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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女性加入哲学活动,并不是为了参与性别大战


来源:凤凰文化

显然,思考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不思考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也更为接近。如果从思考的角度,也许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在这个丰富的世界上,其实不思考的男人和不思考的女人一样多。

从现代史中可以发现,我们一般以社会分配的角色来辨别性别,比如,女人要温柔男人要坚强。而在后现代,我们是以内心的幻想来辨别性别的,比如,我是一个强大或弱小的人。

《女性的力量》是北美精神分析学家阿琳·克莱默·理查兹博士的最新著作,近日由世图北京引进并出版。在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关女性发展、创造力的深层精神分析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从她们个体性和社会性的体验出发,产生出如此多样的生活,并且看到女性发展的多样性,也赋予女性更多可能性。

崔卫平以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和西蒙娜·薇依为例,指出对女性从事哲学的传统偏见只是“一个对待女性的接近奴隶制的权力系统”的产物。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哲学活动中,也并不是为了炫耀或者与男性竞争,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实现个人抱负。

同时,崔卫平也在本书的序言中不失幽默地写道,“显然,思考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不思考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也更为接近。而在这个丰富的世界上,其实不思考的男人和不思考的女人一样多。”以下即为该序全文,原题为《女性与哲学》,感谢世图北京授权发布。

著者:[美]阿琳·克莱默·理查兹

整理:[美]南希•古德曼

译者:刘文婷王晓彦童俊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崔卫平

我们小小的传统

谈论“女性与哲学”,不可避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女性这个性别是否适合哲学活动?通常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女性从事哲学,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哲学,还有女性本身。

支持这种看法的有力证据在于——翻开哲学史,女性哲学家实在是太少了,连凤毛麟角也谈不上。

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与这个事实相伴随的,是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发生的、更加普遍的事实:女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显然,哲学活动只在那些会读写的人中进行。

除了一般的会读写之外,要从事哲学活动的话,还要接受一种比较系统的学科训练,那是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才能够完成的。这种训练包括了解漫长的哲学传统,了解什么是恰当的哲学话题而什么不是;也包括培养一种聚精会神的、绵延性的思维习惯。

古代的学园书院、现代的大学,都是进行这种学科训练的最好场所。比起其他某些学科,哲学学科更需要一个宽裕的、充裕的甚至是优裕的生活环境,对于从事哲学活动的人,人们对他们的要求比对别人要少。

显然,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女性完全被排除在这样的活动之外,不具有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宽裕环境,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所有那些关于女性不合适从事哲学活动的说法,都是和这个剥夺女子受教育权利的野蛮事实相伴随的,那是人类一段不光彩的、对男性来说也并非理直气壮的历史。

用一种制度将女性排除在某个领域之外,反过来又说在某个领域中见不到女性,这就很说不过去。这里用得上福柯关于权力产生知识的说法: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反过来表达权力系统。

没有比在女性和哲学的关系中更能够体现这一点。女性不可能从事哲学,是因为存在一个对待女性的接近奴隶制的权力系统。

而所谓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也表现为——即使那样一种东西作为制度已经消亡,但是人们大脑中关于女性不适合从事哲学的观念,仍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仅是在哲学领域,那种把女性当作次一等的人类的观点,在许多领域仍然大行其道。并且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在哲学领域中,有人继续对女性持歧视态度,是保持他们不多的特权和不多的自尊的最后场所。

但无论如何,今天还在复制着那种野蛮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神话,只是一些人的白日梦而已,属于弗洛伊德-阿尔杜塞所说的“残羹剩饭”“日间余思”。

我们来看,1882年出生的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为了准备一个“妇女和小说”的题目,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周围行走,想进去寻找一本有关的参考书,但是被人礼貌地劝退,说女士们必须有一位本校的研究生陪同,或是有一封介绍信才准走进这个图书馆。

伍尔芙抱怨自己因为是女性,便不能和兄长们自由出入这个地方。她本人没有上过大学。而这种情况不久就得到了改变。她们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的:汉娜·阿伦特(1906)、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西蒙娜·薇依(1909)。她们都在男女同校的大学课堂上完成了哲学学科训练。

1927年6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颁发了当年的普通哲学证书,获得前三名的依次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和西蒙娜·薇依。

