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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纪录片导演马莉:拍摄他人的生活,让我焦灼不安


来源:凤凰文化

接受采访时她曾说过,“拍摄纪录片是我全部的生活,可我如此痛恨它。”因为拍纪录片实在太奢侈了,一拍那么多年,作品最长也不过5小时,呈现出来的,只是故事的冰山一角。以及,“我觉得我越来越不能接受他人的生活被我呈现在银幕之上,随之而来的心理负担让我焦灼不安。”与此同时,又无法抗拒新的题材的拍摄诱惑。

导语:

刚刚过去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剧情片《一念无明》获得八项提名并最终斩获最佳新晋导演和最佳男女配角,关于一个精神病人的残酷日常,社会保障缺位,歧视盛行,医院只是防自杀,精神病人及家属靠自救。许鞍华说这部电影“能拍出来已经是奇迹”。

今年初的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入选了一部来自中国大陆的独立纪录片,《囚》,导演马莉,把观众的视线定于东北一家精神病院,重症封闭病区的男病人群像。“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冲动,酒瘾患者……都将在这里接受强制性封闭治疗。从清醒的瞬间,他们就开始试图挣脱这座囚室,但在这里,挣扎毫无意义。此后,他们将在药物的控制下和不容置疑的规训之下,开始自我反思,它触及灵魂,意志,欲求,思想……”

2017年3月15日,民法总则在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这是民法总则在1986年出台后的重大修订,成人监护制度改革是此次修法过程的关键点之一。监护制度的覆盖范围原本是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这次将精神病人改为了有认知障碍的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被舆论视为对老龄化社会的回应。但是在专注精神障碍者权益倡导的资深律师黄雪涛看来,获得监护并不等于获得保护,被监护人群体意思表达法定无效,被称为民事死亡,是对活人极大不尊重。成人监护制度应该被废除,实现支持性自主决策。

正文:

《囚》第一次在国内放映,是在北京宋庄,栗宪庭电影基金会,放映厅挤得满满当当,一百来人,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

映后交谈时,主持人刘兵问导演马莉,有预料到观众会笑吗。

“不知道。反正我剪的时候没有笑过”。

这部280分钟的纪录片,观众结结实实坐着看完,几乎没有人提前离场。片子拍的是东北一处精神病院重症病区的场景,外人极少见到的诊疗与生活环境,东北人说话有独特的趣味,仿佛变成了一个个“人形段子手”。观众觉得新鲜而好奇。

《囚》是马莉的第三部作品。与第二部作品《京生》相似,黑白调色,只是《囚》加了一点点绿,肉眼不易分辨。至此,“人的困境”三部曲已经全部完成。

映后交流中,两岁的儿子丛翰跑进来哭闹,家人试图把他领出去,观众对马莉说,你抱抱他吧。马莉坐下,把儿子抱在怀里,完成了映后谈。

在宋庄放映的映后谈,郭睿/摄

开场前,主持人让马莉说几句,马莉拿起话筒,有些犹豫,“这片子有点长,大家多担待吧”。

片子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马莉原计划去柏林参展,动身前,丈夫丛峰突发急病,凶险的胰腺炎,马莉急到在朋友圈喊救命,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送到协和医院,度过了危险期。马莉不愿回忆那些天的经历,太崩溃了,人生头一遭磨难。

囚的海报是汉字的夸张版,一个前倾的“人”字,在“口”中,似在求告,英文翻译Inmates,I正位于“人”上空,像是悬吊的绳索。马莉专门请一个画家朋友画了这个形状上意味深长的汉字,“我希望她能画好围墙中间那个不堪重负的人字”。

被拍摄的医院大楼是回字形,楼外一片荒草地。有若干次空镜头,从外面遥看大楼,灯光渐灭,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在凝望。

纪录片的主角之一是傅明刚,一个被妻子送入精神病院的男人。入院前,他狂热地想创业,飞到全国各地跟人谈他的创业计划,和单位领导关系糟糕,同一单位的妻子在各个关系中勉力周旋,希望他放弃创业计划,安心工作,照顾家庭,履行丈夫、父亲的责任。

镜头跟随着他的故事,一开始不承认自己有病,跟医生护士争辩,跟前来探望的妻子争执,想尽一切办法说服妻子签字让他回家,到配合治疗,最后怀疑并承认自己有病,是个完整的被现代医学“驯化”的过程。

