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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批齐泽克新作:生命短暂,读齐泽克是浪费生命


来源:澎湃新闻

齐泽克费尽心机试图与我们这种读《卫报》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保持距离,他代表了典型的后启蒙式的科学的政治进步的谬见。然而,我们这个时代两位代表性的思想家所共享的却是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悲观主义,有些人可能会说是虚无主义。

近日,思想家齐泽克最新著作《无望的勇气》(The Courage of Hopelessness)出版。在书中,齐泽克认为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境况是彻底绝望的,然而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痼疾,是否依然有可能发生真正的改变?

作家威尔·赛尔夫第一时间为《无望的勇气》撰写书评,刊于《卫报》。在文中,他认为生命有限,阅读齐泽克这种陈词滥调是一种浪费。

《无望的勇气》

尽管医学进步寿命延长,但人生还是太短暂了,来不及浪费任何时间去读那些过时的无稽之谈。不幸的是,上帝给我们送来了齐泽克这尊大神。齐泽克需要被严肃对待:在他洋洋万言的理论著作背后,他手持西方理论的大炮,唯一的意图就是集中火力开炮。

但《无望的勇气》其实是奥巴马应者寥寥的多元文化主义路演尾声的一场小丑般的亮相,齐泽克的表演方式是脱下裤子,伪装成滑稽戏演员。没错!生命太短暂,阅读那些老掉牙的东西真是一场浪费,尤其是那些从理论百宝箱里,左手掏出一把辩证法扳手,右手操着弗洛伊德主义(加了一点“拉康主义”的改良)螺丝刀的人。就算不是笑话的话,也是蛮好笑的。

就像在那部《变态电影指南》里旁征博引一样,在这本新书里,他从晦涩的中国科幻小说扯到舒伯特的《冬之旅》,翻来覆去地扯,因此齐泽克变成了英国学界那些左到不能再左的人眼中的万人迷。因为当他那些满嘴跑火车的理论大话说完之后,他的东西就显得既肤浅又不切实际。实际上阅读《无望的勇气》的时候,我经常想起那些老掉牙的关于经济学的笑话。

《变态电影指南》

“实践起来都是很好的,但是在理论里也同样适用吗?”

在2013年那本《极度虚无》(Less Than Nothing)里,齐泽克用1000页的篇幅总结了他那种伪装在黑格尔主义下的齐氏世界观。在这本《无望的勇气》里,他开始应用他扭曲的世界观:好像他真的想让我们抛弃我们的价值系统,与他一起向那些有待建设的路障行进。对2016这个左翼的灾难年进行了一番检视后,齐泽克回忆了十月革命的后果——很快就变得清楚,遍及欧洲的革命不会发生,然而“要是这种完全无望的情势,通过激励工人和农民戮力同心,可以给我们机会创造一种和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又如何呢?”

然而,按照齐泽克的说法,20世纪的教训是“我们要集中全力来承担我们的绝望”。我承认,我不是很理解齐泽克这句话跟实际的当代政治的关联。但我怀疑他其实只是说给一小部分受众听的:就是那些充满自恨情绪的自由派人文主义者,他们可以充当知识工人无产阶级的护卫者,这些无产阶级是齐泽克想象的革命的主力。他们发现自己受困于历史的隧道,被主人命令去接受“寻找替代性道路的迷梦不过是理论上的懦弱的迹象”,然而“真实的勇气意味着承认隧道尽头的光亮可能就是另一辆到来的火车车头灯的光亮”。

齐泽克和另一位当代哲学家约翰·格雷有异曲同工之处,尽管齐泽克是他的反对者。在给《纽约书评》为《极度虚无》写的书评里,格雷大肆抨击齐泽克对暴力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痴迷。格雷认为齐泽克在知识上的源流是乔治·索雷尔。

《极度虚无》

齐泽克似乎永远在喋喋不休地向他那些基本上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读者们灌输反抗的理念的理念:我们在面对他揭示出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四张面孔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宗教原教旨主义战争、地缘政治冲突、在希腊和西班牙发生的“新的激进解放运动”以及难民危机。但我们的绝望感不过是我们自己的虚假意识:一旦我们接受了2016年我们所做的抉择(特朗普VS希拉里·克林顿、脱欧VS不脱欧等)的似是而非的本质的话,我们也就可以接受其他人了,两者同样糟糕。

不过,现在我们必须加以纠正:一旦齐泽克辩证法的神经元被清除,那么我们就辨识出在《无望的勇气》中,他对左翼自由派如何回应我们当下境况的批评。齐泽克描绘了养尊处优的、自我放纵的烂好人形象,他们一边对要采取何种行动踌躇不前,一边沉溺于网络点击行动主义,充当键盘侠,为是否应该设置中性厕所伤透脑筋。他对性少数群体和身份政治如何给左翼设下魔咒这类问题的探讨通常归结为下述粗疏好笑的结论:当罗马城在燃烧时,我们却在掩耳盗铃。齐泽克关心罗马,关心所有自我运动的绝对论上的那些西方标签:他鄙视后殖民主义视角,他认为正在兴起的“creative commons”和互联网上的新事物预设着一场新的也是革命性的生产方式的到来。

