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停招社工本科：专业性不清，何来尊重和地位？

中山大学

5月5日，中山大学校方宣布撤销该校社会工作本科专业，随着校友联名信以及蔡禾及张和清等教师表态，不断引起学界、业界和社会热议。凤凰文化专访了社会学学者陈振铎，结合其经验，对事件逻辑、社工教育、公共体制、未来方向等多角度进行讨论，谈该事件背后呈现出的问题。

中大微信公号截图

凤凰文化：您觉得中山大学停招社工本科，背后到底反映了哪些问题？

陈振铎：我在多篇文章中已详细分析了这些问题。中山大学事件本身是近年中山大学内部改革出现的矛盾的新升级，在中国新一轮大学改革背景下的缩影。而至于在此次撤销的众多专业中，为何又是社会工作专业站在风口，是因为其作为中国1999年教育市场化改革以来新增专业面临的共性问题，具有代表性。

中大校方并不是没有道理，老师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大的问题在于等级化、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研究型单一思维主导了其专业改革，再加上官僚作风、没有充分尊重被改革者的意见进行优化搞一刀切，这才导致了矛盾激化。

我用“专业性不清”，避免刺激本来已经非常弱势和悲情的社会工作学界。因为造成今日困局，不能由哪一个方面承担主要责任。这是循环问题，专业性不清导致了社会和公众对专业的识别度不高，以及可替代性强、行业待遇不高，而政府和高校各种功利主义的指标制造和强化了这种结果，互相循环导致局面僵化。

凤凰文化：看到您是社会学者，能否从您的经历谈谈专业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

陈振铎：我觉得现阶段社会研究领域最缺的是西方同行并行对话的基础理论，还有符合国际学界标准的问题研究，因而作为研究者，我偏好和“问题”打交道，也会以观察者和倾听者，但不会以治疗者的身份和经历问题的人打交道，这决定了我是社会学者，而不是社会工作研究者和社工师。

“治疗”恰恰是社工最核心的身份，这是个和医生一样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在我看来，社工更像基层一线的全科医生角色，服务对象不同而已，但目前学界、业界并未让公众看到这个核心的专业性。我和社会工作专业接触了十五年，经历了被实验者到逃离者、以及批判式的半参与者，谈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我本科读的就是社工专业，“浙江省首家开办社工本科专业”的院校第二届社工学生。读书期间，同学们抱着对大学的憧憬来学专业，大家当时冲着“首家”，也没有什么人转专业。但正是这个首家和新专业，遇到了问题，没有真正的专业教师，当时的老师都是各个专业转过来的，还好是新事业，老师和学生都有憧憬，努力做些新尝试。

但其中，还是发生两次冲突，一次是同学写信给学校、要求多重视专业教学，另一次冲突是几个同学毕业时接受当地报纸采访，说对社工专业就业很迷茫，不知道学的东西在社会有什么用。我们那届做社工的还有几个，但基本都是现有体制的街道居委会和福利院的，不能算完全意义的社工。

作为我个人而言，幸运的是，在大学第一年受到系主任推荐参加了香港社工大学生在浙江的考察团，在开始就见到了标准的专业训练和原版专业书。毕业前找的第一份工作在报社，领导直接说更喜欢我这样专业的人做记者，因为社工和社会学视野开阔。

后来回学校工作，无论是刚开始的招生就业行政还是后来的社工教师，发现每届社工专业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读书时差不多，没什么大变化。等到我自己作为专业教师带班时，我开始进行了一场实验，其中一个环节是对大一学生进行“安全警示”教育，在通过各种讨论，让学生明白社会学和社工学什么、做什么以及可能的问题后，反而激发更多学生转专业，当时进来40多人，最后转出去13个左右，创下了历年转出学生之最，但之后三年，留下的大多数学生不会再提对专业迷茫，因为信息对称和自我选择。

把这些事摆在公众面前，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我们除了堂而皇之地谈发展、理论、前景、悲情等各种符号化议，能不能先想想专业给了学生什么？获得社会对职业的尊重首先是不是应该自己摆清楚自己的专业位置？公众不懂社会工作，不能怪公众，有些社工专家学者，在忙着做项目、做咨询，有没有想过通过媒体、借助各种事件和公众多交流和沟通？

凤凰文化：你觉得学界哪些共性问题导致了这些后果？

陈振铎：表面是专业识别度和认同问题。您看到名人界或者公共人物界有几个是社会工作出身的吗？倒是见到很多伪慈善的老板们借着社工名义做其它事情。客观上，也不存在一个“社会工作学”，一定要给社会工作配上一个“学”的话，那也只算是技术和工作方法论。专业性，从学科角度来看，基础理论基本来自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技术上来自于咨询，但如何和心理咨询师区分开？

但专业识别度和认同迟迟建立不起来，一方面专业确实还新，但主要和教育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几次大跃进也相关。第一次是本世纪初的本科扩招，社工专业因成本低、上马快、就业范围广，使专业遍地开花并通货膨胀；第二次是近年直接在一些没有社会工作实务教学经验的精英大学置放大量社工职业硕士指标，虽然借着精英大学抬头的文凭，让这些学生不会难找工作，但对行业本身来说，是又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就业市场变成买方市场。