马莉说傅明刚是个例外,他是重症病区唯一“正常”的人。十间病房,每间六个人,男病区一共将近六十人,她一直对群像感兴趣,每一部作品都是群像。

片子里,人来来回回,自我封闭的中学生,童年不幸、进出少管所到成为“按摩师”的年轻男孩,杀伤家人的中年人,说二人转的中年人,经常念自己创作诗歌的人,依然摆领导架子的区卫生局局长,自陈因“黑五类”身份孤独一生的老人。老人最后真诚地像马莉表示感谢,感谢她听他说了那么多话。

镜头位置很低,喻示着导演的姿态。没有出现任何自己的画面和声音,却保留了拍摄对象和她的交流,“对吧,马莉”,摄像机后面是沉默,观众想象作者或许点了点头。

马莉也习惯了一个人完成拍摄,从第二部片子开始。她觉得现场哪怕有一个录音,都会改变片子的气息。坚持一个人完成了现场拍摄,还有漫长的后期剪辑。

拍的时候,马莉在医院附近租了个房子,拍到晚上九十点,医院熄灯,回去。早已习惯了拍片的居无定所,她还睡过上访村的床底下。这点苦不算什么,甚至算不得苦。

有观众在柏林电影节看片,回来在微博发评论,在表达对片子的赞美之后,发出疑问,“可惜马莉没有出现在柏林电影节上,不然我会向她提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在不经过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去拍摄他们和把拍摄到的内容进行公开传播展示?”

马莉说自己看到过这篇文章,这个问题她可以回答,“片中所有人都是他们在清醒状态下同意拍摄的”。为了获得这份同意,她在重症病区生活了三个月,为了和每个人沟通,确认他们同意被拍摄,也确认他们知道自己有拒绝的权利。

这也是在漫长的医院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权利”。

尽管他们在重症病区,可以看电视,可以看书,可以聊天。看起来有活动的自由。只有在焦躁伤人,或者不配合诊疗的时候,会被绑起来,用黑色的长带子,固定在床上。

服药一幕也令人印象深刻,排着队去护士跟前拿药,吃完护士会问一句,有没有藏在舌头底下,病人会“啊”地张口,以示清白。

相比之下,这个疗区还是不错的,没有让病人多花钱,马莉听说,别的疗区别的医院,类似的病症开出的药都会贵很多。

60个病人对应4个医生,一个主任,一个老医生,两个年轻医生。医院在招人,却没人愿意去。

片子放完,观众的提问聚焦于拍摄技术,单个机位如何做到景别切换,用什么机器,录音怎么解决,也有观众大段引用福柯“规训与惩罚”。看起来是场成功的放映,既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东北人讲段子引发了无数笑点,文艺青年对成熟导演的膜拜,在场观众获得了多重的满足。

马莉对交流表示习惯,多数交流都是这样的。片子做完,就属于观众,不属于作者自己。毕竟和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不同,后者才有碰撞和刺激。

她相信唯一的舞台属于病人。

在重症病区里待了一年半之后,才发现精神病人的病症没有自己原来的设想那么严重,她原本以为疯癫就一直是疯癫的,不知道疯癫可以治疗,可以控制,可以在药物的作用下恢复常态,尽管这疾病几乎是终身的。“他们对自我疾病的那种痛苦,他们对痛苦的感应也是很理性的。当他们回到常态的时候,他们会很清晰的知道。”这些是她原本不知道的。

对精神病人常见的误会有两种,一种是把他们变成神,“把他们天才化”;还有一种说法是, “精神病院里面才是天堂,外面才是地狱。”她不赞成这两种看法。文艺青年里流行的“我们都有病”简直是轻佻的误读,忽略了这是个特殊而痛苦的疾病。

马莉说,现在看到精神病人砍伤人的事件,心情会更复杂。病人自身,家属,救助机制,社会环境,等等,各个都复杂,纠缠症结。她不愿意把矛头对准单个的个体,素材里有跟拍家属的部分,都放弃了。

最终呈现的镜头里只有医院的场景,固定,极端。结尾是卡夫卡的诗句。

《无镜》剧照,图片来自豆瓣

三部曲

纪录片被马莉当成研究这个世界的工具。

她最喜欢的导演是赫尔佐格,他的作品里最喜欢的是《灰熊人》。故事是,导演收到了一些录像带,一个绝望的妻子送来的,关于她离世的丈夫。男主对熊痴迷到了“反常”,最终无法在人类世界正常生活,他打破了自己和熊的边界,最终,被熊吃掉了。他误以为自己和熊是一样的,可以共同生活。越界,喻示着自然和人类的边界,是凶险的。

