人）等级化，依靠权威执行公共决定。我相信这对人性会有所改变。

有一个例子，社会大型化过程中，特别是“广义国家”产生以后——所谓“广义国家”是一个疆域里有数十万人、百万人甚至几千亿人，这会产生长期和平。以前世界处于霍布斯状态时，所有部落处于永恒战争状态，所有成年男性都是战士，战争会立即影响每个人生活。但广域国家和大型帝国产生以后，战争局限在边境地带，内部腹地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和平。这种和平状态的持续使得进化压力改变了。原来人的很多特性都是为了让你在一个霍布斯世界里成功生存，现在至少在大型帝国腹地已经不是霍布斯世界了，选择压力不一样。会导致一些变化，比如暴力倾向，易被激怒的倾向，克制冲动的减少，包括肾上腺素的水平的变化。很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几大文化板块中，最喜欢打仗的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他们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地带、爱尔兰的边境地带，都是属于文化冲突的边界线上，这些所谓的边民保持着尚武传承，老是要打仗，比较有暴力倾向，工作中也表现为不怕死，特别多的是矿工，愿意冒生命危险得到一点额外工资。还有现在智人的发展，是骨骼纤细化，骨架没有那么粗壮，身体曲线更柔和，跟黑猩猩比较一下就知道，额骨变薄了，颧骨变矮变低，牙床缩小了，下颚肌肉也缩小了，这些改变在不同种族当中有所差异。长期生活在比较和平的文明世界的人，向骨骼纤细化发展程度更大一些。一些处于战争连绵不绝的部落状态的人，他们骨骼纤细化程度弱一些，头骨比我们厚一点。

请回答： 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人性和文明？

刘苏里：回到我个人特别关心的问题上，已经有上百年以上的关于“地理决定论”的争论，到今天为止没有平息，虽然科学发达到可以碳十四了，但这个古老争论并没有结束，你个人有没有接近的、相似的结论？就是地理环境对一群人从物理状态到精神状态有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让这批人只能是这样？换句话说，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出不同的人，这个命题能成立吗？

辉格：我曾经提出一个理论叫“雪球模型”，我认为人性不是单一的光溜溜的小东西，而是像滚雪球一样混起来的。早期社会，地理决定论是成立的。人类走出非洲，散布在不同地方，发展出不同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机构都是适应于生态位的，这个意义上“地理决定论”有一定的讨论。但文化不是发展到这儿就停止了，辐射进化只是一个方面。不同群体中还有互动，最初从生态位发展出来的人会迁到别的地方去，会互相融合、征服，还存在血缘交流，会通婚，还会相互模仿。一个民族打败周围其他民族，把自己扩张开来，别人看到它的成功之处模仿它，那原来的做法就传播开了。随着时间流逝，文化在不断积累，变得越来越饱满、深厚，这时候对于原来所在生态位的依赖越来越低。

比如最初的农业是在两河流域发展出来的（土耳其南面、两河上游），但现在全世界有无数地方能够种粮食。可以通过一系列地理因素解释农业为什么那样发展。

这是一个传播过程，可以通过模仿进行，也可以通过繁殖和迁移进行。现在的澳洲，我们认为是一个西方社会，但它根本不在西方，也不在北半球。西方文明最初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文明能够发展出像西方的东西，但并不意味着澳洲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西方文化当中。

刘苏里：是西方人生活在澳洲，而不是澳洲人生活在西方文化当中，跟西方人生活在北美是一样的。

辉格：澳洲很多不是西方人。

刘苏里：近代历史以来，西方人进去之前，毛利人规模小，跟西班牙人不能完全面对英国人的情况是一样的。是西方人移居到澳大利亚之后，所以才有在西方的澳大利亚。如果库克船长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囚犯们没有移居到澳大利亚，毛利人会发展出西方文化？或者毛利人会接受西方文化吗？

