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纪录片导演马莉：拍摄他人的生活，让我焦灼不安

导语：

刚刚过去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剧情片《一念无明》获得八项提名并最终斩获最佳新晋导演和最佳男女配角，关于一个精神病人的残酷日常，社会保障缺位，歧视盛行，医院只是防自杀，精神病人及家属靠自救。许鞍华说这部电影“能拍出来已经是奇迹”。

今年初的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入选了一部来自中国大陆的独立纪录片，《囚》，导演马莉，把观众的视线定于东北一家精神病院，重症封闭病区的男病人群像。“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冲动，酒瘾患者……都将在这里接受强制性封闭治疗。从清醒的瞬间，他们就开始试图挣脱这座囚室，但在这里，挣扎毫无意义。此后，他们将在药物的控制下和不容置疑的规训之下，开始自我反思，它触及灵魂，意志，欲求，思想……”

2017年3月15日，民法总则在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这是民法总则在1986年出台后的重大修订，成人监护制度改革是此次修法过程的关键点之一。监护制度的覆盖范围原本是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这次将精神病人改为了有认知障碍的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被舆论视为对老龄化社会的回应。但是在专注精神障碍者权益倡导的资深律师黄雪涛看来，获得监护并不等于获得保护，被监护人群体意思表达法定无效，被称为民事死亡，是对活人极大不尊重。成人监护制度应该被废除，实现支持性自主决策。

正文：

《囚》第一次在国内放映，是在北京宋庄，栗宪庭电影基金会，放映厅挤得满满当当，一百来人，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

映后交谈时，主持人刘兵问导演马莉，有预料到观众会笑吗。

“不知道。反正我剪的时候没有笑过”。

这部280分钟的纪录片，观众结结实实坐着看完，几乎没有人提前离场。片子拍的是东北一处精神病院重症病区的场景，外人极少见到的诊疗与生活环境，东北人说话有独特的趣味，仿佛变成了一个个“人形段子手”。观众觉得新鲜而好奇。

《囚》是马莉的第三部作品。与第二部作品《京生》相似，黑白调色，只是《囚》加了一点点绿，肉眼不易分辨。至此，“人的困境”三部曲已经全部完成。

映后交流中，两岁的儿子丛翰跑进来哭闹，家人试图把他领出去，观众对马莉说，你抱抱他吧。马莉坐下，把儿子抱在怀里，完成了映后谈。

在宋庄放映的映后谈，郭睿/摄

囚

开场前，主持人让马莉说几句，马莉拿起话筒，有些犹豫，“这片子有点长，大家多担待吧”。

片子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马莉原计划去柏林参展，动身前，丈夫丛峰突发急病，凶险的胰腺炎，马莉急到在朋友圈喊救命，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送到协和医院，度过了危险期。马莉不愿回忆那些天的经历，太崩溃了，人生头一遭磨难。

囚的海报是汉字的夸张版，一个前倾的“人”字，在“口”中，似在求告，英文翻译Inmates，I正位于“人”上空，像是悬吊的绳索。马莉专门请一个画家朋友画了这个形状上意味深长的汉字，“我希望她能画好围墙中间那个不堪重负的人字”。

被拍摄的医院大楼是回字形，楼外一片荒草地。有若干次空镜头，从外面遥看大楼，灯光渐灭，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在凝望。

纪录片的主角之一是傅明刚，一个被妻子送入精神病院的男人。入院前，他狂热地想创业，飞到全国各地跟人谈他的创业计划，和单位领导关系糟糕，同一单位的妻子在各个关系中勉力周旋，希望他放弃创业计划，安心工作，照顾家庭，履行丈夫、父亲的责任。

镜头跟随着他的故事，一开始不承认自己有病，跟医生护士争辩，跟前来探望的妻子争执，想尽一切办法说服妻子签字让他回家，到配合治疗，最后怀疑并承认自己有病，是个完整的被现代医学“驯化”的过程。

马莉说傅明刚是个例外，他是重症病区唯一“正常”的人。十间病房，每间六个人，男病区一共将近六十人，她一直对群像感兴趣，每一部作品都是群像。

片子里，人来来回回，自我封闭的中学生，童年不幸、进出少管所到成为“按摩师”的年轻男孩，杀伤家人的中年人，说二人转的中年人，经常念自己创作诗歌的人，依然摆领导架子的区卫生局局长，自陈因“黑五类”身份孤独一生的老人。老人最后真诚地像马莉表示感谢，感谢她听他说了那么多话。