马莉还拍过北京的上访村,《京生》,片名来自于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在母亲来北京上访的路上出生的。片子有240分钟,是她的第二部作品。2011年剪完,2004年开始拍,拍了六年。

这个主题,不用解释太多,就知道是“困境”。拍的过程也无比痛苦,拍不下去,就去上访村附近的河边哭一会儿。

拍完了《囚》,回头想这部片子,同样都是绝境中的人,还是不一样。至少上访的人,还有最后一个底线,可以放弃,是有选择的。而精神病人,退无可退,没有选择。

第一部,《无镜》,拍摄于色须寺,四川石渠,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四千五百米的藏区。2008年拍的,外面世界暗流涌动,马莉拍上访村进行到第四年,拍到透不过气,带队去了西藏。

《无镜》的拍摄源于著名导演高群书。两人认识源于高群书刚拍完《东京审判》,需要出一个跟组纪录片,之前找的人拍完了,但没剪,有人推荐了马莉。高群书对马莉完成的剪辑非常满意,就告诉她,以后有什么需要就随时找她帮忙。

马莉觉得听听也就算了,并没有想过找他帮什么忙。

没想到却是高群书找她。他机缘巧合去了四川藏区这个寺庙,觉得独特,非常值得拍,本意是给这个寺庙拍个片子,找到马莉,最后马莉却做成了自己的作品。

藏区宽阔艰苦,闭关修行十七年的喇嘛破例出来见人。除了访谈口述,僧人日常,拍了闭关院、密宗院、辩经院、大法会,还有外人难见的天葬台。极端的自然环境,默默修行想要摆脱俗世烦恼的人,这种心灵的挣扎,被马莉列入“人的困境”第一部。

带着高群书资助的电影班底,录音、摄像、跟机员来来回回。除了马莉,组里全是男的,高原反应严重,有时候懒得拍,马莉气不过,自己搬机器。江浙人瘦小,一个人把特别重的摄像机搬上去,架好。组里的人不好意思,开始干活儿。

隔了快十年回想起来,如果是现在,可能不会那么生气,对人有了更多的理解,马莉坦言,现在可能也很难再去拍那么艰苦的东西,“没以前那么大勇气”。

剪起来特别难,100个带子,每盘60分钟,全部素材上一遍字幕,否则看不懂,没法动手剪。藏语不像英语,能听懂一点,剪完之后,重新找一遍气口。最后定稿120分钟。2008年拍了三个月,到2010年底才结束全部工作。

这部片子是马莉走入独立影展的开始,那会儿还没看过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谁都不认识,偶然上网查,才发现有个“云之南影像展”,投了片子过去,入围特别展映单元,去现场跟各路人马交流,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帮人。于是说起来,自己手上还有一部片子,快做完了。

那一年得了竞赛单元大奖的,是丛峰《未完成的生活史》,丛峰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其余入围竞赛单元的作者有,邱炯炯,李凝,陈心中,魏晓波,毛晨雨,沙青,徐童等。均能独树一帜,呈现了纪录片的各种风格。

接下来是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像展。马莉闯入纪录片届的时候,中国纪录片的十年黄金期几乎快结束了。

拍上访之前,马莉一直在找困境题材。偶然听到哈尔滨有个太阳村,生活的全是植物人。有一个细节,是过年放鞭炮的时候,一个卧床的植物人,家人总感觉一瞬间他会动,这个动让家人心情无比复杂,一瞬间的欣喜,但是很快又陷入到绝望。这个细节打动了马莉,但是哈尔滨离北京太远,经济状况负担不起跨城拍摄,只能暂且放弃。

后来听一个住在南城的朋友说,胡同里贴满了诗,都是来北京上访的人写的,说起那些人,都是三三两两,背着包。马莉有了兴趣,就去朋友家附近看,果然有这样的人,看着他们上了公交车,马莉也跟着上去,这些人坐车去北京南站,不买票,售票员也不管。

一到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人都消失了。马莉吓了一跳,一个人都找不到。去路边问,也没人理她。更加好奇,回来做功课,有人指点,让她去找许志永。

联系上了许志永,两人坐在五道口的咖啡馆里聊了整个下午,马莉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许志永决定帮她,带她去上访村。