1924年汉娜·阿伦特来到马堡,在海德格尔的课堂上引起了这位教授的注意;继而在弗莱堡大学短暂停留,并在胡塞尔门下读了一个学期之后,于1928年年底22岁时,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雅斯贝尔斯。

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拿到哲学证书或者学位的人,到40年代才开始形成或者发表她们的东西,波伏瓦的《第二性》第一版在1949年问世;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1950年出版;西蒙娜·薇依生前只发表过一些文章,在她1944年病逝之后,她的手稿、笔记被人整理,于1947年之后陆续出版。

这个名单只是我为准备这个序言临时想到的,她们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个小小的女性哲学家系列。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性哲学家的传统的话,那么,这个传统到今天为止,还不到区区六十年。

但是,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意义非同小可,这几位女性先驱者,为后来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涉足哲学的女性撑起了一片天空。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谈论这个话题,和她们所做出的杰出成就有莫大的关系,我时常感到在我的背后或者前方,站立着我的这些女前辈。我深深地感激她们!

目前我手上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我们在中国传统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女性在哲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女儿的女儿,或许会就中国哲学的女性传统大有可谈。

阿伦特和艾克曼的对峙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场景:1962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的汉娜·阿伦特从美国飞往耶路撒冷,参加正在那里举行的对纳粹战犯艾克曼的刑事审判,她负有报道这场审判的责任。

艾克曼这个纳粹分子,在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行动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1945年之后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最终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捕获。

作为犹太人,大家知道阿伦特本人于1933年逃亡,先是在法国,然后在美国,在漫漫流亡道路上吃尽了苦头。这一回,她终于有机会面对纳粹统治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

阿伦特坐在听众席上,观看这场审判。

非常凑巧的是,艾克曼和阿伦特一般年纪,同为1906年生人。艾克曼坐在一个玻璃匣子里,阿伦特形容他像一个“玻璃匣子里的魔鬼”——中等个子,瘦削,额角很高,牙齿歪扭,近视眼。

阿伦特后来说自己在阅读卷宗时,不时地发出大笑,因为艾克曼实在像是一个小丑。而他对自己的罪行所做的辩护,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艾克曼解释,自己那样做是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在“国家法定的罪行”面前,他只是一个“尽责的守法公民”。他甚至搬出了康德,说他遵守法律是在实践康德道德哲学的律令。

当战争后期,纳粹国家机器中有人开始和犹太人组织做交易来换取犹太人的性命时,艾克曼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是自己“良心”所要求的。

这一切看起来并不像是狡辩,非常有可能,如果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身处纳粹高官的位置,放在另外的环境中,艾克曼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

阿伦特克制了自己的反感。她在给丈夫布留歇尔的信中写道:“所有这一切极端正常而又令人难以描述地卑劣和令人厌恶。”理智告诉她,这个人所说的对他自己来说都是真实和真诚的。

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个人毫无顾忌地加入这场杀人游戏呢?是什么令一个所谓正常的人,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反常之事?她的解释是——艾克曼既非愚蠢也非不道德,他只是平庸,没有思想,不去思想。

他所做的所有异常和极端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深刻而邪恶的个人品性,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丧心病狂”的,是“邪恶万分”的。相反,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从来不用自己的大脑,不用哪怕是片刻的时间去想一想,这样做甚至起码违背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那些自然倾向:不杀人。

他要去克服和越过自己身上的这些自然倾向,才能做到所谓在国家利益面前“尽自己的责任”。他像一部超自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一样,只是接受环境的指令。阿伦特的这些看法开始由报纸陆续发表,后来结集为《耶路撒冷的艾克曼》一书,其中所创造的“平庸无奇的恶”的提法,引发了后来很多话题和争议。

1971年,距离她1975年逝世前不久,她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一篇题为《思考和道德判断》的文章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从来不动脑筋的艾克曼来说,纳粹这一套法典和规则,与用来审判他的另外一套法典和规则,意义是一样的。

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抛弃其中一套,承认另外一套,好像只是不同的语法知识。而造成这种完全不思考现象的根源在于:这种人,从来不面对自己,从来不和自己对话,回避与自我的交流。