镜头位置很低，喻示着导演的姿态。没有出现任何自己的画面和声音，却保留了拍摄对象和她的交流，“对吧，马莉”，摄像机后面是沉默，观众想象作者或许点了点头。

马莉也习惯了一个人完成拍摄，从第二部片子开始。她觉得现场哪怕有一个录音，都会改变片子的气息。坚持一个人完成了现场拍摄，还有漫长的后期剪辑。

拍的时候，马莉在医院附近租了个房子，拍到晚上九十点，医院熄灯，回去。早已习惯了拍片的居无定所，她还睡过上访村的床底下。这点苦不算什么，甚至算不得苦。

有观众在柏林电影节看片，回来在微博发评论，在表达对片子的赞美之后，发出疑问，“可惜马莉没有出现在柏林电影节上，不然我会向她提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在不经过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去拍摄他们和把拍摄到的内容进行公开传播展示？”

马莉说自己看到过这篇文章，这个问题她可以回答，“片中所有人都是他们在清醒状态下同意拍摄的”。为了获得这份同意，她在重症病区生活了三个月，为了和每个人沟通，确认他们同意被拍摄，也确认他们知道自己有拒绝的权利。

这也是在漫长的医院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权利”。

尽管他们在重症病区，可以看电视，可以看书，可以聊天。看起来有活动的自由。只有在焦躁伤人，或者不配合诊疗的时候，会被绑起来，用黑色的长带子，固定在床上。

服药一幕也令人印象深刻，排着队去护士跟前拿药，吃完护士会问一句，有没有藏在舌头底下，病人会“啊”地张口，以示清白。

相比之下，这个疗区还是不错的，没有让病人多花钱，马莉听说，别的疗区别的医院，类似的病症开出的药都会贵很多。

60个病人对应4个医生，一个主任，一个老医生，两个年轻医生。医院在招人，却没人愿意去。

片子放完，观众的提问聚焦于拍摄技术，单个机位如何做到景别切换，用什么机器，录音怎么解决，也有观众大段引用福柯“规训与惩罚”。看起来是场成功的放映，既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东北人讲段子引发了无数笑点，文艺青年对成熟导演的膜拜，在场观众获得了多重的满足。

马莉对交流表示习惯，多数交流都是这样的。片子做完，就属于观众，不属于作者自己。毕竟和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不同，后者才有碰撞和刺激。

她相信唯一的舞台属于病人。

在重症病区里待了一年半之后，才发现精神病人的病症没有自己原来的设想那么严重，她原本以为疯癫就一直是疯癫的，不知道疯癫可以治疗，可以控制，可以在药物的作用下恢复常态，尽管这疾病几乎是终身的。“他们对自我疾病的那种痛苦，他们对痛苦的感应也是很理性的。当他们回到常态的时候，他们会很清晰的知道。”这些是她原本不知道的。

对精神病人常见的误会有两种，一种是把他们变成神，“把他们天才化”；还有一种说法是， “精神病院里面才是天堂，外面才是地狱。”她不赞成这两种看法。文艺青年里流行的“我们都有病”简直是轻佻的误读，忽略了这是个特殊而痛苦的疾病。

马莉说，现在看到精神病人砍伤人的事件，心情会更复杂。病人自身，家属，救助机制，社会环境，等等，各个都复杂，纠缠症结。她不愿意把矛头对准单个的个体，素材里有跟拍家属的部分，都放弃了。

最终呈现的镜头里只有医院的场景，固定，极端。结尾是卡夫卡的诗句。

《无镜》剧照，图片来自豆瓣

三部曲

纪录片被马莉当成研究这个世界的工具。

她最喜欢的导演是赫尔佐格，他的作品里最喜欢的是《灰熊人》。故事是，导演收到了一些录像带，一个绝望的妻子送来的，关于她离世的丈夫。男主对熊痴迷到了“反常”，最终无法在人类世界正常生活，他打破了自己和熊的边界，最终，被熊吃掉了。他误以为自己和熊是一样的，可以共同生活。越界，喻示着自然和人类的边界，是凶险的。

马莉还拍过北京的上访村，《京生》，片名来自于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在母亲来北京上访的路上出生的。片子有240分钟，是她的第二部作品。2011年剪完，2004年开始拍，拍了六年。