马莉还记得到那里是晚上九点,环境特别简陋,“比这种平房还要简陋”,马莉比划着自己现在住的地方,“很小,一间一间,一个里头就很多的床铺,都在那里头,又很幽暗。然后铁路,我记得那个铁路,那个火车一过来,就把那个村庄照亮了,然后废墟,还有棵树,你第一次去,你就觉得你肯定得拍这个地方。”

出来之后,马莉就跟许志永说,自己肯定会拍。家用摄像机不能应付室内的光线,找朋友借机器,从电视台借到索尼150,导演胡力夫刚开始拍片,用的也是这台,找同一个人借的。

那会儿还不认识主人公京生,也不认识京生的妈妈老郝。马莉在上访村一个二房东那里租了个单间,住下来。那条街叫幸福村,最高法也在那条胡同。后来拆迁,就搬走,路上就遇到了京生,年龄相仿,京生对她很亲近,“你可以住我家啊”。

于是认识了她们母女。漫长的时间,老郝对她放下了戒备,大部分时间,马莉和老郝睡一张床,敏感时期,为了躲临检,就睡在床底下。

老郝对外介绍,马莉是她干女儿。私底下,对她的拍摄没有任何信心,“你拍这个也没什么用”。来上访村的人很多,做调研的,社会实践的,捐东西的,没人能改变什么。作为上访村资历最老的人,老郝的保护,让马莉没遇到太多阻碍。

一个村子的生态,老郝的冤屈和家人矛盾,作为群体的荒唐离奇人生,艰涩绝望,个体的短视懦弱,也保持质朴良善,无法纾解的苦难与死结,被马莉压缩到了240分钟里。

《京生》的开头,马莉放了几行里尔克的诗,“谁,倘若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

《京生》剧照,图片来自豆瓣

不找钱

马莉老家在浙江诸暨,高中毕业,考上了一所大专,学计算机,“混了几年”。谈到那段经历只是笑笑,不愿多说。

如果不离开浙江,可能就过着普通的生活,不会有作品留下来。诸暨的环境倒是很好,天蓝水清,空气干净。北京雾霾重的时候,也觉得待不下去。但是老家是回不去的,丛峰的父母都在北京,走不了。

到北京是2000年前后,25岁,“什么都不懂”,硬闯,短暂地在北京卫视待过,后来再也没有在“单位”入职,都是接活儿,吉林卫视,凤凰卫视,给电视台做人物栏目的编导,以此养活自己。

做了几十个人物专题片,包括行当内声誉不错的《先生》,都是民国人物,南开校长张伯苓那期是她做的,还有别的不少,年岁久,已经记不清。这些不算作品,但是练就了手艺,开启了对人的观察。《无镜》做完,还有豆瓣评论说看得出电视台的痕迹。到了《京生》,就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作品,风格明显。

《京生》得了2012年宋庄北京独立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颁奖是个夜里,在著名画家方力钧的院子,马莉在外地,没赶上领奖,也没想过会得这个奖。还有首尔数字电影节绿变色龙奖,入围鹿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等。

马莉极瘦,穿着宽大的袍子,居家模样。采访中,马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很快被填满。睡醒的儿子丛翰跑过来,她立刻掐灭手中的烟。

搬到宋庄有三四年,院子门口有一株杏花。院子里的邻居,也是做纪录片的朋友,搞了“一元电影院”。搬到宋庄之前,马莉住城里,也不怎么认识“圈里人”。就算是宋庄,也没有呼朋唤友的习惯,院子里还有一方清净。

她自己的三部曲题材,也不算独一无二。赵亮的《上访》,拍的也是上访村,王兵的《疯爱》,拍的也是精神病院,创作时间也差不多,马莉剪出来总是最晚的。免不了被人拿来比。马莉坦陈自己都没看过,不希望被同类题材影响。

《京生》剪出来之后给赵亮看,赵亮写了一篇东西给马莉,私下交流,时间太久,内容也忘了。还有一部张赞波的纪录片,《有一种静叫做庄严》,关于老家当公务员的同学来京截访。有人想攒一场放映,放马莉的《京生》,赵亮的《上访》,还有张赞波的这部。三个人都同意了,结果没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场地,难。

近年,大环境愈显严峻。独立影展被打压,已经算不清是从哪年开始的。2012年,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展开幕式被拉闸断电。2013年,云之南影展从昆明搬到大理,还是没能正常放映。平台越来越少,空间越来越小,已是不争的事实。