辉格：我认为不会，只有一个激烈、惨烈的过程，进而会慢慢结束。

刘苏里：民主化两三百年了，真正站稳脚跟的只有两个国家

刘苏里：我想说的是，前几天我看了一篇东西，大概说民主化两三百年了，真正站稳脚跟、比较成熟的只有两个国家，我说严格讲是英语民族，要不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小城邦国新加坡怎么算？新加坡是英语民族国家，是英联邦成员，是盎格鲁圈。德国和日本很特别，德国和日本在刺刀下非常惨烈——德国20年前才统一，日本到现在为止都在为一个正常国家在努力，很多中国人对此不太理解，“正常国家”什么意思。回过头看日本现在的做法，忘记了五六十年前的日本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搞修宪。这方面有很多书，大家可以翻。民主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是一个稀有物种，用起来很难。你发现两个刺刀下的国家能够实现是因为别的各自的原因，日本是美国拿着枪顶着它搞的宪政，西德能够成功是因为四国占领，以美国、英国为主导，包括马歇尔计划。之前五千年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原理，五千年以后的原理越来越不管用，你就要解释，为什么现在人人心向往之？这其实只有一个种族。

辉格：非常巧，本书最后一篇是讲这个，这篇是用来解读普世主义的一篇文章。刘苏里老师刚才所表述的是一种特殊主义，不是普世主义。

刘苏里：我刚才说的是三个国家，其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国家也是英语国家，即以色列。现在可以说出很多理由，比如地缘政治、二战大屠杀唤起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愧疚感，还有以色列人因为大屠杀，因为两千年的流放或者大流散，使他们要回归家园。在我看来，因为根本上他们是一个英语民族。

辉格：而且是生活在美国羽翼之下的。

刘苏里：回到最近的历史，1948年，以色列之所以能建过，如果没有贝尔福宣言，没有英国撤退时看起来好像是糟糕透顶的安排而给以色列留下很多可钻的空子，完全难以想象1948年建国的事情。

辉格：宪政制度是在非常特殊的文化中发育出来

辉格：我是一个特殊主义者，不是普世主义者。在我看来，当今主导国际秩序的宪政制度是在非常特殊文化土壤当中发育出来的。刚才说到英语世界特殊文化提供土壤，让民主宪政从其中发展出来。与此相反的观点是福山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宪政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只要给足够多时间，每个社会都能自行往那个方向发展。这点我不同意，我认为宪政是在非常特殊的文化当中发展起来的，英国文化在欧洲很特殊，西北欧在欧洲很特殊，欧洲在整个世界很特殊，欧亚大陆在整个世界很特殊，很多特殊到一块造就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追溯最初的原因，可能有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因素，可以成为最初解释。后来一步一步滚动发展，可能有一些机缘巧合，欧洲有教会，教会造成两大权力中心的分离，政治上的分裂加上文化上的统一，拉丁语是他们的共同通用语，基督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西欧在文化上非常一致但政治上分裂没有产生一个集权帝国。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民族长期以集权帝国形式存在几千年，这样的文化很难产生宪政，这点刘苏里老师同意吗？

刘苏里：笑而不答。

黄章晋：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会否构成一种畸形的筛选机制？

辉格：我认为会。

黄章晋：我们同事在在创业做基因检分。他们发现影响人的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基因类型，其分布，在不同人群中是阶梯状的分布。和人们直观对它的认识是一致的，比如战士基因、暴力基因，东亚是最低的，非洲非常高，西北欧也是偏低的。

辉格：边境地带很高。

黄章晋：对，亚欧草原地带，农耕和草原分界线就是一个断崖，悬崖那边是高原，是草原地带。比如说人类留下后代最多人是王汉（还不能确定），这是暴力基因。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一波一波筛掉了对专制不服的人。日本是最高的，次之是中国，中国的数字来自北京，还有西北欧国家，比如英国、荷兰、德国，其他表现就差强人意，比如南欧国家、中欧国家和西北欧差别非常之大。

一个可以建立稳固宪政的社会里的人需要什么，我猜不会动不动像土耳其用军队搞一次，或者动不动需要一个强人宣布紧急状态。他们到哪儿，政权铺到哪儿去，我猜这也是筛选结果。进入英语圈，出了一个李光耀。刘苏里老师问的时候，我想是不是被筛过了，是不是这个结果？