阿伦特认为是苏格拉底首先发现了这种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而什么叫作“思考”呢?阿伦特认为“思考”是一个中断,它中断了所有的日常作为。“一旦我们开始任何思考,即中断任何事情……一开始思考,我们就好似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从事思考,好像从事“某种跟人世间的作为相反的东西”。这种“反方向”的思考不仅产生不了实际的结果,它还会令已经有结果的归于无效。

她引用了康德所说的,我们的心智均有一种自反(aversion against it)的倾向。阿伦特继而打个比方说:“思考之事就像珀涅罗珀的织物(the veil of Penelope),它在每天清晨毁掉昨夜完成的事物。”

提供这个场景,我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男性也有完全不思考的,女性也有具有杰出思想的。并不是说,“是个男人”就会天生具有哲学上的智性方面或者思辨方面的优越性,而“是个女人”就不具备这些。我再引入一位人物,海德格尔。

从性别上说,海德格尔与艾克曼是一方的,阿伦特不属于他们这一方;从思想上来说,显然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是一方的,而艾克曼属于另外一方。但是从思考的角度,这个队列要大大地改变一下。

从思考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从性别的角度,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男性和女性。于是我们就有了四种人:思考的男人、思考的女人、不思考的男人、不思考的女人。

那么,是思考的男人和思考的女人之间更加接近呢,还是思考的男人和不思考的男人之间更加接近?同样,思考的女人和思考的男人之间更加接近呢,还是思考的女人和不思考的女人之间更加接近?

是两个会思考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差别更大呢,还是一个会思考的男人和一个不会思考的男人之间、一个会思考的女人和一个不会思考的女人之间差别更大?就上面提到的人物而言,显然,思考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不思考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也更为接近。

如果从思考的角度,也许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在这个丰富的世界上,其实不思考的男人和不思考的女人一样多。

哲学是谦卑的

即使如开头所说,哲学是一件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学科,或者如刚才所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完全不思考的人,这也绝不是说,哲学或者思考是一件傲慢、可以傲然于世的活动。

它不应该是傲慢的,相反,真正的哲学活动是谦卑的。甘心与日常活动中断,是一个谦卑的起点。越是往哲学的源头上看,越是能够看出这一点。

中国的老子,西方的苏格拉底,他们的哲学活动,都开始于和根植于对待世界的一种谦卑的态度。

哲学思考之所以能够“中断”和“跳出”,究其根源,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或者这个世界之外有所谓不朽的存在,有一些更大的、更加结实和永远的秩序存在。在这些秩序面前,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短暂的、易朽的。

阿伦特将此表述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我们出生时所进入、死亡后留在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生命的全部长度而进入过去和未来,在我们进入它之前它已经存在,并且在我们短时间逗留之后,它仍然存在。

它不仅对与我们一道生活的人来说是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对那些在我们之前和我们之后生活的人们来说,也是共同拥有的世界。世世代代的人来去匆匆,而这个共同的世界永设不没。当然,这仅仅是在它以公共性面貌出现的意义上。

这个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在于,它可以吸纳所有人们企图从时间的自然废墟中拯救出来的一切,并使之穿越数世纪仍旧光彩照人。在这样一个世界面前,作为个人,只能见证它,通过自己的事件而参与这个世界的真理,或者将自己当作媒介,让真理通过自己而流传。

说这些是想表明,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哲学活动中,并不是她们一个值得炫耀的、傲慢的理由。而是像某些其他活动一样,是为了证明自己,实现个人抱负,甚至与男性做一个比试,“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哲学远离竞争,对竞争关起大门。与男性并肩工作,不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谋取一个位置,当上一个哲学教授,在哲学刊物上写那些和哲学毫无关系的文章;或者在性别大战方面做一个姿态,填补一项空白。所有这些东西,与哲学无关。

如果是进入哲学状态,只是让一些东西经过自己,经过自己然后又流到别处。就像思考,一些念头在你脑子里挥之不去,可以说你在思考。同时也可以说,一些东西找上了你,它们借你的头脑进行工作,你只需要静静地,允许自己身上出现异样的动静。艾克曼是不会允许自己身上出现异样的不同声响的,而为哲学思考敞开大门的人,需要屏声静气,等待异样动静的到来,小心翼翼地不要破坏它们,并且让它们继续下去。

这就需要把笛卡儿的那句话“我思故我在”改动一下——“我不在故我思”。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学者,文化和思想批评家,翻译家。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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