这个主题，不用解释太多，就知道是“困境”。拍的过程也无比痛苦，拍不下去，就去上访村附近的河边哭一会儿。

拍完了《囚》，回头想这部片子，同样都是绝境中的人，还是不一样。至少上访的人，还有最后一个底线，可以放弃，是有选择的。而精神病人，退无可退，没有选择。

第一部，《无镜》，拍摄于色须寺，四川石渠，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四千五百米的藏区。2008年拍的，外面世界暗流涌动，马莉拍上访村进行到第四年，拍到透不过气，带队去了西藏。

《无镜》的拍摄源于著名导演高群书。两人认识源于高群书刚拍完《东京审判》，需要出一个跟组纪录片，之前找的人拍完了，但没剪，有人推荐了马莉。高群书对马莉完成的剪辑非常满意，就告诉她，以后有什么需要就随时找她帮忙。

马莉觉得听听也就算了，并没有想过找他帮什么忙。

没想到却是高群书找她。他机缘巧合去了四川藏区这个寺庙，觉得独特，非常值得拍，本意是给这个寺庙拍个片子，找到马莉，最后马莉却做成了自己的作品。

藏区宽阔艰苦，闭关修行十七年的喇嘛破例出来见人。除了访谈口述，僧人日常，拍了闭关院、密宗院、辩经院、大法会，还有外人难见的天葬台。极端的自然环境，默默修行想要摆脱俗世烦恼的人，这种心灵的挣扎，被马莉列入“人的困境”第一部。

带着高群书资助的电影班底，录音、摄像、跟机员来来回回。除了马莉，组里全是男的，高原反应严重，有时候懒得拍，马莉气不过，自己搬机器。江浙人瘦小，一个人把特别重的摄像机搬上去，架好。组里的人不好意思，开始干活儿。

隔了快十年回想起来，如果是现在，可能不会那么生气，对人有了更多的理解，马莉坦言，现在可能也很难再去拍那么艰苦的东西，“没以前那么大勇气”。

剪起来特别难，100个带子，每盘60分钟，全部素材上一遍字幕，否则看不懂，没法动手剪。藏语不像英语，能听懂一点，剪完之后，重新找一遍气口。最后定稿120分钟。2008年拍了三个月，到2010年底才结束全部工作。

这部片子是马莉走入独立影展的开始，那会儿还没看过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谁都不认识，偶然上网查，才发现有个“云之南影像展”，投了片子过去，入围特别展映单元，去现场跟各路人马交流，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帮人。于是说起来，自己手上还有一部片子，快做完了。

那一年得了竞赛单元大奖的，是丛峰《未完成的生活史》，丛峰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其余入围竞赛单元的作者有，邱炯炯，李凝，陈心中，魏晓波，毛晨雨，沙青，徐童等。均能独树一帜，呈现了纪录片的各种风格。

接下来是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像展。马莉闯入纪录片届的时候，中国纪录片的十年黄金期几乎快结束了。

拍上访之前，马莉一直在找困境题材。偶然听到哈尔滨有个太阳村，生活的全是植物人。有一个细节，是过年放鞭炮的时候，一个卧床的植物人，家人总感觉一瞬间他会动，这个动让家人心情无比复杂，一瞬间的欣喜，但是很快又陷入到绝望。这个细节打动了马莉，但是哈尔滨离北京太远，经济状况负担不起跨城拍摄，只能暂且放弃。

后来听一个住在南城的朋友说，胡同里贴满了诗，都是来北京上访的人写的，说起那些人，都是三三两两，背着包。马莉有了兴趣，就去朋友家附近看，果然有这样的人，看着他们上了公交车，马莉也跟着上去，这些人坐车去北京南站，不买票，售票员也不管。

一到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人都消失了。马莉吓了一跳，一个人都找不到。去路边问，也没人理她。更加好奇，回来做功课，有人指点，让她去找许志永。

联系上了许志永，两人坐在五道口的咖啡馆里聊了整个下午，马莉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许志永决定帮她，带她去上访村。

马莉还记得到那里是晚上九点，环境特别简陋，“比这种平房还要简陋”，马莉比划着自己现在住的地方，“很小，一间一间，一个里头就很多的床铺，都在那里头，又很幽暗。然后铁路，我记得那个铁路，那个火车一过来，就把那个村庄照亮了，然后废墟，还有棵树，你第一次去，你就觉得你肯定得拍这个地方。”

