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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尔:当中国重新变成"中心",如何"重置现代性"?


来源:澎湃新闻网

在阐述“重置现代性!”的意图时,拉图尔这么说:“189 个国家都想要进行现代化,地球却可能因此而被摧毁,在生态危机面前,必须要对现代化进行重置,所谓重置不是指革命、批评、 颠覆,而是指如何校准思考的仪器,重新来思考当前的环境。 ”

布鲁诺·拉图尔

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带着他的“重置现代性!”工作坊来到了中国,他作为根基研究员加入了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今年的“上海种子”项目,试图就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活动家形成对话。拉图尔策划过多次展览,他的“重置现代性!”正在巡回中,这个实验性项目最近的轨迹是从伊朗到台湾,再到上海。

30年前,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的反思就曾影响了当时的现代性批评范式,如今,在阐述“重置现代性!”的意图时,拉图尔这么说:“189 个国家都想要进行现代化,地球却可能因此而被摧毁,在生态危机面前,必须要对现代化进行重置,所谓重置不是指革命、批评、 颠覆,而是指如何校准思考的仪器,重新来思考当前的环境。 ”

拉图尔在“重置现代性!上海站”讲座现场@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图片由上海种子提供。

这一思路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尚待探索,如讲座嘉宾学者许煜所问:“要是中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现代性,那么怎样重置?现代性在欧洲有一个断裂式的出现,一方面是认识论的,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也是如此,但是在中国并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断裂。”

在拉图尔眼中,中国是一个很好的讨论案例,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有很多种不同的现代性,中国领导人也曾提出各种现代性的概念。而且,比其他国家更加突出的是,中国直接受到了生态突变的影响。此外,拉图尔认为把现代性和历史重新连接起来是必要的,“在欧洲,这样一个连接是看不到的,而在中国是有的”。这也是参与者想要努力的方向。

以下是记者对拉图尔的简要采访,话题除现代性外还涉及拉图尔对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法国大选等的看法。

记者:您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书中认为反现代者对地方性、过去、上帝的辩护不能成立,您不认为这些“实体”真正存在过,而仅仅是表示愤怒的符号。当您否认现代,并把所有人一律都称为“非现代”时,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差异要怎样体现呢?

拉图尔:我们的答案要取决于时代。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定义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我们把美国、欧洲国家称为现代国家,之后的共同发展目标似乎是所有国家都要现代化,包括中国、印度等等。现代化成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目标,只不过现在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和水平:美国在最上面,印度在下面,中国在快速地上升。我没有否认任何东西的存在,而是要提出:我们从来就没有现代过。让我们看看美国、英国、日本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性来定义自身的身份认同,更多地是用法律、宗教、政治、甚至土地的占有来定义的,比如在非洲的殖民就是土地的占有。不能把这么多复杂的概念都囊括在很虚的一个“现代化”下面,到底什么是现代化?到底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现代化?比如日本的现代化和美国的现代化肯定是不一样的。在《我们从未现代过》这本书里,我提出要描述当使用现代化时人们在说什么。在以前,现代化都是命名式的口号,中国也说我们要进入现代化,我提出的是我们要描述在中国、印度、法国这个现代化指的究竟是什么。比如在中国,有毛泽东提出现代化,之后是邓小平提出现代化,这些都不一样,所以要描述这个现象,而不是只是提出口号。

当所有国家都汇聚在现代化的目标时,根据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人们可以断言谁是欠发达的,谁是比较发达的。现在我们遇到了另一个问题:生态和地球。于是各个国家的坐标不是按现代化程度来排列,而是按“如何幸存下去”来排列了。现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生态危机的存在。中国上海的海平面也在上升。各个国家要问的,不是“我们要现代化吗”,而是“我们要生存下去吗”。现代化的概念是“无限”,而生态资源的概念是“有限”。

记者:“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这个概念对您来说很重要,直译就是中国,和中国有什么关联吗?

拉图尔:我是把“中间王国”当做一个隐喻来使用的,指的是自然和社会之间交界的地带,当我的书翻译成了中文就会造成混淆,因为“中间王国”字面上讲就是“中国”。它的意思就是混杂(hybrid)。我当初没有设想中国读者会读到。在欧洲,“中间王国”是个很美的词,可以形容周围被很多东西簇拥的感觉,到了中国后,和“中国”的说法刚好一样。30年前当我写这本书时,中国在世界上还没有今天的支配地位,影响力还很弱。现在中国真的成为这样一个中心之国了,所有东西都要围着中国转。

记者:您觉得中国已经拥有支配地位了?