影展做不成,没有了前些年彻夜喝酒畅谈的氛围。新导演出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少,创作者之间的身份辨认、讨论、碰撞、刺激,对新导演是很有影响的。成熟导演已经过了这一关,内心有自己的轨道,步伐坚定。

她还是对独立导演们充满信心,每个人的风格特征都很明显,丛峰、和渊、毛晨雨、沙青,等等,脱开了早年关注的边缘群体议题,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沿着这条路继续走。

拿丛峰举例,“《未完成的生活史》这一阶段结束之后,他后面的《地层》系列,和现在做的,风格的变化已经脱开了单一的对现实题材的记录方向”。但这个问题复杂,“你得根据他们的作品,一点一点来描述他们这个作品和那个作品之间微妙的变化,但是只要统一地去看他们前进的路的话,就会觉得特别明显,每个人都是迥异的”。

马莉不愿意谈这么大的话题,“适合丛峰来谈”。

《囚》剧照,图片来自豆瓣

痛恨,诱惑

2012年,独立电影导演们编了一本独立杂志,《电影作者》,马莉是编委之一,唯一的女导演。轮到她做责编的时候,找主题,索性做了本《女作者》。向男导演们提了三个问题,你觉得电影有性别吗,是什么样的,为什么。

外人看来,多数男作者们的回答简直是可笑,性别刻板印象太严重,翻来覆去,脱不开对“母性“、“女性力量”的惊叹。

马莉不计较这些,也不想评价,可能和看《囚》会笑的观众类似,只是每个人的不同立场。

她确定自己会继续拍,但不会像一些成熟导演那样,一两部作品打出名气之后,去找项目,找钱。她习惯了自己接活儿挣钱。创作基金的钱不好拿,“哪个基金能给你钱五年十年出一个作品”,不如自己省一点,本来也花不了多少钱。

接受采访时她曾说过,“拍摄纪录片是我全部的生活,可我如此痛恨它”

因为拍纪录片实在太奢侈了,一拍那么多年,作品最长也不过5小时,呈现出来的,只是故事的冰山一角。以及,“我觉得我越来越不能接受他人的生活被我呈现在银幕之上,随之而来的心理负担让我焦灼不安。”与此同时,又无法抗拒新的题材的拍摄诱惑。

另一位导演杨荔钠很早就说过,拍纪录片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小偷,偷走了别人的东西,“装扮了自己”。马莉表示有同感,但只要拍摄人的题材,“恐怕永远无法摆脱”。 “它”无法处理,“也许剧情片是解决之道”。

这看起来是个棘手的伦理困境。介入,直接行动,推动改变,并不是纪录片应该承担的功能。如果要介入,那应该是放下摄像机之后的事。

“三部曲之后,不会再拍新的纪录片了吗?”我问。

“还是会忍不住拍纪录片的,”马莉回答,“它对我的诱惑太强了。”

 作者手记:

第一次见马莉是2011年,我还在天津读研,在一个名叫“天津影迷幼儿园”的松散团体做志愿者,组织独立影像放映。先放了她的第一部《无镜》,次年春天放了《京生》,四个小时,酒吧的硬木椅子硌得人难受。交流时,她说有时候睡在床底下,有时候去河边哭一会儿,这两个细节我记到现在。

那会儿研三,临毕业总有些兵荒马乱,要做一个重要决定,选择自由职业,回老家拍纪录片,没有主流道路的安全感。和马莉聊起来,作为女生,缺少支持的路怎么走,不记得她的回答是什么,只记得感受到了温暖和鼓励。

《京生》是上访村的故事,也是群像,女性比较多,所以她一直被问“女导演”、“母性”这些先入为主的问题,她自己不喜欢被问这些。           

所以这次在拍摄精神病院之前,有男病区和女病区两个选择,思考之后,她选了男病区。这是个好选择,也符合她的风格。我觉得如果是拍女病区,可能是不那么“新鲜”的故事,无非是延续女性“歇斯底里病”、“被凝视”的体系,或者是只能在这个体系里搏斗。而镜头前的男病人,则是“男性气概”的失败者。让父权制压迫体系呈现得更“全面”,成为研究男性气概的切片。

280分钟的《囚》,疯癫和喜剧并存,也许会发出笑声,但总会有罪恶感。当有一个人是不自由的,那么所有人都是不自由的。尽管这种不自由,不仅仅是困于病房,困于家庭,困于现代医学,困于人。)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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