刘苏里：我没有答案。回到问题，辉格老师书最后一章我没有看到，但说法矛盾，特别强调五千年以前地理因素非常重要，后来大家又会学习、交流、贸易、战争、通婚、血缘关系、模仿，等等，总之人们越来越像了，胜利者好的东西被学习。那这里头没有某种遗传，是基因的遗传还是文化基因的遗传，文化基因的遗传跟地理因素有关？

辉格：有关一种制度，首先喜欢生活在这种制度下、能够有助于维持这种制度，还是自己有能力建立这样的制度，完全不相同。我曾经有一句鸡汤表述这个问题：英国人无论到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够建立宪政法治国家。

刘苏里：他们不是人吗？还是我们不是人？

辉格：日本人和德国人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可以成为好公民、模范公民。中国人和犹太人无论到哪里，挣钱挣得挺好。我很难用简单语言把这个答案理论化，但我想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

《群居的艺术》，辉格 著，汉唐阳光

【提问环节】

请回答：五百年后，各个民族都有可能有民主宪政？

提问：英语国家或者英语文化传播者比较容易建立宪政，但就我的观察，比利时、北欧民主也做得很好。中国人特别喜欢打乒乓球，新加坡、日本跑来训练，大家一下子可以互相切磋，这两百年交流非常密切，中国一开始脱颖而出成为传播者，一百年后没有优势了。民主宪政更准确的是在美国诞生，会不会因为传播特别快，五百年以后，各个民族都有可能有民主宪政的呢？

辉格：我其实没太明白。

黄章晋：英国是秩序输出者，还有一种秩序，普鲁士秩序向中国、苏联输出，中国也可以向越南输出。

辉格：美国和英国的模仿者之所以那么落后，是因为美国和英国强大，首先让自己生存下来，而且比别人生存更好，更强大、更富裕，能打败别人，如果老是吃败仗、人很强，没人摩拜你。重点是宪政能否让你强大和富裕。冷兵器时代这个不能保证。打仗优势靠人力，现代国家人不一定多，而且良好宪政在非常大国家长期维持和平，上午上升下午衰落，打仗能力衰落，历史上文明世界被野蛮民族摧毁的经历非常多。

刘苏里：但是文明并不等于民主宪政。

辉格：对，我只是类比，宪政打不过别人，但我相信能复活别人。

刘苏里：至少看到的将近两百年历史，英语民族也是个宪政民族的话，我们确实还没有看到他们失败的情况。

辉格：这是现在，未来能否保证？

刘苏里：对，明天太阳会不会从西边升起也不敢保证。

请回答：人类定居是欲望的产生的源泉？

提问：我之前看过《人类简史》，研究的内容有一点相通之处，里面有一个观点，人类在定居的哪一个时间段上，空间变狭隘了，时间变漫长了。明天是否有吃的储存，这是人类欲望产生的源泉，现在为了房子生活得很痛苦，对定居这个事很悲观，辉格老师是否是这样的态度，对现在、对人类欲望是怎样的看法？

辉格：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没有定居就不会有复杂社会、大型社会和复杂文化、更复杂的文明，没有文明意味着今天看到大部分稍微复杂、稍微特别一点东西都不会出现了，我们只要看一下简单社会是什么样子就知道，现在幸存的简单社会在亚马逊雨林里，在安达曼群岛上，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在北极附近，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些不超过100人的简单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唯一的依附是一个把生殖器包起来的一片树叶，身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们所有家当是可以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背总。他们水平是3，没有比4更大数字，他们所知道的祖先最古老是爷爷，曾祖父是谁不知道，一百年前的事他不知道，了解世界是几十公里范围内，几十公里之外的世界不知道，这样的生活状态你想过吗？你都叫不出爷爷是什么名字，只听过有一个爷爷，曾祖父都不知道，一辈子只见过几十上百人，从来没想过二十公里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甚至没意识到它存在，以为月亮只是挂在树上没掉下来的饼。我们先不论任何物质上的成就，光说这样的精神生活是你想拥有的吗？你来听这个讲座就说明你不是。