正因为我们对于“激进政治的误读”才使我们受制于两难的境地——全身泳衣还是裸胸?阿萨德还是伊斯兰国?那些不过是伪冲突而已。当我们读完《无望的勇气》之后,这种错误理解烟消云散,我们将加入希腊极左反对联盟、桑德斯失望的拥趸、杰里米·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阵营,尽管齐泽克对于作为一种独特政治文化的英国未置一词。

这让我感到意外。前面的行文中我说过可能是因为他的幽默(其实他可以成为一个妙语连珠的作家)为齐泽克在英语国家收割了为数众多的拥趸,当然还有他的博学,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驾轻就熟,让我们正视吧,所有这些都可以博人一笑。但说真的,不论齐泽克如何在各个地方对美国大放厥词,他的观点在美国并没有比在英国更受待见,尽管他在英国媒体上的亮相屈指可数。在欧洲大陆也是这样——那里有一本叫《齐泽克国际研究》的刊物,但主要编辑团队都是英国人。就我所知,只有在英国学界,学者们才把自己定位在那些法国理论家的标准之下,这些法国理论家的理念构成了齐泽克富有生气的想象播下了种子,于是我们有阿尔杜塞主义者、德里达主义者、德勒兹主义者、拉康主义者们,尽管对于法国人自己来说,这种穿凿附会着实荒谬。

对我来说,一开始我对他如何从文化边缘冉冉升起没有明晰的印象,直到他有一天来我教书的大学做演讲,我才意识到他真的是思想界的摇滚明星:教室无法容纳鱼贯而入的他的崇拜者,演讲只好安排在体育场,100米的跑道上排着十排座椅,座无虚席——那是一千米长的拉康主义者啊!齐泽克演讲时,全场全神贯注屏息聆听。

当时(五年前),我很困惑,观众到底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我的同事们和其他英国学术界同行一样都对高等教育的私有化感到无能为力,忙着剪掉他们身上那些破破烂烂的布料,适应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寻找大部分像我们这些全球化奢侈品网上专卖店(Net-a-Porter)购物者一样的革命者。

齐泽克

在格雷的文章中,他对齐泽克的哲学资质不屑一顾,认为齐泽克不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都是不合格的。但是在齐泽克的思想中,我确实辨识出来一条可行的理论脉络,将我们可能知道的和我们可以做的联系起来。唯一的问题是,“革命”仍然是一个完全空洞的范畴:仅仅是一群肆无忌惮的乌合之众。 格雷进一步表明,整个齐泽克现象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功能,它是因为标新立异而大行其道,因此,齐泽克的高调完全归功于他自己批判的体制。格雷还暗示了齐泽克有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态度:煽动他的疲惫读者和听众去进行他们仅在HBO迷你剧中见过的无意义的暴力行为。对于格雷来说,由于齐泽克费尽心机试图与我们这种读《卫报》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保持距离,他代表了典型的后启蒙式的科学的政治进步的谬见。然而,我们这个时代两位代表性的思想家所共享的却是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悲观主义,有些人可能会说是虚无主义。

在前面的行文中,我说过齐泽克可能是一个非常幽默诙谐的作家,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弗洛伊德(或拉康)主义者,他清楚地知道真的没有这样的笑话。 很快我要在伦敦一个足够大的场地与齐泽克对谈,那位组织这场盛事的老兄得知我要给《无望的勇气》写书评时,战战兢兢地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希望我不要对这本书做出太负面的评价。

齐泽克的许多黄色笑话并不是他独创的,而是各种受害者所讲述的,在《无望的勇气》一书中,他复述了这样一个苏联时期流行的荤段子,十五世纪的俄国(当时在蒙古统治下),一个农夫和妻子正走在尘土小路上,被一名蒙古武士喝住。该武士就地强奸了农夫之妻,并因地上太多尘土而命令农夫托住他的睾丸,使之不至弄脏。完事后武士纵马绝尘而去,待其背影完全消失于路尽头,农夫起身放声大笑。他的妻子惊问:“你自己的老婆刚被强奸,怎么还能笑得出?”农夫回答道:“你没看见吗?我在托他蛋蛋前先暗地里蹭了一手脏泥,现在他蛋蛋上已经沾满泥巴。”延伸开来就是深夜讽刺节目主持人们的无能,他们只是往特朗普的睾丸上擦泥巴;进一步延伸,也是在揭示像我们这种读《卫报》的自由派的无能。我想知道,齐泽克是否有足够的幽默感来和我辩论无望的潜能,又或者他感兴趣的只是让那些他的衣食父母们用手高举他的睾丸。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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