出来之后，马莉就跟许志永说，自己肯定会拍。家用摄像机不能应付室内的光线，找朋友借机器，从电视台借到索尼150，导演胡力夫刚开始拍片，用的也是这台，找同一个人借的。

那会儿还不认识主人公京生，也不认识京生的妈妈老郝。马莉在上访村一个二房东那里租了个单间，住下来。那条街叫幸福村，最高法也在那条胡同。后来拆迁，就搬走，路上就遇到了京生，年龄相仿，京生对她很亲近，“你可以住我家啊”。

于是认识了她们母女。漫长的时间，老郝对她放下了戒备，大部分时间，马莉和老郝睡一张床，敏感时期，为了躲临检，就睡在床底下。

老郝对外介绍，马莉是她干女儿。私底下，对她的拍摄没有任何信心，“你拍这个也没什么用”。来上访村的人很多，做调研的，社会实践的，捐东西的，没人能改变什么。作为上访村资历最老的人，老郝的保护，让马莉没遇到太多阻碍。

一个村子的生态，老郝的冤屈和家人矛盾，作为群体的荒唐离奇人生，艰涩绝望，个体的短视懦弱，也保持质朴良善，无法纾解的苦难与死结，被马莉压缩到了240分钟里。

《京生》的开头，马莉放了几行里尔克的诗，“谁，倘若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

《京生》剧照，图片来自豆瓣

不找钱

马莉老家在浙江诸暨，高中毕业，考上了一所大专，学计算机，“混了几年”。谈到那段经历只是笑笑，不愿多说。

如果不离开浙江，可能就过着普通的生活，不会有作品留下来。诸暨的环境倒是很好，天蓝水清，空气干净。北京雾霾重的时候，也觉得待不下去。但是老家是回不去的，丛峰的父母都在北京，走不了。

到北京是2000年前后，25岁，“什么都不懂”，硬闯，短暂地在北京卫视待过，后来再也没有在“单位”入职，都是接活儿，吉林卫视，凤凰卫视，给电视台做人物栏目的编导，以此养活自己。

做了几十个人物专题片，包括行当内声誉不错的《先生》，都是民国人物，南开校长张伯苓那期是她做的，还有别的不少，年岁久，已经记不清。这些不算作品，但是练就了手艺，开启了对人的观察。《无镜》做完，还有豆瓣评论说看得出电视台的痕迹。到了《京生》，就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作品，风格明显。

《京生》得了2012年宋庄北京独立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颁奖是个夜里，在著名画家方力钧的院子，马莉在外地，没赶上领奖，也没想过会得这个奖。还有首尔数字电影节绿变色龙奖，入围鹿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等。

马莉极瘦，穿着宽大的袍子，居家模样。采访中，马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很快被填满。睡醒的儿子丛翰跑过来，她立刻掐灭手中的烟。

搬到宋庄有三四年，院子门口有一株杏花。院子里的邻居，也是做纪录片的朋友，搞了“一元电影院”。搬到宋庄之前，马莉住城里，也不怎么认识“圈里人”。就算是宋庄，也没有呼朋唤友的习惯，院子里还有一方清净。

她自己的三部曲题材，也不算独一无二。赵亮的《上访》，拍的也是上访村，王兵的《疯爱》，拍的也是精神病院，创作时间也差不多，马莉剪出来总是最晚的。免不了被人拿来比。马莉坦陈自己都没看过，不希望被同类题材影响。

《京生》剪出来之后给赵亮看，赵亮写了一篇东西给马莉，私下交流，时间太久，内容也忘了。还有一部张赞波的纪录片，《有一种静叫做庄严》，关于老家当公务员的同学来京截访。有人想攒一场放映，放马莉的《京生》，赵亮的《上访》，还有张赞波的这部。三个人都同意了，结果没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场地，难。

近年，大环境愈显严峻。独立影展被打压，已经算不清是从哪年开始的。2012年，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展开幕式被拉闸断电。2013年，云之南影展从昆明搬到大理，还是没能正常放映。平台越来越少，空间越来越小，已是不争的事实。