而扩招就需要师资，也没那么多合适的师资，专业没有完全形成，那么会导致课程教学水。这是学生、包括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普遍印象。

以教材为例，比如某本所谓的北京某大学大教授的《社会学概论》，里面谈而论道各种口号式的语句。有套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课教材，本应该用大量经典案例来教的，却充斥着各种“贯彻”、“必须”、“是有必要的”的论证，你让学生怎么尊重你的专业性？

十五年前学生迷茫，十五年后学生还迷茫，不能怪学生。

凤凰文化：这是不是和当下整个对师资培养的问题有关？

陈振铎：我在欧洲发现一个现象，国内社会学和社工教育界捧得很高的当代一些所谓大教授的“理论”，很难用标准的学术语言去理解他们说了什么、也没有为国际同行贡献可供对话基础理论。

那有人会问年轻一代还这样吗？不，但年轻人的问题是进不了大学，或者青年教师困于生存危机。我关注的一批真正在做社工事业的年轻社会工作者或者说是社工研究者，都积累了非常多的实务经验，接受了香港、美国、澳洲的实务教学和训练，他们完全超越现有部分没有实务经验、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教授和中年教师，但是，他们进不来。

一个障碍是现在考核要项目和论文。中国没有什么顶级学术期刊是专门从事社会工作研究，要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期刊去拼版面。实务经验就是经验不断积累的，行业自己判断的问题，但行业和专业没有自主性，加上旧利益的束缚，怎么好进？

社会工作教育界的某些大教授，想的是服务政府，做什么咨询专家。或许有的人会反驳说本来就没兴趣下福利院、做智障儿童问题辅导，那如果你没有兴趣，站着本应该给有实务经验的社工教师岗位干什么？整天谈香港模式，有没有想过香港的大多数社工教师都是有丰富实务经验的社工师？

凤凰文化：结合您的海外经验，您觉得应该怎么调整？

陈振铎：当然，上面这些问题不是社会工作专业特有的问题，而不是文科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教育市场化改革时期专业扩招阶段大部分新专业的问题。从这些来讲，我觉得中山大学挑出争议，把问题摆在前台来看很有好处，我多次提出不要单以香港的社会工作系统照搬到中国，要多借鉴各方经验欧。香港模式最重要的是和大陆的形成社会机制不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教会传统。

中国是国家与市场并行的模式更佳。虽然目前倡导的政府购买服务看去很美，理论上来说竞争有利于服务质量的改善。但这种机制的问题在于，国家把自己置于甲方和雇主的位置，而不是公共服务供给者。

目前需要的是国家能够把属于社会正义和基本保障的社会服务部分直接承担下来，一方面保障服务的实施者，社工们的地位、专心从事实务，一方面保障弱者能有稳定的社会服务。

这不需要增加多少大的新预算和资源，只需要扭转思维，理顺管理机制就行。把分散在国家与地方、各行业系统属于社会服务供给的职位，通过现有政府系统的“事业单位”体制，重新凝聚起来，要让事业单位变成除医院和教育以外真正的社会服务事业的体制。按照我在欧陆看到的，目前团、工、妇、民政、教育系统的辅导员，其实都算社会工作，而且有其合理性，需要的是慢慢去政治化、回到专业，用统一的更权威的职业认证和统一的体系。也可以整合现有分散的社工教学资源，建立专门的国家级和省级社会工作学院。

这显然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目前只有把居委会社区工作系统初步改造成了社会工作，这还是以牺牲专业认知为代价的，比如很多地区直接把社区工作认为是社会工作。

凤凰文化：那么专业界又应该从哪些方向改革来理顺这些机制？

陈振铎：我看待任何社会机制会有一个前提：“天下为公”，公是公共、公道，公共下面才是政、经、学，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共伺“公”和“民”。

很显然，我们国家还没完全到这个阶段。但不妨碍未来前景很好，国家现在也大力发展社工专业，需要的是改善机制，学界和业界也要熬得过去，熬不是守株待兔，而是找到自己的识别度，但我们不能等，要做。

我在杭州的一位同事，在尝试准学徒制的工作室教育模式，直接跟着问题走、积累各个实务领域的经验也很好。虽然从客观来讲，这种工作室变成了政府在基层事务的延伸，但至少是好的开始。上面提到的“大跃进”的社工职业型硕士，虽然有问题，其实也是好的方向，社工就应该放到硕士阶段来发展，但前提是本科阶段，和其他专业一样，有足够专业性的入门教育。

我经常会以同样面临困境、但前景极好的人类学专业在中国学界的气氛来对比。该专业由于目前中国学科等级制度、历史恩怨和专业认同度原因，问题和社工专业差不多。但人类学学界就非常乐观，反而置身事外，没有整体悲情地苦苦唱唱，专心做研究，用最通俗的办法跨界，做经验和理论积累。

现在看到的都是政府说什么，社工界做什么。我相信这不是政府的本意。要靠掉眼泪和向外求援诉苦的方式来争取支持，是不值得同情的，社工界必须有足够专业的主体和共同体，没有清晰的专业性，何来尊重和地位？

陈振铎，法国中欧城市学会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