请回答：辉格你是哲学家吗？

提问：我看序言，辉格老师正式把自己官名为“哲学家”，我觉得辉格老师和传统观念上的哲学家好像很不一样，比如传统哲学家会研究一些本体论、认识论或者道德哲学、科学哲学之类的东西，但辉格老师研究的都不是这些东西。还有哲学专业人士似乎对辉格老师的评价不是很高，评价高的都是我们外行，他们认为辉格老师读最前沿专著和最前沿的文献数量比较少，不知道辉格老师对自己的专业性怎么看，还有辉格老师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普通哲学家的区别在哪儿？

辉格：我把自己叫作哲学家的意思是不属于任何专业，哲学不是一个专业，任何东西变成专业就不是哲学了，哲学就是一种对世界的好奇心，还有对你自己理性能力的持续使用，我们每个人都有世界观，不同世界观的事情可能不协调，或者新看到一件事情，不知道摆到世界观哪个位置上，有些人不介意，有点焦虑，稍微奇怪一下，然后就认了、过去了。哲学家不会忘，被这件事情刺激到会持续思考而解决，但这个不是专业，而是一个个人事业。

我和其他哲学家有什么不同？这跟刘苏里老师刚才的问题一样，刘苏里老师说我十几年前思考和探索有没有带着一个根本的大问题？我确实没有，因为很多哲学家都被认为是在带着终极性大问题展开哲学探索。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当然带着一个很特定的问题去探索也是一种有益的思考，可能最终产生了一系列的专业，比如人为什么要说话，为什么需要语言，持续探索发展出语言科学，但这不是哲学家真正要去做的。我没有一个终极大问题，我关注的是整幅图景，我的世界观怎么样，我眼前世界到底什么样，没想明白的地方想明白，不协调的地方协调一下，颠覆我三观的我要重新捏一捏、捋一捋。

请回答：欧洲的优势还在吗？会被穆斯林玩一波？

提问：欧洲福利制度在欧洲人口中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大范围的基因筛选，以至欧洲人祖先的基因优势或者文化优势不复存在，乃至最后有一天被穆斯林玩一波。

辉格：欧洲大规模福利制度持续时间没有那么长，这方面有一些影响，只是差个若干个百分点问题，而不是成倍的影响。更大的影响是在移民，欧洲当前制度使欧洲人离开欧洲去美国，这这些人很容易走，因为能力强，而且这些人愿意寻找新机会，也愿意为了新机会而搬家。这些人的出走可能比你说的更快、幅度更大。当然你说的效果可能会在几百年内发生。

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福利制度能够维持下来，也是因为赶走了很多人。首先，北欧第一轮移民浪潮是19世纪中后期，大批人去美国、去新大陆寻找机会。后来福利制度越来越夸张，环境越来越恶劣，这是近几代人，最有创业精神和冒险精神的人也走了。剩下的是最适合福利制度的人，挺勤奋，但不是很有闯劲，是老老实实过日子这些人。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供养福利制度的税收来源。北欧国家这部分人口比例——经过这两次移民浪潮以后——放大，所以能够维持下去，也是一个筛选制度。

刘苏里：最后补充下，辉格是清华毕业的，黄章晋一上来讲“民科”，我是非专业，其实是说是否受过严格的大学教育。不管是什么专业，不管是建筑、IT、计算机、法律，在我看来只要受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再读三年研究生，搞一个和你读的专业没有关系的领域，我不认为是民。，因为他们在四年或者七年中找到了基本认识事物的方法。他用眼镜，我用工具，你不会拿一双筷子去砍树——“民科”经常是会拿一双筷子去砍树——如果不知道矩是砍树最好的工具，至少会拿一个铁片。所以有没有受过这个教育非常重要。

非常高兴今天的活动这么热烈，一进门有这么多人，都是托了辉格老师的福和黄章晋老师的福。其实应该早一点发现，2006年我从天涯就发现辉格老师这个人，不知道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今天一看跟我差不多年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