拉图尔:是的,中国重获了支配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又回到了像古代一样的辉煌时代。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的全球化是以中国角度来进行的了,中国也拿自己和美国、法国作比较,我们现在在这里拭目以待,向中国学习怎样处理和生态的关系。

记者:但现在是中国遇到生态资源问题,想向西方找经验。

拉图尔:讨论问题的方式已经变了。以前我们问,你是现代的吗,是不太现代还是比较现代,现在的问题已经变成了,面对生态困境你该怎么办。我们看到美国的总统说生态危机是不存在的,事不关己、不讨论了,那就不知道别的国家会怎样来应对。

记者:您一直强调我们和过去的人共享一个古老的人类学基质(old anthropological matrix),那您认为可以用这种人类学方法解释一些21世纪的现象吗?比如ISIS的恶。

拉图尔:我不是伊斯兰教的专家,对于我来说,ISIS不是说要回到过去,而是一个新的想法和旧的想法的混合。旧的想法就是他们要重塑伊斯兰的历史,新的想法就是要用伊斯兰教来重塑整个社会。在基督教、印度教中都有激进主义,每种宗教都会重新发明自身,产生新的激进主义。

记者:但是为什么现在只有穆斯林被称为恐怖主义者?

拉图尔:因为他们想要现代化,想要把宗教转变为政治。ISIS的问题现在很突出,但除此之外,三大宗教都有这样的倾向,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宣称他们有宗教,要根据宗教创造政治体制,一个例子就是印度教,之前印度已经非常世俗社会了,但现在越来越宗教化,可以看到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不光是ISIS。ISIS也不是要回到那种宗教实践的年代,而是用一种现代的方式重新发明一种宗教加政治的社会。

记者:您觉得这种趋势是不好的?

拉图尔:不好。对于现代人来说,宗教是过去的事情,是私人的、内心的信仰,不应该和政治、社会发展相挂钩,但是现在,明显有一个社会发展和宗教相挂钩的趋势,那么所谓的现代人就束手无策了,感觉被卡在这里。

记者:那这种趋势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失败吗?

拉图尔:我们从没“现代”过,现代性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也不能说现代的失败,现代只是我们的假想,一种梦想。我们现在在生态上处于这样一个状态的话,要想达到现代性,可能得找到其他的星球,地球是不可能支持我们达到现代性的。

记者:您能继续再讲讲恐怖主义的“诞生”吗?

拉图尔: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讲得不一定对。但这对欧洲来说是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又看到宗教和政治相互融合地崛起。伊斯兰想用自己的方式现代化,表现形式就是激进主义。但是对欧洲人来说没有空间把这些融合到自己的社会中去,所以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周我在伊朗,和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支配者也做了交流。

记者:觉得如何?

拉图尔:很有趣,但也有点吓人。欧洲人一直以为他们有市民社会,有法治,已经解决了宗教的问题。实际上完全没有解决。至少在欧洲,存在两大危机,一个是生态危机,一个是宗教危机和难民危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时代,很多复杂的问题连在一起。

记者:那您对难民危机怎么看?

拉图尔:难民问题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而是他们来的时候不对。正好在欧洲人对全球化感到质疑的时候,心态处于关键的转折期的时候,难民涌进来了。聚集在法国北加莱准备偷渡到英国的难民也就有两万多名,而英国本身的人口是上千万的,难民的数量完全不值一提。但英国人正在质疑全球化和欧盟,不想再跟欧洲大陆有任何联系,这个时候进来很多难民,造成了难民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现在不仅是难民不知道往哪去,我们也不知道往哪去,所以希望能找到一个点共同栖息,让难民居住,也让我们能继续发展和居住。这个点还没找到。我们都是在朝着这个点迁移的人,但是还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这也就是提”重置现代性“的原因,重新校准我们的目标。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之前我们在拼命向着现代化大跃进(the great leap),现在我们则要朝着这个旁边的点大跃进(the great leap sideways),这个可以成为大标语。因为往前不对,往后也不对,全球化不可能,回到民族主义也不可能。必须要往旁边跳,虽然很困难。

记者:您对中国现代化持怎样的态度?

拉图尔:没有国家会是现代化的,所以也没办法说中国的现代化怎么样。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在发展上都是很复杂的,中国不会比法国更简单。我们应该忘掉”现代“这个词,而使用”当代“,所有的“当代“都试图在当下找出解决办法。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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