影展做不成，没有了前些年彻夜喝酒畅谈的氛围。新导演出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少，创作者之间的身份辨认、讨论、碰撞、刺激，对新导演是很有影响的。成熟导演已经过了这一关，内心有自己的轨道，步伐坚定。

她还是对独立导演们充满信心，每个人的风格特征都很明显，丛峰、和渊、毛晨雨、沙青，等等，脱开了早年关注的边缘群体议题，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沿着这条路继续走。

拿丛峰举例，“《未完成的生活史》这一阶段结束之后，他后面的《地层》系列，和现在做的，风格的变化已经脱开了单一的对现实题材的记录方向”。但这个问题复杂，“你得根据他们的作品，一点一点来描述他们这个作品和那个作品之间微妙的变化，但是只要统一地去看他们前进的路的话，就会觉得特别明显，每个人都是迥异的”。

马莉不愿意谈这么大的话题，“适合丛峰来谈”。

《囚》剧照，图片来自豆瓣

痛恨，诱惑

2012年，独立电影导演们编了一本独立杂志，《电影作者》，马莉是编委之一，唯一的女导演。轮到她做责编的时候，找主题，索性做了本《女作者》。向男导演们提了三个问题，你觉得电影有性别吗，是什么样的，为什么。

外人看来，多数男作者们的回答简直是可笑，性别刻板印象太严重，翻来覆去，脱不开对“母性“、“女性力量”的惊叹。

马莉不计较这些，也不想评价，可能和看《囚》会笑的观众类似，只是每个人的不同立场。

她确定自己会继续拍，但不会像一些成熟导演那样，一两部作品打出名气之后，去找项目，找钱。她习惯了自己接活儿挣钱。创作基金的钱不好拿，“哪个基金能给你钱五年十年出一个作品”，不如自己省一点，本来也花不了多少钱。

接受采访时她曾说过，“拍摄纪录片是我全部的生活，可我如此痛恨它”

因为拍纪录片实在太奢侈了，一拍那么多年，作品最长也不过5小时，呈现出来的，只是故事的冰山一角。以及，“我觉得我越来越不能接受他人的生活被我呈现在银幕之上，随之而来的心理负担让我焦灼不安。”与此同时，又无法抗拒新的题材的拍摄诱惑。

另一位导演杨荔钠很早就说过，拍纪录片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小偷，偷走了别人的东西，“装扮了自己”。马莉表示有同感，但只要拍摄人的题材，“恐怕永远无法摆脱”。 “它”无法处理，“也许剧情片是解决之道”。

这看起来是个棘手的伦理困境。介入，直接行动，推动改变，并不是纪录片应该承担的功能。如果要介入，那应该是放下摄像机之后的事。

“三部曲之后，不会再拍新的纪录片了吗？”我问。

“还是会忍不住拍纪录片的，”马莉回答，“它对我的诱惑太强了。”

 作者手记：

第一次见马莉是2011年，我还在天津读研，在一个名叫“天津影迷幼儿园”的松散团体做志愿者，组织独立影像放映。先放了她的第一部《无镜》，次年春天放了《京生》，四个小时，酒吧的硬木椅子硌得人难受。交流时，她说有时候睡在床底下，有时候去河边哭一会儿，这两个细节我记到现在。

那会儿研三，临毕业总有些兵荒马乱，要做一个重要决定，选择自由职业，回老家拍纪录片，没有主流道路的安全感。和马莉聊起来，作为女生，缺少支持的路怎么走，不记得她的回答是什么，只记得感受到了温暖和鼓励。

《京生》是上访村的故事，也是群像，女性比较多，所以她一直被问“女导演”、“母性”这些先入为主的问题，她自己不喜欢被问这些。           

所以这次在拍摄精神病院之前，有男病区和女病区两个选择，思考之后，她选了男病区。这是个好选择，也符合她的风格。我觉得如果是拍女病区，可能是不那么“新鲜”的故事，无非是延续女性“歇斯底里病”、“被凝视”的体系，或者是只能在这个体系里搏斗。而镜头前的男病人，则是“男性气概”的失败者。让父权制压迫体系呈现得更“全面”，成为研究男性气概的切片。

280分钟的《囚》，疯癫和喜剧并存，也许会发出笑声，但总会有罪恶感。当有一个人是不自由的，那么所有人都是不自由的。尽管这种不自由，不仅仅是困于病房，困于家庭，困于现代医学，困于人。）